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德国论文,中德论文,孙中山论文,兼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20世纪的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体系，但民国外交仍难摆脱弱国外交的命运：一方面仍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一国或多国影响的烙印；另一方面则受到国内多重因素的制约，有着不同政治利益的各党派、各政治集团通过不同途径对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施加影响。民国外交的错综复杂使其一直是民国研究的重点领域，亦是本专栏始终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期本专栏发表的三篇文章再次集中地探讨了民国政府的外交观念和决策过程。田岛信雄教授的《孙中山与德国》一文运用大量德国档案资料，论述了孙中山对德国的认识、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以及“中德苏联盟”构想的出台，而孙中山这一外交实践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左双文教授等的《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对外方略》一文论述了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争夺外交主导权的过程，蒋北伐期间的外交方略是其整个政治谋划和政治性格的一部分，为他带来了成功，但也构成了他最终无法跨越的局限。申晓云教授的《国民政府体制内压力集团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则探讨了以最高领袖政策决断为特色的国民政府外交方针是如何受到国民党党内从权力中心层到权力边缘层的各派系的制衡和影响的。
孙中山于1913年2月至3月滞留日本期间，为了同北京政府及其支持者英国抗衡，曾与前首相桂太郎在关于瓦解英日同盟、并以日德中三国同盟取而代之的构想方面达成了一致。① 孙中山在日本的这些言论被多数人认为是反英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此前的研究对于孙中山的日中提携内也包括了德国的想法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笔者以为，孙中山提出的观点即中德合作，并且与日本政治家达成协议，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涉及许多方面，错综复杂，其中德国究竟占据了怎样的位置呢？这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将具体分析孙中山与德国的关系史，从中德关系的视角探讨包括“联苏”路线和“大亚洲主义”在内的孙中山外交观，并对当时的日中、日德、日苏、中苏、德苏等关系做出若干考察。
孙中山真正意义上与德国发生关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此，首先必须明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的对德态度，因为在对德宣战问题上直接导致了中国内政的分裂，出现了形成中国南北两个政府、双重权力状况的重要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孙中山不仅仅扮演了革命家的角色，他同时是广州政府的掌权者。笔者认为只有基于此种分析之上，才能明确孙中山对德认知的现实意义。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孙中山与德国
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于8月23日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11月7日青岛陷落。这样，亚洲战场上的日德战争暂告一段落，而在欧洲战场上却与当初设想的短期战相反，发展成了长期战。于是德国驻华公使辛慈（Paul yon Hintze）于1915年5月开始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进行秘密接触，② 并在同年11至12月间以“牺牲中国，与日本达成和解的最佳时期来临”为由，反复要求德国外交部允许其同日置益进行正式的交涉。③ 辛慈与日置益的交涉于1915年末至次年5月断断续续地进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1916年6月，辛慈判断“接近日本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之后便放弃了在北京的日德交涉。④
1917年1月31日，德国对美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于2月3日宣布与德国断交。2月9日，外交总长伍廷芳与辛慈会谈，就德国采取无限制潜艇战一事向德国提交了外交抗议书。伍廷芳表示：“如果德国对此抗议置若罔闻，中国政府将不得不遗憾地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⑤ 为了避免与中国断交，辛慈开始奔走于中国各方势力之间。根据此后的报告，1917年2月辛慈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做抗议实施反德政策军阀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大部分军阀已经发表了抗议通电。为了搅乱政府的反德倾向，将继续与康有为（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国民党急进派）、唐绍仪（国民党右派）等进行秘密联络。我的秘密联络人也不断地拜访张勋（四川）、倪嗣冲（安徽）将军。”⑥
1917年3月1日晚，辛慈终于同国务总理段祺瑞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如果中国愿意延迟断交的话，德国愿意出1000万美金。对此段祺瑞却笑着说：“应该出更高的价钱。”⑦ 然而此时的段祺瑞已经与日本约定：以实行反德政策为代价，从日本取得大量的借款。于是，在这场政治洪流之中的段祺瑞政府于1917年3月14日发表了对德断交宣言。辛慈对此表示抗议，之后离开北京经由上海、夏威夷回到了德国。⑧ 此后的中国，就如同对德宣战公告的预想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回国途中滞留上海的辛慈指示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强化对中国各方面的活动，全力避免中国参加对德作战。根据克里平所述，当时德国使用了包括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但以亲德派领袖闻名的康有为、对北京直隶派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孙洪伊、孙中山的朋友唐绍仪等人却认为“这是为了国家”而应该得到的。⑨
克里平同时也接到了辛慈关于同孙中山进行接触的命令：
德国公使辛慈阁下在离开中国之际，3月末在上海对我下达了指示：直接联络南方激进派国民党的领袖孙逸仙博士。为了推翻段祺瑞政府及其内阁，我们愿意提供孙博士2000万美金的援助。⑩
为此，克里平邀请孙的密友、南方派亲德人士曹亚伯尽快来北京，并与其约定与孙中山会面。1917年4月，接受克里平命令的德国总领事馆翻译官汉斯·舍默尔（Hans Schirmer）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了秘密会谈。为了阻止中国发布对德宣战布告，德国要求孙中山推翻段祺瑞政府。舍默尔与孙中山的会谈记录如下：
曹亚伯到上海之后，很快安排了舍默尔与孙逸仙博士的会谈。会谈就一些政治性目的达成了一致。孙逸仙有意推翻段祺瑞政府，而且也认为这是可行的。他要求德国为军队提供2000万美金的援助。(11)
孙中山接受了德国方面的提案。同之前孙中山推翻北京政府、将英法俄势力赶出中国而结成日德中三国联盟的构想相比，(12) 现在的“日德中”提案内，德国成为真正的关键。接受这个观点的孙中山在与舍默尔会谈时也表明，在实行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计划时，也要对日本的亲德派进行动员。此时孙中山与日德的关系正如以下舍默尔所述：
孙中山在会谈中强调，他与一些对日本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根据孙中山所述，在日本对德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外务省是反德的，而陆海军的大部分人还是非常赞赏德国的。他在访日期间曾想亲自考察日本有关中国情势的态度，但由于他的行程非常引人注目，周围的人劝告他不要这么做。但日本方面为了详细听取孙中山的意见，则与之约定派遣高级将领、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中国。(13)
这样，在以推翻段祺瑞政府为目标的“日德中”构想下，孙中山继续与舍默尔进行会谈，他也开始与田中进行会谈。但是与田中的会谈则没有朝着孙中山预想的方向推进。1917年5月2日，孙中山同以非正式身份访问中国的田中义一在上海进行会谈。孙中山非常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计划——“我打算推翻段祺瑞政府”。对此，田中却说：“日本政府并不想介入中国内政。”(14)
