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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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于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进一步思考，可能发现：第一，鲁迅故乡因其历史的久远，文化内涵相当丰富。考察其历史——远古时代称“古荒服之国”。《史记·夏本纪》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的大禹陵，相传就是禹的葬地。春秋战国时代，称“越地”，为越国的国都。秦始皇称霸，兵戈东南，临会稽山祭禹，留下《会稽刻石》。汉承秦制，置“会稽郡”。隋初至唐，改称“越州”，以越窑瓷器闻名。至宋，高宗赵构迁都东南，落难于“越州”，按“绍祚中兴”之意，将“越州”改名为“绍兴”。“绍兴”一名延续至今。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不断地丰富着绍兴历史的文化内涵。1973年在宁绍平原上的一个名叫河姆渡的村畔，突然从四米深的地层底下发掘出一个沉睡了七千年之久的古越族的遗址（称“河姆渡文化遗址”），而将此地的历史及文化推向更加遥远的过去。第二，从鲁迅言及故乡的全部文字可见，故乡文化的现实层面在他的感性体悟与理性审视中，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他留学日本归来，痛感：“禹勾践之遗迹故在，士女敖嬉，
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1〕。 自述：“近来与绍兴之感情亦日恶”，“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2〕。 甚至以更激烈的言辞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3〕。明确表示：“越中棘地不可居”〔4〕。显然，在历史与现实的比照中，鲁迅赞许并肯定的是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他说——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5〕
1 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
追溯鲁迅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曾经震惊中外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从地质学、地史学、古地理学、第四纪学等学科出发，结合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历史学等的研究提供的大量成果表明，中国东、南部沿海，从第四纪晚更新世以来，曾经发生过三次海侵，即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海侵。〔6〕星轮虫海侵发生于距今十万年以前， 海退发生于距今七万年以前。海退后，中国东南部江浙的平原地带尚处在浅海之中。距今四万余年前，第二次海侵即假轮虫海侵发生，一万多年后海退。这次海退是全球性的，规模极大，中国东部海岸后退约600公里。 浙江靠近东南和西南山区的面积远比今天更为广阔的宁绍平原，地势较高，得以浮露。旧石器时代晚期活动在浙南山区以采集、渔猎为生的原始人，开始由山地走向平原，在宁绍平原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宁绍平原，东、北濒海，西、北临江，西南、东南靠山，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在16℃—17℃之间），雨量充足，河网交错。如此自然生态环境，一方面适宜稻谷生长，此地先民将野生稻谷改变为人工栽培，他们的生活开始由采集、渔猎向稻作生产转变；另一方面，濒海临江靠山，海潮侵袭带来的土地盐渍化，江洪突发带来的田毁人亡，又造成先民生存环境的艰难性。这两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此地先民的内在凝聚力和生活、生产秩序化，一个吃苦耐劳、苦战奋斗的民族——古越族，诞生了。
悠悠岁月，一万多年过去了。当古越族文明日渐辉煌之时，遭到了第三次海侵，即卷转虫海侵的吞噬。此次海侵来势较缓，偌大的宁绍平原被海水一片一片地吞食。古越族先民被迫舍弃家园，向三个方向流散——
一是古越族中的临江的部落越过今杭州湾（古钱塘江下游）向浙江西部和江苏南部的丘陵地带迁移，他们在以后的岁月中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是载入史书的句吴族的缔造者。《越绝书》中说：“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吴越春秋》中说“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吕氏春秋》中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这些说法大体反映出这一吴越同源，由越而吴的历史。
