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文学”的发生研究刍议——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文学批评论文,刍议论文,中国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近读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所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印象确如译者所言：“对于我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工作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甚至可以说不少东西填补了有关方面的空白。”（注：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译后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依我看来，尤其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并以名书，就为国内所无。高著显示了一般汉学家的优长，能从世界近、现代文学思想流变的大背景下，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的一言一行，使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受外来影响的一重要素更为彰明。这种从比较批评学进行跨国度、跨文化的研究，对于拓展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有很大促进作用。但高著既以发生研究为特征，也引起我的进一步思索：就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而言，发生研究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高著的发生研究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的独特性和完整性？对这两个设问加以清理，我则发现高著的发生研究并不完备。发生研究应对某一特定事物的创始过程进行研究；而在选择某一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时，必须确定它的内核，才能对此内核溯源探本；进而追述这一内核的发展与泛化，从而勾勒出一幅以原有内核为中心的全景式史实；在研究中还必须贯串有机全面的观点，即从中西古今多角度看问题，才能把握发生对象的完整性质。由此反观高著，则有值得商榷之处，而且值得商榷之处正是高著的命脉所在。
其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这一概念当然可用，它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概念相比，更突出了此种批评范式的新颖性。但应注意：“现代”一词，不能仅从时间上加以界定，它主要指称一种新的精神特性，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乃至近代文学批评相区别。高著此点不明。用“1917—1930”对论题加以限制，讨论这一期间发生的一切文学批评活动，只有讨论对象的纯时空界定，没有说明“现代”的性质何指，使“现代”指称模糊，遂使发生研究囊括了一个时段中的所有内容，却未能抓住现代的本质，探讨它的发生学特点。
其二，全书论述落实在左联成立以前，给人这种暗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至左联成立方成型。若此理解符合高著原意，其发生研究探讨的即是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生过程。这种总结，难以令人信服。早在左联成立之前，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就已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系列批评实践，确立了自己不同于古代乃至近代文学批评的特色。而在左联活动的同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恰恰形成一个多元并存、竞争发展的良好态势，京派批评、新月派批评、自由派批评等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空间。因此，以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生充填“现代”，太窄，且也不能用作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本质性标志。高著认为：“自从左联成立开始，中国的文学便加入了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的世界大家庭中……”（注：陈圣生等译《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译后记》，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11月。 267页。）若以此界定“现代”，该书应更名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发生史”或“中国左翼文学批评发生史”，才显得书名与实际论述的内容相一致。一个派别的批评活动，无论如何难以构成“现代”的完整、丰富的内涵。即使这个派别取得过话语霸权的位置，只要它不具有标志性，它就不能成为现代的别称。
