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入侵与对华投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世纪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与投资问题，尤其是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数额，是史学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探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并对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的数额提一点粗浅看法。
〔关键词〕帝国主义 对华投资 甲午战争 C·F·Remer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始了对中国经济输出的历史。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各国还处在自由竞争阶段，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输出的特征是商品输出。所以，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其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逐步扩大中国市场，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围，以便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这一时期，各国对华资本输出较少，总额不过二、三亿美元[1]。
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垄断的形成，金融寡头的统治，使少数先进国家聚集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于是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过剩资本”的出现，为资本输出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因此，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就由商品输出为主转为资本输出为主。为了保障对华资本输出的顺利进行，甲午战争后，列强先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为对华大量投资打开了通路。
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为其在中国修建铁路、开采矿藏，开办工厂等提供了便利条件，直接促使了各国对华投资的迅速增长。到本世纪初，各国对华投资呈猛增趋势，据吴承明先生估计，1902年1914年和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总额如下：（单位百万美元）[2]
1902年1914年 1930年
英国
344.1 664.61047
美国79.4 99.1285.7
法国
211.6 282.5304.8
德国
300.7 385.7174.6
日本53.6 290.9
1411.6
俄国
450.3 440.2──
其他69.6 92.7263.5
吴先生的上述观点问世后至今，一直都被学术界视为经典，所有有关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在谈到各国对华投资的数额时，无不引用吴先生的观点。事实上，吴先生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以其观点作为对该问题研究的定论，未免失之轻率，这一复杂问题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列强在华投资的数额是随着各国侵华的先后、经济实力的消长而不断发生变化的。各国侵华活动和在华投资数额考述如下：
英国 英国是资本主义产生最早，发展最快，对中国的侵略最早，在中国得到的利益也最早、最多。因此，本世纪初英国对华投资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大量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其中绝大部分是鸦片。到了19世纪以后，鸦片的输入量越来越大，引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政府财政困难。1838年底，清朝道光皇帝派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春，林则徐到达广州，严厉禁止鸦片输入，并多次打退了英军的挑衅。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侵华战争， 鸦片战争爆发。因广州在林则徐主持下防守严密，英军转攻厦门，被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后，又北上进攻防守空虚的浙江，攻占定海，又北上进攻大沽，要挟清政府进行谈判。道光帝派遣琦善到广州议和，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9月，英军转攻南方，于次年1月突然大举进攻，强占大角、沙角炮台。琦善在英军压力下，擅自与英方议订《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给英国和赔款600万元。道光帝不予批准， 下诏对英宣战，并派奕山率军到广州对英作战。2月，英军攻陷虎门。4月，奕山到达广州，5月，英军攻占广州近郊的泥城，四方炮台， 炮击广州。广州郊区三元里等民众数万人奋起抗击英军，歼敌数百人，迫使英军退回军舰。8月，英军扩大侵略战争，攻陷厦门，10月攻占定海、 镇海、宁波等地。英军为达到其侵略目的，决定进犯长江下游，1842 年6月攻陷吴淞，7月攻陷镇江，8月，英国军舰侵入南京江面。道光帝被迫命耆英、伊里布到南京和英军议和，和英军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割让香港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等。
1856后10月，英国为了扩大侵略权益，借口“亚罗号事件”侵犯广州，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法国又以“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与英国组成联军于12月攻陷广州。1858年5月，英国舰队向北进犯， 攻陷大沽炮台，逼近天津。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 俄分别签订《天津条约》，随后又在上海签订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1860年8月，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 派恭亲王与英法和谈，10月，分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中英《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公使常住北京；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英国人可在各口岸自由居住、租房、买屋；英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等。中英《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增开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等。
