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我国外贸、外资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外资论文,外贸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外贸政策调整
1.实施“进出结合、以进带出”的经营战略。这一战略可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在宏观层次上，要进一步放宽进口限制，为提高出口竞争力所必需的技术和设备进口创造条件。这包括：（1 ）减少进口配额及进口许可证的管理范围；（2）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水平（建议1999 年将关税总水平由现在的17%降到15%）。其次，在微观层次上，要切实采取措施，鼓励进出口企业更多地采用易货贸易、回购贸易、补偿贸易及加工贸易等进出结合的贸易方式，以便在扩大进口的同时，实现出口的适度增长。
2.实施“固亚、保美、拓欧”的市场战略。即巩固亚洲市场，保持美国市场，开拓欧洲市场。重中之重是对欧洲市场的大力开拓。现在欧盟只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3.2%左右，开拓的空间还很大。目前对欧贸易的难点在于欧盟的贸易保护，一是配额（涉及中国七大类商品），二是反倾销（现已造成我国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三是部分普惠制待遇的取消（涉及中国商品共数百个标码）。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可以采取三方面的对策：一是政府出面（通过外交等途径）与欧盟签署有关的贸易协定，减少欧盟对我国的贸易歧视；二是在企业内部实行更为严格的价格自律机制，不要授人以柄；三是尽快充分利用尚未取消的普惠制待遇，扩大对欧出口。此外，对欧元的研究、宣传和使用工作也要抓紧进行，以免在欧元启动后陷入被动。
3.加快产权改革，提高企业积极性。从去年看，为提高企业出口积极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今年的形势看，人民币汇率仍将基本保持稳定，除出口退税率还可能略有提高外，其他鼓励措施的实施空间已经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将成为今年或今后几年提高企业出口积极性的一个重要选择。产权改革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最终目的是将企业经营者和参与者的责任与其所拥有的产权联系起来，充分调动其经营积极性。这对我国今后较长时期内的外贸增长将是极为有利的。
4.加快结构优化，减少出口阻力。从今年世界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中可以看出，初级产品和轻纺等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将继续下降，而机电等制成品贸易将基本稳定或略有增长。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出口阻力，今年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应作进一步调整：首先，我国最具竞争优势的纺织品、服装、鞋类、玩具等出口商品要切实采取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加强售后服务等相关措施，巩固原有出口市场并争取开拓新市场；其次，尽快组织、落实国内机电产品的生产，保证机电产品出口货源充足，并在相关优惠政策的带动下，大力提高机电产品出口份额，力争在整体出口不景气的情况下，实现外贸出口的适度增长；最后，根据对世界市场行情的研究与预测，及早考虑机电产品后的替代产品问题，以防患于未然。
5.规范经营秩序，确保有序竞争。首先，规范企业的经营权限：大宗商品如石油、粮食等出口经营权要适当集中；地方性特色出口商品（如北京的景泰蓝）应由当地经营，其他地方不得经营；最新研制开发的新型出口商品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由专门的企业组织出口，待其生产技术完全标准化之后可放开经营。其次，由政府、行业协会或其他相关机构对经营秩序进行定期检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一定要严惩不贷。这样做才能使经营秩序得到切实维护，并确保诚实守法的出口企业能够真正从出口中获益，以提高他们的出口积极性。
二、关于外资政策调整
1.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契机，加大对“购并投资”的引资力度。近年来，以购并方式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已达到60%左右。今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抓大放小”的总原则指导下，国有企业产权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利用这一时机吸引国际购并投资，不仅可以盘活国有企业部分存量资产，实现资产的优化重组，而且可以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促使企业转移经营机制和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为购并投资的进入创造两大现实条件：一是抓紧制定外国公司购并我国国有企业的相关法律，尤其对购并之后的产权归属应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缺乏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是许多跨国公司一直有心投资于中国，但迟迟不敢做最后决断的主要原因；二是规范资产评估行为，提高我国资产评估机构的权威性，如条件允许，可适当聘请跨国公司普遍认同的香港特区的部分评估机构参与评估。
2.以欧元启动为契机，加大对欧洲资本的引资力度。要结合欧洲资本投资规模大（欧盟在我国的直接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为371万美元， 大大高于日本的176万美元和美国的158万美元）、技术含量高（同美日相比技术限制较少）这两大特点，一方面要在国内优选一批规模及技术要求都比较高的项目向欧盟的跨国公司推荐；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中介机构的服务功能，更多地组织中欧企业家之间的投资交流，为吸引欧洲资本的直接投资创造机会。
3.以东亚经济出现恢复性增长为契机，增加对东亚国家的投资。首先，恢复性增长即意味着国内消费的回升，这为我国顺利实现从“产地销”到“销地产”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其次，受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机器、设备、厂房和原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在去年已降到最低限度，这为我国企业在今年以购并方式进行投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最后，东亚国家与我国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也较为接近，对我国的投资比较容易接受。东亚经济恢复之后，其他国家必然会大量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因而我们的投资行为宜快不宜慢。
4.适当放宽计算机、电子、集成电路、光纤电缆、精细化工、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引资限制，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原有的部门垄断，促进技术水平和服务水平的更快提高；二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带动传统制造业的发展。
5.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潜在优势，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引资力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利用外资中85%以上投向了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利用外资尚不足15%。资料显示，从地区分布看，外资经济在经济特区中已占到50%，在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山东等省也占到1／3左右；从产业分布看，东部地区一般加工工业和轻纺等劳动密集型项目占绝大多数。这说明，我国东部地区的部分省市和部分产业，利用外资上已出现相对饱和。在这种情况下，加快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步伐，便成为防止外资减少的首要选择。加快中西部利用外资，首先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这样便可消除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最大障碍；其次采取放宽内销、允许外资控股、鼓励投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等相关优惠政策，以确保投资中西部地区的外资能够获得比投资东部地区的外资更高的利润水平。如果这两方面措施得以落实，中西部地区的利用外资是大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