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报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70至90年代，即清末“洋务”时代，来华的西方报刊和出版业对中国固有的板刻方式的书坊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而所引发的反应之一，是导致中国文学开始进入自己的报刊媒体和出版企业化时代。那时，从西方引入的机器印刷以及发明不久的照相制版技术至少在上海和香港已经运用。上海成为近代文学的主要发源地便与这种转变相关。鲁迅说：“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申报》由英国商人美查在1872年创刊于上海，是一份中文商业性报纸，但申报馆却是集报纸、文学期刊、画报（如《点石斋画报》）、出版印刷（如点石斋石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发行（如申昌书局）一体化的出版企业，也就是在清末率先出现且成功的出版企业之一。它与西方传教士所办诸如美华、墨海书馆、《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等教会书馆和报刊不同，也与傅兰雅个人所办旨在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技的科学期刊《格致汇编》不同，而是面向中国市民社会以赢利为目标的外资民营商业性文化企业。它的创办与生存因而势必依赖对中国出版资源的开发，申报馆所聘用的主编、编辑因而都是中国文士。这也是它在与《上海新报》的竞争中获胜的基本原因（最后以《上海新报》的停刊而结束）。这一点迄今仍值得注意。
出版资源中最基本的资源是活的人文资源。这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读者市场的一般公众的实际文化状况及其潜在而有待开发的期待，一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专业知识和创造力的编辑、作家及其创作。而那时的上海，除了由于商业近代化对信息的需要以及相应的市政建设诸条件外，也提供了相应的人文基础。1863年李章为设立上海广方言馆而给清廷的报告中即说：“互市二十年来，……上海通事（按即翻译员）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这些“通事”主要源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商伙子弟”和西人在上海所办“义学”招收的贫寒子弟（《广方言馆全案》）。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的夏瑞芳就属这类“义学”出身。中西交往需要翻译人才，这种需要便在中国市民社会中自发地催生出这种新兴的属于知识分子的职业。七、八十年代《申报》上常有外语夜校之类的招生广告，便显示出那时上海的“外语热”。清末书画名家高邕在《海上墨林·序》中说：“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高隐者不可知，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从而在上海“江浙名流一时益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南京移家上海供职于招商局做书办（即文职人员）的晚清诗人黄文瀚写道：“避兵忆我春江走，曩日春江犹厚朴。一自红羊浩劫过，春江变作繁华薮。”上海特有的西方文明感染力及其新兴的各种就业机会，吸引了苏、浙、皖大量的文士纷纷迁入，构成了鲁迅所谓“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此时，这一代“才子”实际上已脱离了中国传统“士”人的人生轨道，转变为商业化城市中以文谋生的市民职业文人，也即近代市民职业的知识分子的先驱。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秀才下海”而受雇于各种中外行业，诸如王韬和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龚自珍的儿子龚橙供职于英国领事馆，著名诗人袁枚的孙子退休县令袁翔甫（别号仓山旧主）既做“海上寓公”又是多家报纸的自由撰稿人，且以颇类于文艺沙龙的“杨柳楼台”主人知名于当时。又如吴让之、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等供职于申报馆；戴谱笙主笔上海《沪报》，蔡尔康先后任《万国公报》翻译、主笔《新闻报》《沪报》，又转入申报馆任副主笔；孙玉声一度主笔《新闻报》，后相继入《申报》《舆论时事报》；周病鸳、高太痴到上海谋生，先向何桂笙学习新闻学，后周病鸳任《同文沪报》“消闲录”主任，高太痴则先后主笔《新闻报》和《沪报》，等等。后来成为上海著名绅士的李平书自述：“蔡紫黻谱兄主《字林沪报》馆笔政，邀余襄理，日著时事论一篇。……越南事起，《字林西报》消息灵通，《沪报》译登之路透电信，较他报先一日宣布，因之销行猛进。同事苏君稼秋、王君西躔、翻译黄君子元俱相得。”（《李平书七十自叙》）蔡紫黻即蔡尔康。李平书的这一经历表明当时的新闻业竞争已颇激烈。而大量的文士则犹如黄文翰供职于各种中外企业，如1883年18岁即到上海谋生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吴趼人“佣书”于制造局。直到1896年李伯元从常州移家上海谋生，受聘于外资《指南报》任主笔，次年自办《游戏报》，始出现国人自办的文艺性报纸。而此时报纸已在工商和知识界被意识到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游戏报》是当时上海发行量最高的日报，甚至出现过当日报纸次日再印的情况。李伯元自述经验道：“昔吾闻西人美查君之创《申报》也，其时中国阅报之风未启，美查君艰难辛苦百折不回。迄今报馆纷开，人知购阅，皆君之所贻也。”