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空间的开创：《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史学论文,空间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2年，避难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从第1期开始发表《新史学》，赋予新史学“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重大使命，并断言“史界革命不起，则我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①，单刀直入把史界革命推向其提倡民族主义的前台；同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同样以革命家的豪情，主张“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②，意在通过小说界革命来维新国民、创新国家。这两个事件并非出于偶然：准备将民族主义在中华大地催化成“相与呼应如潮然”的梁启超，有意把新史学视为“思想之进路”，把新小说视为“心理之感召”③，使新小说成为推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利器，发挥民族认同的感召作用。因此，从“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密切相关”出发，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和提倡“新小说”，其合力即在于推行民族主义。在文学的一面二者的互动颇为有力。这突出地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在发表《新史学》时推出新小说，反映了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思想启蒙策略，导致近代小说地位的进一步提升；(2)新史学与新小说追求共通的叙述“书法”，新小说在“文章学”的意义上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3)二者共同开创的“想象空间”发挥着民族认同的巨大作用，但在新史未出、史学不振的当时，梁启超更为重视小说的想象“魔力”，遂使新小说承担更大的民族建构责任。钩沉二者的互动，有助于我们了解晚清小说改良运动从学术思想到文学想象的独特思路。
一、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
时人谈及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大多把这一文学上的创举与《新民说》紧密相联，然而此说尚有未尽然者。其视野的盲点即在于对当时梁启超“著史”情怀的忽视。据梁启超《三十自述》说，他在1901—1902年间，一直勉力“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其事未果，于是又创办《新民丛报》与《新小说》，“述其所学所怀抱者，以质于当世达人志士，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④。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新史学》应是《中国通史》的总纲、体例与中心思想的揭示，它与《新民说》及《新小说》均有内在的联系。但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中国通史》还是《新史学》，都属于梁启超的一篇“思想草稿”⑤，且与新小说后来的“甚嚣尘上”相比，《新史学》的命运相对颇为寂寞。诚如当下史学界所言，“梁启超在1902年就写出了《新史学》，但是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变化却出现在二十多年后”⑥；即使是梁启超写于民国九年的《清代学术概论》，对其《新史学》也无一字之总结撰述；也只有到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去世，史学界才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盖棺定论，认为《新史学》“以新观点考查中国历史而提出史学革命，首创于官报及帝谱而外，别创以民族及文化为对象，借国民照鉴之历史”⑦。事实上，在改良群治的共识平台上，《新史学》的昙花一现与新小说的异军突起，一开始就与梁启超思想革命的实践策略密切相关，是梁启超为启蒙话语谋求沟通形式的巨大转型的思维结果。⑧
以《新史学》提倡民族主义，通过学术思想谋求改变一国之精神，反映了梁启超仍然袭用传统士人“由经史中寻求经世之道”⑨的手法，但面对“今中国人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⑩的现状，经史大义的深微宏阔不易被人广泛地理解，会大大影响宣传效果。著史、读史的困境促使梁启超寻求解决之道。而看到小说与历史在叙事上的共通性及重视小说通俗化人的奇效，催生了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想法。
从历史渊源来看，梁启超的这一想法应与晚清关于小说与历史关系及其叙事功能的重新思考、定位相关。晚清小说地位的提升是伴随着在小说中“发现”历史这一过程的。如“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11)，已为小说灌入了充分的史家意识和历史内容。1897年，幾道、别士发表的第一篇近代小说专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也断定“小说者又为正史之根”(12)，其后更指出“史亦与小说同体”(13)，认为“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事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14)。幾道、别士的观点大大地震动了梁启超。别士即夏曾佑，梁启超十九岁就与其订交为挚友，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新史学家、新小说理论家。幾道即严复，梁启超称其为“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严复其首也”(15)，并一度引他为精神导师而为之赋诗“震旦流传此导师”(16)。史华慈认为严复对梁启超的影响远比康有为更为深远(17)，即据此而言。围绕着《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发生的这一段姻缘，其主角就是新史学家和新小说家，其结缡之产物已指向1902年的新史学和新小说。
