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下岗职工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下岗职工”这一社会群体作为新时期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已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的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成为了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作为一个新的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来研究，集中讨论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等特征对其再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这些特征的理论内涵，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现象。
理论背景
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分析了先赋力量（父亲教育与职业）和自致力量（自身教育程度、职业生涯起点）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不同影响，这标志着社会分层和流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地位获得”（status attainment）研究。近年来，学者们在探讨影响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时，开始引入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概念。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经济学研究之中。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率先提出：人们花费在教育、健康、职业训练、移民等方面的投入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这些投资最终形成人力资本，它与其他资本一样，都能给所有者带来相应的收益，但特点在于不能与其所有者相分离。人力资本概念的出现突破了传统的物质资本概念，将资本扩展为一切可以带来价值增值的资源。社会学家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经济学家们惯于忽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纳入资本的范畴，提出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布尔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注：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科尔曼则认为：所谓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其主要表现形式有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社会组织等（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自布劳和邓肯以来，教育水平等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重要作用，已为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明。而“社会资本”概念则使学者们日益注意到个人社会网络对其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欧美学者们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均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欧美国家，社会资本网络也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其影响甚至会超过教育等其他结构性因素。而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转型期社会的特殊性，社会资本的作用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注：参见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国外社会学》1999年第4期；李路路：《私营企业家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 《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彭庆恩：《关系资本与地位获得》， 《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卢汉龙：《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就业渠道的转变：从求职过程看中国市场化变化的特征》，《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2期。）。
我们可以将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视为一个新的职业地位获得的过程，那么，在此过程中，他们拥有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起着怎样的作用呢？在组成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诸因素中，哪些因素的作用更为显著呢？这些结果对于我们研究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和再就业工程的实施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都是本文准备探讨的中心问题。
研究假设与方法
1.基本概念与研究假设的界定
在本次研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职工通过其社会网络可获得的社会资源的总和，具体操作化为其父母、配偶、亲戚和朋友的数量及这些人的职业和职务情况等。人力资本则被定义为职工对教育、职业技能和健康等的投资情况，具体操作化为文化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健康状况及下岗后接受职业培训情况等。凡在下岗后有过合法收入者均被视为已实现再就业。在以往的有关理论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次研究的两个基本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一：下岗职工拥有社会资本的情况（包括其社会支持网络的大小以及各网络成员拥有的社会资源）将对其再就业情况（包括能否再就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社会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
研究假设二：下岗职业拥有人力资本的情况（包括其文化程度、职业技能及健康状况）将对其再就业情况（包括能否再就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人力资本越丰富，再就业情况越好。
2.资料来源和研究对象的选取