（《记本报开创以来情形》）他的体会道出了《申报》的开拓性及其广泛的文化辐射力，以及中国市民社会对它的接受和效仿。李伯元本人就是在这一影响下走上了职业报人和“报人作家”道路的。马克思将西欧工业化初期大量的人口流动称为“流浪时期”，如果从比较文化史的观点看，则中国开始于“洋务”时代的大量人口流动也颇类于“流浪时期”，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特别是流向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城市，转化为工人、工厂主或商人，其中的“士”则转化为市民职业文人。上海自“开埠”以后，短短三四十年间，因此由“南吴尽境”的“滨海小县”（王韬《瀛壖杂志》），变成一座在中国最具西方文明感染力的近代化都市，一座“移民”城市，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报刊和出版业最发达也最集中的城市。
美查也很注意网罗人才。他与王韬的交往可以显示这一点。王韬(1828-1897)18岁中秀才，翌年秋乡试落第，从此无意于科举而“一唯实事求是”。21岁时他由家乡苏州甫里镇赴上海谋生，受英人麦都思之聘，入墨海书馆任编缉并译书，连续工作了13年。1862年他因“上太平军书”案发避祸移居香港，入香港英华书院，助英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冬他随理雅各赴英，继续协助其译书，并得以了解英国社会。1871年王韬返香港，正值英华书院停办，便与梁仁甫、黄胜等人筹资承购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开办中华印务总局，又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首开中国人办报和以报刊论政的风气，并鼓吹中国欲与“泰西”并驾齐驱，只有“变法”，成为中国改良主义者的先驱。此后他一度游日本，1884年初夏返沪定居。在沪期间，他创办弢园书局，又于1886年被骋为上海格致书院掌院（即校长，格致是对英文科学一词的初期译名）。他的一生体现了在科举时代和维新运动之前凭自力开辟新的人生道路，由传统的秀才“下海”转化为市民职业知识分子的典型过程。他曾自称“天南遁叟、淞北逸民、欧西经师、日东诗祖”，其人广涉中西，知识渊博，思想敏锐，见解明达，文笔通脱，是“洋务”时代市民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报人作家”的代表，在知识界享有很高的声誉。1884年即光绪十年三月，王韬刚迁居上海，美查即前往拜访。王韬在其《淞隐漫录》自序中说：“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辄复伸纸命笔。……尊闻阁主人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尊闻阁主人”是美查的别号。此时美查正在筹办《点石斋画报》，并于当年农历四月出版。王韬的这部小说名著《淞隐漫录》即从《点石斋画报》创刊起配以插图连载，历时三年。后又申报馆出版单行本，多次翻印。这种先连载再出单行本的方式，后来成了报刊媒体时代常用而又稳妥的出版方式。《申报》虽是商业报纸，但在创办伊始所公布的《申报纸条例》中就拟定了一个对中国文士富于吸引力的措施：“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记事之类，概不取值。”“如有名言谠论，实有系乎国计民生、地利水源之类者，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附登新报，概不取酬。”即中国文士可以免费在《申报》上发表诗文论说。中国的“才子”之所以为“才子”，那基本标准就是要会吟诗作文发“清议”。且不说“佳人赋诗选佳婿”、“才子赋诗获芳心”之类充斥于明清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单是流行于中国古代的“即席赋诗”、“题壁”、“书赠”“醵资刊刻”之类方式，便颇能显示中国文士的发表欲不弱。现在《申报》既给“海上名士”、“洋场才子”们免费提供发挥“才情”乃至“见识”，又能“一纸风传，海内闻名”的园地，便不仅成为它吸引中国文士的得力措施，也是扩大销量，吸引广告，甚至终于击败《上海新报》很重要的一招。就文学本身而言，《申报》所刊许多雅俗共赏的竹枝词，生动地表现了当时“洋场”的众生相和上海的变化，若加以梳理，不失其上海近代化诗史的价值。同时出现的各种议论也很能表现彼时才出现的言论自由的气象。这些议论甚至讨论到中西政治风俗的异同，如《论中西风俗之异》即以中西比较的视野，论到中国专制而有“君臣之分”，“上下之情难以相通”，但西方因实行“君民共主”或“民主”制度，所以“上下之情易达”，其结果便导致了西方的富强和中国的贫弱落后（《申报》1875年1月4日）。此外诸如反对缠足，反对溺女婴，反“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类古训，而提倡妇女社交公开，创办“女学”（《论女学》载《申报》1876年4月11日，《再论女学》载1876年8月30日），这类显示妇女解放意识的论述，若在中国旧传统里，说得好听可称“惊世骇俗”，说得不好听就是“驴头畜鸣”。它在“洋务”时代的《申报》上公开刊出，既表明了上海市民社会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接受而发生的价值观念变化，也表明这是市民社会自发的近代化要求。
