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中共三代领导人反贫困基本思路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弱势群体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领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1-0013-07
现代化和富强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奉行的 奋斗目标，而且正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使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发展成为门类齐全、初步 实现工业化、并大步向现代化迈进的辉煌。与此同时，伴随着不同时期的反贫困的特殊 课题和科学思路，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经历了由饥寒交迫到初步温饱并向小康大踏步 迈进的变迁过程。
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于政治上没有 地位、经济上深受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生活上又束缚于封建 文化和小农经济观念，因此作为阶级的贫困群体，其反贫困的根本出路在于推翻旧有制 度，建立起新的合理制度，创造出有利于阶级整体脱贫的制度路径和发展空间，并在此 基础上探索和创造出摆脱贫穷的新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关于 反贫困任务的首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帮助社会的最大贫困群体摆脱贫困、获得幸福的科学理论 与实践指南，因为它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更具 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趋势，以 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为根本任务，认识、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反贫困课题和现代化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严谨的实地调查和认真的 历史总结，得出科学结论：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三座 大山”是造成中国整体落后和普遍贫穷的根源，是整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在建国以前，毛泽东认为能否解决中国反贫困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无产阶级政党的 领导下，进行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做主。20 世纪20年代，在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他写出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著作和报告，就是对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弱者群体”，即农民的生活状况，进行十分深刻的实证研究的结晶[1] ，在此基础上他还科学分析了这些阶级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在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和当时的中 心任务，毛泽东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要求所有共产党人“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并要求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和工农 打成一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以群众的利益为判断依据，把群众 的反应和态度作为杠杆进行调节。
在社会主义的平台上，他也进行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因种种原因，最 终却不幸落入了“同步富裕”的漩涡，造成了“共同贫穷”的不幸后果。
建国以来，毛泽东的反贫困思想又具备了新特征。第一，他认为中国的反贫困必须建 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关键是公有制的建立和完善。他说：“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 工业化和实现对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 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实现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2](p.187)他分析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摆脱贫穷，而且要 实现富裕，即“所有的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2](p.197)。第二，他还认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但是“ 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3 ](p.302)。第三，他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提出了反贫困的基本战略，但这也是其晚年 失误的具体理论表现。其一，他有时对“共同富裕”与平均主义的关系的认识混淆不清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片面理解按劳分配原则，不适当地强调缩小收入差距，搞平均主 义。这些认识又被贯彻执行，在个人之间的分配上，其体现为尽量地扩大供给制；在集 体之间，又体现为均贫富，吃大锅饭，搞无偿调拨。其二，没有找到发展生产力的科学 方法，即“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4](p.116)。在实践中， 他更多的主要是借用群众运动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既通过主观拔高和不断随意 变革生产关系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又通过唤起千百万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一种轰轰 烈烈的建设氛围。
实践和理论都证明这条平均发展、同步发展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即“平均发展是不可 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 这个亏”[4](p.155)。建国以来，我国居民用于食品支出的比重一直比较大，都在60% 左右，而联合国提出的小康水平界限是恩格尔系数在40%—50%，而且票据的流行使得城 镇普遍出现做衣难、理发难、洗澡难、吃饭难、买东西难等问题，给广大居民的生活带 来不便，使其生活水平和质量很难有较大的提高[5](p.100)。
这些都告诉我们虽然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的反贫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为我 们超越发达国家的历程提供了制度支持和保障，但中国落后和贫穷课题的现实解决还需 要我们在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判断我们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 ，严格按经济规律办事，探索出既体现经济一般规律又合乎中国实际的发展新道路和新 战略，并随时进行调整和革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取得发展。
二、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轨道上寻找一条效率 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新路，这是中国反贫困的迫切课题。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就是以利 益调节为杠杆，以物质刺激为基本手段，在适当拉开差距的基础上造成一种区位压力并 适时转化为发展动力。其主要任务是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发展起来，使大部分工人阶级 和农民阶级由以前的整体贫困变为大多数人温饱乃至小康。
毛泽东晚年所犯“左”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反面告诉我们：要实现 现代化，我们必须实现历史性飞跃，创新反贫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以邓小平为领导核 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理论创新和道路创新的巨大勇气，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科 学理论再一次与中国具体国情和世界时代潮流相结合，制定了中国反贫困的科学战略， 即以和平与发展和对外开放为时空大背景，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契机，以为人 民服务的高度政治觉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政治责任感，以“三步走”和“两个 大局”等发展战略为平台，在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 综合国力的两翼齐飞。
简而言之，邓小平一方面坚持和强调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最终目标的“共同富 裕”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必然归宿，即“我们讲 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 [4](p.172)；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必须合理拉开差距，以“先富带动后富”，这是社会 主义理论和实践上的一大创新，也是邓小平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基本思路。