二是古越族中的濒海的部落，在宁绍平原生存的环境逐渐恶化的过程中，运用他们长期与江海打交道而积累、掌握的漂流技术，用简单的独木舟或木筏漂洋过海，落脚于台湾、琉球、南部日本以及印度支那等地。
三是古越族中的靠山的部落进入宁绍平原以南的会稽、四明山麓，“河姆渡文化”就是他们留下的一个聚落点。今象山城郊的塔山遗址、今奉化南浦的茗山后遗址、今宁波市江北区的妙山八字桥遗址、丈亭镇鲻山遗址等（还有大量的遗址有待发现），清晰地保留了这批古越族人在漫长岁月中不断南移、东迁的足迹。
如上后两部分古越族人的漂洋过海和南移进山的情况，《越绝书》中也有记载：一者称为“外越”，或称“东海外越”，是指漂洋过海的一支；另者称为“内越”，《越绝书》明确指出就是移入会稽、四明山地的一支。后者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已创造的文明向广泛的区域传播；但生存境遇相当艰难，《吴越春秋》中所说越人“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在海退之后，大约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其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宁绍平原，是后来载入史书的于越一族的缔造者。
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三次海侵之间生活在宁绍平原上的古越族曾经创造的灿烂文明，“河姆渡文化遗址”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方面的物证。人类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以物质条件的改善为基础的。河姆渡遗址有四个文化堆积层，以第四层即七千年前的古越族文明的遗存物最为丰厚，而且，遗存物中的稻谷和骨器保存的完好与新鲜程度，也为第一、二、三层所远不能比。这不仅可以说明这一古越族文明是湮没于那场突发性的灭顶之灾——海侵；而且，我们更关心的是，可以从中看到那个几乎不可再造的古老文明曾经达到怎样辉煌的程度——
从遗址第四层厚度可观的稻谷堆积可以断定，古越族人不仅结束了采集、渔猎为生的时代，而且改变了初期散而零星播种稻谷的状况，进入了具有原始农业规模的人工栽培稻谷的阶段，稻谷成为古越族人生活的主粮。原始农业规模生产的形成，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相联系的。从“手耕”到“火耕”，再到“刀（石或木制）耕”，最后“骨耜”这一耕具的产生并使用，这既是大面积的农耕的需要，又是原始集体劳动的智慧的创造，对于稻作生产可谓是一场革命——骨耜既具有石耜的锋利，又具有木耜的轻便，且以动物（主要是鹿和水牛）的肩胛骨为原料，取材方便又取之不尽，而且制作容易，耐用。河姆渡遗址第四堆积层出土了大量“骨耜，可以反映当时生产规模之大，收获之丰。
在古越族的稻作生产中与骨耜的广泛使用相伴而生的，是这种规模农业赖以实现的古越人聚族而居的建筑。河姆渡遗址第四层遗存物中有大量木构住房建筑遗迹，可见其基本结构为“半楼式地面建筑”——“以木柱为基础，在其上架设大、小梁（龙骨）承托地板，构成架空的建筑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建造的干栏式木构房屋，是原始巢居的直接继承和发展”〔7〕。采用这种底部架空的“半楼式地面建筑”， 说明了古越族的居住区即稻作区：稻谷适宜于在低洼潮湿的沼泽、水泊周围生长；而这样的地方，蚊蚋成团，蛇鳄横行，加上多雨季节的山洪漫流，潮汐侵袭。显然，“半楼式地面建筑”的设计和制造，体现了古越族人民抵御百害，坚持农耕，保护收获的一种智慧的创造。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纺织用具。仅第一期考古发掘，在第四文化堆积层中就清理出陶器二百多件，以饮食器皿为主，有关人类最初的煮、蒸、汲、藏、饮、食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必需品差不多应有尽有。这反映出古越族人民在抵御天灾水患过程中，稻谷收获之盈余，而生活日渐丰富、其乐融融的情景。纺织工具进入生活，标志着他们真正地结束了以木叶和兽皮蔽体的原始生活，踏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台阶。
河姆渡文化遗址证实了远在七千年前的宁绍平原，古越族在这里创造的建立在稻作文化基础上的惊人的物质文明。但是，至今在史书上并未有与之相匹配的他们的精神文化创造的记载。试想，曾经断发文身，辟草莱，浮大泽，用自己强旺的生命之力，外化成一片膏腴之地的古越族人民，目睹了自己的家园被海侵吞噬，那种对“水害”的憎恨是刻骨铭心而世代相传的，那种降服“水害”的愿望，同样是刻骨铭心而世代相传的。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就在古越族后裔心中萌生而流传开来。对此，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次吞噬越族家园的卷转虫海侵，在世界各地都留下了洪水的传说。《旧约》中的挪亚造方舟以逃生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例。如果把这个故事与“大禹治水”的传说相对比，可以明显看出古越族人治平水土的意志之顽强，胸襟之博大，以及前仆后继，决死拼搏的精神，确可谓“海岳精液，善生俊异”；而且，这又可以反过来证明他们宁愿为之献身而追寻的那个古老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陈桥驿先生是对“大禹治水”的传说所内蕴的“史实”的有力辩证者，他说：