为此，孙中山授意朱执信写成《中国存亡问题》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朱执信写道：孙中山认为对德布告宣战，对中国而言是没有益处的；并且强烈主张在目前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应该维持中立的态度。他还写道：孙中山强烈反对对德布告宣战的理由涉及诸多方面，但究其根本，则是基于其内心的德国认识，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平素对于德国，惟多（事）联络，以得其欢心……一旦失势，则为落井下石之谋，非特不知是非，乃至不知利害，不知恩怨。”孙中山的结论是：“吾不惮千百反覆言之曰：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15)
克里平针对这段时期（1917年4－5月）孙中山为中国政局所作的努力，作出了以下评价：
孙中山工作的成果非常明显，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已在全国范围内显现，段祺瑞的立场也开始动摇。段祺瑞内阁官员陷入从国民党那里收受贿赂的困境。段祺瑞和黎元洪之间每天不停地发生纷争。北京总统府及高级将领内的我国友好人士频频对黎元洪做工作，黎对段祺瑞所持的否定态度也不断地加强。(16)
对段祺瑞政权的批判，以众所周知的张勋复辟为顶点，(17) 但它最后失败了。强化了权力基础的段祺瑞于8月14日毅然决然地发布了对德宣战文告。
对德宣战文告成为加速中国分裂的因素。8月27日，反段祺瑞的130多名国会议员在广东召开了非常国会。9月10日，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组织了广东军政府。从此，双重权力状况就以对德宣战为契机，在中国出现并持续存在。但是，三天后的9月13日，孙中山和广州政府在国际情势以及段祺瑞政权的高压之下，不得不在形式上对德国进行宣战。(18) 但是，即便在发表宣战公告之后，孙中山也没有放弃手中的“德国牌”。孙中山秘密地派遣曹亚伯经由美国取道欧洲，伺机与德国进行交涉。
1917年11月，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取得了成功，由此导致了国际形势的根本性变动。次年3月18日，在布列斯特缔结了俄德停战条约，在苏维埃俄国与德国达成停战的同时，欧洲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从此置于德国的支配之下。这对于实行反英亲德策略的孙中山来说，一个绝佳的机会到来了。
1918年11月7日，曹亚伯奉孙中山之命造访了德国驻挪威大使馆，转达了希望进入德国进行交涉的期望。曹亚伯于11月末到达柏林，在阿德勒宾馆与德国政府派遣的前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辛慈进行了会谈。曹于12月1日访问了德国外交部，并且亲自把“孙中山的建议”在宾馆的便笺上用英文记述出来。(19)
这份建议由两部分构成。第一，南方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且主张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地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上述地域里，应由中德两国携手，将日英以及其他国家的在华势力驱逐出去。第二，曹亚伯提出中国（广州政府）、德国以及苏俄结成同盟的建议。此项内容如下：首先，在苏俄红军的协助下，建立一支由12000名在俄华侨和10000名德国兵组成的混合部队，一方面从西北方向攻打北京政府，一方面在中国调配粮食等各种物资，这些物资经由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推翻北京政府后，德国对中国进行援助，中国要收回关税自主权。德国要对中国的教育及工业技术的发展进行援助，中国也会相应地把各种物资经由西伯利亚铁路送往德国，支援其作战。(20) 这就是后来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即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苏联或者蒙古建立国民革命军根据地，发动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
曹亚伯未必十分清楚德国对于孙中山提案的真正接受程度。这个提案，以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来看，是非常缺乏现实性的。1918年11月，德国发生了革命，同月11日，德国签订停战协议。孙中山利用穿过苏俄的德军“东渐”和中德苏三国联合的期待随即破产。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孙中山与德国
1916年6月，对德和约即凡尔赛条约签署。众所周知，北京政府被迫将山东半岛的权益让与日本的举动引发了五四运动，政府不得不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21) 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中德之间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的。1919年10月，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南方广州政府以国会决议的形式，发表了战争结束的宣言。(22) 北京政府为了以条约的形式给这样的状态画上休止符，1922年5月20日缔结了《中德条约》。(23)
北京政府在条约交涉时，从“外交政策领域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之间的统一战线并没有破坏”的观点出发，乐观地向德国陈述“广州政府也会承认中德条约里的规定”。(24) 然而，广州政府却指责德国政府与非法政府即北京政府缔结了中德条约是“暴力的言辞”，(25) 同时非常固执地认为德国应该与护法政府缔结和约。
德国为了试探在广东开设领事馆的可能性，驻京公使馆向广州派遣的一个官员从广州政府外交部了解到了广东方面如下的立场：
如果想要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至少不要与依靠军阀力量取得职权的官员（北京政府）进行交涉，而是应该与代表全体中国国民的政府（广州政府）进行交涉。南方各省的德国资产不会返还给德国人。目前的状况不可能重新开设领事馆。德国人可以像去年一样进行各种活动。如果德国人想要得到同北京政府条约中承认的各项特权的话，本政府将视与该条约无关。(26)
由于广州政府的这种立场，此后德国与广州政府的交涉则不得不采取非正式的立场。德国于1922年夏天派遣副领事威廉·瓦格纳（Wilhelm Wagner）前往广州，事实上开设了领事代表机构，广州政府不承认其领事地位的姿态也随之难以维持。(27) 当然，德国与广州政府之间在战时没收的德国资产返还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悬疑。但是这些交涉却不得不通过一战后德国利益的代表——荷兰驻广州领事馆来进行。(28)
在这种情况下，副领事威廉·瓦格纳还是认为他与孙中山进行非正式接触是可行的，并且相当期待。他通过中间人的介绍，于1921年5月25日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对副领事提出了希望德国对中国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援助的要求：
我们全体爱国人士十分期望开发中国无限的资源，德意志民族是唯一能给予我国政府援助的民族。美国因为在自己领土上有着广大的活动空间，所以无法给予中国援助。因此我们期待德国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等领域进行广泛的援助。德意志的知性已经从很多方面得到证实，德意志具有巨大的组织力量。我们打算将财政、行政、经济、教育以及军事等许多事业委诸德国。我的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已经写成《实业计划》（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我把这本书寄给了许多国家。我相信德意志的进取精神和伟大的意志。
在陈述了希望得到德国援助之后，孙中山总结了这次会谈：“中国将是德国失去的殖民地的替代品。我希望你们来到中国，来援助我的革命事业。希望德国像统治自己国家的一部分一样，也能把全体中国组织起来。”(29) 不能把孙中山的发言看成简单的外交辞令，因为孙中山在会见副领事之前，为了“实地调查”该计划的可行性，已于1921年夏派遣心腹朱和中前往德国。(30)
朱和中于1921年9月底到达柏林，直到次年7月，大约在德国停留了10个月时间。(31) 在与施廷内斯（Hugo Stinnes）等大企业家缔结了许多合约的同时，还聘请了德国工矿、经济、行政、铁路、军事等各领域的专家到广州政府担任顾问。对于朱和中招聘专家的行为，德国外交部以广州政府不稳定，且会招致与德国签订和约的北京政府不满为由，表达了将会采取控制措施的立场。德国外交部在对私人性质的契约提出异议的同时，还告知相关专家，广州政府存在不安定因素，会有很多经济上的困难等。这导致了一些专家改变原先的想法而不愿意与广州政府签订合约。(32) 然而，比招聘德国顾问更重要的是，朱和中实现了推进与前驻中国公使、前外交大臣辛慈的协议，并探讨了实现“中德苏三国同盟”的方针。1922年1月1日，朱和中向孙中山作了汇报：
