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现代化的价值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论文,价值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反映着一定历史条件下主体的价值选择。价值因素规定和制约着现代化的目标、模式、机制和动力，进而决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在农村发展的新阶段，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将更为直接和深刻地取决于价值基础的重建。
〔关键词〕农村 现代化 价值
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农村的发展道路蕴涵着主体的价值追求。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要赶超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现代化水平，就意味着不能重复已有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在充分把握历史必然和现实可能的前提下，把现代化置于新的价值基础之上。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规定和制约着该社会的现代化道路。正如韦纳所说的：“虽然社会学家对价值与态度如何改变的看法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说有一派的思想认为，态度与价值的变化乃是创造一个现代化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先决条件。”〔1〕价值选择决定着农村发展的面貌。
一、农村发展的现代价值
对于一切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只有农村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的整体发展。
在进行现代化的后发型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二元性的特点，即以城市和农村为两极的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裂和隔绝。造成这一状态的历史原因是城乡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异步性所致。城市与农村的对立首先是社会分工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全部的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2〕后发外生型国家的现代化， 往往是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通过被动回应而生。从现代化的推进程序来看，现代化首先开始于城市，尤其是交通便利的沿海城市，使城市既有着比农村更重的发展压力，又获得比农村更多的发展机会。相反，广大农村却由其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可以相对从容地从事农业生产。当城市在外来的压力下开始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远离城市的农村却仍然处于传统的农耕状态。由于城市的工业化主要依靠外来力量的推动，城市与农村之间一开始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相反却往往处于对立的两极。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特点是二元经济结构。一元是以古老村落为载体的传统农业部门，这个部门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不到转移，严重妨碍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二元性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欠发达的结构性障碍。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五十年代开始又相继实行的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二元社会制度，更以制度的形式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凝固化，形成特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差别继续扩大，并导致诸如社会流动、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文化心理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乡村长期不发展的重要原因。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1964年城市市民人均收入为农民的2.2倍，而到1978年则扩大到2.4倍。〔3 〕二元社会结构展示了这样失衡现象：现代城市文明与愚昧落后的乡土村庄并存。发展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有效的调控，那么，优势因素与落后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优势因素把落后因素拉平，而是推下去，正如刘易斯说的，是“发展它的不发展性”，造成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的继续拉大。
在二元结构凝固化的状态下，农村或者处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视野之外，或者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通过剪刀差而成为工业化的“牺牲品”。二元结构、城乡关系失衡以及农村的长期闭塞落后，成为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根源。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消除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改变城乡对立和分割的状态的过程。这个结构性的转变，最终将通过农村的发展来实现。通过农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完成农村的现代转型，实现国家现代化对农村的整合，使农村成为现代化总体推进的重要力量。没有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就不可能是彻底的、就不可能获得总体性的发展；而没有现代化的总体推进，那么，包括城市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发展都必定会受到制约。从这个意义上，农村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一切发展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农村的发展问题，在我国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国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现代化所面临的农村难题。据统计，1978年，中国大陆总人口9.6259亿中，农村人口7.9104亿，占了82.1%，城市人口1.7245亿仅占17.9%。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农村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对此，邓小平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4〕“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看农村能不能发展， 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5 〕邓小平把农村发展问题提到关系国家全局的战略高度，是深刻把现代化发展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因此，无论就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还是作为农业大国的具体国情，发展农村都应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是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价值追求。
二、跨越旧模式的价值取向
对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来说，现代化意味着“追赶”，但“追赶”也可能会陷入一种历史陷阱，那就是以先发国家所设定的现代化标准为价值取向，重复人家走过的道路，从而失去自己的价值追求。那样的“追赶”，只能永远跟在人家的后头。后发国家要成功地实现赶超，就必须找到现代化的“快车道”，而这就意味着有一种不同于先发国家的价值因素参与进了发展。中国现代化属于“后发一追赶型”，既面临着诸多后发展所带来的复杂矛盾和问题，也有着由此而来的历史优势，那就是我们能够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在总结先发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发展作出新的价值选择。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存在过两条不同的农村发展道路。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条道路首先通过对农村资源的掠夺，导致农村的长期衰落和凋敝，大批农民因此沦为城市的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牺牲品。由此也造成城市规模急剧膨胀、人口拥挤不堪的“城市病”。经过城市的长时期和大规模发展之后，才产生由大城市对农村的辐射使农村发展起来。二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道路。国家依靠统购统销和工农业的差价大量转移农村所创造的价值，实际是通过牺牲农村利益的办法保证国家重点推进的城市工业化。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维持着农村的生存和发展。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把发展农村作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它仅被看作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充当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手段，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城市化过度综合症”的压力下而出现了逆城市化，才促使了农村的经济发展。虽然农村的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初衷，但通过城乡之间的历史互动，客观上却造成了农村发展的历史结果。这个常常遭到指责的发展道路，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以“恶”为动力和手段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进步就如可怕的异教神那样，往往需要用人头当酒杯才能喝下这甜美的酒浆。这完全是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所决定了的。只要明白资本主义以利润增长的最大化为价值追求，以满足资产阶级少数人的利益为价值取向，就不难理解资本主义充满残酷和血腥的农村发展道路。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传统资本主义“恶”的农村发展道路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不仅因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且也不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农村人口的众多和城市十分有限的吸纳能力，无论如何也不允许让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否则，就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和混乱。