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精品”的观念与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观念论文,精品论文,影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同满街随处可见的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商品一样，在我们每天面对的几十个频道数百个小时的电视节目流和电影作品中也有着不少粗制滥造的银屏垃圾。因而，如果说商品市场需要用精品来推动生产质量和消费热情的话，那么影视节目则需要用影视精品来树立权威和引导制作。“精品”这一来自商业市场的术语对于影视来说，既意味着一种制作／创作目标，也意味着一种收视／接受反馈，于是也就成了一种评价／判断尺度。因而，在一种如饥似渴地普天呼唤“精品”的氛围中，人们也在将信将疑地思考着“精品”的意义。
一
尽管对精品已经有了许多权威或非权威的解释，但是在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其实很难对同一概念作出某种具有公理性质的解释。那么，我们是否可能通过某种对评判立场的分析找到某些对于“精品”的基本认识方式，并在这种立场分析的前提下找到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的最大限度的共同性呢？我们能否在达成对精品概念的多样性的认识前提下找到一种影视文化发展的策略呢？我们能否基于对精品概念的认识来对当前影视精品创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呢？
目前中国影视文化主要受三种力量制约：政府机构、影视企业机制和从业知识分子。这三种制约力量尽管也相互具有某些共同性和协作性，但由于其身份和职能的不同，其传播理想也各有偏重。政府机构的传播理想更强调弘扬“主旋律”，维护和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企业机制的传播理想是争取尽可能广泛的群众以换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润。而从业知识分子的传播理想则是希望通过主体的创造性体验以完成一种人文精神的传达。
中国影视就处在这样一种“一仆三主”的境遇中，它一方面作为文化娱乐产业，受制于商品生产规律；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媒介文化，又受制于文化创造的人文价值和人文使命；同时它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体，又被指定担负确定的国家意识形态责任。所以，影视的政府管理机构会认为影视首先是一种需要，是一种需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政治意识形态载体，而影视商人会认为影视主要是一种通过广告费转化为资本的商品，而影视专业知识分子，则可能将影视看作是一种表达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符号体验的媒介文化。因而，在衡量一部影视作品的精品性时，政府机构也许更强调其政策意识形态性，商人则更强调其大众娱乐性，而知识分子可能更看重其人文深度和风格个性。
显然，精品概念从不同的立场来看，并非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所以，影视这些不同的控制力量也会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来维护和表达自己的精品概念的权威性。如政府机构在影视精品的标准上，突出政治意识形态性，主要通过行政方式来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控制，使之能够以意识形态化的精品标准来生产影视，同时也通过“五个一”工程、政府奖、飞天奖等评奖形式来引导影视生产。而商人则通过商业利润的经济杠杆对影视进行操纵，收视率成了“精品”的主导标志，如果说对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影视业这一金字塔来说，政府机构对影视的控制力是递减的话，那么商业的操纵力则是递增。唯独只有知识分子的精品理想在目前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机制性的方式得到表达或者肯定，几乎没有具有权威性的专业性评奖，而且本来应该独立表达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影视批评也已经被体制化和商业化而蜕变为一种变相的宣传或者广告，知识分子的精品立场只能依靠某种自我良知来维持。所以，我们可以说，政治性／商业性／人文性构成了影视精品概念的三大支柱，而在这三个支柱中，前两者可以说都是坚强有力的，而唯有后者由于缺乏结实的地基而显得似乎有些摇摇欲坠。
当然，任何一种观念或者理论，如果要具有说服力都必须超脱或者掩藏自己的立场观点的狭隘，使有限的适用性具有某种可以推广的普遍性。因而，一方面各种精品观念都意识到了相互立场之间存在的某种分裂性，但另一方面则正因为意识到了这种分裂而更强调追求某种统一性，因而提出了思想性、观赏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等等。尽管由于话语立场上的区别，在精品观念上试图达到绝对的统一几乎只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设计标准”，但是我们也可能从这些精品观念中找到一些标准的共同性，尽管这种标准在理解和使用上也许仍然是大相径庭的。
