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居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类型学到现象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现象学论文,民居论文,类型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TU-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9X(2007)03-0004-04
民居是什么？首先，民居作为居住建筑，与公共建筑相区分。从古至今，民居作为人们克服自然、求得庇护的基本建造物，与人的居住方式和生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居是一个小宇宙，一个自我世界得以实现的家，藉此，人们才得以在其中定位。正如汉宝德先生所说：“一座中国的住宅，实际就是主人宇宙观的实现，就是主人身体架构的影射。”民居是人类最早构筑出来的最基本建筑，在诸建筑中居住是最主要、最根本的。可以说民居为诸建筑之“源”，而其他建筑是由民居衍生来的；其次，民居作为普通人的居所，与皇室、宫殿或教堂等相区分。在建筑史的发展脉络中，多半以宗教建筑、皇宫殿堂为主要的研究重心，普通人的居所在建筑史上一直不受重视。事实上，民居建筑是文化发展演进中最庞大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也是构成实质环境的主要元素，是地方文化的呈现；第三，民居作为存在于过去的某个时期的建筑，与当下的或未来的住宅形式相区分。它与历史和传统相关联，受到民族性、地理条件、经济条件等影响。何谓传统？所谓的“传统”是指一群人在某时、某地对某事物的观念，它是集体性大于个人的一种展现，并被认为是值得遵守和传承下去的。“传统”并非被孤立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范围，而是与之前、之后的时间相关。
民居研究的历史不过百年，但其研究对象包括从聚落、空间关系到构造、材料、工艺等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方面，而其研究方法受20世纪现代人文学科思想的影响，也历经了从结构主义、类型学到现象学的变迁。在此需着重强调的是，这些研究方式方法的变化并非相互替代、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各扬其长、弥其短的互补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它们一直共存着。
1 结构主义与民居研究
结构主义应用语言学模式试图发现存在于现象背后的规律，即表层结构背后的深层结构。结构主义有以下特点：①强调对对象的整体性研究；②认为深层结构重于表层结构；③强调共时性，忽视历时性；④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在结构主义者看来，任何历史现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确定的无意识结构，它是超社会、超时空的原始范畴。反映到建筑上，就是把建筑看作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通过分解、定位和重组，显示对象的功能和结构，借此寻找建筑形式的象征性和深层意义，从传统建筑中归纳出表现人类生存意义的系统以及居住关系的“永恒结构”，探索各种复杂因素影响下事物的本质结构与变化规律，揭示人类居住中所隐含的生存模式。结构主义对民居研究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结构主义哲学家对普通人居住现象的分析，如罗兰·巴特和艾柯；二是建筑师对结构主义理论的主动运用，如C·亚历山大。
罗兰·巴特在属于他晚期的后结构主义时期的作品《符号与城市》中写道，“城市是话语”，“而这话语是真正的语言。”他警醒人们，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虽然所指保持稳定，能指却总是短暂易变的“神秘生物”。同样还有虚空的能指的可能性，就像在“东京的虚空中心”一样。能指永远不能被限定在完满和终极的意义中，并能够很容易参与到意义的无止境的链条里。我们试图去做的不是对城市的功能研究，而是对城市的阅读。因为城市就像一首展开意义的诗，正是对城市符号的最终展开，才是我们必须抓握住和吟唱的。罗兰·巴特对功能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想，对他而言，建筑既是梦想又是功能。它的符号和象征维度是决不能被忽视的，罗兰·巴特认为，“‘实用’别无所为，除了隐匿和庇护‘意义’”①。
