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浮夸风论文,成因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浮夸作为一种腐败现象，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本对立。其实质是为了保全或获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50年代末伴随“大跃进”而来的那场浮夸风，发生的时间长、范围广、危害巨大。农业上的浮夸致使中央误以为我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决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开展工业大跃进，结果造成重大的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极大降低，党和国家在人民心中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并且，浮夸风的遗毒影响至今。我们党一贯提倡实事求是，为什么大跃进期间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弄虚作假呢？根本原因在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具体而言。有以下5个因素：
一、一系列的反右运动极大地破坏了民主，造成普遍沉闷的政治环境。
1957年6月到1958年夏，我国进行了一次反右派运动。运动被严重扩大化。55万人被划为右派，其中有99%的人是被错划，许多同党长期友好合作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和许多政治上热情却不成熟的青年受到劳动教养、失业等很不公正的待遇。另外，八大二次会议根据这些运动的“经验”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新把知识分子归为剥削阶级。总之，这一运动助长了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不信任、不合作，破坏了社会民主，很多人此后长时间不敢自由言论，生怕“祸从口出”，精神和才智受到压抑。
反右派运动还没结束，反“反冒进”运动又纷至沓来。从八届三中全会到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反“反冒进”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反冒进先后被毛泽东批判为“反冒进，扫除了多快好省、农业40条、促进委员会”，是“促退”，反冒进“泄了6亿人民的气”，是政治问题，犯了方针性、方向性的错误，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差50米；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八大二次会议还提出“插红旗，拔白旗”，谁怀疑高指标，谁就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反冒进主要责任者周恩来和陈云被迫3次作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又极端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并在全国大肆反右倾。
这一连串的反右斗争沉重打击了一大批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敢于向党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和意见的同志，极大助长了不坚持原则，不讲真话，明哲保身的不正之风，甚至给投机取巧、阿谀迎奉之徒以可乘之机；严重损害了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和集体领导原则，使个人专制、一言堂得势，在全国上下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致使后来党内外不少觉察到“大跃进”中浮夸风等错误的同志不敢、不愿向党反映情况，基层干部宁愿浮夸也不愿冒右倾保守的风险。
二、高指标、铁的纪律和当时的干部制度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反“反冒进”以来，毛泽东和中央不断提出急于求成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在5年内达到人均粮食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超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了此目标。这以后赶超的要求日益紧迫：农业3年内基本改变大部分地区的面貌，5年以至1-2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12年达到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7年、5年以至3年内赶超英国，8-10年赶上美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要求是通过层层制订高指标来实施的。伴随要求的越来越紧和各地区、各部门的相互攀比，中央与地方通过编3本帐的办法将指标一次次地层层拔高，最终确定的指标高得根本无法实现。完不成任务怎么办？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促使干部作假。毛泽东指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以下处分：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其后又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①当时的干部实行任免制，干部的提拔和任免不由人民选举决定，而由上级直接确定。不少干部因而不对人民高度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对上级高度负责，为上级服务。上级把指标压下来，下级不敢不“切实完成”。考核干部以又红又专为标准，政治是灵魂，是统帅，没完成任务的干部，不仅被归为工作能力差，而且可能被指责为跟不上或不拥护大跃进形势，是右倾保守。其时干部监督机制很不健全，各级干部不是直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样，基层干部浮夸也就难以避免。
三、思想混乱，人们敢吹。
1958年上半年，毛泽东和中央反复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却不同时强调要实事求是。毛泽东甚至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轻视知识分子，轻视知识和科学，舆论机构大肆宣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意识万能论，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条件论”等正确思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也不时抛出一些很不科学的理论和“发明”。这些唯心主义的、片面的言论和宣传只能混淆是非，扰乱思想，乃至把敢想敢说敢干引向胡想胡说蛮干，把破除迷信弄成破除科学。