也许最容易达成共识的精品标准是影视节目在制作上的精良，如达到视听层面的技术标准，尽可能完善的声音、画面和剪辑质量等。但对于影视来说，精品的首要标准应该是人文价值标准。影视作为一种文化媒介，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直接联系，因此作为一部精品，影视不仅是一种娱乐、一种文化游戏或者一种精神“快餐”，同时它还必须传达健康进步的人文意识。如果说“无害”是对影视节目的最低标准，那么“有益”则是对影视精品的最高标准。影视精品应该真实地表达对于世界和人生的体验和认识，提供一种人文远景和审美理想，“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使他的勇气、荣誉感、希望、自尊心、同情心、怜悯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情操正是昔日人类的光荣——复活起来，帮助他挺立起来”。它不仅要使观众与节目认同，满足观众的娱乐需要，而且要以一种真善美的境界去陶冶和净化人的灵魂，以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社会远景来关照现实，以一种精神的自由来支配物欲的获取。它还应该努力贯注一种历史意识，这种意识要求影视节目在编织那些情节化的故事，提供那些令人眩晕的视听效果时，能够达成对存在于历史的特定时空中的现实关系的某种理解、某种再现，从而帮助人们意识到他们所实际遭遇到的生存环境和困境，并树立他们面对现实的信心，以一种历史主义的姿态参与历史。所以，尽管“健康进步”也是一个永远处在“历时性”变化之中的概念，但是我想：人道主义思想、现实主义精神、历史发展意识、民族复兴理想是“健康进步”所应该包含的基本元素。
影视作为一种人文符号，如果要成为精品，还必须具备新颖和谐的表现形式。信息永远都是被表现的信息，是处在形式中的信息。因而信息是否被接受，或者说是否被有效地接受往往取决于信息是如何被表现在形式中的。而对于形式来说，新颖意味着信息在众多信息中的独特性，是观众关注和接受信息的前提。和谐意味着信息本身的内在完整性和秩序性，是信息对观众产生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保证。如果说新颖是将影视节目放在纵横的外部比较中所提出的精品要求，那么和谐则是对影视节目各个组合元素的内部结构所提出的精品要求。影视节目精品应该创造出一种审美价值，以一种开放的品格，吸收世界艺术的优秀遗产，重视艺术创新和艺术探索，更新观众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感觉，使人文主义理想贯注在生动、感性的声画元素中，使大众文化的逻辑得到美学理想的引导。
总之，我认为，健康进步的人文意识，新颖和谐的表现形式，完善精致的制作质量应该是影视精品的三个基本标准，它们就像一个三角支架，缺乏其中任何一个，影视作品就不可能被称为精品。
二
应该说，对精品的重视和强调，使近来的影视节目制作在质量上的确有了很大提高，这种提高鼓励了节目制作的优化竞争，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正在推动中国影视文化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目前在影视精品的理解上仍然存在一些误区，对影视节目的制作正在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首先，在对影视精品的理解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题材／主题决定论的误区。有的影视节目制作粗糙、观念陈旧、形式保守，但由于题材重大、主题政治性比较强，所以往往被当做精品得到鼓励。相反，另外一些作品，题材比较精致完善，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深度，却可能被排除于精品之外。这种精品观念，尽管似乎代表了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但是它却可能对影视生产带来一种机会主义的后果，一些投机者根本不重视影视节目生产／创作的规律，赶政治浪潮和政治时髦，用题材、主题的政治性来代替创作态度的严肃性，掩饰创作能力和制作水平的低下，这实际上是用粗制滥造来冒充精品，其结果不仅对影视生产带来一种错误导向，而且也是对影视的政治性的一种盗用。传播必须被接受才能产生效果。题材／主题的政治性并不是精品的决定性因素，一部影视作品如果不具备精致的制作质量和精湛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它的政治目的的。动机并不必然地与效果相统一。对于艺术，对于一种文化产品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并不只是写什么（题材／主题），更重要的也许是如何写（表现力／制作质量）。
其次，在对影视精品的理解上，还存在一种收视／上座率决定论的倾向。影视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因而收视率往往是衡量影视作品的一个重要参数。但是，中国有一亿文盲，几亿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农民，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和总体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观众数量上的多少并不能成为影视作品的唯一评价标准。事实上，像好来坞电影那样通过对暴力、性关系和血腥场面的猎奇的展示，对俄狄浦斯情结等无意识原型的有意重写，刺激人的原始的生命本能，发泄那些根深蒂固的施虐欲望，宣泄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和幻想，以满足人们的基本视觉／心理需求，尽管拥有一个庞大无比的观众群体，但它仍然只是一种商业性的娱乐而并不能代表文化的真正本质。