艾柯是另一个从结构主义符号学角度论及民间普通大量性建筑的哲学家。作为符号学家，艾柯对语言采取中性的立场，既避免把语言理解为单一确定含义，又避免将其意义延迟至无限。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基于代码，他在特殊代码和普通代码之间做出区分，其中特殊代码涉及特定语言，而普通代码涉及作为整体的语言结构。同时他强调代码必须置于它们相关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察，因此他对语言的严格的结构主义理解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和世俗维度。在“功能与符号：建筑的符号学”一文中，艾柯将其一般理论应用于建筑及建成环境。艾柯认为，建筑展现了一种特殊情况，一方面它原初地是功能性的而非交流性的，但另一方面，建筑的功能则是作为一种大众交流的形式。艾柯区分了建筑的外延和内涵，借此他区分了建筑的原始功能，建筑作为功能体和第二功能：建筑作为符号体。这两个范畴都有潜在的“缺失、恢复和替代”，建筑必须为“各种各样的原始功能和开放的第二功能”设计结构②。
将结构主义直接运用于建筑、民居研究的建筑师则首推C·亚历山大，其建筑理论的核心是建筑模式语言。“图式或模式的思想很简单，它是自然关系的抽象。”他对现存的大量性民居经过几十年的观察、记录、分析、归纳和总结，试图借此发现现象背后的规律，建立起建筑中行为模式和场所之间的对应关系。《建筑的永恒之路》一书系统地展示了他的设计哲学，其中的柏拉图式起源是相当明显的。柏拉图穷其一生构筑其理念世界，亚历山大所力图寻找的也是一种永久的本质，即建筑的永恒之路。他认为，世界有一结构，人类和非人类的事件持续重复着，生活每一方面都被这些事件控制着。正是因为这些重复的事件总是固定在特定的空间，任一事件都是发生在一场所中，通过注意在一文化中空间实体元素的名称会发现，文化总是限定了事件的模式，元素的名称使人联想和记起在这些元素中干什么，在有这些元素的环境中生活怎样，这些事件的模式常常同特定的空间中的几何模式相联系。
建立一套充满活力的模式语言是实践永恒之路的入口。模式语言像种子，是一个生长系统。通过单个模式相互联系的网络，这些模式形成整体，最后依据不同建筑任务形成不断能包容众多小结构的一个较大的结构体系。亚历山大在《模式语言》一书中，提出了253条模式，这些模式按顺序排列，从大到小，有区域、城镇、邻里、建筑群、建筑物、房间、小室以及施工细节。这种排列基于模式间的关联，每一模式与它上面出现的某些较大的模式有关，同时它又被其下面那些较小的模式完成。《模式语言》很多来自对住宅的研究结果，因为住宅与人类的生活和行为联系最紧密、最为息息相关。另一个原因是来自现代建筑的一种普遍看法，即“现代建筑以居所为出发点，所有的建筑都可视为居所的延伸。”模式语言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建筑与民居现象的一次企图和尝试，对一直缺乏精确严格的建筑科学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同时它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也导致了它的缺陷和不足：亚历山大的建筑模式语言，借助于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是原子化的、关于干净信息的干净方法。他以相对独立的部分与要素研究替代整体，然而被肢体的建筑片段与活生生的整个建筑是不能等同的，他以要素的研究取代关系的研究，本质上是反结构主义的。
结构主义对建筑的最大影响是通过建筑类型学发生的。类型学思想与结构主义有颇多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类型学同样探寻建筑的本质，一种特定的类型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形式的结合，它凝聚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方式，尽管它们的具体形态因不同的社会有很大的差异。类型学追溯建筑的本源，探索建筑形式与人类心理经验之间的永恒关系。类型的概念使建筑重新建立起与过去的联系，解释了建筑背后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从古至今并没有变化。每当一个建筑与一些形式联系在一起时，它就隐含了一种逻辑，建立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的连续性基础上的类型正是结构主义所寻找的。建筑师从亲身体验中寻找与人的行为方式、心理结构相契合的类型，通过对类型的多重抽取和转换，建筑同时具有了对过去的记忆和对现代的感知。建筑类型学既代表了建筑与过去之间的关联，也展现了建筑与现在及未来的互动。
2 类型学与民居研究