本文依据的实证资料来源于“武汉市下岗职工生活质量调查”。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与非随机的典型抽样、滚雪球抽样相结合。关于抽样的情况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在试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不少企业中有相当的职工下岗时并未在企业办理正式手续（笔者称此种现象为“隐蔽下岗”），因此造成了实际下岗人数与注册下岗人数严重不符的情况。同时，大量下岗职工迫于生计，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平时（包括休息日）很少在家中。因此在一次性问卷调查过程中，很难完全找到根据名册抽取的职工。有鉴于此，我们放弃了最初准备的完全根据企业下岗工人名单随机抽样的方法，而是先抽取四个有代表性的企业，在各企业中按下岗名册随机抽取100名职工。在对这些人进行调查时， 则采取“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通过他们寻找其他下岗职工。在实际调查中发现，通过“滚雪球”方式抽到的职工与按名册抽取的职工在各方面的情况都较为相似，证明这种抽样方法同样具有代表性。调查于1997年6月在武汉市进行，采取的是访谈问卷方式， 由调查员对职工进行直接入户访谈。共发出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71份，有效回收率为98%。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1。
表1 样本基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类别特征百分比
类别特征百分比
性别 职称或技术级别
男 56.1 没有职称或级别66.0
女 43.9 初级工人
6.8
(N=471)中级工人 10.7
年龄 高级工人
2.8
25岁以下 7.2 初级职称
9.8
25-40岁 65.4 中级职称
3.4
41-55岁 26.8 高级职称
0.4
55岁以上 0.6 (N=468)
(N=471)
下岗后再就业情况
健康状况有过再就业 58.0
无疾病
89.2
没有再就业 42.0
有疾病
10.8 (N=468)
(N=471)
下岗后月收入***
文化程度200元以下
43.7
未读小学 1.1
200元-500元 31.0
小学毕业 7.0
501元-1000元20.6
初中毕业* 48.9 1001元-1500元3.0
高中毕业**29.1 1500元以上
1.7
大专以上 11.0 (N=471)
(N=471)
* 包括职业中学和技校毕业。
* * 包括职业高中毕业。
* * * 下岗后月收入的计算方法是将其每月从原单位领取的生活费加上其再就业的收入。
3.资料分析方法与研究变量的确定
本次调查使用“多元回归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即以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情况作为自变量，以他们再就业的情况作为因变量，建立起相应的多元回归方程来分析各自变量对因变量所起的作用。
（1）自变量 按照前面介绍过的概念操作化思路， 可以归纳出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在内的自变量共26个。这样一个自变量表不仅过于庞大，而且变量之间还可能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不加处理就直接引入分析模型，是难以取得理想的结果的。因此，笔者对组成“社会资本”的18个变量进行了因子分析，首先用主成份法提取了5 个公共因子，大约可以解释全部变量方差的74.4%，比例相当高，各变量的共同度均在0.7以上，说明各变量的方差大都能以这5个因子来解释。在对因子负荷矩阵进行旋转后，确定了以“父亲社会地位”、“母亲社会地位”、“配偶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和“朋友社会地位”5 个公共因子来概括下岗职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情况，并计算了相应的因子得分，以之作为新的反映职工社会资本的自变量。最后将本次研究13个自变量归纳如下：父亲社会地位、母亲社会地位、配偶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朋友社会地位、社会网络规模、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下岗后职业培训情况、性别、年龄、出生地。
（2）因变量 本研究将以下3个变量作为因变量：第一，是否获得再就业。这是一个虚拟变量。第二，再就业的职业声望。笔者参照我国的职业声望量表，为职业再就业的职业声望给出了相应的分数。职业声望应该是一个定序变量，但可近似地看作一个定距变量。第三，再就业的收入情况是一个定距变量。
数据分析结果
1.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他们能否再就业的影响
由于因变量（下岗职工是否再就业）是一个虚拟变量，根据统计理论，应以Logistic模型方法进行分析。从统计结果（参见表2 ）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表2 以下岗职工是否已经再就业为因变量建立的Logistic模型
自变量 回归系数自变量回归系数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父亲社会地位 .024健康状况 -.113
(.157)(.401)
母亲社会地位 .219教育程度 .114
(.170)(.090)
配偶社会地位.089职称或技术级别.216*
(.133)(0.90)
亲戚社会地位 .320* 职业培训 -.388
(.153)(.490)
朋友社会地位.524** (控制变量)
(.173)性别.525*
网络规模-.138 (.237)
(.165)年龄-.017
(.019)
出生地-.3964
(.273)
Constant .2343 (N＝468)
－2 Log Likelihood: 455.284
Goodness of Fit:363.777
Model Chi － Square:1.236 df:13
Significance:0.0000
说明①：括号内为标准差。
说明②：* p＜0.05；* * p＜0.01；* * * p＜0.001。
（1）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判断， 在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诸组成因素中，“朋友社会地位”和“亲戚社会地位”对其再就业机会获得起着显著的影响，二者的社会地位越高，职工就越可能获得再就业；而在人力资本诸组成因素中，“职称或技术级别”是唯一对职工再就业情况起显著作用的因素，职称（技术级别）越高，再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2）根据各变量的EXP（B）系数来判断， 上面提到的这些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影响大小依次为：朋友社会地位、亲戚社会地位、职称（技术级别）。
2.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
由于职业声望和收入均为定距变量，在将二者作为自变量时，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分析。首先以再就业的职业声望为因变量建立了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结果发现“网络规模”这一自变量的宽容度很低，只有0.31， 说明模型中存在着多重共线性问题 （Multicollinearity）， 这有可能对回归系数及回归平方和产生影响，并使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无法准确反映该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内在效应，为此，应对模型进行补救。在分析自变量的相关矩阵时，发现“网络规模”与“母亲社会地位”这两个自变量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在采取将两个变量分别引进方程的方法进行补救后发现，在不引入“母亲社会地位”这一变量时，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改善。因此，最终决定将“母亲社会地位”剔除出自变量表。统计结果参见表3模型一， 由表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表3