这种满足往往是应对性的、消极的、被动的，它在导致心理宣泄的同时，也消除着人的激情和创造性，甚至会使人玩物丧志、是非不辨。因此，尽管这种影视也许可以被当做影视业的福音，但却可能是影视文化的降格。影视精品应该满足人们的高级需要，这种满足在心理效果上是积极、主动、富于创造性的，它可以扩展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和把握，增强人们的生活信念和热情，唤起人们的爱心、同情心和对于未来的希望，陶冶和净化人的心灵和人格，推动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愉快是丰富的、恒久的、生产性的。如果说，低级需要的满足趋向于造就一种消费性的享乐型的人格，那么高级需要的满足则趋向于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成长型人格。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影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民众的生理／心理健康、民族文化素质的积累、社会文化道德水准的提高都具有重要影响。把收视率当做中国影视精品的标准，对于本来就面临媚俗诱惑的中国影视来说，无异于落井下石，而对于中国新文化建设也无异于饮鸩止渴。
而目前，对于影视精品生产业来说，最大的危机也许是创作／制作的模式化倾向。文化是一个需要用个性、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完成的工程。而目前在影视节目制作中受一种急功近利的动机驱使，一些影视节目人常常按照一些所谓的精品模式，策划构思、摹仿复制，不在生活观察、文化积累和制作水准上下功夫，于是出现了大量模式化的作品，栏目、编排、样式、风格等都相互雷同。有的作品尽管努力在现象上寻求一些变化，但在思维方式、创作观念上却完全因袭成规，用形式上的千变万化来伪装内容上的千篇一律。这些影视作品缺乏对人和人生的理解、体验，完全用一种政策化、概念化的方式去阐释和表达世界。结果，类型、风格、样式，甚至语言都是复制出来的。影视节目不仅在外在形态上相互抄袭，更重要的是它们根本不能为观众提供任何新的认识、感受、观念和思想，于是影视成了一种复制，这种复制意味着不仅是物质的复制也是精神的复制，“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它日复一日为人们提供着各种大同小异的流行文化，如同满街的快餐，廉价而畅销。个性、创造力、批判热情、现实精神都消失殆尽。这种昙花一现的影视作品尽管可能获得一种机会主义的成功，但却不可能成为影视精品——精品是与创造性劳动联系在一起的。
在影视精品的理解上，还存在一种“宁俗毋雅”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影视是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因而，接受者的数量多少是衡量一部影视作品是否精品的首要标准。但是，这种观念忽略了大众是一个发展的群体，文化是一种发展的历史。而任何发展规律都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而一种新生事物的接受也有一种从小群体到大群体的过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根据接受者的数量来判断影视作品是否是精品。如果没有前卫性的探索，就永远没有发展和进步，所以，在今天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鼓励和支持那些具有思维个性和艺术个性的影视作品，尽管这些作品可能还缺乏大众性和通俗性，但是它们却可能因为其思想上的独特性和形式上的前卫性促进影视文化的发展。没有前卫性的文化是一种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如果我们将文化发展用一个图示来表明的话，那么一种具有活力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力的三角形，而前卫文化往往是主流文化发展的先导。因此，在理解影视精品时，如果必须在雅与俗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宁肯选择“宁雅毋俗”，至少雅代表了一种前瞻、一种超越。
精品对于影视业来说，是一个战略：它塑造一种典范，提供一种理想，因而如果我们对精品做了片面的理解那么我们也就会塑造一种畸形的典范和提供一种残缺的理想。所以，我们应该为精品的产生创造一种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文化氛围，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中，我们应该寻求政治性／人文性／大众性这三种精品立场的协调，但我们也要允许这三种立场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无论是独立或是协作，对于精品来说，都必须具备思想观念、现实体验和艺术表现上的创造性和想象力，无论形式上的因循守旧或是思维上的墨守成规，都是一种平庸，而平庸永远是与精品无关的。如果有人问，影视精品将如何产生，那么回答首先是，要用你自己的心灵和语言去体验和表达你所血肉相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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