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同样不可忽视。从百日维新的惊魂和遗憾中出走，梁启超暂别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以学术和文学为中心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工作(18)。在这里，梁启超与日本“新史学”和“新小说”不期而遇。与日本学界的交往，使他结识了很多新学之士，“形神俱亲，谊等骨肉者数人，其余隶友籍数十”(19)，读其著述，“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0)。其中为梁氏所倾心的就包括日本新创之史学(21)。而与日本文界如启蒙作家德富苏峰的交往则对梁启超具有直接的启示意义，德富苏峰“在讲授美国革命史和英国宪法史的同时，也把1885年出版的《佳人奇遇》等政治小说作为教科书使用”(22)。这一行为无疑再次促使他把历史与小说紧密联系起来。梁启超看到“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他指出日本著译的新小说，如《花柳春话》、《春莺啭》、《系思谈》、《春窗绮话》、《经世伟观》、《雪中梅》、《文明东渐史》、《经国美谈》等，都为“近代历史小说家之作”；他甚至畅想与这样的小说家“日夕促膝对坐，相与指天画地，雌黄古今，吐纳欧亚，出其胸中所怀磈磊磅礴、错综繁杂者，而一一熔铸之”(23)。其后梁启超称其撰作新小说“叙述皆用史笔”，其目的“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24)，为小说打开了历史及思想之门。
而阅读的通俗和易于接受也成为小说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一个原因。晚清的趋新之士主张“欲存国性，独赖史书”(25)，但不得不面对读者阅读能力太低、“读史乏力”这一“接受”的难题。章太炎在1896年就意识到中国“识字人少”、无法“诵习史传”：“中国四百兆人，识字者五分而一。……其知文义者，上逮举贡，下至学官弟子，无虑六十万人，诵习史传，通达古今者，百人而一。”(26)其后一年，康有为撰写《日本书目志》，也担忧“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会导致“‘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暗投”的可能。康有为探讨新的“文学制度”，提炼小说“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的功能，进而表达“今日急务，其小说乎”的主张，(27)成为其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前驱(28)。
承其师说，梁启超明言：“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可以借阐圣教，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29)表明以小说叙述历史或把小说当作启蒙大众的方便门径已经呼之欲出。而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以小说推进民族的文明进程，是梁启超在把学校、报章、演说视为传播文明三利器的又一项重要发现。这种“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的书写策略，是把小说当作历史的易于理解的寓言化表述，使其成为一种便于流行的通俗读本。在近代“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历史应该担负起‘治愈民族’的重任”(30)的关口，用小说演述“种族盛衰之迹”与“种族之所以盛衰兴亡之故”(31)，激励“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32)，无疑是最佳的方案。
《新小说》第1期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便是梁启超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现身说法。这部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实则讲述的是学者孔觉民演说的“中国近六十年史”，因而可别称为《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33)。第一回叙述孔觉民演讲的原委，“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炎黄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孔觉民在把中国六十年史明确分为“预备时代”、“分治时代”、“统一时代”、“殖产时代”、“外竞时代”、“雄飞时代”六大史纲后，有一段特别的“叙事学”宣告。在此宣告中，明言要用“小说体裁”代替“著述家的体例”，通过“明知不是史家正格”的小说演义“堂堂正正的国史”，且有意把小说与令人恹恹欲睡的《史记》、《通鉴》在阅读感受上相区别，梁启超看重的显然是小说的演史功能和通过小说阅读历史的上佳效果。而把京师大学堂史学部的史学课堂搬进小说，这种“专借小说家言”，“以恢奇俶诡之笔，代庄重典雅之文”(34)的做法，无疑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梁启超的如此做法，直接导致了其后“新小说宜作史读”(35)的阅读小说方法的花样翻新，启发新小说家把小说当作“史记”的自觉意识。无论是从本土汲取资源，如林纾以“左马班韩”为新小说楷模，努力使新小说符合《左传》、《史记》、《汉书》的内在特征(36)；还是从西方寻求支持，论断“《雪中梅》，日史也；《俄宫怨》，俄史也；《利俾瑟》、《滑铁卢》，法史也”(37)，都显示了新小说家看重小说的叙史功能，并大有把小说与历史相等同的倾向。1906年，吴趼人创办《月月小说》，“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目的也是通过小说输入历史知识——“持此小说，窃分教员一席，……以为教科之助”(38)。别士由此指出新小说是“史家之支流”、“国文之大支”(39)——把小说当作历史教科书的结果，不仅重塑、充实了小说的内涵，也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