以再就业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为因变量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自变量模型一 模型二
(因变量为职业声望) (因变量为收入水平)
(社会资本)
父亲社会资源 -.08720.385
(.278) (28.845)
配偶社会资源
.21239.107
(.279) (27.837)
亲戚社会资源
.219 6.699
(.271) (27.404)
朋友社会资源 -.020 -5.223
(.231) (23.452)
网络规模 -.237 -34.604
(.268)
(27.259)
(人力资本)
健康状况 -.708 173.736
(.953)
(103.499)
教育程度 .695***49.897**
(.185)
(18.992)
职称或技术级别.642***67.170***
(.167)(17.020)
职业培训情况 -1.988 -74.501
(1.087)
(108.191)
(其他控制变量)
性别 .232204.862***
(.509) (51.675)
年龄 -.128** -10.079*
(.039)
(4.057)
出生地
-.814
-71.270
(.580) (59.452)
Constant
5.302* 476.351*
(2.145) (217.279)
.303 .279
F(3.498) (346.755)
7.003***
5.854***
(N=471) (N=471)
说明①：表中各变量系数为未经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差。
说明②：* p＜0.05；* * p＜0.01；* * * p＜0.001。
（1）从模型一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来预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职业声望，可消减30.3%的误差，说明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
（2）根据各变量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判断， 在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各组成因素中，对他们再就业职业声望影响较显著的是职业的“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职称（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越高，其再就业的职业声望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极小。
（3）根据各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 在所有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按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为：教育程度、职称或技术级别、年龄。
（4）统计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影响极小。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在模型一中，人力资本的组成变量有两个存在显著影响，而社会资本的组成变量则没有一个有显著影响；第二，我们建立过一个仅以人力资本为自变量的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它的解释力为29.5%，而引入社会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后的模型一，其解释力也只有30.3%，仅增加了0.8%。 这一情况在以再就业的收入为因变量的模型二中也同样存在。
3.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其再就业收入的影响
按上面的方法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的诊断，结果发现“母亲社会地位”、“网络规模”与“年龄”的宽容度过低，用分别引入模型法进行补救后，发现剔除“母亲社会地位”变量的模型中多重共线性问题得到了改善。最终统计结果请参见表3模型二， 由统计结果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从模型二可以看出，以本研究中规定的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和其他控制变量来预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收入情况，可消减27.9%的误差，这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较之对再就业职业声望的解释力要稍差一些。
（2）根据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判断， 在职工的人力资本组成因素中，对再就业收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职称或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它们的影响是正向的，职称（技术级别）和教育程度越高，再就业收入也越高。
（3）根据各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判断，在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 依影响大小依次为：职称或技术级别、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4）社会资本对职工再就业收入水平的影响也是极其微小的， 这既表现在其组成变量均无统计显著性上，也表现在社会资本变量对方差的贡献不大上（请参见上面对以再就业的职业声望为因变量的模型一的说明）。
结论
1.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其再就业所起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再就业机会的获得上，而且体现在对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的影响上，它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影响是总体性的，这完全证实了本次研究的第二个研究假设。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职工个人来看，人力资本就是他们对自身的能力、素质的一种投资，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职工能更好的把握就业机会，并且在工作中具有更高的“不可替代性”。这种投资自然应得到相应的回报，他们也就自然更容易获得较好的职业和职位。其次，从用人单位来看，在决定是否雇用某位职工，以及决定应给予某位雇员何等职务和职权时，必须了解能反映此人综合能力和素质的各种信息，而这是需要花费成本的。于是，人力资本状况就成为了一项既准确又节省成本的信号指标，雇主（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对它的考察来了解劳动者的能力信息，进而作出相应的决策。