据《申报》广告和光绪三年(1877)刊《申报馆书目》，可知《申报》因收到的诗文投稿很多而另创《瀛寰琐记》月刊，并于当年(1872)九月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纯文学期刊（28卷后改名《四溟琐记》，又12卷后又改名《寰宇琐记》）。报刊及申报馆的其他出版机构，事实上为自己联络成一个可称为“申报馆作家群”的作家群体。《寰宇琐记》刊出由蔡尔康选编的《尊闻阁同人诗选》即可现其一角。这一作家群中既有馆内作家，如蒋之让、何桂笙、钱昕伯、黄式权、蔡尔康等，也有馆外作家，如苏州诗人秦云（别号西脊山人）、上海诗人葛其龙（号龙湫旧隐）等；有小说《夜雨秋灯录》的作者安徽人宣鼎（号瘦梅）、小说《新闻新里新》及《青楼梦》的作者苏州人俞达（号吟香）、小说《浇愁集》及《海上尘天影》的作者无锡人邹弢，小说《醒世新编》（翻印本改题《花柳深情传》）的作者浙江人詹熙（字肖鲁）等等，达数十人之多。申报馆出版有仿聚珍板（即铅活字本）丛书及续集，搜罗了不少翻印或创作的小说，以至缕馨仙史（即蔡尔康）于光绪三年(1877)为《香饮楼宾谈》所作的序中说：“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栋，了不为异。”可见当时小说创作之盛。中国自宋元以后，尤其是明中叶以来，市民社会所喜爱的文学娱乐主要是小说戏曲，申报馆既顺应这一国情，也为之推波助澜，其影响所及竟至于康有为的选择。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记：“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以至于使他想到：“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今日急务，其小说乎！”这里所谓“点石者”，即点石斋的人。《日本书目志》刊行于1897年，但康有为在上海的书市调查则当在1882年他参加顺天乡试后南返“道经上海”之时（《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其调查结论日后便成为他提倡以小说启蒙，乃至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的经验依据之一。连载翻译小说这一新现象也随之出现，《申报》1872年即已连载《谈瀛小录》（即节译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和《一睡七十年》（即欧文《端普·凡·温克尔》）。《瀛寰琐记》则刊有翻译反映日本维新初期新气象的小说《江户繁昌记》、蠡勺居士（蒋子让）所译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中国的旧传统里一向视小说为“小道”，入不了“文苑”算不得文学，但蠡勺居士在《昕夕闲谈·小序》里却一反旧说，论定“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规，嘻笑怒骂，无非至文。……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小说不当再视为“小道”，小说家则当进入“名士”之列，蠡勺居士特别指出《昕夕闲谈》出于“西国名士”之手（《瀛寰琐记》第三卷，按美国汉学家韩南先生最近考出《昕夕闲谈》的原作者即为英国政治家和政治小说家利顿，见《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谈第一部汉译小说》，此人在清末一般译作李顿，确是英国“名士”）。中国传统鄙视小说的“小道”观在这里受到了冲击，小说家的人文地位也因受到西方文明理念的支持而提高，则是中国文学观念近代转变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它也与中国市民职业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和报刊媒体时代的到来具有人文的一致性。
由于这一前提，也属申报馆作家群的韩邦庆于1892年创办个人独立经营的小说杂志《海上奇书》，连载自著小说《海上花列传》，便不是一件突发奇想而偶然的事。尽管《海上奇书》维持未久，然而其内涵的报刊时代和文学发展的趋势却活力盎然。1895年6月傅兰雅在《万国公报》和《申报》发布《求著时新小说启》，以有奖征文的形式号召创作“时新小说”。他认为“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应借小说的感化之力来革除“中华积弊”，明确将“时新小说”的创作与改良陋俗结合起来，“劝化人心，知所改革”，开启了以小说启蒙的思路。同时他又提出：“果有佳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其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这实是在通过征文寻找并造就职业小说家。这次征文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收到应征投稿162卷。詹熙为响应这次征文而作的《醒世新编》即在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描写中贯注着“改革天下男女的心肠”这一主题。邹弢随《趣报》赠送的《断肠碑》（单行本题《海上尘天影》）则进而在广阔的现实和文化视野里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既扼杀人才，又是滋生腐败的温床，礼教则有“设立礼节之防”，“欲强至爱为不爱”，扭曲人性。他因此以“泰西文明”为参照对中国政治和文化展开批判性反省。这正是中国近代文学最基本的精神特点。如所周知，官场批判即为晚清“小说界革命”后小说创作具有时代特征的母题；而“强不爱以为爱”和“强至爱为不爱”，又是“五四”新文学反抗传统的一大母题和个性解放的主要内容。
报刊及文学报刊对中国文学的近代化曾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它造就了中国近代市民职业作家的最初的和无穷的发展的形式，即报人作家。正是他们首先用文学的形式表达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自觉与心声，也推动了中国人文和社会的近代变革。这一历史的事实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它内涵的精神却已经成了中国的新传统，常出人意料地潜藏在各种新的事实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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