所谓“类型”，是指某些事物在某一层面上具有某种共同性质与相似特征而形成一个类属。所有相似的事物都具有共通的特质，常言说：“物以类聚”，就是类型之意。“类型”具有层级的观念，每一类型，都是更多的类属进行共同特征分类的结果，它是一种意象，而不是一种样板。类型作为历史的、空间的产物，经过历史的淘汰与过滤，从历史中抽取出来，是人类生存及传统习俗的积淀。早期类型学思想中类型与模型的区分，如同理念与现实、本质与现象、美与美的事物、艺术与艺术品之间的二元对立，类型与两者中居于优先性和规定性的前者相对应，其中暗含的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很明显的，在此，类型是一种先验的“形式”。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类型逐渐摆脱了先验的观念而被认为是现实环境作用的结果，最终类型的定义深植于现实和抽象几何学两者之间。“类型”构成了建筑师对于建筑中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认识，对类型问题的理解就是对建筑本质规定性的理解。在人与建筑的关系上，人总是根据某种原型而创造建筑，建筑师不可能凭空去创造一个无中生有的或一个与历史相违背的建筑模式。类型学方法就是抽取那些在历史中适应人的生活且在特定文化中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的形式，并将其运用于现代设计中。类型学作为一种分组归纳的方法体系，一个类型学可以代表一种或是几种属性，根据研究者的目的和所要研究的现象，类型学可以建筑在人工制品、绘画、建筑、风俗、社会制度或思想意识等各种变化因素的基础之上。把这种连续的、统一的系统分类处理方式用于建筑，就是建筑类型学，它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建筑设计操作，更是一种认识和思考的方式。
当代建筑类型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要找出能够不向外面寻求解释说明的规律，建立起自己说明自己的结构，即对于建筑的解释只能来源于建筑；第二是找出来的结构要能够形式化，并成为公式而作演绎法的应用。类型学与结构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均先寻求秩序再分类，有发展的过程，但类型学是另外赋予类别而结构主义是寻求既有的结构。类型学的法则并不能等同于自然现象本身，而只是掌握自然现象的一种秩序；它并不是建筑，只是掌握建筑的一种基本架构③。当代建筑类型学，一方面是对现代主义国际风格的反思和欧洲古典建筑文化的总结和复兴，另一方面也是设计方法中理性主义的发展。它强调先存的建筑现象的重要，同时也认可新的生活形式不断产生，更注重两者间的承袭。它与结构主义一样试图从纷繁复杂的个别现象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和共性，从以往多种多样的排列中发现建筑的普遍原则，以指导当下和未来的建筑实践。建筑类型学刻意忽略建筑间细节的差异，它关注的是普遍性和整体相关性。通过对各种各样的都市和乡村的场所(sites)进行形态学 (morphological)和类型学(typological)的分析，描述和分类各个时期和地方的建筑。它在设计中的主要运用包括引用现存的建筑或片断、图像类推和换喻。
2.1 罗西
类型学是观察事物永恒及变化的方法，罗西指出“类型是一种抽象化”。类型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新东西，而是从已经存在的事物之中去找出过去没有发现的，这些事物一直存在着，只是人们从没有注意而已。例如，罗西从意大利古老的建筑中，找出建筑建构的法则，将这些属于过去的法则，变换运用为现在的建筑设计的基准，而这些法则是先前就已存在，藉由罗西的手及类型学的方法显现出来。
罗西早期多致力“考古学式”的挖掘，他积极尝试从传统中追索恒久不变的基础，刻意寻找简单的原型来再现古典精神。由于各时期建筑间具有某种相关性与延续性，所以在此类型学成为探讨建筑形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方法。罗西认为建筑的内在本质是文化习俗的产物，文化的一部分被编译（码）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被编译进类型中。借助于结构主义理论，表现就被视为表层结构，类型则被视为深层结构，通过潜在的类型来认识作为现象的建筑。罗西认为，类型可以从历史建筑中抽取，抽取出来的必然是某种简化还原的抽象产物，它不是任何一种历史上的建筑形式，但又具有历史因素，至少在本质上与历史相联系。在晚期他开始逐渐放弃这种随机性方式，采用现代思想中的“系谱学”(genealogy)方法，以历史建筑作起点，逐步推演其形式状态的可能性，不仅追索建筑的根源，更发展其他建筑形式操作的可能性。原型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特定生活相关，它包含着历史，显示出相关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展示着特定场所的识别性。罗西认为建筑设计首要是为特定的环境从历史上挑选适宜的建筑类型，用简洁的几何形体结合实际做出现代的建筑。建筑不是强调自我的显示，而以与种种建筑原型的相似性来满足人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真正的类型概念已经暗含了变化和转换的思想，它更多的是一种关于行为的类型，而不是一种快速的可以直接应用的模型④。