统计结果表明，在我们设定的人力资本诸组成变量中，健康和下岗后职业培训情况的影响不大。职工下岗后的职业培训情况之所以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原因可能是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套比较正式的下岗职工职业培训制度。本次调查显示，参加过职业培训的职工只占总数的5.9%。这样小的比例决定了职业培训对职工再就业的影响必然是有限的。而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则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下岗职工健康与否对再就业影响确实不大。另一种可能是本次研究中对“健康状况”的操作化不够成功，仅将它定义为“有无疾病”。或许，采用一个序列量表（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2.社会资本的作用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社会资本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有着显著的影响。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是对再就业信息的获取。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对传统经济学中“零信息成本假设”的否定，承认信息的获取、传送等都是要花费成本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正因它们能够节省信息成本、加速信息流动而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对于下岗职工来说，有两个因素决定了社会资本对其获取再就业信息具有特殊意义：第一，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尚不完善，大量的劳动力的供给需求信息交流尚处于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阶段，缺乏公开性、易得性。第二，下岗职工本身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其了解和把握市场信息也造成了一定障碍。这样，通过社会资本来获取再就业的信息，就成为下岗职工最为经济、最为现实的选择。
其次，对于某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职业来说，职工拥有的社会资本还起到了保证资金供给的作用。在调查中，笔者发现有一部分下岗职工现正在从事个体经营，甚至有的还开办了私营企业，那么，在经营之初所需的原始性资本从何而来呢？贷款是一种有风险的经济行为，向银行申请个人经营性贷款时，需要提供个人或单位的担保，而且手续较为复杂。对于下岗职工来说，通过正规的途径去获取贷款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这时，社会资本再次体现出它的价值，可以起到对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作用。事实上直接从家人、亲戚、朋友处借款，无疑更为经济简便。
最后是再就业的机会获得。如果职工的社会网络中有一位或几位成员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他就有可能利用与这些成员的特殊性关系而获得再就业。具体来说，从网络成员的作用来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如果这些成员自身具有可直接调用的资源，就可以直接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的机会，他们可称为“直接帮助者”；另一种情况是，这些成员自身并无直接可用的社会资源，但下岗职工可以通过他们与那些拥有资源的人取得联系，并进而获得再就业机会。在这里，这些成员就起到了“间接帮助者”的作用。从职业获得的过程来看，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位帮助者（无论他是上述的“直接帮助者”还是通过“间接帮助者”找到的最终帮助者）利用自己的权力直接决定了职工的职业地位的获得，而不考虑职工的其他情况，可将此类人称为“决定者”；另一种情况则是，这位帮助者只是为职工提供一个机会，并运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为职工提供一种担保或推荐，至于职工是否能最终获得职业地位，还需要对其个人能力等其他情况作进一步考察，可将此类人称为“推荐者”。
从统计结果来看，社会资本诸组成变量中有四个变量对职工能否再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它们分别是父亲、母亲和配偶的社会地位及社会网络的规模因素，对此可分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格拉诺维特曾在研究中发现：个人求职过程中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其关系密切的亲戚密友（强关系）获得，而是通过一般朋友或熟人（弱关系）获得的，他认为这是因为后者与个体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也就更有可能掌握此人及其周围圈子内的人所无法得到的、对个体求职作有帮助的信息和资源，这就是著名的“弱关系力量”假设（注：Granovetter,Mark.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360－80.）。在本研究中， 由于下岗职工的父母和配偶较之亲戚朋友而言与职工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强关系），这就决定了职工从他们那里所能得到的实质性帮助必然是有限的。反之，与职工关系相对疏远（弱关系）的亲戚朋友，则可能因他们具有的异质性而为职工提供更多的实质性帮助。当然，这种异质性必须是向上的异质性，即他们有比职工更高的社会地位，这样才可能提供更多的资源和帮助。
其次，布尔迪厄曾经指出：社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1 ）网络规模和（2 ）网络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注：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说，网络规模只是决定个人社会资本情况的因素之一，网络的质量（成员的社会资源状况）也是很重要的。举一个例子：下岗职工A 拥有一张很大的社会网络，但这些网络中的成员都是和A在各个方面很相似的普通工人， 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社会资源与A基本相同，这样， 在谋求新的就业机会时，A就很难从这些网络成员中获得帮助。下岗职工B虽然整个网络不大，但却正好有一个朋友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就足以使B 获得所需要的帮助了。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对职工能否再就业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其社会网络的规模，而是网络的质量。
