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文,我党论文,帮会论文,时期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帮会，是对封建社会末期游民秘密结社的总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洪帮与清帮，此外还包括礼门、白门和汉流等。帮会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帮会组织是一部分极其复杂、又必须十分重视和妥善处理的社会力量，处理帮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难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①]
帮会中的许多组织，是清政府统治期间“反清复明”的社会团体。帮会成员的主体，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发生了大分化、大改组。失去民族斗争目标的帮会势力，有的投靠帝国主义，有的依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有的勾结军阀土匪。因此，从整体上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也蜕变成为革命的对象。这是我党对帮会性质的基本分析。
但是，由于帮会的主体——失业的手工业者和破产的农民，本身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与压迫的受害者，他们与地主豪绅、官僚富商、洋人买办之间又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经常以暴力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旧的社会秩序。同时，帮会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在与三大敌人互相勾结的过程中，势力越来越大，要求进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欲望越来越强。这就激化了与国民党政权的矛盾。这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可以利用的因素。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确地制定了一系列策略，较好地处理了我党与帮会的关系，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一、对帮会反共卖国、残害人民的反动性，予以坚决打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帮会已蜕变为革命的对象，反共反人民、卖国求荣已成为其主要特征。对于帮会的这种反动性，我党进行了坚决打击。
1、打击帮会中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流氓。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帮会建立了同盟关系。清王朝覆灭以后，帮会急于在风云突变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一席之地。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帮会急速地向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右派靠拢。而国民党右派为了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斗争，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也极力扶植帮会势力，从而使帮会成为国民党右派凶恶的鹰犬和反共反人民的别动队。对于帮会中这些反共反人民的政治流氓，我党给予了坚决打击。
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为了与我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洪帮头目梁子光、龙襄三等人捏造事实，印发传单，污蔑中共领导罢工的负责人苏兆征、李立三受贿，骟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搅乱罢工集会，企图乱中夺权。对于帮会头目这种政治流氓式的恶劣行径，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帐目，击破谣言；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公开揭露洪帮头目的工贼真面目；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抨击帮会头目的恶劣行径。从而澄清了事实真相，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粉碎了帮会头目夺取罢工领导权的阴谋。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逼近上海。5月，国民党军队苏州城防参谋长吴正亚与上海洪帮大头目合谋组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治安军”。上海解放后，在国民党特务的纠合下，帮会流氓成立了“人民自卫队”、“淞沪机动队”、“中共地下军耀宇纵队”等反革命武装。对于上述以帮会流氓为主体的反革命武装，人民解放军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缴了他们的武器装备、粉碎了帮会流氓混水摸鱼、负隅顽抗的阴谋。
2、打击帮会中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汉奸。旧中国帮会势力能急剧膨胀，帮会头目能平步青云，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帝国主义势力作为靠山。所以，巴结、依附洋人是帮会头子的成功之道。抗日战争爆发后，有的帮会头子公然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充当为虎作伥的汉奸；有的帮会头子朝秦暮楚，变节投敌；有的帮会头子挂羊头卖狗肉，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反共卖国的勾当。对于帮会中的这些汉奸卖国贼，我党团结广大爱国群众，给予坚决打击。正如党中央在1940年12月30日发出的《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中指出的：“对于日寇或顽固分子利用坚决反共的会帮头子，在一切争取说服的方法无效后，则应采取分化的政策，在群众面前揭露其罪恶，使之孤立，同时应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与以必要的打击……”[②]
1938年，洪帮大头子杜月笙的挚友戴笠在帮会流氓势力的支持下，拉起了反动武装“忠义救国军”，到1939年已有21000人。“忠义救国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中却勾结日伪军，干着卖国求荣的勾当。1941年底，日伪向苏南抗日根据地大举清乡，以苏南帮会为主体的“忠义救国军”听从日军指令，由胡肇汉等带领5000多人开赴苏州投敌受训。“忠义救国军”与日伪军勾结后，猖狂进攻新四军。对于这支卖国求荣的帮会武装，新四军予以坚决打击。在江苏江阴和半塔集地区、浙东三北地区、浙西天目山地区，新四军多次击败了“忠义救国军”的进攻，歼灭了这支帮会武装的有生力量。