禹的传说就因为卷转虫海侵而在越族中起源，然后传到中原。但是这种传说在宁绍平原地区一带是根深蒂固的。中原的汉族虽然把这位越族传说中的伟大人物据为己有，但是他们显然留有余地，设法在这种传说中添枝加叶，尽量布置一个结局，让这位从越族中硬拉过来的人物，最后仍然回到越族中去，这就是权威的史书《史记·夏本纪》中所说的：“帝禹东巡猎，至于会稽而崩。”在《史记》的正文以后，司马迁还要加上一段他自己的话：“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实际上就是汉族人告诉越族人：“对不起，我们占用了你们传说中的一位伟大人物，但是在他死以前，我们原物奉还吧！”〔8〕
又是《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载：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进一步反映出古越人复归于宁绍平原而确立的于越族，建国定都于会稽山的禹之葬地，承续了古越族的精神血脉，而有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以报仇血耻的不朽业绩。
2 越文化与吴文化
我们对古越族历史的追溯与勾勒，不仅是要说明鲁迅与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的联系，而且想进一步提出，在这种联系中，存在着越文化与吴文化之不同。
谭其骧先生提出：“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9〕。他认为吴与越是“一族两国”。 所谓“一族”即二者同源于古越族；“两国”则体现为吴与越的地理位置不同和自然生态环境相异（不排斥有相同的一面），而决定的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差异。
先说吴文化。如前所述，卷转虫海侵所造成的古越族的流散，临江的部落经今杭州湾进入浙西、苏南的丘陵地带，海退之后，杭嘉湖平源浮露，他们留在了这片较之宁绍平源更为广袤的土地。杭嘉湖平原环太湖。太湖古称震泽、具区、笠泽，是古代的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堰塞而成的大泻湖，位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南缘，归于长江水系。太湖地跨江苏、浙江，北达无锡，西至宜兴，东下苏州，西南与东南则是浙江的杭嘉湖；这些地区环太湖而紧紧地连在一起，呈盆地状。这里土地平展，土质松软，河网密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受海潮、山洪危害不大；于稻谷生长，确可谓得天独厚。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遗址、崧泽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中的稻谷遗存可见，这里于史前的新石器时代曾经发生过一场“绿色革命”，使“水乡泽国”的太湖流域成为“渔米之乡”，而享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江南粮仓之美誉。太湖流域又靠近中原，溯江可通楚地，经济、文化交流便捷，地理位置极为优越。吴国，进一步说，吴文化，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史记·货殖列传》云：“夫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再看越文化。《论衡》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塘以北属吴，钱塘之江，两国界也”；《史记》记：“浙江（按：浙江即古钱塘江，后浙江改称地域之名）以南则越”。两部书都将古钱塘江作为吴、越两国的国界，这应该近于事实。古钱塘江的下游及入海口的位置应为今杭州湾。所以，杭州湾以南，钱塘江（包括今富春江）以东的浙江地域尽属越地。这就是说，虽然于越建国于海退后已呈狭长的宁绍平原，但卷转虫海侵时的越人的足迹，已将宁绍平原与南部山区连为一体——平原人与山地人血缘相通，文化血脉相承：“大禹治水”的传说产生并流传在宁绍，而对南部山区影响深远。〔10〕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兵戈东南，宁绍平原上的越人再度进入南部山区，被后人称为“瓯越”〔11〕；其中的一支进而入福建，被称为“闽越”〔12〕；西下逃到浙、皖山区的，后来称为“山越”〔13〕。
越地宁绍平原的生态条件虽近于吴，但受钱塘江阻隔（此江古时甚难跨越），经济、文化皆显封闭，且海潮、山洪的侵袭时有发生。而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更为恶劣，徐建春在《文化区的意义及先秦浙江文化区的演变》一文中说：
