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家科学思想概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概论论文,名家论文,思想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80(2001)02-0067-05
在先秦“百家”中，名家是最具科学传统的学派之一。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把“正名实”作为自己学术的根本宗旨，又由于他们是当时正处于上升地位的新兴势力的政治代表，因而他们大都十分注重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在对自然奥秘进行积极探索时，表现出了极其深邃的科学思想。名家的科学思想不仅深刻，而且丰富，包括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生物医学等方面的内容。
一 天文、地理学思想
在天文学方面，名家的创始人邓析研究过日月的运行，并以此来说明“离坚白”的命题。《庄子·天地》说：“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陆德明《经典释文》指出：“夫子，仲尼也。”而“老聃”，即老子。老子、孔子皆春秋末年人，这表明“离坚白，若县寓”之说在当时就由“辩者”提出来了。而当时最著名的“辩者”是邓析，他又操“可不可，然不然”的“两可之说”。所以，首倡“离坚白、若县寓”之说的“辩者”很可能就是邓析。成玄英《疏》曰：“离析坚白之论”是“如县日月于区宇”。意谓日月悬于天地之间，一起一落，一隐一现。邓析可能以此作比喻，生动形象地说明人对石头之坚硬和白色的感觉，也是一见一离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肯定他研究过日月的运行，并以此来说明“离坚白”的命题。
在邓析之后，惠施对天文学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地圆说。早在20世纪初，胡适就曾指出“惠施是一个科学的哲学家”，他在论空间时，似乎讲了“地圆”的道理[1]。但有些学者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从先秦天文学的发展来看，惠施不可能提出地圆说。我们觉得，胡适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当时天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惠施提出地圆说是完全可能的。早在周代，就流行着一种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春秋末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曾参说：“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2]意谓半球形的天穹与方形的大地，怎么能吻合呢？到战国中期，慎到指出：“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3]所谓“天体”，并非指日月星辰等个别天体，而是指天的整个形体。慎到认为天体是圆球形的，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地转动。他把天圆地方说的半球形的天体发展为一个整球，但遗憾的是没有接触到大地的形状问题，也没有谈及天地的关系。惠施则指出：“天与地卑”，“天地一体也”[4]。既然天体是球形的，那大地也应如此，这就叫“天地一体”。其中包含着球形大地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地圆说的提出。如果说“天与地卑”在政治方面的进步意义在于否定了传统的神学观念，那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句话在自然观上还有独特的见解。如按盖天说，天在上，地在下，天是不可能‘与地卑’的。在观测天象的时候，不难发现，满天星斗，从西方没入地平线下，以后又从东方上升。星斗所附丽的天空，确实是可以低于地平的，这正是‘天与地卑’的真实含义。这也是浑天思想的初步萌芽。浑天说就是认为，天空是浑圆的，大地也是浑圆的，因而天空总有一部分位于地平线下面。因此，可以认为，惠施是浑天说的先驱。”[5]由此可见，惠施的确超越了盖天说的天文观。其超越之处就在于，他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大地球形的概念。