其三，发生研究固然应重外部的激发机制对事物新变的促进作用，但显然不能离开事物内部的自身演变对于这种新变的内在诉求。高著揭示了近、现代西方文学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诱发引导，此一方面可谓精深细致，却基本上缺乏对中国批评传统自身的发展流向必然形成五四时期新的文学批评理念迅速崛起的审视，就连给以注意也说不上。因此，这在发生研究上，已是一手硬，一手软，不能双手同时用力，结果只能抓住一点，使发生研究蜕变成一处比较研究的方法。当然，如此要求一个汉学家似苛刻，但既名为发生史而非交流史或发展史，要求同时进行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的全面研究，终不为过。至于把这二者精妙地融合起来，那是更高的要求，不仅高著难以做到，即使国内学界目前亦无人能够胜任。
故，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首先应确定何者发生；其次应表述何者如何发生；再次，发生的何者将以什么方式流变。对何者不清，对何者如何发生的论述不全面，并且对何者的如何流变不作交待，这样的发生研究必将减弱自身的理论意义，缩小理论追求目标，从而名不副实。
二
那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以下用此概念代替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型的批评范式，把它与中国古代及近代文学批评相比较，这“何者”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人的文学”。从王国维、梁启超的批评开始，就已显示了走向现代的明显迹象，但是，王国维和梁启超的批评只构成中国近代批评的结束与现代批评的开始，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前史。因为王国维、梁启超虽然远比近代批评家更多地使用了西方的文学思想资源，特别是王国维引进叔本华、尼采的思想观念，已经超前地接触到了西方人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及发展趋势，但在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无宁说，他们仍是近代型的。如王国维倡“赤子说”，与李贽、邹元标所倡“赤子说”一脉相承，却未能突现其中所包涵的个性内涵，甚至还从李贽、邹元标的认识立场后退，把一个人学概念变成了一个美学概念。人学概念与美学概念并非不能通约，但从显在地鼓吹个性解放到潜在地肯定个人价值，仍然是人学上的弱化表现。即使承认“赤子说”的人学特征，此一观念只从自然人学的角度理解人的本质，把去智解蔽作为人的本质呈现的唯一前提，虽体现了反抗理学道统压抑人性的近代精神，却带有直观倾向，无以真正解释清楚人的社会本质终为何物这一根本问题。而到现代，受西方人学思想的影响与启发，批评才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制约，人成为人，关键在于建立个人本位主义的人学理想。故主张个人主义，成为构建中国现代人学的核心。这是从文化人学的角度看问题，人的本质至此才被描述清楚，人的本体存在才得以确立，与此相应的“人的文学”也才显示了它那现代的辉光。
“人的文学”系周作人首倡。他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明确宣称“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注：《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岳麓书社， 1989年6月。）或言这是“个人以人类之一的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文学”。（注：《新文学的要求》，《艺术与生活》。）联系周作人的其他论述，概言之，他的人的文学概念包含：主张个人本位，把个人价值视作人的首要价值；文学创作应当以真为主，由真及美，真美统一；并确定中国的新文学应以人的文学为发展理想。周作人的自觉性在于他同时反对“非人的文学”。《水浒传》中的乱杀描写，佛教故事中的“郭巨埋儿”，泰戈尔小说中的“无嫉妒的爱”等亦在他的批判之列。此外，随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深化，他强调了文学的审美特性的重要性。故，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立足于个人主义，宣扬的是具有现代精神的新的文学理想。我曾对此评价说：“周作人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建立了两个目标：人的目标和文学的目标，现代文学批评届此已经完全成熟，并开始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注：参拙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2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8月。）