前驻中国公使辛慈非常熟悉中国的情况，而且以前作为海军特使在俄国工作了8年，他在俄国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精通俄语、英语以及法语，是有着新思想、积极进取的人。他的各种规划是非常适合最近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他在德国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我到达柏林之前，辛慈就已经主张中德苏三国缔结同盟，这与阁下（孙中山）的秘密目的不谋而合。自开始交涉以来，他先将其他的政治议题暂且放置，而是决定先专心于此问题。为了达成同盟的目的，在协力的基础上，我们决定开设一个事务所。(33)
为了达成协议，推进这个“大政策”，朱和中向孙中山提出邀请辛慈到广州商讨。(34) 接受了这个提议的孙中山于1922年3月28日给廖仲恺和曹亚伯写信，要他们去香港迎接辛慈，并将他秘密带往广州。(35) 1922年5月17日，朱和中在柏林的住所招待了德国外交部参事马克斯·贝斯克（Max Bethcke），同时他在辛慈的帮助下，分别签署了聘任德累斯顿工科大学教授威廉·施拉梅里（Wilhelm Schrameirer）为文化科学顾问、前青岛总督为行政改革顾问、前山东铁路监督为铁路顾问的合约。而关于招聘原参谋军官为军事顾问的计划也在进行中。为此，朱和中打算与德国陆军总司令商谈。(36)
孙中山于1922年5月8日发动了“北伐”，反对北伐的陈炯明于6月16日发动叛乱，孙中山陷入了危机之中。在遭遇陈炯明军队攻击后，从总统府出逃的孙中山在珠江的永丰舰上指挥了长达半月之久的激烈战斗。8月9日，孙中山不得不做出撤退到上海的决定。尽管孙中山处于丧失权力的境地，但为了鼓励周围的人，他在前往香港的英国军舰上言及今后中国外交的目标时，特别强调了德国和俄国的重要性：
然而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以国际地位言之，其与吾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两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37)
由于陈炯明的叛乱，辛慈的访华计划不得不搁置。这对于孙中山外交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更大的打击则是朱和中与辛慈关于“中德苏三国同盟构想”于9月22日在《香港电讯报》（Hongkong Telegraph）上被披露出来。该报还将陈炯明叛乱时总统府金库发现残留的朱和中密信（1922年1月1日）的照片刊载出来。报纸的头版就是《三国布尔什维克同盟的提案：辛慈访华计划》的标题，其次还刊载了以下的记事：
孙中山因长期抱有布尔什维克理念而遭到批判，只是缺乏实质性的证据。今天本报发表了能证明孙中山使中国置于布尔什维克理念基础之下，为实现中德俄三国同盟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确凿证据。本报确信，该证据是不容置疑的。(38)
这使中国政界以及国际社会卷入了极大分裂之中。北京外交使团向外交部询问“是孙中山真的有此企图，还是陈炯明为了损害孙中山的信誉而捏造的。”北京政府表示“为了自己的立场和利益会密切关注此事”。曹锟和吴佩孚也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与孙中山没有任何关联”。(39)
不论德国政府还是辛慈本人都不得不对这件事发表否认的声明。(40) 面对这样的事态，孙中山于9月2日发表声明称：“在香港发表的关于同俄国和德国合作的秘密书信是陈炯明捏造的”。但香港报纸登载的书信署名明显是孙中山的手笔，(41) 他解释道：“我书信的原件是翻译成英文之后才发表的”。此后这件事就含糊不清地了结了。(42) 孙中山、朱中和、辛慈的“中德苏三国同盟”工作就此失败，辛慈的访华计划也随之搁浅。
三、陈炯明叛乱后的孙中山与德国
由于陈炯明叛乱而逃往上海的孙中山尽管被迫蛰居了半年，但这期间孙中山并没有停止对德工作。孙中山指示由即将前往德国留学的邓家彦代替朱和中，负责与德国各界进行交涉。
1923年2月，孙中山再次夺回了广州，并于2月21日出任大元帅，组成了大本营（第三次广州政府）。接受了孙中山命令的邓家彦向孙中山提出了雇聘德国人的计划。6月19日，孙中山向滞留德国的邓家彦发出以下指示：
我们计划雇聘数名德国军官，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并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为了实现让德国人在我国从事生产的计划，不论是从物资方面，还是使用中德两国有才能的人方面，都必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思考。这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学习不足、德国的资源不足。为了两国克服这些困难，相互的援助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提出的计划实现的话，我深信数年内，我国和德国的状况必然得到改善。(43)
为了巩固对广州政府的控制，孙中山也希望能访问莫斯科和柏林，亲自推动这些计划的实行。同一天，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谈时表示：他计划一两个月后访问莫斯科，然后从莫斯科去柏林。他对“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以及德国的技术”抱有很大的期望，“打算在五年以内建设一个新中国”。马林表示他对苏俄与施廷内斯等德国企业的合作持怀疑态度。孙中山则说除了施廷内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德国人。他说：“日本的富强花了5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在五年以内实现。”(44)
马林劝说孙中山不要去俄国而应该留在中国，并建议改派廖仲恺、汪精卫等人去莫斯科。孙中山做出了让步，他说：“三周后，将派汪精卫和马林一起去莫斯科，但我自己也将于两个月后去俄国。”他固执地要亲自访苏、访德，(45) 但最终没能实现，而是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蒋介石向苏联方面说明了孙中山对中德苏三国同盟的实现有着强烈的期待。
两个月后的8月18日，孙中山又指示邓家彦与德国政府以及施廷内斯之类的大企业进行合作交涉：
必也与德国资本实业家如Sirnnes（应为Stinnes，即施廷内斯——编者）者及其政府订一大建设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合作发展中国之富源，改良中国之行政，整顿中国之武备。总而言之，即借德国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此步达到，则以中国全国之力，助德国脱离华塞条约之束缚……向其政府及实业家游说之。如彼等有此见地，知两国相需之殷，通济之急，不以欧亚而歧视、种族而区别，则人道之大幸也。倘德国志士将从此途用工，成中德两国之提携，其功业必比于丕斯麦尤大也。(46)
邓家彦于8月23日带着孙中山的信拜访了德国外交部，对东亚局的汉斯·特劳特（HansTraut）说明了孙中山的计划。邓家彦还强调：“特别是工业、军事领域里的合作”，“许多工程计划在进行中，其中包括辛慈的招聘计划”。(47)
德国外交部认为事关重大，请其直接与东亚局局长会谈。8月27日，邓家彦会晤克里平局长。邓家彦表示，希望听到关于孙中山计划的德国方面立场。克里平对此做了“由于凡尔赛条约我国军事活动已经被全面禁止”的一般性回答，然后又说：“在军事方面是否可以用私人性质的方法来操作，可行性有多大，取决于你们。”他借口军事事务与外交部没有关系，把问题又推给了邓家彦。对于经济领域的合作，克里平表示“我国将会以极大的善意来对待孙博士的想法”。但德方言明实现此计划必须要以“私人性质”为基础，而且提醒并不希望出现“德国方面资本参加的形式”。克里平还表示：为了实现广州政府和德国私营企业的经济合作，他们会给予一定援助，但在军事方面，公开性质的援助是不可能的。(48)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放弃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中德合作理念。1923年11月26日，孙中山给滞留柏林的邓家彦寄去私人信件，表现出热衷于中德合作的惊人想象力：
（德国）为了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没有什么能胜过援助中国建立一支伟大而且强有力的军队，因为之后中国就会支援曾经施与我们援助的德国。德国应该预先在东亚建设一支肉眼看不见的军队。必要的时候，这支军队会用于支援德国。(49)
1924年2月14日，邓家彦再次拜访了克里平，他尽量避免提出军事方面的议案，而是提出了中德经济合作的具体计划。（1）以广西省富川、贺县的煤矿为代表共同开发矿业；（2）为开发广西省的农业，派遣专家来华；（3）纸币发行、进出口等国家统制事业的通商管理；（4）以德国为模式建设近现代工业，推进四个领域里的合作。加之在铁路、公路、航空开发等交通运输方面的大规模协作。克里平对此表示，矿业开发和交通运输建设方面，他们想要有更深的介入。在此次与邓家彦会谈之后，克里平便与德国工业联合会取得联系，告诉他们邓家彦提出的孙中山关于矿业开发和交通运输建设的提案。德国工业联合会的答复是要与邓家彦直接取得联系。
克里平这次同邓家彦的会谈依然小心翼翼，即“对于含有政治性内容的提案不予任何承诺”。对处于凡尔赛和约枷锁下的德国外交部来说，直接干涉中国内政，将会不可避免地引起列强的反弹。(50)
四、“联苏”路线及“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与中德关系
陈炯明叛乱之后，孙中山接近的对象无疑便是苏俄了（1922年12月30日改称苏联）。最初表明“联苏”构想的就是广为人知的1923年1月26日在上海发表的“孙中山越飞宣言”，之后的2月21日由于孙中山重新执掌权力，组织了第三次广州政府，6月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在布尔什维克原则的基础上，10月后展开了吸收共产党员的国民党改组。