惠施还有三个论题。也包含着地圆的思想。第一个论题是：“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6]这里的“天下”，是指“大地”而言的。大地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圆球。它有两个中央，一个是在“燕之北”的北极，一是在“越之南”的南极。大地既然有南北两极，那它就一定是球形的。第二个论题是：“南方无穷而有穷。”[7]所谓“有穷”，是说南方有终点，这就是南极。一个人朝南方走，走到南极就转而向北，走到北极又转而向南。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他永远也走不到尽头，这就叫做“无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地是圆的。第三论题是：“今日适越而昔来”。[8]有的学者指出：“空间、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今天’、‘昨天’是有限空间、时间里的概念，是反映地球由于自转而产生的向阳背阳循环不已运动的顺序的概念。地球向阳背阳循环不已运动的顺序必须在地球上确定一条南北方向的线为基线才定得出来。惠施不可能了解地球的自转、公转，但他可以从自己所在地看到的日出、日没现象确定这个顺序。从日出到日没，称之为昼；从日没到下一次日出，称之为夜；合昼夜为一天。眼前这个昼夜，称之为今天；刚过去的一个昼夜，称之为昨天。地球上不论何时都只有一半受日光照射，这一半是白天，那一半就是黑夜。若果惠施以自己所在地的黎明为今天的开始，那么在地球的那一面和他所在相对称的某地正是黄昏时分；但不是今天的黄昏，因为时间是按顺序运动的，今天的日光还没有照射到那里。必须到了他所在地今天的黄昏时，才是某地的黎明；而到了某地今天的黄昏时，他所在地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惠施就是根据这个道理，以他所在时间为标准，把他所在地西面一半地球的时间算为今天的范畴；东面一半地球的时间算为昨天的范畴。越在魏地的东面，所以他说：‘假若今天一天之内从魏地到了越地，那是昨夜到的’。这是一个很科学的设想，近代的科学家就是根据同样设想确定东西经一百八十度的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当然，这个辩题的含义不是要确定一条标准日期线，古代不存在这个问题，惠施也没有这个打算。他的想法概括起来是阳光在地面上移动，自东而西，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用这现象说明地圆。”[9]这个解释颇为新颖，但有一点不敢苟同，即“惠施不可能了解地球的自转”。换句话说，即惠施不可能有地动的思想。
我们认为，惠施不仅有地圆的思想，而且还有地动的思想。早在惠施之前，地动思想就已产生了。例如，《管子·侈靡》说：“天地不可留，故动。”《尸子》也说：“天右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这是说天从左向右展开，起点是牵牛星；地从右向左旋转，起点是毕宿和昴宿。天地既然都是浑圆的，怎么会有起点呢？有的学者指出：“原来这里是以恒星为坐标系统测量的。牵牛即牛宿，在摩羯座；毕宿和昴宿是二十八宿中的两宿，在金牛座中。牵牛每年八、九月间黄昏时经过中天。两组恒星恰好处于遥遥相对的位置。《尸子》选择它们为坐标，用以说明天和地的运动正好遥遥相对。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既然以恒星为坐标，那末‘天’的旋转是不包括恒星的。这样看来，这段话的含意应该是：恒星天不动，地球向毕昴的方向旋转，因此‘天’看来向牵牛的方向运动。这是符合运动的相对性的。”[10]不仅如此，与惠施同时的庄子也认为天地是运动的。如说：“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意其运动不能自止邪！”[11]在他看来，天运地转都是无法自行停止的。既然如此，那惠施具有地动地思想就不是不可能的了。他说：“日方中方睨。”[12]意谓太阳刚到正中，马上又西斜了。从现象上看，这是描述太阳从中到西的运动过程。但就其实质而言，这则是反映地球从西向东的自转运动。惠施又说：“齐、秦袭。”[13]对于这个论题，学者们多用“大一”的观点来解释。如说：“尽管在常识上认为齐、秦的距离很远，然和‘大一’的大比较起来，那两国只是重叠的。”[14]这种解释虽不失为一说，但似乎有点勉强。齐在东而秦在西，况且相距甚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重叠的。但若从地动的观点来看，齐、秦都随着地球的自转而运动，其运动的轨迹则是可以重合的。总之，“齐、秦袭”和“日方中方睨”这两个论题，都包含地动的思想。