人的文学虽为周作人首倡，却决非他的个人理想。这是时代推出的话题，只是周作人以其敏锐第一个喊出了这一口号。早在一九○八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既有“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人主义呼吁，也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新文学要求，这是人的文学的精神前导；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对“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祈盼，虽界定不甚清楚，结合陈独秀力倡个人的自由与独立来看，与人的文学一致，并且，周作人提出这一观点的文章就经陈独秀而发表。同代人的评论，更证明这是一个时代话题。傅斯年认为“白话文的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以人道主义为本”。（注：《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胡适称《人的文学》是“一篇平实伟大的宣言”，“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就叫做‘人的文学’”。（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人的文学由时代推出，又激动了那个时代，不是仅仅因为它动听，而是因为它代表了几代人对于一种新的文学理想的批评诉求，最终获得了实现。同时，它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诉求对象，或显或隐，或被宣扬或被反对，总之是成为一种批评的母题，孵化与制约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与成长。说它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成年礼”，决非虚构的神话。
此一情况约略表现为三：
第一，人的文学由周作人倡导，沿着周作人的调整，向趣味主义的性灵文学方向发展。虽然这派为嫡传，因为遭受了巨大的外在压力，且因时代现实发生重大变化，即由通常所言的文化启蒙转向政治救亡，使人的文学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文化氛围。人的文学的这种变迁，体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由积极入世转向消极出世的文化审美心态，人的文学的原型精神未必整体失落了，但褪色走调，却在所难免。在一个异己的文化疆域中行走，行走者因孤独而求自我完善常常是必然的心理反应与行为模式。人的文学由此而演变成性灵文学、趣味文学或所谓言志文学，都有这样一份时代与个人的尴尬在内。但人的文学因此而不能再现昔日的辉光，却成为必然了。
第二，人的文学得到积极响应，并被汇入新的批评理念之中。创造社的自我表现的批评理论，与人的文学一致，它对个性的张扬与对审美的强调，是人的文学的又一次呈示。尽管日后创造社成为反对个人主义文学的急先锋，它曾是人的文学的继承者，推动了人的文学的发展，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即从人的文学的母体上生长而出。茅盾早年多次使用过人的文学的口号，他的人生文学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即使主张人生文学最终导致了他与人的文学分道扬镳，并汇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茅盾不时返顾人的文学亦为人们忽略却又真实存在，这使他在极左文艺思潮泛滥之际，仍然能够强调人的多样性，特别是强调人物性格的复杂与丰富，以及艺术的特殊性。由人的文学所构成的批评背景，使茅盾成为一个多少具有一些宽容精神并极有艺术敏感性的批评家。而京派批评虽以纯美论文学，可骨子里却强烈体现了人的文学的价值取向。因为他们尊重创作个性，虽视文学是对人生的超越，却非否定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实际上深含积极入世的精神，是京派批评共有的文化态度。如果说，人的文学的产生与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密不可分，那么，我以为对这场文化运动与文学运动的启蒙本质可作如此区别：现代新文化运动倡导民主与科学，进行的是理性启蒙，人的文学倡导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进行的则是审美启蒙。京派批评在利用审美活动进行启蒙方面，当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次完整把握与集体冲刺。故其虽不常提人的文学口号，却毫不影响它对人的文学的深化，从审美的角度彻底贯彻了个人主义的现代启蒙精神。
复杂的当为第三种情况，即人的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关系。从后者对前者的批判而言，这是对人的文学的一次全面否定。但无产阶级文学批评与人的文学之间不是断裂关系而是逆变关系。断裂则二者不相连续，桥归桥，路归路。逆变则显示后者对前者的极度不满，从而改正前者，桥路既相连续，必有二者内在沟通之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对于人的文学的非难，集中于反对人的文学的抽象性，认为它对人的解释与文学的解释均脱离现实语境，不能突出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及其对文学的特别要求。所以，否定人的文学而代之以无产阶级文学，在这派批评看来，是把人与文学具体化、人民化。这一逆变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彻底否定人的文学的合理性，致使极左文艺思潮流行、泛滥，趋于极端发展，把无产阶级文学作为人的存在与文学存在的基本品性全盘否定了，使得文学创作迷失人的本性，迷失文学本性，使人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蒙受巨大损失。此点至四人帮“三突出”创作模式而登峰造极。在此，所谓的具体化与人民化执行的不是含容人性与个性的创作路线，相反，将人性与个性全面放逐，亦将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民实体抽空而仅存概念的躯壳，最后蜕变成货真价实的反人民的创作主张。