作为“新理性主义”的代表，罗西再创造了建筑的逻辑系统，他不断重复着一些固定的形象，如三角形构件、柱廊、沙滩小屋、咖啡壶等。“新理性主义”是自“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以来的又一次古典复兴，强烈反抗现代主义对历史传统和地方性文化的漠视，并投入到古典建筑传统中寻找根源。通过意识的“自由变换”，“新理性主义”尝试将属于同一类型的各种事物与一个本质（原型）进行比较。罗西追随古典主义的伟大道路，执著于对建筑历史的深入研究，追寻建筑的永恒原则并思索：在建筑发展过程中，那个具有持久生命力，揭示了历史关联性的事物是什么？加拉拉泰斯住宅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这座建筑被一个狭窄的缝隙分成两部分，首层有一极有特色的柱廊，柱廊中有四个圆柱排成两行，对窄条形柱子形成的韵律起到调节作用。柱廊的原形来自罗西对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研究，由于它与当地人的城市生活经验相联系，因此激发了人们对米兰的传统住宅的联想和记忆。罗西解释：“我更喜欢借助熟悉的对象，虽然其形式和状态已经是定型化了（固定的），但其意义可以变化，原型的物体揭示了永恒关注的主题。”与米兰的传统住宅相仿，传统住宅中过道表示一种生活方式，弥漫着家庭的娱乐，每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人的交往。建筑师必须留意这些特殊结构，使其很自然地表现在建筑上。深邃的柱廊还与提契诺地区一边敞开的犹如隧道系统的建筑要素相关，它是该地区建筑的内在模式。罗西在意大利历史的、传统的建筑中寻找固定不变的要素，通过“分类”，总结已有的类型，将其图示化还原为简单的几何形体，并发现其“变体”，使作品既满足它所处之地的历史文化要求，又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具体建筑。
罗西坚持不懈地对传统住宅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并在设计中使用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类型要素，构成具有传统形式特征的现代建筑，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类型学的基本方法，即首先进行“元语言”(metalanguage)的构造，重新发现历史的、传统的和原始的类型元素，随后根据“元语言”进行“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的构造，将其转化、改造和移植到场址上。作为一个观察者他发现了普通建筑的重要，即组成基本城市的基本建筑(a found architecture for a found city)，正是在这些普通建筑中罗西发现了类型，与类型同时被发现的是建筑中的历史和地方性。罗西从现象中感受抽象结构，并用新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图像类推 (Analogy)的手法弥漫于他的全部作品中。在他看来，风格和类型是一个时代的反映，通过数以千计的建筑表现出来，风格本身凝聚了文化、技术、经济等时代特征，是地方与时代、空间与时间特异性的反映，有着多重意义。罗西有意识的使自己的建筑与周围环境产生某种关系，尽管在一些设计中他背离了自己的初衷，使一些风格符号成为一种象征和标志⑤。
2.2 文丘里
把文丘里置于类型学的名下进行讨论是一件颇令人奇怪的事情，其错位的程度不亚于当年孤陋寡闻的我突然看到罗西置身于后现代的阵营中。为什么不呢？尽管他们差异得南辕北辙：一个极简，一个极繁；一个极深刻，一个极通俗；一个迷恋古罗马建筑的伟大永恒精神，一个鼓吹拉斯维加斯的商业通俗波普；一个不断地尝试确定和净化建筑形式语言的意义，一个则不断地丰富、丰满、丰盈。罗西是单色的、克制的和清教徒式的禁欲美学，追随形式简化的趋向；而文丘里则使用鲜艳的色彩、繁多的细节和丰富的形式。但是，对传统地方性建筑如民居的关注是他们的共同点，如果说罗西抓握的是传统的“骨”，那么文丘里掌控得可算得上是传统的“肉”了。文丘里与类型学传统的相似之处在于，他同样也是试图从纷繁的传统建筑个案和现象中，寻找能体现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的符号或图像；区别则在于，类型学的类型并非具体的形式或图像，作为表层结构的建筑形式语言背后的深层结构可以是行为、生活、文化、精神，但绝不会是具体的特定的图像和符号，至少也应该是几何抽象的柏拉图形／体。这与语言学上对语言的争议类似，在结构主义早期，人们一直习惯地将所指作为本源、根据，即深层结构；而将能指视为派生的、从属的，即表层结构。而在结构主义后期，尤其是罗兰·巴特和德里达之后，人们终于认识到“能指之外别无它物”，“一切事物都是书写”，根本不存在所指对于能指的优先性，未被思想的存在是黑暗的，没有语言的思想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正是能指／语言，才令所指／事物得以呈现在人的认识面前，被人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丘里将建筑的本质归于形式、图像、符号，破灭了古典主义建筑师认为在建筑形式、图像、符号之外、之背后另存一个本源、本质。建筑就是建筑形式、图像、符号。