在地理学方面，邓析研究过各种地形及其变化。他说：“贤愚之相觉，若百丈之谿与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15]在他看来，“贤”与“愚”相互比较，犹如百丈之溪与万仞之山，也像“九地之下”与“重天之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九地”。《孙子兵法·九地篇》说：“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围地，有死地。”这是根据用兵的原则，将战地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圯地”、“围地”、“死地”九类。邓析所谓的“九地”可能与此不同，但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各种地形是有所研究的。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各种地形的变化。如《邓析子·转辞篇》说：“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庄子·天下》把后一句话概括为“山与泽平’，归之于惠施的名下。《荀子·不苟》则说“山渊平”是惠施和邓析的论题。我们认为是邓析唱之于前，而惠施和之于后的。“山渊平”、“山与泽平”和“丘夷而渊实”的意思相同，都是讲流水对地形变化的影响。春秋末期，许多人都注意到这一点。老子曾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16]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太子晋说：“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锺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17]有些学者指出：“这上低地堆积观念和高处侵蚀的观念一起，构成地形发育乃是高者被蚀、低者堆积这样的地形夷平观点。”[18]邓析和惠施所谓“丘夷而渊实”和“山渊平”，对地形夷平观点作了精彩的概括，这与今天丘陵上受散流片状冲刷、暴流沟谷侵蚀而逐渐夷平的“流水地形发育论”相似。
二 数学、物理学思想
在数学方面，惠施和辩者都有一些创见。惠施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19]这与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的“面”的概念相类，颇有公理式的意味。有的学者指出：
这也是对体积计算公式的挑战。例如截面相等的柱体，V=S×h（V——截面相等的柱体体积，S——柱体底面积，h——柱高）；但是惠施却道出了对于下式：
（V——立体主体，a、b为立体低点与高点的高度），他指出了尽管S大至方圆千里但是dh不能为零，否则是不能计算体积的，当然惠施没有也不可能用这样公式来表示，只是停留在原始概念上而已。[20]辩者则具有微观几何学的眼光，如说：“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21]《墨子·法议》指出：“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矩虽为方而非方，规虽为圆而非圆。”也就是说，“矩”虽是划直角的工具，但它划出的并非几何上的直角；“规”虽是划圆的工具，但它划出的出并非几何上的圆。为什么？因为都有一定的误差。“凿”是榫头，也叫榫眼。“枘”是插入榫眼的大栓，即榫头。宋玉在《九辩》中说：“圜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22]“鉏铻”是说，圆形的“凿”与方形的“枘”不相配合。因此，椎头难以插入榫眼。如果对“凿”、“枘”进行加工，榫头就可插入椎眼。这就是《考工记》上所说的：“调其凿、枘而合之。”加工调合之后，在辩者看来，仍然是“凿不围枘”。为什么？秦繁鎏注解得好：“凿、枘人为，不能适合无间。”所以，“上述论题实际上是一种微观的几何观察结果，‘矩’、‘规’等工具并不能做出理想的几何图形，因而会使加工出来的成品带有几何图形的误差，‘凿’和‘枘’的‘配合’（对偶零件的结合）虽然得到了两个零件间的合适松紧程度，但是这仅是表观的，实际上两个零件还多少地有间隙和过盈，辩者指出了间隙的存在。”[23]