另一种亦否定人的文学，但较为平和，间或激烈，又不能忘却个人价值及文学独特性，遂使这种逆变含有对人的文学的几分留恋，甚至明里反对，而从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正是人的文学的那类情调，故亦能够开拓出一片文学新土。一篇《百合花》，当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却又如此清丽婉媚，不正证明了亦“无”亦“人”正是无产阶级文学与人的文学的通约处，在无产阶级文学之中当能实现人的文学目标，起码可以说，它们之间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这与马克思的理想不冲突，因为人的目标就是马克思追求的最高亦为最后的目标。人的文学何以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学所追求的最高亦即最后的目标？无产阶级文学是走向人的文学的过程而非终结。这样说，决非轻视无产阶级文学，恰恰相反，是在提高无产阶级文学的地位与品格。当无产阶级文学只能以其阶级的面貌特征出现时，这是时代局限造成的，决不是它必须永远如此的充分理由和逻辑前提。虽然平和的逆变论者同样达不到这样一种认识深度，但他们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兼容人的文学，又是可能的。故，在我看来，前述茅盾就是这样的一位反对者；在其后，胡风等七月批评，建国后“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文学是人学”等批评，也包括周扬六十年代初期试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来取代“为工农兵服务”等努力，都不同程度上执行了一条融和人的文学精神的独特的批评路线，与人的文学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还可能变得十分密切。
所以，人的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时空中是以自身的被萎缩、被发展、被逆变等方式延续自己的主题的，虽曲曲折折，终流向不变，构成了自身的发展史，即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明潮变成了潜流，但向着目标的力量依然是巨大的。至八十年代崛起人本主义的“主体论批评”，它与二十年代的人的文学遥相呼应，更证实人的文学原是一个世纪的批评之梦。这个梦想未能完全兑现，但它作为二十世纪批评的灵魂，始也引起一代人的激动，终也引起一代人的欢呼，表明它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从发生角度研究这段批评史，不对它另眼相看，不以它作为原质，就很难准确理解这段批评史的生成、发展、流变、性质、价值，以及科学判断它在未来批评中的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是与人的文学密切相关的。离开对于这个现代性的把握，发生研究难免落空，而其理论意义也就自然被削弱了。从这个角度看高著，即使以译者在后记中所提示的“评述其发生期（1917—1930）”为依据，承认高著只重时段研究的出发点有其合理性，也只能稍微增加高著论述的贴切性，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高著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性质不予重视的主要缺陷。对何者的发生学追问，是关注这段批评史不可缺少的学术眼光。因此，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加以定性，必将陷入现象的罗列之中；加以定性若太偏，亦会以偏概全，不能揭示这段批评史的精髓。高利克较多地受到了中国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观照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参照系未及中国八十年代文学思潮的人本立场，故其不能穿透他的研究对象，把人的文学视作一个世纪的批评主题。人的文学在高著中所占位置十分微小，这与作者的认识不足与成书于八十年代之前实有因果关联。其实，正是人的文学的发生，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区别于传统；也正是人的文学的发展，才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显示了它的创造性，从而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至于其他各派批评观点，均无以取代人的文学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志，它们是对人的文学的不同阐释模式。
三