首先，邓小平把建设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是 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环节，这就表明反贫困必然是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变革 。在谈到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时，邓小平曾经指出：中国的停滞“迫使我们重新考 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 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 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 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 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4](p.224)。这就确立了反贫困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以现 代化建设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当然邓小平讲的贫困问题是指中国落后于西方 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其次，他提出了从根本上解决整体贫困的“两个大局”思想，这是当代中国反贫困的 思路创新和希望所在。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 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 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pp.277-278)
再次，他始终认为反贫困既要解决生产力落后的贫困，也要防止和解决生产力发展中 出现的贫富差距拉大等收入分配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初步设想。他认为，虽然这种差 距是发展中的差距，有其合理的积极的一面，是“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必然要求和结 果，但“也应该看到，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不 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振兴”[6] 。因此他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时间表，即“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 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 要突出地解决这个问题。”[4](p.374)
综上所述，邓小平反贫困战略的基本精神在于坚持社会主义、立足改革开放，以发展 的区位差别和上下压力为发展的动力，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共富的目标。有学者据 此得出结论：邓小平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表明社会主义制度 建立后仍然存在着贫困，而且表明在发展生产力解决贫困中存在产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 [7]。对此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邓小平为解决贫困课题而制定的战略的科学 性，而在于我们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能否辩证而准确地理解其内涵特征，并运用马克思 主义的科学方法，积极主动地采取科学政策和方针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否 则，在市场经济的自发力量面前我们采取放任的态度，就有产生贫富两极分化的可能性 。
三、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适当拉开，尤其是大量城市下岗工人和 “三农问题”的出现，形成了中国反贫困的新课题。第三代领导集体构思了反贫困新战 略，即以西部大开发为发展平台，以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加快国有 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步伐，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稳固农业基础地位的同时，实现农村产 业结构的调整，并逐步实现非农化，确保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
首先，随着“两个大局”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出现了新的特点。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和启动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虽 然共同富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实施了20多个年头了；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央就对西部地区实行了区域补偿，每年补贴100亿元，先后 设立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三区”地区专项建设基金，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扶 持；虽然从90年代开始，就把扶贫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并加大开发式扶贫的力度[8] ，但在国民经济总量增长的坐标上，东西部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即“东部和中西部的 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6]，所以江泽民提出一定“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 决地区差距问题”[9]。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东部发达地区要 继续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改变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按照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 作，把东西扶贫协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指明了西部大开发的指导原则、开发重点 、实施步骤、宏伟目标及重大意义，是邓小平“第二个大局”思想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大充实和新发展。其主要特点如下：一、从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大局考虑， 通盘筹划和促进东西部的联动和协调发展；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 构东西部联动与合作的新模式；三、注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推进东西部 地区的可持续发展[8]。
其次，目前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改革给一部分职工带来的暂时性困难，是改革 中的阵痛，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这从包括把企业的改制、改组、改造同加 强管理结合起来的改革思路以及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 业工程的政策方针中就可见一斑。因此，在现阶段，为了完成反贫困的任务，必须抓住 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各项配套改革。在工业上， 特别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农业上，在坚持把农业放在经 济工作首要地位的基础上，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尽可能地实现农业的非 农化。同时还必须积极实施再就业工程和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贫困群体能够在 社会关怀和支持下较稳定地度过这个阵痛期，避免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以减少改革的阻力 。