3、打击帮会中打家劫舍、祸害群众的土匪。清亡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政治恶化，社会失控，一部分帮会走上匪化的道路。他们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奸淫抢掠，作恶多端。尤其是在建国初期，一些匪化的帮会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策划下，在各地发动叛乱。他们钻山入林，攻城掠地，抢劫杀戳，无恶不做，妄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初，全国土匪武装达100万人以上，仅西南地区就有66万土匪。对于这些祸国殃民的帮会土匪，我党予以了坚决打击。1950年，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剿匪平叛的决定。自1950年3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在西南进行了一系列清剿。1951年2月，毛主席批转了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向全国推广西南地区的经验。华东人民解放军自1950年7月至1953年1月，共歼灭海匪近8000人，解放岛屿五十多个。至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剿匪战斗基本结束。
二、对帮会妨碍革命、危害社会的破坏性，予以有效遏止
中国帮会的社会基础是破产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帮会的上层人物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帮会的组织带有浓厚的封建家族制度的色彩。从总体上分析，帮会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表现为“破坏有余，建设不足”。第一，帮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存在一定的矛盾，有时甚至发生对抗。但是，要引导他们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又极其困难。第二，帮会中的失业游民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打家劫舍、暴力掠夺是他们使用的基本手段。这一方面打击了地主富商，但另一方面也严重危害了一般平民。第三，帮会势力的扩大，帮会活动的猖獗，既破坏了旧的统治秩序，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清醒地认识到帮会的这种破坏性，采取有效措施遏止。
1、对帮会头子晓以大义，争取其保持中立。帮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对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对阶级斗争中的各个营垒，都有程度不同、性质各异的接触。加上不少帮会头子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驱动和封建宗法意识的影响，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又往往朝三暮四，左右逢源。他们的立场、态度和行动，必然对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胜负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对帮会的一条重要策略，就是对帮会头子晓以大义，争取其中立，把其妨碍革命、危害群众的消极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我党在处理杜月笙问题就运用了这种策略。杜月笙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曾与国民党右派一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他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只要我们掌握政策，是完全能够争取杜月笙在激烈的阶级对抗中保持中立的。自1932年“一·二八”事件至抗战胜利，我党从三方面加强了对杜月笙的工作。一是争取杜月笙反对内战。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军入侵直接威胁杜月笙在上海的利益。经过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同志的工作，杜月笙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转变。1932年3月，杜月笙联合几十名国民党政府“四难会议”的会员，签署了一个要求停止内战，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1932年8月，杜月笙又发起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二是争取杜月笙拒绝百般引诱，企图通过杜月笙而控制上海。由于我党以民族大义对杜月笙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认识到卖国求荣必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始终能拒绝日方的诱惑。1937年1月，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访欧返日途中到上海与杜月笙见面，提出由日方与杜月笙合办“中日建设银行公司”，杜月笙则以中国人不便与日本人合作为理由予以拒绝。永野修身又提出由日方无条件提供杜月笙三千万日元作为资金创办公司，杜月笙还是拒绝。1937年3月，日本国家银行总裁儿玉谦次与杜月笙接触，要求中国取缔抵制日货运动，双方在金融、运输、工矿、农业等方面全面“合作”。这些要求都被杜月笙拒绝。三是争取杜月笙不妨碍我党的抗日斗争。1937年，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他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杜月笙到香港后，向我党代表潘汉年表示，决不让部下妨碍中共的抗日活动。1938年冬，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借用了杜月笙为副会长的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名义，动员工商各界人士捐献物质，将筹集到的4万多双胶鞋、7000匹细布分别送给国民党第三战区和新四军。
