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兼评抗战后期美国对华下策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下策论文,美国论文,美军论文,后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中美关系史上，抗日战争后期都是一个关键性时期。在对这段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与国民党政府保持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美国政府，能够派出代表，进驻延安，这不仅跨越了中日战线，而且跨越了国共战线，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的第一页。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前前后后的探讨，尝试剖析一下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得失。
一、美军观察组的由来
1944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转折性的胜利。欧洲战场上，苏联早已开始反攻，美、英已在积极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上，经中途岛海战和瓜岛之役，已基本取得了太平洋海上控制权。1944年4月，日本为了摆脱困境，抵消美国的海上威胁，发动了意在打通从东北到越南的中国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由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政策，军队望风而逃，在以后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就损失了大批兵力，放弃了大片国土和众多军事基地，出现了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这一快速失败，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对日作战方面的腐朽无能，大大震惊了美国朝野，令罗斯福总统大为失望。为了防止国民党政府“突然性崩溃”后在中国出现“权力真空”，罗斯福开始小心谨慎地改变其一味承认并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形势的发展使他感到必须找到新的抗日力量“来把战争进行下去”。
与此同时，一批身在中国战场的美国有识之士，如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驻华外交人员戴维斯和谢伟思等，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憎恶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屯集军备、准备内战的卑劣行径，对国民党在抗日方面的无能尤有深切体会。因此，基于对战争前途的考虑，他们更早地积极主张正确评估我党我军的力量，迫切要求与我合作抗日。1944年1月15日，戴维斯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派遣军事代表团去延安的计划，指出：“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事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①随着美国军方曾有过1944年秋天在华北登陆的计划和必须得到共产党配合的情况，戴维斯的这个报告引起了罗斯福的高度重视。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就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了直接会谈，23日蒋被迫同意代表团去延安，但要求把“美军代表团”改称为“美军观察组”。
1944年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为团长、外交官谢伟思和卢登为主要成员的美国陆军驻延安观察组抵达延安，成为“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和报告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烈欢迎和高度重视。延安《解放日报》以《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为题发表了社论，指出：“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②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外事工作》的党内指示，认为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标志着“我们参加统一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开始，和外交工作的开端”。指出，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动机主要是军事的，但是，“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以后就会有可能建立文化的，然后是政治的合作”。因此，“盟军应受到热情而适度的接待，必须力诫过分奢侈，同时避免冷漠”。③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活动，是大量和卓有成效的。他们先后听取了叶剑英、彭德怀、陈毅等高级军事领导人所作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的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军军事素养和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之外，观察组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惠特尔赛中尉为此献出了生命。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军方及国务院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包瑞德上校在其军事报告中，对共产党军队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尽管他也看到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的落后和进行战斗的游击性质，但他认为，共产党在对日作战中的贡献“与当时国民政府军队的全部战争努力一样大”④。对于中共军队对战争的潜在贡献，他认为：“将来，他们也能够一如既往地作出新的贡献。……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⑤
谢伟思作为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负责撰写了大量有关政治方面的报告。在《对陕北共产党根据地的初步非正式印象》的报告中，他认为，“我在延安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善着……这一运动是强大的和成功的，它后面有某种动力，而且它把自己和人民联系得如此密切，因而将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扼杀掉”⑥。1944年8月23日，谢伟思同毛泽东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毛泽东就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中美关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因此，谢伟思在随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和美国的倾向性》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即共产党领导人自己不断发表的谈话，就是对中国说，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的更重要”。⑦