从这些条约的内容来看，英国只是取消了大量的通商权益，从此扩大了自由贸易范围，对中国的资本输入数量仍然极小。英国对华早期投资的项目以银行投资最为突出，1848年，英国在上海设立了丽如银行分行，1854年和1857年又先后设立了有利、麦加利两银行的分行。1865年英国又在香港、上海两地开设汇丰银行。这些银行利用向清政府贷款的机会，开始影响中国的金融市场。
到19世纪末，英国对外投资大增，1862年英国的对外投资只有36亿法郎，到1893年猛增至420亿法郎。[3]为扩大对华的投资，获得更多的侵略权益，1897年，英国以武力强占了中缅边境上原属中国的一些土地，强行取得南碗（猛卯）三角地的“永租权”，并迫使清政府开放江西以及开辟广东三水、广西梧州等为商埠。1898年2月， 英国迫使清府以照会方式，保证不将长江流域租押或让给其他任何国家。接着，英德两国又在1898年9月达成在华建筑铁路的协议， 彼此承认：长江中下游各省为英国势力范围，山东为德国势力范围。1899年4月， 英国与俄国互换照会，又就长江中下游作为英国势力范围取得俄国的承认。1898 年6月9日，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强占了九龙半岛。同年7月1日，英国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英里以内地方租给英国。英国在武力威胁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专条，进一步扩大了在华投资场所。
英国在华取得大量侵略权益的同时， 便加紧对华进行资本输出。 1890年初，清政府开始筹借第二期《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对日赔款，英国驻华公使抢先向清政府宣称：这次如不向英国借款，英国将“不惜诉诸武力”。[4]1896年3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德签订了《英德洋款合同》，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由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分摊贷给。通过这笔借款，英国获得了控制中国海关行政36年之久的保证。1898年3月，英德又与清政府签订了《续借英德洋款合同》，债额仍为1600 万英镑，仍由汇丰和德华银行贷给。1898年8月， 英国又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筑天津——镇江、山西——河南——长江沿岸、九龙——广州、浦口——信阳、苏州——杭州——宁波等五条铁路的要求，除津镇铁路外，清政府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要求。1899年，英国先后控制了开采四川全省，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河南怀庆附近及黄河以北地区矿产的权利。英国还在中国开办了一批大型的纺纱厂、面粉厂等。1902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通商行船条约》，其中规定：洋商可加入中国股份公司，为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渗透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由于英国在华取得了最多的侵略权益，因此，本世纪初英国对华投资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仅甲午战争后1895年至1913年间，英国在华投资10万元以上的厂矿就达37家。1913年， 全国用机械开采的煤炭共有760多万吨，而英国的开滦煤矿就占200多万吨，焦作煤矿占28万多吨。 据美国经济学家C·F·Remer于1931年的统计，[5] 英国在华投资总额， 1902年为260.3百万美元，1914年为607.5百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传统观点认为因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而忽略了它在战时对中国的投资。事实上，英国过去借给中国政府的政治贷款仍在发生作用。英国在中国的洋行也在继续进行着活动。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仍以英国投资为主，英国的一些大厂矿、洋行和公司如开滦煤矿、怡和洋行、英美烟公司等还在进行运转。1917年英国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并成立“福中总公司”后，随即侵占河南焦作煤矿。1915年至1920年英国公司还霸占了门头沟煤矿。1917年，英国烟公司在山东坊子设立了规模很大的干燥制烟工场。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在华投资并无受到多大影响，之后又呈猛增趋势。例如，1926年，中国煤炭业投资总额为3.53147亿余元，其中英国投资为0.49981亿元。占投资总额的14.1%。[6]1926年，全国煤炭产量总计2304万吨，其中英国垄断386万多吨，占总产量的16.7%。[7]在以后的几年中， 英国对华投资一直处上升趋势。根据Remer的统计，1931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达1189.2百万美元。 又据40年代许涤新《列强在华经济力量的消长》一文[8]和The Finance·& commerce[9]的估计，至1937年，英国在华投资总额高达1500百万美元。
日本 日本是后起的封建资本主义国家，早在“明治维新”的期间，它便确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1887年，日本又制订了详细的《征讨清国策》，提出了以5年为期作准备， 抓住时机准备进攻的侵华计划。1890年起，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粮食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经过充分准备，1894年7月，侵占朝鲜的日军不宣而战， 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25日，日军进攻驻守牙山的清军和牙山口外的中国运兵船，正式挑起侵华战争。8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9月， 中国军队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战中失利。10月，日军分海陆两路侵犯中国东北，一路由朝鲜义州附近渡过鸭绿江，侵占九连城、安东等地，进逼辽阳。一路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攻陷金州、大连、旅顺等地。1895年2月， 日军攻陷威海卫军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3月，日军又攻陷牛庄、营口、 田庄台等地。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尽管中国军民奋起反击，但因清政府腐败无能，使中国方面遭到失败。4月， 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中主要内容有：日本臣民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各种工艺制造；各种机器仅纳入口税，可以自由装运入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等。