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展示了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社会问题，这足以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前车之鉴”。但是资本主义既以曲折的方式证明了农村现代化的历史必然和重大意义，也揭示了农村现代化的某些规律，证实了诸如城市化的集聚效益、农村发展与城市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农村一直是国家工业化中资金积累、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对象，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和粮食统购统销支撑城市工业的发展，以农村和农民利益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其结果，虽然保证了国家工业化对资金积累的需求，但也造成了农村的长期停滞和落后。农村被排除于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之外，大量劳动力得不到转移、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以及城乡差别的继续扩大。这种模式，不仅违背了现代化的客观规律，而且由于长时间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的客观事实，也不应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现代化，体现了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现代化道路恰恰是从农村的体制变革开始。通过农村体制变革，导致农村社会生活的广泛变化，出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和农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使农村走上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把农村作为发展的主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应有的价值追求。有人喜欢把这种发展模式与前苏联加以比较：一方是把变革的焦点对准大城市，一方却是从广大落后的农村出发。这个象西方制度分析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似乎仅是变革“程序”上的差异，实质上反映的是价值取向上的分歧，即是否把农村作为发展的主体。显然，这个体制变革的“程序”设计，是深刻把握现代化客观规律和社会主义价值要求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选择。它标志着我们对农村发展的价值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是现代化过程中一次重大的价值转折。
三、发展新阶段的价值重建
“农村”是一个由农业、农村和农民有机组成的系统。农村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其目标和内容体现着相互推进的三个层次：“物质—技术”、“社会—体制”和“文化—价值”的现代化。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农村发展的价值理想往往为经济高速增长的迫切愿望所左右，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的发展也往往出现失衡或失调，强调经济的发展往往忽视和脱离农村社会、文化环境的综合发展。单向度的发展可能会导致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却不利于社会现代化的整体的和持续的发展。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日趋丰富化、社会机体日呈复杂化，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农村现代化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将可能使农村发展的思路发生根本性的调整，即从偏重“物质—技术”层面，向“文化—价值”层面转变，实现现代化全方位、多向度的发展。由于不同层面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常表现出来的矛盾，以及中国农村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历史稳定性，这决定了文化价值层面的现代化，将是一个更为持久和更富挑战性的过程，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可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转折和价值重建的过程。因此，必须在新的价值基础上，实现农村的整体性发展，并最终走出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第一，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对自然的态度，反映着主体的价值取向。农业现代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二是农业与农村工业并举发展。两种趋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展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但是，现代农业和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也出现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农业现代化的难题，常常表现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两难”抉择。发展就是要不断地寻找农业增长规律与人的价值理想的结合点，使主体行为在遵循经济增长规律的同时，也符合人类生态环境不断优化的价值理想。农业发展的价值原则，就是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重需要，这个需要的满足以不危及后代人的需要为前提。这种价值导入的发展观，就是要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人与自然协调起来，使农村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二，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把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的优化作为发展所要达求的目标，贯彻着主体的价值理想。例如，在城市化的具体模式，即重点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的选择上，往往处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两难”抉择。通过人口和资源向大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可以带来巨大的聚集效益，但也可能要付出由于各种“城市病”的出现而导致的社会环境日益恶化的代价；重点发展中小城镇可以避免出现社会环境的恶化，但往往却由于过于分散而没有获得大城市那样的规模效益。因此，合理的城市化模式，必须既遵循经济运行规律，又要符合美的价值原则，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与社会环境的最优化。又如，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新的矛盾也因此而出现：一是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尤其是“脑体倒挂”的问题；二是有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置国家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这就提出了一个合理竞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任由差距的扩大，将会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这就要求把公平的价值追求纳入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把共同富裕作为价值追求的最终目的，并相应地建立合理的社会机制和秩序。对此，费孝通曾发人深思了指出：“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6〕在急剧变迁的农村社会，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和心态秩序，关系到每一个人的价值的实现，也寄托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第三，农村现代化最终取决于人的发展，即农民的现代化，这是一项跨世纪的“价值工程”。较之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更为自觉地把人放在发展的主体位置，把人的发展作为现代化价值追求的终极目标，实现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综合发展。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农民的素质越来越成为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农民现代化包括作为个体的农民和作为整体的农民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既取决于每个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又取决于农民的整体状态和功能效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出现了多方面分化，商品经济诱发着社会道德的负面效应，传统价值系统的瓦解导致信仰缺失和精神失落等等，迫切要求相应的价值导范和整合。在农村发展的新阶段，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培养集体主义观念，塑造新型的文化环境，从而形成强大的民族整合力和凝聚力，是现代化赖以进行的价值动力。
这说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必须根据变化着的实际重建发展的价值观。价值重建既反映着农村发展的历史必然，又影响和规定着农村现代化所要达求的社会目标。在农村发展的新阶段，树立科学的价值理想，发挥正确的价值导引，将成为农村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本文1995年11月10日收到。
The Value Basis for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Qiu Yitong
Abstract
The roa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reflects the subject's choice under
certain
historicalconditions.The value element determines and restricts the aim,the mode,the mechanism and the motivation of modernization,and further determines the general development of a society.At the new stage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success ofmodernization will depend more directly and deeply on theconstruction of value basis.
注释：
〔1〕转引自《国外发展理论研究》第50～51页，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页。
〔3〕转引自《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26页。
〔4〕〔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5、77～78页。
〔6〕费孝通《人的研究在中国》第25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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