在美军观察组所作的报告中，“1945年的政策建议”是最为重要和引人注目的。在美国，“这个报告会比整个战争期间任何驻外外交官写的任何报告影响都大”⑧。1945年的“政策建议”包括《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和《中国的局势》两篇报告。1945年2月，卢登在晋察冀作了四个月的访问调查后回到重庆，当时魏德迈已接替史迪威的中国战区美军司令职务，赫尔利接替高斯成为驻华大使，他们即将回华盛顿述职。卢登就这次调查向魏德迈作了口头汇报后，提出了调整美国政策的建议。这位将军对此很感兴趣，并要求他们写一份备忘录以便他带回华盛顿。于是卢登和谢伟思便撰写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备忘录，敦促美国对中共奉行类似盟国对南斯拉夫的铁托部队所奉行的政策，“目前，中国局势与邱吉尔首相宣布支持铁托元帅之前在南斯拉夫存在的局势相仿”。其声明如下：“对我们来说，要奉行的最清醒和最保险的方针，就是根据一切党派在和德国人作战中的决心和从而减轻盟军负担的情况，来不感情用事地判断他们。现在不是意识形态上选择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岁月。”他们建议“由总司令（指美国总统——引者注）发表一篇关于中国的类似的公开声明”，以在中国得到团结一致的盟友。针对着赫尔利大使所奉行的拥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备忘录提醒美国决策当局：“支持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注）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支持委员长自身并不是目的，但是现在的政策声明表明我们显示了一种把目标和手段混淆起来的倾向，为了在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方面重新采取灵活的作法，应该立即调整我们的立场。”⑨
赫尔利回国述职不久，当时任临时代办的艾奇逊就从谢伟思那里得到了备忘录的副本，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自赫尔利担任大使以来，国务院一直没有得到一份有关中国局势完整而又客观的报告，因而有必要在该备忘录的基础上向华盛顿发出一份电报。这就是由谢伟思起草的《中国的局势》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从美国对日作战这一军事上的利益考虑，“和愿意并且能够与日军作战的共产党和其他集团实行某种合作是或者将是必需的或可取的。”因此，“由总统以明确的措词通知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我们向能够有助于对日作战的共军和其他集团进行援助与合作，……并且我们正采取直接步骤以实现这个目的”。“一旦他拒绝接受声明，就要采取必须的更为激烈的步骤，即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就象邱吉尔关于南斯拉夫的政策声明那样。”最后电报指出，“本电报是在大使馆全体人员中所有政治官员的帮助和同意下拟定的，并经过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格罗斯过目。”⑩显然，以这样不同寻常的方式给国务院提出政策建议，在美国驻外使馆中是罕见的。
三、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及中共的反应
通览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那就是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战争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独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的命运捆在一起，对待中共应该象邱吉尔对待铁托一样灵活。但是，以“1945年的政策建议”为代表的美军观察组的这一真知灼见，却遭到了拒绝。
1945年2月28日，艾奇逊从重庆给国务院发出了这份电报，它在华盛顿受到了格外注意并立即送到了罗斯福手中。这一时期罗斯福同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显示，罗斯福无疑正在认真考虑这份电报所设想的灵活政策，“他正在考虑直接向他们（指中共——引者注）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11)当斯诺问到能不能支持共产党政府时，“总统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够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12)但是，3月24日赫尔利同罗斯福进行了会谈和磋商以后，事情却起了变化，“总统支持赫尔利，总统同意他对蒋介石的不可置疑的最高权力的看法”。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宣布了拥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既然罗斯福总统一直信奉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为什么却在最后的关键时刻被赫尔利说服了呢？在我看来，罗斯福之所以在他生前半个月作出现在看来极端错误的决定，大致是以下几个因素所致。
(1)大选的影响。1944年是总统大选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陆续发回的报告曾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但当时正值大选，国民党派孔祥熙在美国活动，培植亲蒋势力，支持另一总统候选人杜威。在这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罗斯福不愿冒失去选民的风险而大幅度地调整美国对华政策。结果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下，罗斯福不得不先后免去了史迪威、高斯的职务，一旦魏德迈、赫尔利这两个对中国一无所知的人物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者，美国实行灵活政策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2)美国军方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军方意见对决策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1945年3月27日，赫尔利和魏德迈参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比较小的援助，中国的叛乱就能被镇压下去。”(13)这已经不是是否采纳灵活政策的问题，而是要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
(3)冷战的影响。1945年初的美国报刊已经开始了冷战，杜威在总统竞选时就开始攻击共产党人。1945年3月15日，众议院议员周以德在国会发表演说，明确攻击了武装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在当时，增强中共的力量，让太平洋西岸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美国人来讲确实是不可想象的。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无知和美国力量在当时世界上的登峰造极，已使美国人很难相信美军观察组成员的见解：“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14)对他们来说：“一群武装很差的亚洲农民，能够在中国朝着‘不可避免’的胜利进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15)
(4)对苏联影响中共程度的错误判断。在这一点上，罗斯福上了赫尔利的当。赫尔利一直幼稚地认为中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受苏联的绝对影响和控制。在赫尔利返回重庆时，罗斯福让他特地取道莫斯科去探询苏联对中共的看法，当斯大林向赫尔利表示苏联希望战后的中国由蒋介石统治，而不是由毛泽东治理时，赫尔利便觉得问题解决了，于是美国的现实主义对华政策也就完蛋了。