近几年由于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且长期积累的冗员过多的矛盾在企业制度改革中日益 突出，城镇出现了大量的下岗人员，企业又只发给他们少量的生活费，从而出现了新的 贫困群体。从目前的现实看，失业问题还将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困扰我国。据统计，到20 01年6月底，全国的下岗职工总数为769万，其中实现再就业的只有79万人，再就业率刚 刚到10%，与同期相比下降了4.9个百分点，再就业率下降已经成为失业率增加的重要因 素。另据调查全国有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处境比较困难，这一部分企业的职工随时面临着 裁员和下岗处境[10]。正因为如此，中共15大提出要“实行保障城镇困难居民基本生活 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制度上就是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与以往的社会救济相比，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低保范围、标准、资金来源等方面都 有创新，主要体现为中国过去的社会救助制度主要面对所谓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无生 活来源的“三无对象”，包括老人、残疾人等，与家庭责任形成明显的分界。新的社会 救助制度开始对贫困家庭提供帮助，通过经济状况调查，只要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规 定的水平，就纳入社会救助保障范围[12]。但事实上，“低保”制度的扶贫目标是有限 的，并不等于反贫困，与我们反贫困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其运行的最佳效果是保障居 民的基本生活，发挥一种“托底”的作用。所谓反贫困，至少要达到三个基本目标或者 说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使其能够生存下去；二是缩小贫富差 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三是促进贫困者融入主流社会，避免他们的疏离化、边缘化 。因此在反贫困过程中，必须考虑贫困者多方面的需求，而不是单纯地把他们当作缺乏 收入的人去解决问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制度并轨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只为了保障失业 者的基本生活，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充分就业，实行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一 是要使劳动力的供给在数量、结构、质量上符合市场需求；二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启动再就业工程；三是营造宏观大环境，大力减少失业率和缩短平均就业周期。
农民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贫困群体，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农村 富余劳动力已达1.5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其丧失了对农民的福利保障，于 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其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认为，虽然这一制度在建立之初还存在不少必须解决 的问题，但是它指明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构架，即在政府的社会政策的指导下， 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强化个人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责任，倡导集体在社会保障中扮演积 极角色，发扬社区互助精神，从而形成以家庭为中心的，集体、家庭、社区、个人相结 合的社会保障体系[13]。
农业的发展要有外力相辅，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 期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时候了，但因为 种种原因，中国农业的发展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一惯例。如果过量的人口滞留在小块土地 上，农业就无法提高竞争力，因此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而要实现非农化，就 必须认真清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纠正简单粗暴清退农民工的做法 ，使农民享受“国民待遇”。
再次、中国加入WTO，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向法规框架下的开放转变，这既为中 国经济的腾飞和反贫困任务的解决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和条件，更给反贫困的短期任务的 完成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困难，主要体现为国际竞争的加剧使中国薄弱民族工业和传统 农业面临更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更多的城市下岗工人和农村贫困人口 ，这种特殊背景就使得这部分人的脱贫显得更为困难和复杂。中国共产党的解决思路是 在建设、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有效利用WTO的规则，在竞争中推动产业升级。
从本质上说，WTO是以完整的多边贸易法律体系为基础处理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关系的 国际组织。它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如非歧视、透明度、公开竞争、开放市场等等，都是 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根据统计数据，该组织成员 国的贸易量占了全球总量的95%。因此加入WTO，利弊相衡是值得的，但调整过程必然是 痛苦的。外国产品的大量进入，必使国内产业面临挑战。根据统计，在农业上，仅2000 —2001年，就有100万农民被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在工业上，随着进口壁垒的逐步消除 ，外国企业还将获得进入中国那些尚未形成国际竞争力的部门，包括信息产业、汽车、 造纸、钢铁、制药、电信服务等。总之随着外国产品的大量进口，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 工人将成为冗员，这将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从而使总体的 不平等趋势更加恶化，产生更多的贫困群体。
面对入世对我国农业造成的冲击，中国政府必须解决两大课题。一是如何解决粮食供 大于求的难题。原来“卖粮难”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外国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又使 这一问题雪上加霜。据统计2001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就有1600万吨，超过了我国1500万 吨的年产量；二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加入WTO以后，农民的增收难度将进一步 加大，因为WTO对农业的冲击首先反映在市场价格上。农产品价格可能进一步陷入低迷 ，它与现有矛盾迭加在一起，将会产生共振效应，使农民增收更为困难。2000年对江苏 和江西两省农民收入的统计分析表明，即使农民收入有所增加，非农业收入也是最主要 来源。因此中国政府必须充分利用WTO允许的规则，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用好“绿箱政 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服务支出，提高“黄箱政策”的使用效果，增加对生产者和特 定农产品的支持力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辩证地分析了当前中国贫困问题及贫困群体出现 的真正原因，既起到了解疑答惑的思想统一作用，也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他们认为 问题的出现和存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历史的原因，对于怎样认识和处 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央提出的三条原则之一就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 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14](p.102)；其二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其三是现实工 作的失误。有的地方领导有钱建“面子工程”，大兴土木，追求所谓“政绩”，对下岗 工人等贫困群体的救助却仅停留在口头上，多以“没资金”来敷衍；其四是现实政策的 原因。正如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关于你提出的中国存 在着贫富差距加大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我想你也大概记得邓小平先生讲过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 一定的历史时期里，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在执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 时，也在不断地扶持低收入的群体”，因为贫困群体既是人民的一部分，也是改革主体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他们的忽视和冷漠，有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我相 信，在一个时期以后，这种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最终会得到解决”。
回顾、总结和比较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反贫困课题及其战略构想，我们认为只有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这个时代课题。在当代中国，只要我们在邓小平关于“三步走” 、“两个大局”、“两大飞跃”和“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富”等科学思路的指导下， 以西部大开发和加入WTO为发展平台和契机，以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依托， 积极稳妥地推进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在社会主义制 度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从而彻底解决纵贯人类历史的贫困问题。
收稿日期：200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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