3.从研究结论看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结果表明本次研究的第一个研究假设只是部分地得到了证实，即职工的社会资本状况只影响着他能否再就业，而对其再就业的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均无显著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认为有以下两种可能的原因。首先，从职工个人来看，下岗职工的社会资本是比较贫乏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教育水平等决定其社会关系网络质量不可能很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缺乏能力去重新营造一张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网络，换句话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本的储存量，也没有能力去进行新的社会资本的投资。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在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李培林曾指出，实体性社会结构可分为两种，一是“制度化”结构，即由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各种正式制度组成的具有一定刚性的社会结构。而在正式制度之外，还有一种由各种社会要素如家庭、组织和社会潜网（非制度化的行为规范）构成的松散的或准制度化的结构，它们具有独特的资源配置功能，可称为“非制度化社会结构”（注：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研究中，学者们将资源配置机制分为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两种，前者包括权力授予关系和市场交换关系，后者包括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具有独特的作用，可称为决定地位获得的“社会资本”（注：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综合这些观点， 我们可以将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视为从一种正式制度结构（计划体制）向另一种正式制度结构（市场体制）的转变，在此期间，传统的权力授予关系正在逐渐失去过去的统治地位，其配置资源的能力和范围已日渐缩小，而市场交换关系在资源配置上怕起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这种转换是必要的，也是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的。但是，在旧的制度性安排退出历史舞台和新的制度性安排确立地位的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个正式制度缺位，即“制度真空”的阶段。而正如诺斯所说：“几乎任何制度都要好于无制度”（注：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完全无制度的条件下生活。这样，在正式制度安排缺失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非正式制度安排作为一种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制度的（或称非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能起到极为重要作用的原因。但是，社会资本的这种特性也决定了它只能是正式制度的“替代品”，当正式制度趋于成熟时，它所起的作用将逐渐减少。
必须看到，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性资源配置方式，已经在收入分配和职业地位获得的许多领域里确定了它的地位，并开始稳定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市场制度逐渐确立后，作为一种非制度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所起的作用就会越来越有限。因此，尽管一个下岗职工可以运用社会资本为自己谋取一个职业，但他却无法用这些社会资本来保证自己获得较高的职业声望和收入。这也就是说，在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过程中，社会资本实际上只是起着一种提供机会的桥梁作用，真正决定其再就业水平的还是他的人力资本及其个人特征，而这正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所应该表现出来的特征。因为人力资本对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这一理论的基础，源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学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秩序的假设，一个社会越是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人力资本对于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明显（注：许嘉猷：《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三民书局1986年版。）。根据以往研究结果，社会资本在传统的计划体制（旧的正式制度）与新旧体制的转轨过程（非正式制度）中都是起重要作用的，而人力资本则主要在市场体制下才有较为显著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本次研究的结果不正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正逐渐接近于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吗？
4.研究结论对再就业工程实施的启示
科尔曼等曾指出，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注：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传统的社会资本，如家庭、邻里社区等所能起到的保障功能已越来越小，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亟需一种新的、由正式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资本的替代物来承担起社会保障功能。
建国以后，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在城市中建立起一个在当时还比较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主要通过各个“单位”来完成。但在当前，对于大部分下岗职工而言，由于原单位的效益一般很差，这一传统的保障机制已经基本失去了作用，而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制还未臻完善。同时，传统的由政府和国家统一管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已在很大程度失去了作用，而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就业制度（突出地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起来。这样，下岗职工就将面临着一个极为困难的局面：作为一种非制度安排，家庭和社会关系网络对他们所能起的帮助作用非常有限。但当他们向正式制度安排寻求帮助时，却发现旧有的制度已经失去作用，在新的制度中又难以寻觅到他们的位置。他们已成为了在“制度真空”状态中苦苦挣扎的一群人，如果不能迅速地在新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深化带来不利的影响。这一切都对我们的劳动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我们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只有通过进行新的制度建设来加以解决，比如加强对下岗职工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积累；迅速建立起劳动力市场，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性途径；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变过去的单位保障为社会保障，等等。总之，迅速建立起新的制度性就业途径和保障，以取代传统的社会资本，是再就业工程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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