2、对帮会头子晓以利害，震慑其不做坏事。在阶级对抗激烈进行的重要历史时期，某些帮会头子在历史上虽曾有过反共反人民的劣迹，但为了今后的出路，对死心塌地投靠反革命营垒尚有顾虑。对于这样的帮会头子，我党采用的策略是对其晓以利害，给其强有力的震摄，使其三思而行，不敢做坏事。这样做，有效地遏制了帮会的消极破坏作用，既使我党避免了多方临敌，四面作战，又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那些最反动、最顽固的敌人。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攻城战斗打响后，上海的帮会是否会象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时期那样公然与我党对抗，是我党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49年5月13日，刘少奇与潘汉年讨论这个问题时，潘汉年认为，由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强大声势的震摄，黄金荣等帮会头子为了自身利益和今后出路，是不敢于我党正面对抗的。刘少奇指示陈毅，只要黄金荣能老老实实不做坏事，就不要动他，观察一段时期再说。陈毅接到指示后，通过政治立场已转向我党的杨虎传话给黄金荣，既晓以利害，警告震慑，又交代政策，指明出路。经过我党的工作，黄金荣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在上海解放时，他不仅没有做坏事，而且还掩护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此外，黄金荣还交出了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为我党在上海解放时有效遏制帮会的消极破坏作用提供了条件。上海解放初期，以黄金荣为头子的帮会还有不小的势力，对社会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为了有效地遏止帮会势力造成的破坏作用，潘汉年对黄金荣作了分析。认为黄金荣等人在解放前充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帮凶，做了不少坏事。但解放后他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公然与我党对抗，这说明他在我们党强大力量的震慑下，态度有了变化，对我党不抱敌意。潘汉年派人向黄金荣讲明政策：虽然他在历史上曾经反共反人民，但只要他不再做坏事，人民政府就可以对他宽大处理。黄金荣在我党政策的震慑感召下，于1951年5月20日在《文汇报》上刊登了自白书。他在自白书上承认，他在法租界巡捕房供职的三十四年中“一直在执行帝国主义的命令，成为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来统治压迫人民。1927年参与4.12反革命政变，是犯了一桩历史上的大罪恶。”黄金荣说：“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自己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在黄金荣自白书的影响下，帮会势力如鸟兽散，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三、对帮会由于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引
发的反抗性，加以充分利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环境中，由于帮会自身独特的政治主张、社会作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必然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产生深刻的矛盾，也必然引起帮会的反抗。充分利用这种矛盾和反抗，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壮大人民力量，是我党的一条重要策略。
1、用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帮会，建立新型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帮会由于其阶级地位的决定和流民活动方式的影响，要完成由帮会组织向新型政党的转变是极其困难的。而海外致公堂由于其独特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造成为一个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新型政党。
19世纪50年代以后，美洲大陆出现了洪门组织。其中华侨集中的旧金山形成了广德堂、洪顺堂、协议堂、安松堂等洪门组织，以后统名为致公堂。其主要宗旨是反清复明，抗暴自卫，患难相助。致公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在海外华侨中热情宣传、积极筹款，为推翻清王朝和窃国大盗袁世凯作出了贡献。1925年，侨居美洲的致公堂部分人士和港澳等地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中国致公党。因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推选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陈炯明提出了“建国、建亚、建世”的三建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对抗。而唐继尧则公然攻击共产主义是外来“邪说”，“危及国本”。
但是，由于致公党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限制，他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1931年，在致公党二大上，通过了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决议。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后，致公党积极支持19路军抗战，声援福建人民政府，声援七君子。1941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致公党向国共双方发电呼吁：“放弃前嫌，携手抗战”。1941年3月14日，毛泽东亲自复电致公党，表明了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严正立场，对致公党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封复电成为我党与致公党来往的开始。皖南事变发生后，致公党谴责蒋介石制造“天下奇冤”，呼吁要“加强团结，反对分裂”。
1946年，在中共的推动下，致公党的一些负责人积极活动，发动广大侨胞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1947年5月1日在香港召开了中国致公党三大。大会通过决议，斥责国民党右派实行一党独裁和发动内战，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完成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中国致公党三大还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改组，选举李济深为主席。所以，中国致公党自三大后已不是原来的旧式帮会，而是一个新型的民主政党。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提出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首先得到了致公党的响应。5月5日，致公党联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通电响应。6月9日，致公党发表宣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指出“中外人士都明白本党从‘反清复明，到辛亥革命，而且到现在，都团结了广大的海外爱国华侨，……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号召。”[③]