但是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把对德亲近和对苏亲近区别对待，就像曹亚伯、邓家彦、辛慈等人所构想的那样，中德苏三国联合是核心。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便是1923年秋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的蒋介石的言行。11月26日，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中，对他的构想作了如下的陈述：
华盛顿会议上明确显示了英美日法四大资本主义国家想要掠夺东亚的企图。帝国主义列强把中国的军阀当作工具来使用，从而强化他们在中国的地位，进行实质性的掠夺。国民党提出俄国、德国（革命成功后）、中国（革命成功后）结成同盟的提案。国民党为了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势力做斗争，提出了伟大的三国同盟的建议。我们认为如果具有了德国人的学问知识、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的革命精神以及农业生产力的话，我们就能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同时我们也期望共产国际对东亚特别是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关注。(51)
11月28日，蒋介石与托洛茨基进行会谈，商讨了有关中国革命的诸多问题。会谈持续大约一个小时，双方分歧甚大。托洛茨基坚持“应该依赖于更广泛的人民大众，要做坚实的长期的政治准备”的观点，并对孙中山的“西北计划”——即从获得苏俄红军援助的蒙古进军的主张，以及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军事优先主义进行了批判。有意思的是，在会谈的最后，蒋介石指出：“解放的中国将成为由俄国和德国构成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员。”(52)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不单单是局限于使三国结成同盟，更是主张结成由三国为主体的单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
蒋介石的这种想法也许是他个人的意思，也可能是孙中山的意思。蒋介石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发言的同一天，孙中山给犬养毅写了书信，内容如下：
夫再来之世界战争，说者多谓必为黄白之战争，或为欧亚之战争，吾敢断言其非也，其必为公理与强权之战也。而排强权者固以亚洲受屈之人民为多，但欧洲受屈人民亦复不少，是故受屈人民当联合受屈人民以排横暴者。如是，在欧洲则为露、独为受屈者之中坚，英、佛为横暴者之主干；在亚洲则印度、支那为受屈者之中坚，而横暴者之主干亦同为英、佛；而米国或为横暴者之同盟，或为中立，而必不为受屈者之友朋，则可断言。惟日本则尚在不可知之数，其为受屈者之友乎？抑为受屈者之敌乎？吾将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53)
这个观点与之后的“大亚洲主义”构想直接关联，更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希望欧洲的被压迫者即德俄两国联合，表示了将来欧洲和亚洲被压迫者的联合及中德苏（印）联合的可能性，同时也留下了在这一联合中加入日本的余地。也就是说，这里的“联苏”、“联德”的理论为其“大亚洲主义”构建了桥梁。
但是整体来看，在孙中山的对外构想中，“联苏”要比“联德”推进得快些，因此孙中山不得不暂且使“联苏”优先得以实现。但直到此时，孙中山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联德”构想。1924年1月16日，德国新任驻广州领事埃尔温·雷梅（Erwin Remy）为祝贺孙中山任职，以非正式身份拜访大本营。孙中山问他：“我们能否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从德国购买武器？”并表示“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孙中山也认识到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限制，又说：“如果不可能的话，德国大规模的兵工厂能否在德国以外的地方，比如中国继续发挥它的功能？”表达了仍然对德国军需产业极为关注的态度。孙中山还阐明了如下的“幻想”：
你们德国已经被解除武装了。因此你们不得不对中国进行武装。这是贵国唯一的救济措施，这是非常明了的事情。如果把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中国人口组织并武装起来的话，并且如能在三年内实现，德国就能摆脱所有一切压迫性条约的束缚，并且也可能打击法国在越南以及英国在亚洲的势力。(54)
这次会谈四天后的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期间的1月27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第一讲”中，对俄国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给予很高的评价：“没有侵略世界的野心，锄强扶弱、主张正义。”对于包括德国在内的国际形势，孙中山作了以下的分析：
今日德国是欧洲受压迫的国家；亚洲除日本以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联合，一定去和那些强暴的国家拼死一战。推到全世界，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55)
孙中山的这个国际形势分析，可以说是“跨越欧亚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斗争”认知的集大成者，他把德国、中国、俄国并列处于被压迫民族的核心地位。如此看来，国民党的联苏路线可以说是从中德苏三国联合构想中撇开德国而形成的两国合作路线。
但即使在一全大会上确定“联苏”路线之后，也丝毫看不见孙中山抛弃“联德”的迹象。根据埃尔温·雷梅领事1924年2月底得到的情报显示，邓家彦回国之后，国民党计划派朱和中访问德国，而且他将越过外交部直接与“民族主义的极右势力”进行接触。朱和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广州建设大规模的工厂，不仅制造各式便携武器及弹药，为了能制造手榴弹、榴弹、航空机搭载用弹、火焰放射器，更甚者还有毒气，还要聘请德国专家。”(56)
根据一个月后即1924年3月埃尔温·雷梅领事的情报，孙中山广州政府计划建立一个顾问团，包括政治顾问辛慈（原外交大臣）、经济顾问师孟（Semmers，前青岛总督）、金融财政顾问柯德斯（Cordes）、军事顾问某退役将领、航空顾问某著名战斗机部队长官等。(57) 事实上，在这段期间内，已经有很多德国专家前往广州了。根据1924年5月10日德国外交当局得到的情报，孙中山通过西门子上海分公司经理古斯塔夫·阿曼（Gustav Amann），已经雇聘了瓦尔特·莎洛藤堡（Walter Charlotenburg）上尉等3名军官，之后又有10名军官开始在广州工作，还计划购买一架轰炸机。(58) 这期间，前青岛总督也到达广州，北京来的陆军少校穆勒（Paul Muller）等被聘为警察顾问。广州兵工厂雇聘了火药技师舍珀（Schoepe）和布斯（Buhs），并从澳门招聘了一名叫哈斯（Hass）的飞行员以及一名叫马蒂尔（Mattil）的军士（专业不详）。(59) 此外，根据一位与孙中山长期交往、深得其信任的广州某公司经理的回忆（很可能是阿曼），在与孙中山会面的时候，孙中山对他讲了《中国实业计划》中的许多计划，并特别说明“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让德国人在中国开设兵工厂”。(60)
德国驻广州领事雷梅考虑到英法美在中国的利益以及北京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警告说：“这样雇聘德国人，对我国在中国的地位是有害的。”而结果是，这些在广东工作的德国人，最终成为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政府的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一部分。(61)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于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说。他表示为了实现亚洲民族大联合，应该请主持正义的苏俄也加入进来，表明了坚持贯彻“联苏”路线的主张。而且他显然也把德国考虑了进来。他说：“受压迫的民族不仅是在我们亚洲，在欧洲也有受压迫的民族。”与一年前写给犬养毅的书信观点相同：“被压迫民族联合里面应该让德国也扮演一份角色。”同写给犬养毅的信件一样，他是这样呼吁日本的：“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62)