人的文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得以发生，当然有其内外原因，即中西原因。因此人的文学的发生原因，也就必然要从中西两个方面加以界定才能说清。我的基本估价是：正是有了内在的来自传统的对于新的文学批评精神的感性诉求，才在西方文学思想的启发、指导下，将这种感性诉求理性化，实现了理性诉求的目的。感性诉求与理性诉求之间构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过去的研究显然重视理性诉求而忽略感性诉求。鲁迅一句我是看了百来篇外国作品而创作小说的经验之谈，似乎变成了一条颇具磁性的定律，诱导人们只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象。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才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样如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古典主义等等概念均来自西方，谈批评的发生也就只谈西方影响了。所以，当批评怀抱走向世界的态度时，轻视传统也就成为普遍倾向。中国传统批评的内在诉求以及此种诉求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延续并寻找与西方思想的对话、共鸣、交流、融合均不在思考之内。在此，我当然不反对中国批评走向世界，并在世界批评中显示自己的独立性，但不加限制，不讲条件，不作区别，不作选择地去谈融入世界批评，不会产生积极成果。从发生学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受历史背景、思想资源的制约，是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造成的，无以违抗，实出自然。由此，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研究中考察传统要素，是一个有机成分，且为先决步骤。没有内在的需求，任何外在的诱惑都不成为诱惑。在不理解内在需求的情况下，试图说明外在刺激所生反应的强弱，也不能达到明白晓畅的境地。我以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与传统关系密切，西方的影响是从理性切入的，帮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概念系统，使得新的批评文本得以创立；中国传统的影响是以感性作为推动力，潜在地支配批评的选择，仍然对批评精神的形成起着至着重要的作用。鉴于人的文学发生的西方影响已被诸多论者重视，此处略述人的文学与传统之间的联系。
较近的，与王国维、梁启超的先期思考分不开。王国维虽然还不能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但他主张作家表现自己的真性情、文学创作应当抒发人人心中的悲苦，与人的文学相一致。王国维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紧密联系，远比学界所认识到的要深入得多。梁启超更重文学的启蒙价值。他的“新民”和“新小说”的新字经，可以成为人的文学的参照系，因为人的文学就是在启蒙的坐标上建立的。人的文学对梁启超的文学启蒙的超越在两点：一，明确了人的本质为个人本位主义；二，扩大了启蒙的内涵，开辟了文学创作通向启蒙的审美通道，使得审美启蒙与理性启蒙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二元互补态势。在王国维、梁启超对人的文学的影响中，已包含了较为明显的西方思想要素，但应认识到传统思想要素在此同样起作用，他们是在西方思想与传统思想的双重制约下实施这一影响的。
较远的，与晚明以来性灵文学思潮有关。周作人、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标榜趣味文学，即公开承认他们对晚明性灵文学的追慕。晚明以来，独抒性灵的文学要求虽有曲折，但呈强势发展，构成近世文学思潮中最具活力的人文景观。袁宏道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注：《袁宏道集笺校》卷4。 ）李贽认为：“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注：《焚书·童心说》。）叶燮尝言：“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注：《原诗·外篇上》。）袁枚写到：“诗之传者，都自性灵，不关堆垛。”（注：《随园诗话》。）龚自珍倡导创作应当“心迹尽在是”，“不肯扯他人之言以为己言”。（注：《书汤秋海诗集后》。）刘熙载也有：“是真文章，贵不择言；自言己志，其籁也天。”（注：《昨非集·文章经济赞》。）这股性灵文学思潮，至1908年左右，接上鲁迅、周作人早期的个性文学主张，已具备发生更为深刻变化的理论前提和舆论准备。喊了三百年的性灵文学口号，一变而成日后的人的文学主张，后者的被提出，实有赖前者提供水到渠成的便利。若称谓人的文学是中国近世以来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的先声，早于晚明即轰轰然震响于那个颓世的文坛之上了；若说晚明的性灵文学思潮实是中国近世文艺复兴的开始，到二十世纪初期人的文学的提出，这场文艺复兴已完成理论的诉求而成熟。一树繁花的文化之树，当其艳若朝霞时，而其种籽的落土、发芽、生根、成长，是一个多么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啊！
较深的，与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不无关联。道作为儒的对立面，一直担负着消解儒家思想的文化使命。道家追求个体生命自由发展的文化品格，虽然不能被绝对化，却可以视作它的根本处。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激烈批判传统思想时，主要目标是“打倒孔家店”，也就不奇怪了。道家思想尽管没有被五四文化革新者喋喋不休地申述着，被他们写在五四的旗帜上，却因性质相近，剔除其消极避世的倾向，又可以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层心理动力。道家思想倾向与人的文学的亲和关系是：当人的文学始建之初主张者没有特别地反道；而当人的文学向前发展时，道家思想的介入却趋于明显。三十年代朱光潜代表京派批评建构纯美文学理想时，他对道家思想的吸纳，自觉而游刃有余。林语堂反对“方巾气”，也是一位现代的逍遥主义者。从整体言，人们把儒家视作社会本位论者，把道家视作个人本位论者，人的文学的个人本位的立场显然近于道家。