至于浙南文化区，大多为山地丘陵，沿海平原远较今天狭小。因为这里在新石器时代曾遭到海侵的巨大影响：“当时瓯江、飞云江、敖江河口沦为溺谷式海湾，大罗山成为海中孤岛，平原地区一片汪洋，波浪直拍山前”（潘明友：《温州地区沿海地带的地貌发育》，载《调查文集》）。今温州滨海丘陵区低山的茶山、龙湾、石塘、白门等乡境内发现泥炭层为“滨海沼泽相沉积”（出处同上），台州区的椒江河口也“远远上溯到今三江村以上的小海门附近……当时面积达100 万亩的温黄平原，尚处在浅海之中”（祝永康：《椒江河口整治的历史经验与开发利用问题》，杭州大学油印稿）。后来，随着河流挟带泥沙的沉积作用，这些沿海平原逐渐形成，但大的海潮仍可将其湮没，因此，古人主要生存在高亢的孤丘上。因此，《山海经》称“瓯居海中”也是真实的。……直至汉代，这里的物质文化也远比浙北文化区落后，因为当时这里因“非有城郭邑里”的山处野居生活而被中原人视为“不居之地”（《汉书》卷六十四《严助传》）。〔14〕
与这种较之吴地远为艰难的生存环境相联系，越地盛行大自然的图腾崇拜及巫术，陈桥驿说：“这是一个淫祠滥祭的民族，至今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至深”〔15〕。比如，江南稻作文化区普遍崇蛇。从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连连出现的由蛇形演变而成的几何纹饰可见，蛇图腾崇拜根源于古越族。但随着时光的流逝，环境的改善，吴地这种崇蛇习俗逐渐淡化，而将蛇置入庙宇，偶有灾、病则供奉。但越地尤其是“瓯越”崇蛇之风日炽。《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海蛤，瓯人蝉蛇，且瓯文蜃”，“越沤，剪发文身”。直至汉代，《汉书》载越人风俗：“文身断发，以避蛇龙之害”。近年来，民俗学者在福建山区的樟湖坂镇发现，“闽越”后裔每年旧历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都举行“游蛇灯活动”，尤其是七夕节的“活蛇赛神活动”，家家户户都参加，庄重、虔诚，如醉如狂，从中仍能看到越地曾经发生过的“洪水茫茫，遮天蔽日”的海侵压在越人心底抹不去的梦魇。再如，对鸟的崇拜也普遍存在于吴越地区，这也是稻作文化的表现之一，根源于古越族。但是，越较之吴，这一习俗根深蒂固。在中原人看来，越人是鸟种，称作“鸟夷”〔16〕，人有鸟相，语言为“鸟语”〔17〕。据说，越王勾践还专门造过“望鸟台”〔18〕。越人崇鸟，是受惠于鸟的一种报恩。越地人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说：“会稽，众鸟所居”，反映出越地古时是鸟类繁衍极盛之地。鸟又是稻谷的天敌之一。因此，生存环境本已艰难的越人崇鸟，未尝没有畏惧心理。正是后者，使越地的崇鸟习俗保持久远，规范严格。比如，“奉化一带，把麻雀当作谷神”敬拜；钱塘江以东地区的正月初一晚上要在天黑以前就寝，俗称：“同鸟宿”；义乌县则视乌鸦为义鸟，并直接以之作为本地之名。较之图腾崇拜，越地的巫术禁忌更为森严。流传至今的“秧子落缸，夫妻分床”的习俗，即清明浸稻种时，严禁夫妻同房，认为两性关系为污秽，会冲犯洁净的谷神，影响稻种发育。又如，越地“请龙求雨时，不仅要施行诸如掷珓、降僮、晒龙、抢龙等等巫术行为，还要遵守许多特殊的禁忌”，如“男女老少不能吃荤”，“人人要洗澡沐浴”，“夫妻不能同房”，“妇女不准接龙”，“不准见龙”等等，如有违反，严加惩处。〔19〕正如民俗学者所感受到的，越地的“禁忌无所不在”。这使我们自然想到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文章中一再强调的“乡村中的道教势力”，鲁迅则进一步提出：“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显然，这种认识，是基于他们对越地民俗的切身感受与深刻体验。
越地还崇牛，这特别应给以重视。牛图腾崇拜的形成时间较晚，大约在“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的春秋战国时代。但崇牛习俗延续至今。越地定旧历4月8日（春耕时节）为牛生日，衢州一带认为这一天是“天牛下凡”；奉化一带则视牛为“耕作神”；乞丐自立春日起，牵木牛乞讨，被越地人普遍看成“吉祥”〔20〕。这些习俗反映了越地自古崇尚立农为本，以民为本，越人执着、坚韧、卓苦勤劳，不无牛之倔强的性格，与牛这一象征物产生深刻的构合。从这个意义上进一步看，越人崇鸟，又是自身生存能力的反映，古越族于海侵之后，形成的“尚漂泊又恋乡土”的精神个性，在鸟图腾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越人崇蛇又可谓一种生存智慧的象征，其中不无古越族人“爱美”（智慧本身也是一种美）的天性。图腾崇拜，从根本上说，证明了人与动物同源，说明了人本有的自然生命活力。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古越族文明辉煌的那个时代，正是人的自然生命活力得到最充分地表现的时代。