惠施和辩者在数学上的另一大贡献，就是他们明确提出了“极限”的概念。惠施是怎样提出“极限”概念的呢？早在商代，我国就有了最小数“一”到最大数“三万”的自然数体系。后来，随着生产、生活和天文学的发展，逐渐出现了万以上的高位数，如亿、兆、经、姟、秭、选、载、极。十万曰亿，十亿曰兆，十兆曰经，十经曰姟，十姟曰秭，十秭曰选，十选曰载，十载曰极。与高位数的发展相反，“一”以下的分数也开始出现。而度量衡的运用和发展，则进一步把“一”不断地等分下去。如丈以下有尺，尺以下有寸，寸以下有分，分以下有厘，厘以下有发，发以下有毫。随着人们数学和计算知识的不断深入和扩大，思维便碰到了这样一些难题：最小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最大的数字又是什么呢？这些难题不是单凭计算技巧所能解决的，还需要有深邃的理论思维。惠施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适应当时数学发展的需要，及时地提出了“无限大”和“无限小”的概念，把先秦数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24]从数学思想方面来看，“大一”就是指“无限大”，“小一”就是指“无限小”，这就是“极限”概念的提出。辩者也有极限思想，如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25]意谓一尺长的木杖，每天去一半，千万年都取不完。具体说来，第一天剩下1/2尺，第二天剩下1/4尺，第三天剩下1/8尺，到n天剩下1/2[n]的数值日益接近于零，但是永远不等于零。用高等数学上的符号lim（极限）和∞（无穷大）表示，即
由此可见，辩者朴素地表述了我国数学史上最早的极限思想。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对此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连续概念和无限分割概念也已为名家——惠施（公元前4世纪初）的朋友们——清楚地表述出来了。然而，这些议论被历史的迷雾掩盖了好几百年，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才又得到人们的重视。”[26]
在物理学方面，名家的思想更为丰富，主要有以下五点：一是关于物质的结构问题。上述辩者所谓“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论题同样具有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从而推论出物质是连续的。《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捶，杖也。若其可析，则常有两；若有不可析，其一常存。故曰‘万世不竭’。”“万世”一词，是不严格的。万世以后，是否是穷竭了呢？辩者没有说。这里的“万世”，应该是指永不休止的意思。不难看出，辩者的最后落脚点是“不竭”。“不竭”就是所剩下的1/2，而这就使分割即可以停留在一定阶段，又保留了继续分割的可能性。由此可见，辩者已经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的深远无限性和不可穷尽性，接触到了物质的结构问题。公孙龙所谓的“有物不尽”[27]，也是讲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他还猜测到物质结构与弹性力学的关系，如说“发引千钧”[28]。公孙龙的好友魏牟解释说：“发引千钧，势至等也”。[29]所谓“至等”，是指物质的一种极为均匀的状态。后期墨家进一步阐发了“发引千钧”这个论题，如《墨子·经下》指出：“均之绝不，说在所均”。《墨子·经说下》解释说：“均：发均。县轻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绝”是断绝，“均”是均匀。均匀的东西会不会断绝？后期墨家认为，不会。《经说下》以头发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悬挂一个很轻的物体，头发就会断绝，是因为头发的内部结构不均匀。如果头发内部的结构是均匀的，即使悬挂极重之物，头发也应该不断断绝，因为它没有可以断绝之处。这对“发引千钧”是一个绝妙的解释，说明公孙龙已经涉及到物质结构与弹性力学的关系问题。
二是关于力学的问题。邓析已有不少关于力学的思想，他说：“夫舟浮于水，车转于陆，此自然[之]道也。”[30]这里所谓的“自然[之]道”是指水的浮力和车轮转动的机械原理。邓析还懂得杠杆原理，曾发明桔槔。据《说苑·反质》记载，“卫有五丈夫，俱负缶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灌韭，百区不倦。’”这种名叫“桥”的机械，就是桔槔。桔槔的构造是一直木植立于地上，另一横木用绳交结之于直木的上端，叫做“桥”。如下图所示：