类型学采取去除定、状、补，保留主、谓、宾的方式，试图摒弃诸如装饰、工艺、材料、细节等传统的“肉”来获得传统的“骨”，抛弃“形似”通达“神似”的境界；文丘里对传统的研究击破了这理想化的幻觉，在他看来，定、状、补并非句子的修饰、补充和说明部分，属于可有可无的次一级，恰恰相反，装饰、工艺、材料和细节是传统中与结构、空间、形式地位相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德里达在《绘画中的真理》中谈到边缘与中心因等级的消解而变得同等重要，通过文丘里的拨乱反正，对传统的“肉”的模仿以及对“形似”的追逐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了。在这里，传统中的“特殊性”比传统中的“普遍性”获得了更多价值。设想一下，如果在对中国传统民居形式例如“四合院”的类型学研究中，仅仅抽象出其几何形式特征，如形状、大小、比例、尺度等，或空间之间的起承转合关系，而舍弃掉被看做是附加的装饰的材料、工艺和符号、图案等特征，我们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相信我们是抓住了建筑的本质而舍弃的是建筑的不重要的非本质呢？类型学对于建筑的永恒之道的企图和尝试，使我们不禁要问，果真“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千百年来的建筑历史只是对亘古不变的建筑原型／原则的无差异的永恒轮回吗？
“传统”概念是文丘里历史主义思想的核心，他以《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系统表达了他对建筑历史的态度和理解。他使用大量笔墨分析建筑历史上或伟大或无名的平凡范例，在他看来，建筑传统包括建筑要素和建筑方法，传统形式蕴涵着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理解，即使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也应该向过去学习。文丘里同样不赞成简单直接的复古，传统的建筑要素应在新文脉下给予建筑以含义，要让“熟悉的东西在一个不熟悉的文脉里，看上去感到既是新的又是旧的”。建筑师必须在运用传统的同时使它生动活泼，要“非传统地运用传统”，通过对新旧部件的组织，在总体中创造有意义的环境⑥。文丘里对建筑传统的研究和再使用是以建筑符号学为基础的。建筑符号学讨论的是建筑符号与隐含意义之间的关联性，藉由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对作品进行解读。建筑作品拥有或多或少的固定代码，并以相同的方式被接受和解读。文丘里对于罗西所认为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一部分编译（码）进表现的形式中，绝大部分编译进类型中的观点是持不同意见的。正如尼采对柏拉图的批判，他认为现象的世界就是世界的全部和全部的世界，而那个所谓的理念的世界、本质的世界只是一种人类的虚妄。在文丘里看来，文化传统并非隐于任何背后的类型，它就是外在表现的符号和形式。在建筑的抽象形式和具象符号之间不断摆动的平衡中，文丘里更倾向于后者。这是对长期以来，符号仅被视为装饰和表现从而遭到禁止，在现代主义运动后又被空间、结构和形式所淹没的一种反抗⑦。建筑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即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平衡正在向后者转移，与罗西追求传统中不同事物之间的普遍性不同，文丘里更关注于传统中的特殊性。各种历史风格样式在他手下以一种片断的记忆形式融于当前设计中；过去、现在、未来，彼此交织共存。通过长期对在美国民间住宅中使用的乡土嵌饰和图案的研究，文丘里发现大量的民间住宅与流行的历史主义或乡土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更加自由，更富有变化，而且更具有独立性。