其实，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批评看，由于重新确立个人本位的思想，“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家探讨的重要课题。”（注：《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的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8期。）同时，道家思想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亦证明它在二十世纪中国参与了重要的思想解放活动。故，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文学视作道家思想的派生物，因为那具古老的躯体生产不出这样一个鲜活的现代婴孩，可它是养水的一部分，有益这个婴孩的出世，也是事实。人的文学的发生，就是那般遥深。
问题有复杂的一面。人的文学的发生不能归功于儒家思想。但随着人的文学的发展，并通过不同方式表现自身时，它与儒家思想联系的灵活性增强了。明确地说，它能从道家思想吸收有益养分，同时也能从儒家思想吸收有益养分。儒道之间对立但不绝缘。七月批评派的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在保持作家的人格独立的情况下用文学介入现实生活，虽然不太重视文学的独特性，但因有了独立人格作前提，也从某一方面继承了人的文学精神。胡风受到的即为儒家思想的浸染。孟子尝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人格之美，贯串于七月批评的理念之中。胡风要求人与文相统一，视做人高于做文，与儒家重视人的修养与自我完善密不可分。胡风对儒家思想的吸纳，绝非什么倒退，相反，它产生了两种积极功用：其一，在那个需要战斗精神的年代里，这强化了战斗的生命力；其二，面对革命文学批评日益轻视个体人格和创作个性，这是在为人格和个性伸张正义。这表明，如果坚持个性要求，即使在反对人的文学的批评模式中，也能产生人的文学的精神要求，从而接近人的文学；更表明，当人的文学以其更为丰富的形态向前发展时，全面吸纳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营养，也是必然的伴生现象。人的文学还是下一世纪的批评主题，这种全面吸纳传统思想的过程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向纵深的刚刚开始。
需要声明的是，强调人的文学与中国传统的联系，并不含有任何轻视西学东渐在这一观念形成上的主导作用。若无西方近、现代个人主义文化潮流的激发，若无西方近、现代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示范效应，中国传统中的性灵文学思潮还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才能向一个更高的形态转变。因为从思想到制度全面板结，传统已经失去了孕育并分娩这个强壮婴孩的能力。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冲击，恰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文化移植和破腹产。从这个角度言，人的文学确是一种“舶来品”，但同时不能忘却它正是我们民族基于自身需要所作出的明智选择，是我们这一民族的精血与外来介入的完美结合。人的文学虽然崛起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它又经历了多少世纪的热烈诉求啊！我们没有理由让它被二十世纪形形色色的批评大潮所淹没，即使给它一些小名声，诸如把它视作一个派别，或一个时期的批评主题，都与它的地位不符。人的文学应当从风云诡谲的批评乱云中破空而出，普照文坛，才是它的历史本真。我们的批评史研究，难道不要为恢复人的文学的应有地位而努力吗？高著未及此点犹可原谅。他毕竟生活在人的文学已经成为历史与现实的欧洲大陆，相反，他在研究中触及相反的文学倾向时，更能激起他的研究兴趣。而国内学界若对此无动于衷，不去研究在西方思想的撞击下，中国传统的性灵文学由边缘状态位移于中心状态的详细过程，不重视人的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至高无上的作用，除了证明我们人的意识淡薄而缺乏生命激情以外，还能证明什么呢？人的文学的二十世纪主题，没有做完。中国批评界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还有待未来的努力与探索。
四
现在，可以转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衡估。这个问题，早在九十年代初就被提出。在近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中，又成为争辩焦点。人的文学的发生之所以与此相关，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中西文论对话的产物，并将继续成为这种对话的可行通道存在。因此，这一对话方式与结果，是否满足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建设的需要，也就成为衡量其成败得失的重要依据。依我看，由人的文学承担解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任务，是多种选择中最为恰当的一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母题即为人的追求与建构。从《狂人日记》惊世骇俗的世纪初呐喊，到《人啊人》大悲大愤的世纪末呼应，应当表现人，如何表现人，表现什么人，成为一代又一代作家的思考对象。