4月1日，在谢伟思奉命离开延安回国的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后一次会见了他。当时对美国的友善态度是严肃认真和真心真意的，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毕竟还弱小，面临着民族、阶级的双重矛盾和许多困难。同时，我们也有着发展自己事业和力量的迫切需要。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把原则和需要统一起来。但当美国单方面把合作之门关上后，情况就不同了。4月2日赫尔利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出现在5月8日的《解放日报》上，并发表了新华社评论。同年6月，回国不久的谢伟思以所谓“共产党间谍”的嫌疑而遭逮捕。它“标志着美国和中共达成某种暂时解决办法的任何打算的结束”。《解放日报》于6月25日发表题为《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的社论（国外普遍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撰稿）。社论把谢伟思的被捕称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并且第一次出现了“赫尔利之流”的提法，社论提醒美国当局，共产党人对美国人民没有敌意，对美国政府也没有敌意，但是反对赫尔利之流的美帝国主义分子。“通篇社论语调尖锐，咄咄逼人，最后发出警告说，假如美国当局选择支持中国反动派，他们将会从中国人民那里得到应得的教训。”(16)这样，美国就失去了制定一项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友好合作政策的机会，把自己与国民党越来越紧地绑在一起。
四、美军观察组的历史作用和意义
美军观察组于1946年初最后撤离延安。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美国对日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观察组到延安之前，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正是由于观察组的大量报告，才使他们对日军在华北的情况、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华北的气候等有了较为准确的了解；也正因为使团的工作，美国空军的地面援救组织才能够提高他们援救落在敌后的飞行员活动的效率。正如包瑞德上校事后所说：“虽然从整个战争努力来看，他们肯定没有什么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我认为就所耗费的资金而论，他们却是很值得这种代价的。”(17)
除了军事上的作用外，美军观察组在政治上的意义更值得人们注目。它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关系史上的第一笔，为战后中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描绘了广阔的前景。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假设，如果灵活的对华政策建议被采纳的话，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对日作战方面就可以迅速地与在华美军进行积极的军事合作；其次，蒋介石面对着美国援助共产党军队的事实，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也许会同意第三次国共合作，组成联合政府，出现表面上的统一。即使第三次内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蒋介石也会因得不到美国援助而迅速失败，大大减轻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痛苦，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其在中国的和平利益。
当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研究历史不能任想象自由驰骋。但问题的实质是美军观察组的报告是以对抗战后期中国政治的现实的明确了解为根据的，这种了解又是以下述事实的正确证估为依据的：即尽管国民党在武器方面占有优势，但它具有诸多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共产党在农村已成长为决定中国未来的革命力量并希望在战后与美国合作。纵观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活动的前前后后和其成员作的大量报告，特别是毛泽东同谢伟思的几次谈话记录，我真切地感受到，在1944--1945年的中（共）美关系通向未来时，的确还存在着另一种历史的选择。有这一选择，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不会“一边倒”，中美之间不一定出现一场冷战和冷战中的“热战”。美国在经历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这些把它从世界顶峰上拉下来的战争后，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并不是那么好惹的；又经历了60年代的中苏争端后，他们才感觉到，“与坚决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毛泽东和平共处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18)于是，才有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有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但是世界已经无可挽回地变得这样复杂了。美国人民经历了麦卡锡时代的摧残，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的悲剧已经酿就：前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为此得不到晋升而失去了一颗将军星，被早早打发退休；戴维思丢掉了国务院驻外处的工作，一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谢伟思尽管后来恢复了外交官职务，但再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事务专家来使用；卢登的命运和谢伟思一样的不顺；在1945年2月28日电报上签名的驻华使馆政治官员都被赫尔利调回国，几乎没有人在以后参与了重大的对华事务决策，尽管他们是“中国通”。
注释：
①《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以下简称《中国通》，[美]伊·卡恩著），第129页。
②《解放日报》（1994年8月15日）。
③［苏］《远东问题》杂志1972年第1期，转引自《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以下简称《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45页。
④⑤《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美国D·包瑞德著），第108页、第43页。
⑥⑦《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0页、第184页—185页。
⑧《中国通》，第195页。
⑨⑩(11)(12)《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10-312页、第314-317页、第348页。
(13)(14)《中国通》，第203页、第176页。
(15)《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53页。
(16)《毛泽东传》，（［美］施克兰著），第231-232页。
(17)《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第121页。
(18)《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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