与孙中山同行访日时担任翻译的戴季陶回国后写成了《改造》一文，文中他强调了英美的威胁：“如今英美对东亚的政策不单单是对日本实行威慑，他们的这种政策成功之日，就是我们全体亚洲灭亡之时。”与孙中山的意图相合，他对日本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以下的几点希望：“尽快无条件地与俄国恢复邦交，停止与列强一道剥夺德国人民经济自由并且阻止德国国家复兴的政策，日俄以及日德之间缔结自由自愿的条约，以此来促进日俄德的友好亲善，摆脱日本的孤立状态。”(63) 这无疑是要求日本从英美两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摆脱出来，并且加入以中德苏三国为核心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五、苏联及德国各界的“德苏（中）联合”路线与日本
追溯以上孙中山的“中德苏三国联合”路线的足迹，就会发现，倡导中德苏三国联合的势力绝对不是突然间在中国政坛出现的；而“日中德苏合作”路线在共产国际、苏俄、德国也是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潮流而长期存在的。
首先，共产国际的中德苏三国联合路线是由于对德国革命和中国反帝国主义民族运动抱有强烈期待才产生的。当然对德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这种期待存在于列宁、托洛茨基等俄国革命领导人之间，它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一环，而一般来看，这是对世界革命的期待。然而对这两国革命的期待，则不应该只限于在这两国的框架下进行。欧洲的德国革命，对苏俄来说是可以左右俄国本国革命命运的，与其他国家革命相比，德国革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列宁在1918年5月作了如下的讲话：“如果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那么我们就能将帝国主义链条一举给以沉重的打击。不论有多大困难，还是困难比较少，社会主义一定会在世界上取得胜利。”(64)
在1920年7至8月的第二次大会以及远东各民族大会（1922年1至2月）上，共产国际极为重视的不是日本革命或是朝鲜革命，而是中国革命。(65) 他们认为这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配的东亚一角，敢于向英法美确立的“半殖民地体制”发起挑战的、充满生命力的民族解放运动。(66)
其次，在1919年7月25日加拉罕宣言中体现出苏俄对中国的期待。(67) 这是苏俄无条件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一切特权的声明，同时也是支援、鼓励因五四运动而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北京政府朝着反帝国主义方向前进的宣言。
1919年1月德国革命运动失败了，1921年3月德国中部的大罢工也失败了，随着1923年汉堡掀起的镇压狂潮，苏俄对德国的期待，逐渐转向了支持因凡尔赛体制而被国际社会排挤的魏玛政府。1922年1月25日，以苏俄政府代表身份访问德国外交部并与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等大企业家进行会谈的卡尔·拉德克（Karl Radek）表示：“我们国家的对德关系是从战胜国和战败国的角度考虑的。作为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我们与德国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对德国的对俄政策表态。”(68) 在强调了德苏两国在国际政治上利害一致之后，拉德克说：“请不要犹豫，希望你们能来俄国工作。”他还表明了促进德苏合作的愿望。(69)
在苏俄的苏德合作路线里，也希望中国加入。如1926年1月5日，德国外交部副部长舒伯特（Carl Th.C.Schubert）在给德国驻东京大使的信中写道：在德国加盟九国公约问题上，苏联想要探索对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中德苏三国合作的可能性，强调了中国在苏德合作中的作用。(70)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俄国除了德国和中国同盟论之外，也存在着与日本相互合作的论点。比如1925年1月20日日苏恢复邦交后，外交人民委员契恰林向日本驻苏临时大使佐藤尚武打探日中苏三国同盟的可行性，根据铃木贞一回忆，苏联方面提出：“日德苏三国能否在中国展开革命行动，将英美势力驱逐出中国”。(71) 苏联方面围绕对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中德苏三国以及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的想法，提出了各种形式的建议。
另外，在德国内部也存在着联苏、苏德合作和中德苏合作路线。在德国外交部，与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等谋求与英法美协调的西方派相对应，同时也存在着以苏俄合作为目标的东方派。他们以外交部副部长马尔参以及驻苏大使等人为代表。德国驻苏大使于1924年12月29日指出：“我支持苏俄政府，愿与苏俄政府真诚协力，这完全是从我们德国的利益出发。因为在俄国除了苏俄政府以外，其他政权全都是在协约国一方的。”(72)
大使的着眼点主要是在苏德合作，并没有在其中加入中国的想法。在他看来，受制于凡尔赛条约下的德国不应该做干涉中国内政的事情。但是，在德国外交部的东方派里，外交部副部长马尔参（前驻华公使）、东亚局局长克里平（前驻上海总领事）以及前外交大臣辛慈等“中国通”是有很深的人脉关系的。而此时，前外交大臣、前驻华公使开始接受外交部的委托，假称冯·哈特维希（Frhr.von.Hartwig）公爵秘密地进行调整德苏关系的活动。(73) 作为德苏合作工作的延展，他以苏德中三国联合为目标，开始与朱和中交涉。
战后德国推进苏德合作政策的政治目标是从国防出发的，尤其是担任战后重建陆军任务的塞克特将军。众所周知，他将10万陆军作为中坚力量，扩建国防军，后来被称为“国防军之父”。基于“应该与俄国保持接触，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地与他们达成谅解”的认识，(74) 在对外事务上，他积极推进同苏俄的秘密军事协作关系。1933年1月30日纳粹掌权后，苏德关系开始恶化，塞克特将军发现了新的军事合作伙伴——中国，他于1934年出任蒋介石政权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无疑，塞克特将军是德国推行中德苏合作路线的象征。
在民间，以“革命国粹主义”极右势力为中心的集团中也存在着苏德合作论。其中在对东亚关系方面非常有兴趣的当属马克斯·鲍尔（Max Bauter）上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鲁登道夫独裁体制为基础，以政治军官的身份到处活动，战后依然未停，并在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等地策划了反对魏玛共和政体的运动。之后他应托洛茨基的邀请，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2月访问苏联。基于此行的见闻，他认为布尔什维克也是国家主义的一种变形，对苏维埃社会主义怀有同情感。进而他提出为了推翻凡尔赛体制，要与俄国形成紧密的关系，甚至还提出建立从土耳其到中国广阔地域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同盟的构想。他历任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军事顾问，并于1928年11月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首任团长。(75)
在极右阵营里，特别是在北德，以约翰·奥托·斯特拉瑟（Gregor Otto Strasser）兄弟为中心的“纳粹左派”以及与其立场相接近的戈培尔（Josef Goebels）的苏德合作论也是值得关注的。比如，1925年10月22日，约翰·奥托·斯特拉瑟在纳粹党机关报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德国在外交上的敌人是英法，因此“目前苏德两国的利害以及与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利害是一致的。”俄国是德国的天然盟邦，“外交方面，两国的利害是共存的。德国解放运动战线应该与俄国互相合作，向西方发展”。(76) 他的苏德合作论中的“所有被压迫的国家”包括土耳其、印度和中国。
戈培尔也称赞俄国是“为抵抗西欧恶魔的诱惑，上天赐予的盟友”，他对德俄关系的理解是：“对俄国来说必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反之亦是如此！一定认识到应该与俄国结盟，承担共同命运。俄国的自由也会是我们的自由。反之亦是如此！因此，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该作为俄国的等价盟友站在一起。”(77) 此后，戈培尔在1926年2月与希特勒共同出席了纳粹党大会，他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政治态度完全改变，转向追随希特勒的以推翻苏联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政策，但是此前，戈培尔是主张结成以德苏为核心的被压迫民族联盟的。