但是，越地曾有过的“河姆渡文明”的灿烂与辉煌，毕竟去而不返了。越地人面对仅一江之隔的吴地日见兴隆而产生的悲凉心境，以及他们置身的生存困境，也会在更深的层次（人的精神主体和深层心理内涵）上，刺激固有文明的复苏与勃发。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争霸就是最好的例证。吴国天时地利，经济日足，灭楚，败齐，伐鲁，攻宋，拘勾践栖于会稽，一时所向披靡，天下无敌，而“欲霸中国以全周室”〔21〕。越国较之于强吴，可谓地狭，人稠，国力甚弱；但越却最终灭吴，所靠：一是“勾践为人能辛苦”——“食不重味，衣不重采”〔22〕，与民同甘共苦、同仇敌忾；二是越人坚韧的毅力，决死而战的精神，〔23〕以及超人的智慧——利用吴之骄奢淫逸所使用的韬晦之计。故而，司马迁说：“禹之功大矣，渐九川，定九州，至于今诸夏艾安。及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24〕
鲁迅对吴与越的态度之不同，是非常鲜明的。他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有“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之慨，杭州给他的感觉是近于上海，“总显得小家子气”；他在给萧军的信中直言：“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25〕。他多次明确表示：“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26〕；“江浙是不能容人才的，三国时孙氏即如此”〔27〕；“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28〕。鲁迅喜爱的是“人们和天然苦斗而成的景物”和“倔强的魂灵”。 〔29〕这正是古越族及其后裔所承续的精神。 鲁迅多次不无自豪地引用明末的王思任的话来说明故乡历史上的越文化传统：“会稽乃报仇血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30〕，并一再表示：“身为越人，未忘斯义”〔31〕。
本文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思考”的第三部分。
注释：
〔1〕《古籍序跋集·〈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2〕《书信·190116 致许寿裳》。
〔3〕《书信·110102 致许寿裳》。
〔4〕《书信·110307 致许寿裳》。
〔5〕《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
〔6〕如下对三次海侵的描述和对古越族的产生、流散的介绍， 主要参照了陈桥驿先生的《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一文。
〔7〕《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 年第1期。
〔8〕《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 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9〕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
〔10〕据民俗学者调查，至今在浙东山区广泛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奉化有《三过家门》、《大禹引东江》，东阳有《禹杀防风氏》、《大禹治水》、《禹化龙》、《禹王八面》、《禹耕田》、《望禹》，衢州有《大禹治水》，丽水有《大禹王和巨灵神》等等（参见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第6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11〕〔12〕〔明〕焦竑：《焦氏笔乘续集》卷三。
〔13〕《后汉书·灵帝记》。
〔14〕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1期。
〔15〕《吴越文化和中日两国的史前交流》， 载《浙江学刊》1990年第4期。
〔16〕《禹贡·扬州》载：“鸟夷卉服”。
〔17〕《周礼》说：越地“人民鸟语”。《吴越春秋》也说：“大越鸟语之人”。
〔18〕《拾遗记》：“越王入国，有丹鸟夹王而飞，故勾践之霸也，起望鸟台，言丹鸟之异。”
〔19〕〔20〕参见姜彬主编《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第540、541、581、600、547—55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21〕〔22〕《史记·吴太伯世家》。
〔23〕《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载：“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
〔2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5〕〔26〕《书信·350901 致萧军》。
〔27〕《书信·270808 致章廷谦》。
〔28〕《书信·270802 致江绍原》。
〔29〕《三闲集·看司徒乔君的画》。
〔30〕《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
〔31〕《书信·360210 致黄苹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