1977年所作的“折衷主义住宅”是一系列在所有方面——结构、功能、平面组织——都完全相同的小度假别墅，但正立面被做成了不同的符号样式，文丘里将文字或图形符号抽象、变形，将令人喜爱的地方风格与古典细部并置，在常规构架中使用符号令建筑变成“有装饰的庇护所”。其代表作“母亲住宅”，除了表面性和附属性地借用传统语汇以外，体型本身就再现了传统住宅的意象：正是每个孩子绘制心目中的家时会使用的那些元素：斜屋顶、烟囱和很正式的入口。住宅由里到外，由平面到形式，有许多故意的歪斜、扭曲、片段和断裂，体现了文丘里利用传统建筑要素适应“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技巧。这座小住宅既复杂又简单、既开敞又封闭、既大又小；它的格局中既包括一般住宅的普遍性要素，又包括特定的环境要素。这座建筑体现了文丘里“以包括艺术固有的经验在内的丰富而不定的现代经验为基础的”、“运用传统使它生动活泼”的建筑思想和历史态度⑧。
对于文丘里而言，类型已经被简化成了图像，或者说，图像就是类型。在传统民居被保留下来的外在形象中，文丘里只将他所需要的元素再使用，而没有更多关注原始的模型。定义住宅的建筑形象包含了许多一般特征的元素，而当这些元素变成标准组件时，它们也就部分丧失了与传统意义上的联系。组成建筑形象的各个元素都来自历史，但是元素间传统的相互依赖关系却消失了，以前已经被解决的建筑和场所之间、建筑和时间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今天的类型学已经被简单地理解成为一种构图的手法，而所谓的“类型学研究”也只是在或抽象或具象的形象生成上有所作为。然而类型不是图像，更不是历史的强加，它需要场所化、现实化。同时，建筑类型学试图把客观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类型”作为一切建筑行为的根本原因，并且试图凭借这一“源流”推演出一套能为一切建筑行为所接受的程序，这将最终不能包容全部的建筑和建筑的全部方面。类型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像，而是生活方式或行为，建筑类型学对活生生的现象和细节的摒弃，在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建筑的重点和关键。它具有柏拉图的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全部理想和幻想，仍然落在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中。
至于民居建筑类型学，由于民居建筑作为人们长期的居住之地，其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变化，较大的改变来自于材料、营造的进步，所以对前人的经验及模型的研究和参照是可行的。在民居建筑中，历史／时间是很重要的元素，长久时间的积淀构成某种“文化”、“传统”、“记忆”，深植于人们的心中，人们再利用这些“文化”、“传统”、“记忆”去建构新的居所。因此，民居建筑类型学提供了对具体个体所组成的组群所必然呈现的特征的描述，民居具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有繁复的类型关系，这些复杂性都可在民居类型的研究中观察到，并给予适当的解释。在此观念下所进行的民居研究，可称之为民居类型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项：①将民居类型视为某个族群文化的产物，其概念与形式是社会协议的结果，是社会集体价值的共同选择与呈现；②将类型看作为空间形式的结构，特定的空间关系形成一种“结构”来描述类型；③类型是一种仅存在于人们心智中的意象，而非实际存在的某个个案。 民居类型学的主要方法是寻找共通的形状因子与形式规则，据此建立民居的形式推演系统，从而得到民居的生成法则。这个法则可模拟民居的生成，也可依此对比其他地区的民居。从历史的恒定面上，居住建筑是和人类生活紧密相关的，正是类型学联系了历史和将来，为我们从历史的、传统的、地域的文化角度追寻居住的本质意义和发展现代建筑提供了可能。
3 现象学与民居研究
现象学要求“面向事情本身”，以描述代替逻辑分析，以艺术方法代替科学方法。有不少现象学家曾对普通人的住宅作过详尽而细腻的现象学描述，如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巴什拉。
事实证明罗西与现象学是存在某种关联的，这至少表现在尽管建筑被历史、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但罗西始终认为建筑的最终原则仍然是建筑的，而不是别的什么非建筑的东西。这种面向事情（建筑）本身的原则和态度被他称为建筑的“自治”(autonomy)。这是埃森曼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尽管他们两人对建筑的处理大相径庭，但对建筑形式逻辑生成的严谨自律是相同的，这表明了他们作为建筑师对建筑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理想和努力。罗西建议“一种来源于建筑本身的态度”，用建筑本身作为建筑的评判标准，并且用建筑自身的原则解释它的来源，使建筑的定义本身包含永恒的原则。