“桥”的后端长故重，必要时可系大石于后端以加大其重，这就叫“重其后”。“桥”的前端短故轻，即所谓“轻其前”。其上系一绳下悬汲水之桶，桶之端轻而上挠，石之端重而下垂。汲水时，人用力举起石之端，使桶之端下降而落入井内。汲满水后，人释放石之端。石之端自动下降，水桶便上升出井。这正是杠杆原理的妙用，可提高功效百倍。后期墨家依据邓析发明的桔槔，阐发了杠杆原理。如《墨子·经下》说：“负而不挠，说在胜。”《墨子·经说下》解释说：“衡木加重焉而不挠，极胜重也。”所谓“负”，是说桶汲满了水。“负而不挠”的原因，就在于“极胜重”。所谓“极”，是指固定在标端的重物。这里的关键是支点（交绳之处）的位置适当，“本短标长”[31]，以保证标端重力力距胜过本端与汲水已满的水桶重力合力之距。后期墨家就是这样依据桔槔阐发了杠杆原理。辩者则比较明确地揭示了物质运动的本质。如说：“轮不辗地。”郭沫若指出：“据力学上讲，轮在地上动转时，轮以轮与地面接触之点为中心(Instanianeous centre of rotation)，以轮之直径为半径而旋转。”[32]常识认为，车轮运行时，总是辗地的。实际上，辗地的只是车轮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并非全轮。所以，辩者说“轮不辗地”。况且，车轮某一部分在辗地的时刻，恰恰也就是它离开地面而不辗地的时刻。正是这种辗地同时又不辗地的矛盾统一，才构成了车轮的运动。辩者所谓“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也情同此理。“不行”就是停止在一个地方，“不止”则是不停止在一个地方。在辩者看来，飞射出去箭矢处在“不行不止”的运动状态中。运动就是既在一个地方同时又不在一个地方的矛盾统一，这就揭示了物质运动的本质。有人曾以古希腊哲学家芝诺所谓“飞着的箭是静止的”[33]，来曲解辩者的论题。其实，二者是不同的。芝诺只讲“静止”，而没有讲“不止”，这就否定了运动本身的矛盾。恩格斯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性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34]早在两千多年前，辩者就朴素地表述了这种思想。三是在光学问题上，辩者有两个论题：一曰“目不见”。公孙龙解释过这个论题，他说：“犹白以目，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35]旧《注》云：“人谓目能见物；而目以因火见。是目不能见，由火而得见也。”[36]在这里，“火”有“光”之意。所谓“目不见”，是说眼睛不能孤立地看见东西，必须借助“光”才能看见东西。二曰“飞鸟之景，未尝动也”，意谓飞鸟的影子不曾动过。这个论题揭示了光学上的一个重要原理：“即影并不是物体本身，而是由于光射被物体遮住后造成的。所以如果根本没有光射（黑夜）或在光射的正面都无影存在，而且如果光和物体以保持原来的角度移动时，物体在动，而影则可以不动，相反，如果物体不动，光在动，则影就可以在动。这都说明，影并不都是随物而动的，而且‘影’之动也并不是同一个‘影’在动，而是‘影’的不断灭和生的过程，犹如影片的连续出现，而可以表现为‘影’（像）在动一样。”[37]这里还有一个视觉问题：当鸟在飞行时，我们看见鸟的影子在移动的缘故主要是人眼的“视觉暂留”的效应所致。当物体前进时，新影生于前，旧影立即亡于后。但旧影在人眼中所产生的感觉并不立即消失，而有短时间的保持，其时间约为几十分之一秒（随光的强度而定）。所以人眼对于新影的感觉已生，旧影的感觉尚未消失；但旧影与新影在人眼中网膜上形成的位置显然不同，这就令人感觉到鸟影是从旧位置移到新位置，新与旧之间发生了不能割断的联系。正如电影放映者在一秒钟内将30～40个不同的影片依次的映射在银幕上，观者就感觉影片中的人物在移动一样。实则当新影片映在银幕上时，旧影片已经消亡了。[38]应该说，辩者是懂得这些光学原理的。不仅如此，这个论题还揭示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39]
四是关于声学的问题。据《荀子·不苟》记载，邓析和惠施有一个论题叫“入乎耳，出乎口”。这个论题可能与《庄子·天下》记载辩者的“山出口”有关，是讲山谷回声的。《经典释义》引司马彪曰：“呼于一山，一山皆应，一山之声入乎耳，形与色并行，是山犹有口也。”这是用山谷回声来解释“山出口”的，说明辩者、惠施和邓析都有一定的声学知识。邓析说过：“无声者，有声之母”；“听于无声，则得其所闻。”[40]由此可见，邓析对声学的研究是很有造诣的。因此，他提出“入乎耳，出乎口”的论题是完全可能的。惠施和辩者也都讨论过此论题，这表明名家在研究声学方面也是一脉相承的。
五是在热学问题上，辩者和公孙龙都有所讨论。如辩者说：“火不热”[41]，公孙龙则说：“冰不寒，炭不热”[42]。我们认为，公孙龙的“炭不热”当由辩者的“火不热”论题转化而来，“冰不寒”则与之雷同，这里包含着热学知识。郭沫若指出：“‘火不热’是热学上简显的道理。譬如手执炽铁而不遽焚，这是因为手与铁之间顿时生出了一层蒸气的障隔。又譬如以纸包裹铜钱一枚置诸火焰上而纸亦不遽焚，这是因为铜的传热力大，火的热力一时达不到纸的燃点。又如蜡烛的火焰分为三层，最中一层黑焰只是炭氧化气(cogas)全无热力。当时的辩者大约是根据这些现象而得出一个火不热的结论。”[43]这个说法不错。公孙龙正是接受了辩者的观点，并加以推广。他利用热冷感觉的相对性，以“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提出了建立温度概念的必要性，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三 生物学、医学思想