最后是日本，后藤新平也主张中德苏三国提携的友好亲善外交构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面临美国在国际政治中影响扩大的趋势，后藤在“新旧大陆对峙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日中苏三国提携的理论已经广为人知。(78) 后藤的这种思想在战后继续延伸为日中提携或者日中苏提携论。孙中山于1923年1月在上海发表“孙中山越飞宣言”之后，后藤邀请越飞前往日本，为日苏两国建交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以下几点：第一，日本帝国此刻的首要任务就是利导劳农政府，在俄国把握好发展经济的机遇，开辟两国共荣的道路。第二，美国的对俄政策正在暗中活动，应在其成为祸根之前设法铲除。第三，苏中关系已经接近了，这样可以制约中国；日本要将制约东亚和平的主导权牢牢握在手中。这是帝国外交的一个转机，将在国际上开创一个新环境。(79)
另一方面，后藤除了倡导日苏（中）提携外，也主张要努力与德国维持良好的关系。1927年6月，旨在积极进行文化交流的“日德文化交流协会”取代了原来以社交为宗旨的“日德协会”，后藤出任首任会长。
后藤在外交领域里最后的重要活动就是1928年访问苏联。同年1月7日，后藤与斯大林进行会谈，他表示：“可能的话，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国协商的形式，来谋求确保东亚和平。”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日苏能够取得互相谅解的话，那么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向斯大林表达了对日中苏三国协作的期望。(80)
1月10日，后藤新平在莫斯科与德国外交部东方派的重要人物——德国驻苏大使进行了会谈。席间，后藤表示：一些无法解决的中国问题，至少应维持在一种相对安定的状态。正是因为如此，他极力地推进日苏达成协议，为从德国方面获得援助，他也在积极活动。他认为在中苏德联合的框架下，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81) 后藤在这里表明了他对日中德苏四国联合的强烈愿望。但是，德国大使认为，“日德苏联合的理念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以此来拦住后藤的话题。可以看出，德国外交部东方派关心的是中德苏三国为框架的合作，此时并不想与日本结成这种特殊的关系。(82)
结语
本文以孙中山的“中德苏三国联合”构想为基础，展现了中德苏关系史。最后，对以上论述做出总结。
（一）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纠纷以后，孙中山一贯坚持对德接近的政策。正如他屡次指出的，在对外政策上，曾根据客观环境要求英法美日向中国革命提供援助。(83) 但从1917年直至去世，他一直对德国的工业、军事、科技、学术等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期待得到对方的援助。这意味着孙中山的亲德政策，不仅是战术性质的，而是出于战略的考虑。
（二）孙中山的亲德政策和亲苏政策互相联结，以“中德苏三国联合”的形式展开。正如曹亚伯、朱和中、辛慈以及蒋介石的想法所揭示的那样，孙中山并没有将亲德和亲苏政策区分推进，也就是说，他的想法并不是“以夷制夷”。孙中山的亲德和亲苏政策是一体推进的。从曹亚伯的“西北计划”中可以看出，接受德苏的援助，以苏俄或者蒙古为起点进行“北伐”，这是从地理政治学的角度出发的。
（三）孙中山的“联苏”路线是其未竟的“中德苏三国联合”思想的一部分。德国外交部有在经济领域里给予中国私人性质援助的想法，但并不想违反凡尔赛和约而给中国任何军事援助。辛慈的计划也由于广东政权的不稳定而被迫中止。但是国民党一大上确立联苏路线之后，少数德国顾问不断地前往广州，这就是后来的在华军事顾问团。
（四）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是以中德苏三国为中心的被压迫民族的联合。孙中山认识到德国是受凡尔赛体制压制的被压迫民族，在其反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被压迫民族联合的构想中，将德国与中国、苏联一并置于重要的地位。这就意味着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不单单停留在东亚，是包括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尽管孙中山也要求日本加入这个反帝国主义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体，但日本拒绝了。欧亚大陆的被压迫民族，通过中德苏三国联合来抵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建立的国际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种国际构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亚普遍存在。不论是革命的左翼（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德国共产党等），还是后藤新平这样的日本政治家、戴季陶之流的国民党右派、德国国防军或者德国极右势力，这种构想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广泛政治生存空间。
然而本文论述的各种事实，在现在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证实。我想指出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孙中山及广州政府并没有和德国结成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孙中山与德国的接触，都是通过曹亚伯、朱和中、辛慈、邓家彦等人以特使的身份秘密进行的。因此不论是在当时，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这场交涉的关注度和认知度是非常低的。第二，国民党一大上确立的“联苏”路线及其国际反响，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孙中山“联德”路线的光辉。即便“联苏”路线也在1923年后半年遭遇了危机，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84) 孙中山逝世后，“联苏”路线破产，布留赫尔等俄国顾问被更换，中国政府以招聘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形式实现了“联德”路线。而认为由于1924年实现了阶段性的“联苏”才使“联德”路线受到轻视的观点，从历史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合适的。第三，由于冷战史料被封锁导致了研究的困难。能利用德国驻华大使馆文件的研究人员是有限的，即便是这些有限的利用，由于一些政治性的因素也于1960年代停止了。虽然随着冷战体制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的进行，俄国、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史料利用情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但时至今日仍有禁区。
最后，由于中德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扩展，也有专家探讨孙中山国际观中的德国地位，但都认为“联德”路线没有实现。(85) 但是，反观此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就会发现“亲德”政策不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还是在中日战争时期，或者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是以比较低调的形式长期存在。1927年四一二清党后，由蒋介石招聘的、用以取代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直到1938年6月都在中国工作。经济方面，1936年4月签订的中德易货协定便是中德关系蜜月的象征。(86) 日中战争爆发（1937年7月）、陶德曼调停工作的实施（1937年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爆发（1939年9月）、德法战争的胜利（1940年6月）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中国对德国方面屡次提出中德合作的愿望。(87) 这种中德苏合作的构想在德国和苏联也得到了支持，该政策与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等人推进的所谓“欧亚大陆同盟构想”有着紧密联系。(88) 综上所述，中德苏关系史的研究，同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政治史研究相比，并不仅仅局限于两国的关系史，而是整体上的重新思考。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葛爽译，陈谦平、曹大臣审校，并作了部分删节）
注释：
① 戴季陶：《日本論》，市川宏訳，竹内好解说，東京：社会思想社，1972年，第94－101页；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東京：六興出版，1989年，第201－225页。
② Hintze an das AA vom 15.Mai 1915,in Hürter,J.(Hrsg.),Paul van Hintze.Marineoffizier,Diplomat,Staatssekr
ter,München:Oldenbourg,1998,Dok.Nr.91,S.368-359.