罗西认为，建筑是对实事(things)和事实(facts)的沉思；建筑的原则很少并且是永恒的，但不同时期的建筑师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回应是多种多样的。永恒性(immutability)来自于建筑的理性和还原性。对他而言，建筑最为基本的方法早已确定。建筑师对社会条件的认识只是为了更清醒的观察，而不是以此作为决断的根据或使建筑自身屈服于此。建筑并不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而是建筑自身意愿的显现，并且以既定“信条”(dogma)的方式代代相传，这同时也是罗西的建筑形式单一的原因。类型学把建筑形式作为具体的逻辑过程的结果，试图藉此将建筑从建筑师的自恋或自我表现中“拯救”出来。建筑师要尽量远离“个人表达”，而宁愿接受惯例的原则和现存的教条。在作品中尽量剔除建筑师主观选择的个人印记，建筑只是进行客观分类的结果，这种“对传统的遵从”控制了建筑创作。就像所有想要从艺术中表达“客观”(objective)的探索，类型学可以看作建筑艺术脱离“主观性”的一种尝试。正如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所说，艺术作为真理的显现，艺术家只是一通道。罗西献身于这种超越主观主义的努力，并且声称只要能够揭示超越个人选择的永恒的“逻格斯”(logic)，建筑就可以取得成功。
从事物的特殊性中得出一般性有两条道路，一是科学的归纳，虽然严谨却缺乏创造力；另一种则是依赖于康德所谓的判断力，特别是其中之一的审美判断力，它依靠人的本质直观能力，从并非整体的个体案例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共性，虽然它是不严谨的、神秘的、不符合逻辑推理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但它却是活生生的、新鲜而灵动的。现象学并没有像类型学那样，为着追求客观、科学，而竭力剔除建筑师的“主观性”，与之相反，现象学认为这种剔除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思想领域中人的因素和非理性的存在，并不是我们获取真理的障碍，恰恰相反，它是作为人类的我们可依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和手段。罗西与现象学的分歧正在于此，他仍然承袭了传统的归纳和演绎的逻辑手段，这也正是他被称之为“新理性主义”的原因之所在。而现象学则质疑并摒弃了这一与传统形而上学相依的方法和工具，在后者看来，真理并不一定要通过理性方法而获得，而理性也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逻辑。当然，罗西在后期也有所修正，记忆作为个人经验，也积淀于建筑的类型中，然而如何平衡建筑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重复性与创造性，始终是类型学需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建筑师霍尔在其早期曾深刻地研究美国地方传统建筑的类型，他的类型学研究是位于两极的罗西和文丘里的中间点，一方面，他仍以抽象的几何图形对美国传统民居进行分析归类；另一方面，他并未放弃民居中具象和感性因素的研究和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在类型学上的坚持的犹豫和左右摇摆，导致他最终放弃理性而清晰的类型学，走向模糊而神秘的现象学道路。在美国，用类型分类分段的方法研究地方建筑已有很长的历史，如众所周知的文丘里和 C·摩尔，霍尔也很自然地选择了类型学的研究方式。霍尔坚信建筑有本源的理念，有自己的存在规律，因此他希望回到真正的历史中去，为建筑确立一个坚实起点。他相信类型学能够为理解文化和建筑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南，并成为对建筑历史传统进行分析研究的清晰可靠的工具。霍尔与欧洲类型学研究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更侧重对民居进行实地考察，根据直观的形态功能分类，是实证式、后续式的。
在《字母城市》、《乡村和城市住宅类型》以及《杂交建筑》、《基础：美国住宅类型》等著作中，霍尔着重讨论了“美国民间居住建筑的本质”。其中《字母城市》从形态的角度探讨了建筑类型，《乡村和城市住宅类型》则系统收集了美国传统住宅类型，提供类型设计方法以代替令人厌烦的行列式住宅。霍尔用字母类型对建筑分类，研究建筑平面和剖面的关系，研究建筑之间以及建筑与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书中霍尔遵循他的实证主义态度，列举了大量实例。在对所收集的城市及乡村住宅类型整理分类之后，他试图从中提取某些“原型”，这些“原型”直观地反映在他同时期的建筑作品中，也隐藏在他后来进入现象学领域后所作的作品中。经过仔细地分类研究，霍尔认为这些住宅不仅体现出几何形式的简洁、尺度和细部比例的一致性，还表达出一种直觉的经验。他在玛莎尔住宅设计中充分运用了这些特征，其中的构成要素是可变化的，如将其中部分要素代之以其他要素，建筑的“精神”仍然存在。⑨