在生物学方面，名家有不少论述。邓析说“猎羆虎者，不于外圂；钓鲸鲵者，不于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44]“羆”是熊的一种，“圂”是猪圈。邓析懂得“羆”和“虎”都是野兽，它们是不会生活在猪圈里的。《异物志》说：“鲸鱼，长者数十里，小者数十丈，雄曰鲸，雌曰鲵。”《广州记》也说：“鲸鲵长百丈，雄曰鲸，雌曰鲵”这些说法，可能有夸大之辞。其实，鲸鱼没有那么大，其大小随种类而异，最大者可达30米。邓析知道鲸鱼是一种水栖的大动物，有雌雄之分，它们是不会生活在清静的池塘里的。他还懂得鱼类的生活习性。如说：“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45]所谓“掉尾之鱼”，就是摆动尾巴的活鱼。在邓析看来，如果河水混浊，那就不会有活鱼。这说明邓析有一定的生物学知识。
惠施则说：“鉤有须。”[46]俞樾指出：“鉤疑‘姁’之叚字。”《说文解字》曰：“鉤，妪也”；“须，面毛也。”照此解释。“鉤有须”是说女人长了胡子。这个论题有没有事实依据？荀子认为，“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47]。其实不然，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晋定公时“西山女子化为丈夫”[48]；又据《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有女子化为丈夫”。惠施说女人长了胡子，当是依据这些事实而言的。女人本来是不长胡子的，但现在长了胡子，那她就不同于女人了。这里反映了惠施的生物（人种）变异的思想。类似的思想也体现在辩者的论题中，如他们说：“丁子有尾”[49]。有人解释说：“丁”通“钉”，“钉子的细端带有不规则的尖尾，”[50]我们觉得，这并非正解。成玄英《庄子疏》说：“楚人呼蛤蟆为丁子也。”蛤蟆无尾，人所共知。既然如此，为什么说蛤蟆有尾呢？有人指出：“‘丁子有尾’揭示了丁子（蛤蟆）原是有尾的蝌蚪发展而来的变异思想”[51]。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实，蝌蚪又叫“丁子”。如《埤雅》说：“蝌蚪一名丁子。”“丁子”就是蛤蟆子，初生头大有尾像“丁”字，后来长大就变成了无尾的蛤蟆。
再如《荀子·不苟》说：“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庄子·天下》将“卵有毛”这个论题，归属于辩者。这说明“卵有毛”一题，是邓析倡之于前，而惠施和辩者是应之于后的。《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胎卵之生，必有毛羽。……毛气成羽。虽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这里的“卵”，可能是现在所说的“卵子”，即成熟的雌性生殖细胞，一般呈球形或卵圆形。所谓“卵有毛”，是说卵子中必然含有生出毛来的胚胎。当然，“卵”还特指运动的蛋，如鸟卵、鸡卵等。所以，有人解释“卵有毛”说“此言鸡卵中含有鸡毛的原素”[52]。这都是讲物种化生的道理。但辩者所谓“马有卵”的“卵”，则不是指动物的蛋，可能指牝马的卵子。马是兽为胎生，胎是卵子受精后形成的，故曰“马有卵”。
在医学方面，邓析还懂得一些病因和病情变化的知识。他说：“天不能屏勃厉之气，令夭折之人[更生]，使为善之人必寿，此于人无厚也。”[53]在他看来，人得病而死亡是由于“勃厉之气”所致。何谓“勃厉之气”？“勃”，忽然；“厉”通“疠”，即瘟疫、疾疫。《左传·哀公三年》说：“天有灾疠。”杜预注曰：“疠，疾疫也。”所谓“勃厉之气”，是指忽然发生的疾疫之气。这种“气”侵袭人体，就会使人生病以及死亡。邓析的这种看法是与当时医和的六气致病说一致，破除了传统的鬼神致病的神秘观念。他还懂得病情的变化，如说“病始于少瘳”[54]。“瘳”，病愈。《书·说命上》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所谓病始于少瘳”，是说病情往往加重于稍有好转之时。这说明，邓析对病情变化的规律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收稿日期】2000-0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