其中杰作，无一例外地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倾向。虽然人的文学蒙受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全面批判，而它在批判狂潮下潜滋默长，仍是不争的事实。用人的文学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用人的文学的批评理论来助成这一方向的实现，以致用人的文学来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体系，都是合乎实情的。如果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活的核心的话，人的文学同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考的主要对象与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内在尺度。在此，我认为，一本又一本地出版的“文学概论”或“文学原理”的教科书，不能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创建活动之中去。这些教科书永远都是历代知识的汇编。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无不带有时代特征，并提供有关文学本质的最新思考成果。
“以古文论为母体创造中国文艺学”的观点，是最难接受的一种。此说的“母体”概念含糊。是指古代文论可以独自生养当代文论，还是指古代文论只能提供建构当代文论的温床？不得而知。但从倡导者论述的倾向看，似指前者。这就混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传统批评的本质差异：这不仅表现为中心议题——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且也表现为一系列理论范畴或需要调整，或需要新创，远非旧有概念所能胜任。此处只举一例。传统文论以诗为主要分析对象，故所创立的概念适于诗的阐释活动，是抒情理论的一统天下。而五四白话文创构的却是一个叙事文学的新时代，诗的概念失去昔日的话语霸权构成了新的批评的起点，所以，一系列与叙事文学相关的概念应运而生，如情节、环境、人物、细节、典型、心理描写、性格刻划、叙述方式，甚至反映、认识、本质、规律等哲学概念全面侵入文学研究，均与叙事文学的基本特点有关。即使从文学精神的角度考虑，叙事文学开启的是一个远比抒情文学更为大众化、社会化的文学新时代。白话文的运用，既是一个语言工具的变迁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精神变迁的问题。不是抒情文学而是叙事文学更为有利于人的文学的全面实现。从叙事文学发达、从人本主义精神强旺的西方引进适合中国需要并能整合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就成为历史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是在中西对话的前提下实现的，它仍然会沿着这条成功之路走下去。以更为切用的西方文论为榜样而兼顾传统文论资源的创造性利用，是它的既定方针。除非我们的文化格局和文学格局重新回归传统，否则，回到传统文论是不现实的。我想再次提请注意：之所以会提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的观点，恰如上文所说，正是混淆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概论的区别。文学理论的创新特点，要求它越新越好；而文学概论的汇编特点，却使它在大量吸收传统文论的各种知识精华方面大显身手。所以，前者永远是当代性的，而后者则兼有十分明显的传统性了。这一理论与概论的认识偏差，是讨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不少学者所忽略的。故在他们看来，新的文学理论也就是旧的知识资源的结合体了，殊不知，新的文学理论要建立在对于旧有知识的全新创造上，在旧有知识止步的地方，恰恰是新的文学理论的起跑线。拥有旧有知识所没有的新质，正是构成新的文学理论的基础。人的文学所以能够被赋予划分一个时代的重任，就是因为它拥有了旧有知识所无法拥有的个人本位主义的文学独立主义。
不过，本文绝非否认人的文学严重发育不良。它面临内外两重矛盾：
内在矛盾：人的文学的创新性与体系性不能统一。对传统而言，人的文学无疑是一种体系上的创新，正是这一点使其建立了稳固的历史地位。然而，对于西方而言，它又不是一种创新的体系。移植、借用的成份使其不能具有独特性，当其介入世界文学批评的对话时，必然缺乏话语魅力。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不是退守传统，相反，更加积极地介入世界对话，更深入地激发自身的理性潜能与创造力，才会逐渐改变这种批评的困窘。同时，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学者们能够自觉寻找它的体系性，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种补救方式，这，可以提供人的文学更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经验。所以，我在研究周作人时，意图之一就是勾划周作人人的文学概念的主要内涵，把分散于他的作品中的潜在的体系要素发撮出来。应当承认，至八十年代主体论批评出现，这种迟到的体系建构确实开始了，但它结束得过早，过草率。这种创新与体系的矛盾使得我们最终更加深入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真理：一种批评精神的新变，若无相应的体系创建加以支撑，这种新创性也就无法深入，它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体系的缺失，更是新的批评精神无以发扬光大的缺失。当然，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依靠整体文化实力，只有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才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最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弱国无外交。在当代世界的大交融中，弱势文化难道会有真正的话语权？