霍尔建筑中的类型不仅来自历史，还来自于当代建筑。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还体现出与场所、工艺的亲密关系，这与罗西晚期作品有着类似的取向。同时，霍尔还质疑适用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地点的建筑的一般化理论，他认为“类型”不是某种权威的、教条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它与当时当地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他之所以选择住宅进行研究，就是因为这些个人设计建造的住宅反映出美国的文化。霍尔反对曾在美国居于主流的文丘里的以符号理论为基础的历史主义，他敏感地察觉到符号在建筑界产生的折衷主义的有害影响，折衷主义用历史碎片拼贴的结果反而加剧了当代建筑的困惑。他吸收民间住宅类型在建造和表现上的“简洁性”、“诚实性”和“整体性”，形成新的建筑语言抵抗折衷主义对历史的模仿，以类型和简洁的几何形式表达超越流行风格。
霍尔提取的类型是从心理学角度观察的生活模式，其中可以看出罗西的深刻影响。类型学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意象，同时也可以看出霍尔关注的心理并不带有历史主义的印记，与罗西的“集体记忆”不同，而是当下个人的心理感觉，更接近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指的“日常生活”——一种变动不居的、此时此地的真实生活。这种生活的意象与类型学的理性存在冲突，正是这种历史分析与设计之间的矛盾使他最终放弃了传统的类型学研究，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使他转向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不仅要面向建筑本身，还要面向生活世界本身。现象学本身擅长处理个体经验，但是建筑理论要求对更广泛的感觉经验进行描述，对于现象学所重视的“保留在记忆中的意象”的研究，更需要立足和超越单纯的形象。通过记忆，建筑被转换成个人的经验：通过转变成为具有多层新意义的场所和事物。霍尔强调建筑师个人对建筑以及一切相关事物的真实感知，试图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筑创造出一种机会，激发人的知觉敏感，使人感受对世界细微发现的愉悦，加深对自身的理解。霍尔把对世界的知觉当作设计的起点和源泉，将个人想象与集体愿望联系起来，他以“现象域”的方式，为建筑现象学建立了一个开放的框架。当然，现象学方法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缺乏科学、精确、不可重复，具有神秘主义的嫌疑，虽然历史已经说明科学方法不是通达真理的唯一道路，（建筑）艺术的合法身份仍不能真正确立。
结语
综上所述，民居研究随着人文科学的蓬勃发展，不断从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并结出丰硕成果。民居研究与其他人文科学的交叉、借鉴，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收稿日期 2006 08 02
注释：
①～②Neil Leach.Ed.,Rethinking Architecture:A Reader in Cultural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7,p166,p182。
③，⑤艾伦·科洪编著，《建筑评论——现代建筑与历史嬗变》，刘托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p30，p29。
④陈伯冲，“建筑作为理性的形式”，《建筑师》1995（总62），p22-23。
⑥，⑧林鹤，“文丘里研究”，《建筑师》1995（总65），p95-112，p108。
⑦文丘里，“历史主义的多样性、关联性和具象性”，赵冰等译，《新建筑》1983/01，p68。
⑨S.Holl,Pamphlet Architecture 1-10#,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8。
C·亚历山大等，《建筑的永恒之道》，赵冰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C·亚历山大等，《建筑模式语言》，王听度，周序鸿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
马清远，“类型概念及建筑类型学”，《建筑师》1990（总38），p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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