③ Hintze an das AA vom 26.Novenber 1915; Hintze an das AA von Anfang Dezember 1915,Dok.Nr.94,S.372-273; Dok.Nr.95,S.373.辛慈后升任为德意志帝国外交大臣。
④ Hintze an das AA (o.D.,ca.Anfang Juni 1916),Dok.Nr.99,S.376-377.
⑤ Hintze an das AA vom 9 Februar 1917,Dok.Nr.103,S.380-381.
⑥ Hintze an das AA vom 3.Juli 1917,Dok.Nr.107,S.385-391.引用中括号里的内容为原文，以下相同。
⑦ Hintze an dos AA vom 3.Juli 1917,Dok.Nr.107,S.385-391.
⑧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in Bundesarchiv Lichterfelde,R9208,Deutsche Botschaft China,Kantan Regierung,Bd.1.115-120.
⑨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115-120.
⑩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115-120.
(11)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115-120.
(12) 横山宏章：《孫中山の革命と政治指導》，東京：研文出版，1983年，第313－314页。
(13) Aufzeichnung Knippings yore 20.Dezember 1917,a.a.O.
(14) Aufzeichnung Knippings yore 20.Dezember 1917,a.a.O.
(15) 《中国存亡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4年，第97、99页。
(16)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a.a.O.
(17) 根据克里平所述，孙中山之外，张勋等前清势力也希望得到德国的政治保护。“他（张勋）派遣密使来见我，他们保证对德采取友好的政策”，暗示他们的本意是不支持对德宣战公告的（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0.Dezember 1917,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115-120）。在段祺瑞发布对德宣战公告后，克里平表达了对自己工作满意的态度：“战争结束后，不论北京成立什么政府，中国的两大政治集团，即帝制主义者和激进的共和主义者都将继续对德国采取友好的态度。”
(18) 关于广东政府发布对德宣战公告的国内外形势，参见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333－335页）。
(19) 曹亚伯的《第一次欧战中世界旅行记》记述了滞留德国期间的相关内容，但并没有触及到拜访外交部以及“中德苏联合”构想（曹亚伯：《第一次欧战中世界旅行记》，出版地、出版年不详，上海市图书馆藏，第43－70页）。
(20) 曹亚伯1918年12月1日的建议书内容参见李国祁：《德国档案中有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项记载》（中华民国史料中心编：《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四，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第317－342页）。一般认为在战争中被送往俄国的中国劳工仅1916年大约就有5万人（参见伊藤秀一：《十月革命後の数年間におけるソヴぇh·中国·朝鮮勤労者の国際主義的連带にっぃて（一）》，《歷史評論》162号，1964年，第40－53页；ソ連科学アカデミ—国際労働運動研究所編：《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国際関係研究所訳，東京：協同產業KK出版部，1971年，第42－48页）。
(21) 关于和谈交涉，参见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第251－259页。
(22) 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第344页。
(23) Eneralkonsul van Borch an das AA vom 22.Mai 1921,in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rtigen Politik 1918-1945.Serie A,Bd.V,Dok.Nr.25,S.46-49.
(24) Deutsche Gesandtshaft Peking an das AA yore 3.August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48-349.
(25) Greiser an den Generalkonsul yon Borch van 19.Juli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50-351.
(26) Greiser an den Generalkonsul yon Borch van 19.Juli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50-351.
(27) 
bersetzung aus der Ta Lu Pao vom 6.Oktober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33.
(28) Der Konsulat der Niederlande in Kanton an den deutschen Geschtstrger in Peking Dr.Botch vom 7.September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34.在广州，荷兰等国领事馆依然正常办理一般的领事业务。广东政府外交部认为，这是基于此前中国与各国缔结的各项条约，作为正统的继承者，广东政府当然有义务承认这些条约。但是，由于中国的宣战公告，与德国的条约处于废止状态，因此有必要缔结新的条约(Wagner an den deutschen Geschftstrger Dr.Botch vom 25.Oktober 1921,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298-302)。
(29) Vizekonsul Wagner(Kanton) an das AA vom 26.September 1921,in ADAP,Serie A,Bd.V,Dok.Nr.143,S.297-300.孙中山论述的内容从1919年3月至1919年8月在《远东评论》（Far Eastern Review）上连载。该文的主旨参考了《建国方略》第2章“物质建设（实业计划）”［外務省調查部編：《孫文全集》上，東京：原書房，1967年，第650－860页；中文版《孙文自序》中写为“民国十年（1921年）孙文序于粤京（广州）”］。
(30) 根据1922年1月1日朱和中致孙中山的信，朱和中于1921年7月26日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赴德旅费6200美元(参见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September 1922,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56)。
(31) Siehe Anmerkung der Heransgeber(2),ADAP,Serie A,Bd.VI,S.216-217.
(32) Aufzeichnung Bethckes vom 1.Oktober 1921,ADAP,Serie A,Bd.VI,S.216-217.
(33) 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September 1922,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156.
(34) 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September 1922,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56.
(35) 《致廖仲恺曹亚伯函》（1922年3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1－92页；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September 1922,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156.
(36) Aufzeichnung des Legationsrats Bethke vom 18.Mai 1922,in ADAP,Serie A,Bd.V,Dok.Nr.103,S.216-218.
(37) 《在摩轩号舰对幕僚的谈话》（1922年8月9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17页。
(38) The Hongkong Telegraph vom 22.September 1922,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56.
(39) bersetzung aus der Pei ching ji pao vom 1.Oktober 1922,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51-152.
(40) Der deutsche Konsul Büsing an die deutsche Gesandtschaft Peking vom 7.Oktober 1922,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48.
(41) 《孙中山全集》的编者判断这些书信是真实的，并且收录于该全集（参见《致廖仲恺曹亚伯函》（1922年3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1－92页）。
(42) bersetzung aus der J shih pao vom 2.Oktober 1922,BA-L,Kanton Regierung,Bd.1,Bl.151-152.
(43) Translation of a part of Generalissimo Dr.Sun's letter,dated June 19,1923,Dispatched from his Headquarters at Canton,in ADAP,Serie A.Bd.8,Anmerkung der Herausgeber(4),S.298.
(44) Maring an Joffe u.Davtian vom 20.Juni 1923,in Saich,T.,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ting),Leiden:E.J.Brill,1991,S.631-635.
(45) Maring an Joffe u.Davtian vom 20.Juni 1923,S.631-635.
(46) 《致邓家彦函》（1923年8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37－138页。
(47) Aufzeichnung Trauts vom 23.August 1923,in ADAP,Serie A,Bd.VIII,Anmerkung der Herausgeber(3),S.298.
(48)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27.August 1923,in ADAP,Serie A,Bd.VIII,Dok.Nr.119,S.298-299.
(49) Dr.Sun Yat-sen's Proposals,in BA- L,Kanton Regierung,Bd.1,Bl.31-32.