外在矛盾：人的文学与现实环境的发展不协调。早在一九二五年，倾心个人主义的郭沫若喊出了打倒个人主义的口号。其后，人的文学虽对不利的环境有过抵抗，但从四十年代开始，主流批评对它严加打击，终于使其奄奄一息。人的文学的审美启蒙的特性既被政治救亡消解着，同时也被科学主义的理性启蒙消解着。个人本位主义被集体本位主义所取代，文学独立性被文学依附性所肢解。人的文学由失去主导话语权力发展到失去多元话语权力，直至最后被迫中止言说。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求人的文学在初具理论形态以后再向理论的体系化全面推进，已经不合情理了。人的文学确实具有非凡的理论魅力。在其发展态势良好的五四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有不俗的表现，若无外在箝制，可以预料它远比现在更出色。征兆之一即是京派批评群体的出现，通过理论与批评活动，建构了一个相当丰富的批评体系。其内核就是个人主义与文学独立性。然而，历史没有为人的文学提供发展的环境，认识到建构人的文学之重大意义的批评家又寥若晨星，结果，在无法超越历史环境，也无法超越批评家自身限制的情况下，人的文学只能处于历史的夹缝中而顽强地生长，如空谷幽兰，独善其身。故克服外在矛盾，正可消除人的文学发展不畅的障碍，从而实际解决人的文学创建体系所需的理论氛围、思考契机和运作时间。可惜，二十世纪只是人的文学被提出的时代，却不是人的文学全面实现的时代。对人的文学寄以厚望，当属新世纪的梦想成真。
真正对人的文学构成挑战的乃是现代派特别是后现代的文化思潮。它们建立在对于人本主义的历史反思上，早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即介入中国文学批评。人们认为人本主义烙有简单乐观的印记，对人性的弱点所见不深，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对文学特性的认识过于正统。尤其是前一点，成为不少批评者试图超越人本主义文学的理由与依据。但我认为，人本主义不仅是现实中国的必需品，且新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丰富而非排斥人本立场，换句话说，新潮思想会在更深的层次上突出人本主义的完整性。基于此，我才预言人的文学将会进入下一世纪，它仍然会是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对话、与传统交流的中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另有文学理想全面取代人的文学，能够成为新的合适的话语主持。当然，由于受到现代和后现代话语的影响，更准确地说，受到生活的直接冲击与制约，这种对话与交流更为广泛、灵活和深入。这是进步，不是转向。如果真如超越论者期望的那种，中国只在一个短短的世纪里、并且很不坚定地踏在人本的立场上玩玩人本主义，那么，人的确立终将与中国人擦肩而过，中国还会回到个性极度匮乏的历史传统之中去。坚持人本立场，但有开放的人本主义眼光，是人的文学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果上述有关人的文学的说明可以成立的话，人的文学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标志。高著失去与它对话的机遇，就不是一般的研究对象选择不当的问题了，而根本关系到高著的精神品格的层次与文化视野的广与狭。高著缺少的正是现代意识，尤其是缺少由二十世纪中国特有的文化需求与文学需求所提出与规定的那种现代意识。我倒感到，若译者能在高著出版的八十年代初即移译这本专著，高著远比现在更为中国学者所注重。那时的中国在禁锢多年以后重开门户，仅从高著吸收比较批评的研究方法，就足以令学界大开眼界了。但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变了，不仅在高著译本出版之前，国内已出现深入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与西方文学思想关系的著作，且学界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认识，已发生两个根本变化：一，由单一的中西比较以寻找移植的途径，进入了中西比较与古今比较的二元兼备时期，增强了批评上的文化寻根意识；二，由原定的政治立场转移到了人本立场，形成人本主义参照取代政治主义参照的研究新格局，政治判断让位于人本判断。故，高著落后了。它错过了出版的最佳时机。所以，我要对高著这样说：欢迎作者的学理分析，欣赏作者的比较研究思路，“在此书中以世界文学为背景来呈现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进化的完整图像”。（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2页。 ）却无法接受作者的文化立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人的文学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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