《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资本输出的时期。1898年4月， 日本又迫使清政府以换文方式，承认永远不将福建全省让给或出租给任何国家，从而把福建省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侵入我国东北南部地区之后，积极扩张其侵略势力，加强资本输出。1906年，日本天皇敕令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侵华的大本营。满铁会社成立时，便已取得了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的经营权，后来又通过贷款控制了新奉铁路和吉长铁路。日本还先后霸占了抚顺、烟台、本溪湖等处煤矿，又取得了鸭绿江沿岸木业和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采矿业由“中日合办”的特权。到1911年为止，东北南部地区开设了由日本投资经营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近30家。
据Remer的统计，日本在华投资总额1902年还只有100 万美元， 到1914年猛增到219.6百万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派兵在山东半岛登陆，强占胶济铁路沿线和青岛等地，取代了德帝国主义在山东的侵略地位。 当时袁世凯正准备恢复帝制， 日本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其主要内容为：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并加以扩大；日本要求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及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海港湾岛概不让与第三国；中国政府须聘请日本人当顾问等。袁世凯为取得日本人的支持，竟于5月9日几乎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从此之后，日本在中国的投资迅速增加。至1925年，各国在华开设银行63家、179个分行， 其中日本便占46家、90个分[10]。同年，中国铁矿总产量为101.9万余吨， 全部被日本通过投资和贷款所控制[11]。同一年，日本东亚兴业会社、日本东洋拓殖会社凭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吞并了上海的宝成一厂、二厂和天津裕大纱厂。[12]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纱厂总共达41家，雇佣中国工人8.8万余人。1926年，中国煤炭业投资总额为3.53147亿元，其中日本直接投资和中日合资为2.00358亿余元，占投资总额的56.7%。[13]同年，全国煤炭总产量为2304万吨，日本垄断804.2万吨， 占总量的34.9%[14]。根据Remer的统计，至1931年为止， 日本在华投资总额已达到1136.9百万美元，仅次于英国。又据日本学者归纳各种材料估计，[15]截止1936年底，日本在海外投资总额，除对沙俄贷款、对北库页岛的投资以外，总共为5300百万日元，其中对中国东北投资约达300 百万日元，对中国其他地区投资约达1580百万元左右，按当时的日、美元比价，约折合1527百万美元，成为在华投资最多的国家。但是，1936年以后，由于日本国内扩充军备的需要，对外投资减少，此后对华投资速度减慢，至1937年投资总额最多不过1600百万美元。
日本在本世纪初，对华投资增长的速度最快，到30年代中期曾一度压倒了其他各国而跃居对华投资的首位。日本对华投资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特别是轻纺工业发展速度更快，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的轻纺工业的国内市场已发展到顶峰，急需对外输出资本。其次，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外殖民地较多，因而投资力量分散，对华投资只占它们对外投资的一少部分。而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地少，因而对外输出的资本比较集中地输到了中国。再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迫使中国赔款2000万两，另有“赎辽费”3000万两，获得了对华投资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又为日本大量向中国投资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俄国 俄国也是侵略我国最早的国家之一。但是，其侵略我国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掠夺我国的土地和资源。因为在甲午战争前，俄国国内的经济并不发达，基本上没有对外投资。对外经济活动是以通商贸易为主。
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清朝政府力量削弱的机会，把侵略魔爪伸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1853年底，俄军占领了兴衮河和黑龙江下游两岸，并吞并了库页岛。 同时沙俄还把侵略势力伸入到了我国西北地区。 1851年8月6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其中规定：开放伊犁和塔城对俄通商，允许俄国商人修筑住房、货栈、免税贸易；俄国可以派驻领事，管理该国贸易事宜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强迫清政府于1858年5月签订了《中俄瑗珲条约》， 割去了我国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0年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割去了我国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4年又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了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58年6月， 沙俄还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俄国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等处口岸通商，若中国以后在沿海给他国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俄国得在上述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兵船可在这些口岸停泊等。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沙俄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对华投资增长极快。