(50) Aufzeichnung Knippings vom 14.Februar 1924,in BA-L,Kanton Regierung,Bd.1,Bl.30 und Ruckseite.根据邓家彦1960年冬至1961年的口述，在德国期间，受孙中山之命进行了中德合作的交涉，他说，“我到德国之后，收到了总理的很多来信，比如，促进中德合作，使中国实现富强等等的指示。”但他并没有详细地说明（参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20《邓家彦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16－18、91－92页；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邓家彦先生文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7年，该著作中并没有提及访德内容）。
(51) 蒋介石在共产国际致辞中的部分内容出现在《蒋介石秘录》中，但是对“中德苏三国同盟构想”丝毫没有言及（参见《蒋介石密録》第6卷《共產党の台頭》，東京：サンケィ新聞社，1975年，第58页）。
(52) 关于与托洛茨基的会面，参见《蒋介石密録》第6卷，第61－62页。
(53) 《致犬养毅书》（1923年11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页。
(54) Der Generalkonsul in Kanton Remy an das AA vom 19.Januar 1924,in ADAP,Serie A,Bd.IX,Dok.Nr.105,S.269-272.
(55)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3页。
(56) Remy an das AA vom 27.Februar 1924,in ADAP,Serie A,Bd.IX,Dok.Nr.172,S.460-464.
(57) Remy an dsa AA vom 27.Marz 1924,in ADAP,Serie A,Bd.IX,S.461,Anmerkung der Herausgeber(3).
(58) Boye an dsa AA vom 10.Mai 1924,in ADAP,Serie A,Bd.IX,S.462,Anmerkung der Herausgeber(5).
(59) Remy an das AA vom27.Februar 1924,in ADAP,Serie A,Bd.IX,Dok.Nr.172,S.460-464.
(60) Boye an dsa AA vom 10.Mai 1924,in ADAP,Serie A,Bd.IX,S.462,Anmerkung der Herausgeber(5).
(61) 关于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团的详细活动参见Mehner,K.,Die Rolle deutscher Militrberater als Interessenbereter des deutschen Militrismus und Imperialismus in China 1928-1936.Uncer
ffentlichte Dissertation,Unirersitt Leipzig,1961; Martin,B.(Htsg.),Die Deutsche Beraterschft in China.Milir- Wirtschsft-Auβenpolitik,Düsseldorf:Droste,1981.关于“联苏”路线以及苏联对国民革命的支持，参见富田武：《中国国民革命とモスクワ1924－1927年）《成蹊法学》第49号，1999年，第357－401页）。
(62) 参见《在神户各团体欢迎宴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10－416页；俞辛焞：《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第201-225页；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東京：法律文化社，1989年，第55－65页《国民日報》版）。关于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说的意图，高纲博文、安井三吉以及藤井晟三人之间存有分歧。本文以藤井三人称作“抑庄民族对被抑庄民族闘争観”的孙中山国际观作为主旨，得到了他们同意。
(63) 戴天仇：《日本の東洋政策につぃて》，陳德仁·安井三吉編：《孫文·講演“大アジア主義”資料集》，第218－225页。
(64) レ一二ン：《“左翼的な”児戯と小ブルジヨア性とにつぃて》（1919年5月9日、10、11日（に“プラウゲ”に発表），《レ一二ン全集》第27卷，東京：大月書店，1958年，第327－358页。
(65) ソ連科学ァカデミ－国際労働運動研究所編：《コミンテルンと東方》，国際闋係研究所訳，東京：協同產業KK出版部，1971年。该著作论及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自身重视中国革命的反映。
(66) 共产国际的德国革命领导人卡尔拉狄克随后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为把留学的中国学生培养为革命家倾注了心血，也可以认为这是共产国际中德苏合作的一种表现（参见土田哲夫：《中国のソ連留学をその遺產—モスクワ孫文大学（1925－1930年を中心に）》，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国民前期中国と東アジアの变動》，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年，173－219页）。
(67) 一些著作强调“加拉罕宣言”表现出苏俄对华政策的“欺瞒性”，如Bruce A,Elleman,Diplomacy and Decept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 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7,New York:M.E.Sharpe,1997.
(68) Aufzeichnung Hauschilds vom 27.Januar 1922,ADAP,Serie A,Bd.II,S.81,Anm.1.
(69) Aufzeiehnung Hauschilds vom 27.Januar 1922,in ADAP,Serie A,Bd.H,S.81,Anm.1.
(70) Schubert an Solf vom 5.Januar 1926,in ADAP,Serie B,Bd.II,S.81,Anm.1.
(71)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一体制の崩壞》，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52页。
(72) Brockdorff- Ranzau an Stresemann vom 29.Dezember 1924,in ADAP,Serie A,Bd.XI,Dok.Nr.261,S.646-650;富永幸生：《独ソ闋係の史的分析：1917－1925》，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第240页。
(73) Hürter,J.(Hrsg),Paul uon Hintze.Marineoffizier,Diplomat,Staatssekrter,München:Oldenbourg,1998,bes.S.107-118.
(74) Seeckt,H.,Wege der deutschen Auβenpolitik,Leipzig:Verlag von Quelle & Meyer,1931,S.14-16;富永幸生：《独ソ闋係の史的分析：1917－1925》，第262－263页。
(75) Vogt,A.,Oberst Max Bauer.Generalstabsoffizier im Zwielicht 1869-1929,Osnabrück:Biblio Berlag,1974,S.417-473; ders.,Oberst Max Bauer,Martin,B.(Hrsg.),Die deutsche Beraterschft in China. Milir- Wirtschsft- Auβenpolitik,Düsseldorf:Droste,1981,S.95-105.
(76) 富永幸生：《独ソ闋係の史的分析：1917－1925》，第225－226页。
(77) 富永幸生：《独ソ闋係の史的分析：1917－1925》，第226页。
(78) 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イヅヨ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104页。
(79)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4卷，東京：勁草書房，1967年，第426页。
(80) 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4卷，第864－865页。
(81) 笔者在德国外交部外交史料馆只发现了德国方面的谈话记录。
(82) 北冈伸一指出，孙中山“呼吁脱离华盛顿体制”的大亚洲主义演说是对后藤的日中苏三国提携构想的回应（北岡伸一：《後藤新平—外交とヴイヅヨン》，第200－207页。）
(83) Wibur,C.M.,SUN Yat-sen,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84) 费路（Roland Felber）：《孫中山とソ連、ドイツ関係の再検討—新たに開放された文書資料を中心として》，宗田昌人訳，日本孫文研究会、神尸華僑華人研究会編：《孫文と華僑》，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第86－87页。
(85) 山田辰雄对德国与孙中山的关系有相当研究，关于孙中山对苏俄的期待，山田认为：“与期待从德国得到援助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山田辰雄：《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過程における孫文思想の变化と展開—1915－1925年》，慶応義塾大学《法学研究》第50卷第8号，1977年8月，第1－73页）
(86) 笔者对上述有关内容作了归纳（参见田嶋信雄：《1930年代のドイツ外交と中国》，石田勇治編集、翻訳：《資料ドイツ外交官の見た南京事件》，東京：大月書店，2001年，第309－324页）。
(87) 笔者对上述有关内容作了归纳（参见田嶋信雄：《日独関係？独中関係の展開》，五百旗頭真、北岡伸一編：《開戰と終戰—太平洋戰争の国際関係》，東京：星雲社，1998年，第64－74页）。
(88) 笔者对上述有关内容作丁归纳（参见田嶋信雄：《東アジア国際関係の中の日独関係》，工藤章、田嶋信雄編：《日独関係史：1890－1945》，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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