中共充分肯定了中国致公党的进步，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诸问题（草案）》时，致公党被列入邀请参加的单位。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同年9月4日司徒美堂与其他六位中国致公党的代表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2、用党的工农革命思想和建军思想改造帮会，扩充革命武装。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党在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斗争中，十分重视开展对帮会的工作，注意用党的工农革命思想和建军思想改造帮会，扩充革命武装。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的大纲中规定，暴动的策略是“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④]在改造帮会武装的工作中，我党注意针对不同政治倾向的帮会，采取不同的策略。
一是对历史上与我党有一定联系，又愿意接受我党领导的帮会武装，我党的策略是：真诚欢迎，热情帮助，发展先进分子入党，建设人民军队。1935年5月，粟裕率红军挺进师抵达闽浙交界处的龙昌、遂昌、松阳地区。在这一地区活动的青帮组织首领陈风生和卢子敬都曾接触过进步思想，向往革命。青帮组织的不少成员以前与中共有一定的联系，有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要求。红军到达后，积极开展对这支帮会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我党的主张，肯定他们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行动，帮助他们按照红军的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在中共的领导下，陈风生、卢子敬等先进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红军游击队，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二是对与我党没有联系，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绿林好汉式的帮会武装，我党的策略是：耐心帮助，提高觉悟，促进内部分化，孤立顽固分子，彻底扫除绿林习气，改造成为人民武装。帮会武装江西兴国三点会在历史上与我党没有联系，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绑票敛钱，劫富济贫，有很大的盲目性。中共兴国县委派了黄家煌等同志做三点会首领的工作。黄家煌对三点会首领段起凤说：“你们不是号称劫富济贫的洪家三点会吗？三点无共不成洪，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你们一来为人民做不出什么好事，二来自己也长期存在不住呀！”我党还孤立三点会中思想顽固的头目，并派干部进去帮助工作，使三点会扫除了绿林习气，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以后扩编为红军独立第四团。
三是对受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利用的帮会武装，我党的策略是：夺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破坏其组织。1929年，中共党员谢威奉鄂西特委之命，从哥老会队伍中拉出近百名人员，在钟祥与其他队伍一起改编为游击纵队。1930年，中共对这支队伍进行了彻底的改编，清除了坚持反动立场的七个头目，牢牢掌握了这支武装。以后，这支部队编入了由贺龙领导的红三军。
3、用党的政策争取帮会，扩大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制订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于1940年12月30日发出了《关于哥老会清帮工作的初步指示》，制定了对帮会既斗争又联合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既要把帮会中抗日的和不抗日的区分开来，又要把帮会中的投降派、反共派和中间派区分开来；既要抓紧对帮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又要重视提高帮会一般群众的政治觉悟；既要在争取帮会抗日时坚持原则，又要反对“左”倾盲动；既要利用帮会绿林义气、传统口号和组织形式，又要注意引导他们取得政治上的进步。
在实际工作中，新四军正确运用中共关于处理帮会关系的策略，有效地扩大了抗日统一战线。一是利用帮会与日伪的矛盾，争取他们的合作。1938年4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遗支队进入安徽宣城、芜湖地区。为了取得活动在这一地区“四十八村”庄内的帮会武装的合作，粟裕与帮会首领进行了谈判，向他们揭露了日伪军企图消灭包括帮会在内的各类武装的阴谋，介绍了新四军团结友军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要求帮会能借路让新四军下江南抗日。粟裕的努力终于取得成功，“四十八村”庄的帮会武装以后在新四军和日伪之间保持中立，并多次借路，使新四军能开赴江南抗日第一线。二是利用帮会拜师收徒的形式，打开抗日工作的局面。1943年1月，苏中区党委在日伪军即将清乡以前，发出了《关于反“清乡”斗争中掌握青红帮的指示信》，要求“以分区为单位，由我们决定有威望的熟悉青红帮的同志为领袖，成为统一领导的中心，以统治分区流氓首领”[⑤]。在苏南镇口丹徒地区，茅山地区专员樊玉林等中共县以上的干部在反清乡斗争开始前，就按华中局的指示，以帮会的名义收了不少徒弟，其中有些是伪军中下层头目。在日伪清乡开始之前，中共地方负责人对这些帮会中的徒弟晓以民族大义，讲清政策。由于我党利用帮会拜师收徒的形式，控制了不少伪政权和伪军中的成员，打开了工作局面。在以后的反清乡斗争中，绝大多数帮会成员都能做到身在曹营心在汉。三是利用帮会与三教九流的关系，建立地下交通线。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一师通过清帮头子潘海鹏的关系，利用上海的“宝丰鱼行”作为秘密据点，从日伪严密控制的上海，将上百船无缝钢管、生铁管、收发报机、真空管、电话总机、电话线、医疗器材和药材等军用物资运到了苏北根据地，保证了新四军开展反敌斗争。
注释：
①《毛泽东选卷》（一卷本）第8—9页 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 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③《华商报》1948年6月9日
④《秋收起义》第2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⑤《叶飞回忆录》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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