浮夸甚至受到奖励。持续的反右运动形成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社会心理，间接鼓励了浮夸。个别干部公开提倡浮夸。大跃进的“功臣”柯庆施就主张7分实干，3分浮夸。1958年4月7日，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的通知》规定，凡是在1年内达到或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粮棉生产指标，或者在一年内基本消除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事实上，这些指标根本无条件完成，这类会议也只能鼓励浮夸。当时浮夸受奖的形式有登报，当劳模，到处作报告，乃至升官等。一些弄虚作假的人趁机出尽了风头。徐水就是典型。195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消息，徐水当即成为人们参观的热点。在几个月内，先后40多个国家、930名外国人和5000多个国内单位前来参观。真是好不荣耀，然而这个先进全然是假的。
应该承认，当时的所有“卫星”都是通过新闻媒体放出来的，大量的唯心主义言论是它们宣扬的。这些舆论机构对浮夸风的形成和高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不经调查核实、研究思考就轻率地、不辨是非地宣传，发现错误后不公开申明和检讨，是对党、国家和人民极不负责的表现。
四、统计工作为政治服务，成为浮夸的一条重要渠道。
1958年初，统计领域也开始反对教条主义，实行统计大跃进。其主要内容为：其一，提出统计工作“首先是政治问题，是方向性问题”，统计要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斗争服务，要提高统计效率以紧跟生产跃进的形势；统计人员要有政治观点，批判单纯业务观点。1959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召开的省市统计局长会议甚而提出，“统计工作要成为保卫总路线的战斗武器”，“对统计数字的准确性，要虚心考虑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党的领导的意见，不能单纯从统计数据出发”。②其二，下放统计权力：消除统计业务的统一领导，提出全党全民办统计，削减专业统计队伍，破坏甚至废除统计工作制度和统计方法。这种做法违背了统计工作严肃的科学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一方面，统计人员为了紧跟政治形势，不惜虚报夸大统计数据；为了加速统计，有的人不作统计调查就直接填报数据。另一方面，各级党委直接插手统计，扣压、修改统计数据；各级主管部门随意下发报表，造成报表满天飞，数出多门。这一做法只能带来统计管理混乱，数据严重失真，统计工作不仅丧失了有效的服务和监督功能，反而成为浮夸的一条重要渠道。
五、党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丢掉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与之相对立的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实践证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决定我们工作成败的关键。50年代后期，党内日益滋长了主观主义，背离了实事求是，既不重视研究中国国情，又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认识很不足，既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又不重视研究和借鉴我国“一五”时期和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既不太认识、不太会运用经济规律，又不重视对此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党又急于超英赶美，摆脱贫穷落后。于是，其时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所制定的计划、方针和政策，不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而是从赶超的良好愿望出发；不尊重和利用客观规律，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反冒进究其实是要积极稳妥、实事求是地搞经济，反“反冒进”实际否定了经济建设的实事求是路线。期间，我们偏离实践标准，以“左”倾思想、个人意志来判别是非，凡与此相异者皆可能被列入右倾保守。我们实际推崇盲从。党对调查研究工作也不够重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很多干部不深入基层做调查，而“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上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替政策”③。
当时，群众路线也没有贯彻执行好。很多干部不深入群众，不知群众所想所求，不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对群众“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④犯了命令主义、瞎指挥的错误。同时，很多干部把群众路线混同为群众运动。对群众运动中的偏差不及时纠正，担心一纠偏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或会被指责为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犯了尾巴主义错误。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指示，办人民公社不能一哄而起，要试点。又说，“但是，群众要搞也不能压，压就要犯错误，以前犯过这种错误”。⑤1955年5月，邓子恢针对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出，合作社要停止发展，适当收缩，进行整顿巩固。毛泽东却将此不适当地指责为压制群众运动，暗示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也不能“压”，否则也要犯错误。在庐山会议，彭德怀等人指出和批评了群众运动中的部分偏差，结果遭到无情打击。群众运动并不天然合理，需要加强领导。及时指出和纠正其中的偏差不是压制群众运动，不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相反，任群众运动的错误泛滥下去，最终才会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综上，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泛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追溯50年代后期的浮夸风现象，不在于问罪当事者，而是要吸取历史以昂贵的代价留给后人的启示。
注释：
①、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706，74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②王一夫主编：《新中国统计史稿》，第118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
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8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④《周恩来选集》（下），第313页，人民出版，1984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