1896年6月3日，中俄签订了《中俄密约》，即《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日本如侵占俄国、中国及朝鲜领土，中俄应以全部海、陆军相援助，并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为便于俄国将来运转军队并接济军火，粮食起见，中国应于黑龙江、吉林两省修建铁路以达海参威，该路的修筑与经常权，由中国交与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同年9月， 沙俄又强迫清政府与道胜银行订立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由“东省铁路公司”负责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并享有在铁路沿线开采煤矿和兴办其他工矿企业的权力。除修筑铁路外，沙俄还对清政府进行政治性贷款。1895年7月，中、俄、 法签订了《俄法洋款合同，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性大贷款的开端，总额为4亿法郎，由4家沙俄银行和6家法国银行分摊贷给。另外，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北北部的主要轻工业——面粉工业，几乎完全被俄国垄断，俄国商人还享有免税和减税等特权。其他的如工矿业等，也基本被俄国垄断。这一时期俄国在东北的投资增加迅速，到1902年便成为对华投资的第二大国，此后增长速度放慢。从1895年至1913年，沙俄在华投资10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共计达17家。至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外交政策彻底改变，对华投资极少。1931年，苏联把中东铁路卖给日本，从此放弃对华权益，也就不存在对华投资了。
据C·F·Remer统计，俄国在华投资1902 年为246.5 百万美元， 1914年为269.3百万美元，1931年为273.2百万美元。
美国 美国是侵华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鸦片战争期间美国就曾派遣军舰来华为英军声援。1844年7月3日，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其内容除享有中英《南京条约》的全部特权外，还增加了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条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又于1858年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 其主要内容有：增开潮州、台湾为通商口岸；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确定领事裁判权等。1899年9月至11月，美国政府分别向英、俄、德、日、意、 法等国，提出了一个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通牒，其基本内容是：各国在中国的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其他国家无权干预；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的船只，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只的港口税；在其势力范围内所建筑、经营的铁路上运输他国的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等等。
美国虽然取得了如此多的侵华权益，但甲午战争以前，它的在华资本在竞争中被英国资本严重削弱，而甲午战争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它又忙于和西班牙争夺菲律宾群岛，对华投资赶慢了一步。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对华投资远比英、日、法、德、俄等国为少，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对华投资额增长较快，增长率仅次于日本。如美国国际公司与中国立约修建淮河与运河的排水灌溉工程，西摩来公司获得了几乎网罗整个中国五大条铁路修筑的参与权，都是在大战爆发后获得的。如战后在华投资的公司有杜邦公司（1920年）、通用电气公司（1920年）、福特汽车公司（1926年）、大通银行（1921年）等。
据C·F·Remer统计，美国在华投资总额1902年为19.7百万美元， 1914年为49.3百万美元，1931年为196.8百万美元。 “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在东北各省的投资撤退，而在其他地区的投资并未受挫，但此后美国官方公布的在华投资数额往往偏低。[16]仅以借款来说，自1931年以后美国对华借款， 有棉麦借款5000 万美元，航空公司借款3000万美元，公路建设借款1500万美元，航空制造厂借款400万美元， 这些都是“七·七”事变以前的贷款。这四项贷款加上1931年C ·F ·Remer所估计的数字，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约达290百万美元。除贷款之外，虽有其他行业的投资，但因东北撤退和几年中偿还部分贷款，二者可相抵偿，至1937年底， 美国在华投资总额约在300百万美元左右。
法国 法国和英国一样，是一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较早。早在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就于1844年10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取得了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后来，清政府又在法国的胁迫下，同意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从此，西方传教士披着传教的外衣，大批来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于1858 年6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法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澄州、南京为通商口岸；法国兵船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来往、停泊等。1860年10月，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主要内容有：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退赔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等。法国政府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于1883年至1885年发动了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1883年，法国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并于12月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次年6月，法军大举进攻谅山的中国军队，8月初，法国军舰进犯台湾基隆，接着又突袭福建马尾港，击沉中国兵舰九艘，清政府被迫于8月26 日对法宣战。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大败法军。 但清政府却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其内容主要有：清政府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统治；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通商地点；降低法国进出中越边界货物的税率；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等。法国又根据1895年6月20日《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取得在云南、广西、 广东开发矿藏的优先权和把越南铁路展修到中国境内的特权。1897年3 月和1898年4月，法国又先后两次迫使清政府以换文形式， 承认不将海南岛及越南毗邻的各省（云南、广西、广东）割让给任何国家，从而把这些地区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到1899年，法国先后取得了四川灌县，犍为、威远、綦江、合州、巴县煤铁开采权和四川金矿的开采权。甲午战争以后，法国对华投资一直呈增长趋势，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没有多大起伏，只是增长幅度不大。据C·F·Remer统计，法国在华投资总额1902年为91.1 百万美元，1914年为171.4百万美元，1931年为192.4百万美元。按照历年增长速度估计，1937年法国在华投资总额约达210百万美元。
德国 德国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时间较晚。1898 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 其主要内容有：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建两条铁路，一条由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等地以达济南及山东边境，另一条由胶州湾经沂州、莱芜以达济南。德商有权在铁路沿线开采矿产等。从此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对华投资较晚，占领山东之后，为与英、俄等国竞争，对华投资一度增长很快。到1913年为止，德国在华投资的十万元以上的厂矿就达20家。1913年， 全国用机械开采的煤炭共计760多万吨，其中德国的山东华德煤矿占90多万吨，中德合办的井陉煤矿占19万多吨。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消耗，也使它本身的国力大大削弱，经济一度衰落，因而对外投资受到极大损失，直到30年代才得以恢复。
据C·F·Remer统计，德国对华投资总额1902年为164.3百万美元，1914年为263.6百万美元，1931年为87百万美元。1914年以后， 德国对华投资处于停滞和退缩状态，1922年以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对外投资逐步增加。1931年以后，德国在欧洲逐步获得新的均势，对远东的政策也特别加强，投资也迅速增长。1937年9月，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接受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Dr·Sehaeht）的邀请前往德国商谈“中德友好关系与经济合作。”同时，德国派遣代表诺尔（Dr·Knoll）赴“伪满”与伪满政府强调德日“满”友好关系与经济合作问题，可见当时德国对华投资相当重视。据曾在中国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财政经济顾问、在德国任经济调查委员会特种顾问的德国经济学家kurt Bloeh的估计，[17]1937年，德国对华投资已达300百万美元， 其统计德国在华投资数额当时是受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委托，经多方商讨才得出的结论，应该比较可靠。
比利时 比利时在华投资数额不大，但亦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且增长速度较快。据C·F·Remer的统计，比利时在华投资总额1902 年为4.4百万美元，1914年为22.9百万美元，1931年为89百万美元，按照这个增长速度，至1937年，在华投资总额约达140百万美元左右。
另外，荷兰、意大利及北欧诸国在华投资的记载始见于1931年，以往情况不详。据C·F·Remer的统计，1931各国在华投资总额， 荷兰为28.7百万美元，意大利为46.4百万美元，意大利为46.4百万美元，北欧诸国为2.9百万美元。
笔者所引上述统计数额和吴承明先生估计的数额多有出入，但就二者比较而言，我们认为上述所引统计数额较为接近历史事实。首先， C·F·Remer等人是本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当代人研究当代经济，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较多，因此比较可靠。其次，从当时的统计手段来看，西方的科技相对比较发达，统计技术较为先进，统计数字也应比较可靠。再次，从统计的结果来看，C·F·Remer等人统计的数字比较精细， 对各国的投资情况都有所了解，就是北欧诸小国也无遗漏，可见其对此项统计工作较为缜密。
根据上述统计和分析，我们认为，列强在华投资总额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数目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1902年 1914年1931年 1937年
英国260.3
607.5 1189.2
1500
日本 1 219.6 1136.9
1600
美国19.7 49.3 196.8
300
俄国
246.5269.3 273.2
──
德国
164.3263.687300
法国91.1171.4 192.4
210
比利时
4.4 22.989140
荷兰── ──
28.7
──
意大利 ── ──
46.4
──
北欧── ──
2.9──
本文作为解放以来探讨本世纪初列强在华投资总额的第一篇论文，只是管中窥豹，旨在抛砖引玉。文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出，继续探讨。本文1994年初稿，1995年初，在赵春晨教授的鼎力相助下，作了部分修改，在此深表谢意。
本文1995年9月收到。
注释：
[1][2]引自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3]《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84页
[4]高第《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史》第3卷第309页
[5]本文所引Remer的观点，均见C·F·Remer：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6][7][11][12][13][14]分别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2页；126页；129页；128页；132页；126页
[8][9]《群众周刊》第八卷第四期
[10]施复亮《中国现代经济史》第236页
[15]木通口弘《日本之对支投资研究》
[16]美国远东经济调查团1935年的报告：1935年美国对华投资总额为200百万美元。美国关务部的估计，1937年美国在华投资总额为240百万美元
[17]Kurt Bloeh:German Interests & policies In The Far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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