二、连接“文”、“史”的“书法”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新史学之界说”中指出：“文章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他进一步说明：“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实用，而所得又必多也。”(40)表明梁启超看重史学与文章学的关系，并认为二者可以彼此沟通互相发明。因此，《新史学》提倡史界革命与新小说主张小说界革命应在“文章学”上有所勾连。梁启超把新史学和新小说通看作一篇大文章，共同追求感人移情的“书法”，是二者的勾连所在。
在写作《新史学》的时候，梁启超就考虑到阅读《新史学》是“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五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为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一群(41)。面对这些需要维新的群众，就不得不考虑历史书写的书法。自许为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首先想到的就是书写历史必须重视以情动人的“刺激”作用。在他看来，“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或“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才是历史书写的书法正脉。
关于历史书写的书法，总体上与新小说相关，这就是梁启超所统称的“新文体”。总结自己发表《新史学》和创办《新小说》时期的文体探索，梁启超有如下的自述：
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2)
这段广为人知的话曾经颇令当今时贤陷入迷惑。因为以今天的“文学概论”分类标准看，梁启超谈的是“文章”的文，而非“小说”的文。从纵向的方面联系梁启超的几次文学革命，这似乎也应是文界革命的再表述，因此把《新史学》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读，难免会让人疑惑“改良群治”的“悠悠万事”，到底该“惟谁为大”，是“史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不过梁启超既然在文章学的层面把新文体与《新小说》相提并论，并把它郑重其事地写入《清代学术概论》，这种表述就应该是他的心得体会，并有其独特的用心所在。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梁启超并非真正的小说“作手”，写小说绝非他的专长。他是从总体上发掘新小说沟通读者、启迪民智的新民功能，因而与其困惑于梁启超不从专业角度论述新小说而把它与新文体混为一谈，不如直面他把新小说当作天地间一篇摇动人心的大文章来经营的事实——他看重“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功能，正是《新史学》主张的“发扬蹈厉之气”的大文章和历史书写的“移情”书法。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对此有层层深入的细致剖析，其谈到小说，无不以“文”相称，论述小说移情的效果，无不以“文”与之相较。不过其中更要强调的是，看来“无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但只有“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的小说，才是“文章之真谛，鼻舌之能事”(43)。梁启超是在“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的视点上推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44)的，因此把小说摆上了文学最上乘的神坛，小说依然还是一篇“文章”(45)。模糊小说与文章的界限，既是梁启超从新文体总体的角度看待小说的结果，也是他连接书写历史的书法的方便门径，其立论的重心和策略，还是绕开专业的琐碎，直截了当地公示新小说在新民思想启蒙中发挥的作用。《新史学》要求读者读出“心识中所怀之哲理”(46)，新小说则是“以文学的而兼科学的”、“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47)通俗表达。因此，新民的诸多规划，比如“欲新道德”、“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欲新人心”、“欲新人格”等，都可以一股脑儿交给新小说。
其实就文章学与书法而言，无论是《新史学》还是新小说，梁启超都是把它们视为觉世之文而非传世之文的。认识到词笔锐达的觉世之文远比渊懿古茂的传世之文更易改换人脑质，进而通过“以言救国”的方式实现学者“以觉天下为任”(48)的宏伟抱负，才是推出新小说时期梁启超的文学理想。当然对于新小说而言，这种文学理想未免失之笼统，这种书法需要后人进行专业性的调整和转换，但就此把新小说推到文学之最上乘，建立新小说革新一国之民的叙事合法性，仍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三、“想象空间”的开创
就在梁启超宣称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作为历史叙述书法正脉的时候，这种“任笔主观”的方式注定他的历史叙述会从“实录”走向“想象”；他“以语言文字开将来之世界”(49)的用心，也令今人读出其“‘小说’概念以‘群治’为核心，构画了一个作为未来中国蓝图的‘想象共同体’”(50)。重述历史的欲望在于建立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书写全民共读的新小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梁启超不得不诉诸“想象”的力量。
关于“想象的共同体”对于近代民族国家的构造作用，已成为时下历史解释的一个有力工具。它认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51)，其重点并不在于是“真实”还是“虚构”，追求族群的“认同与理解”才是它的目标，因此民族想象空间的开创，既指向历史叙述也指向文学叙事。落实到梁启超身上，就是不断强调族群共同的历史宿命感，以新小说召唤民族认同心理就成为当然的手段。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
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办焉。然则但患其国无兹学也；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
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52)
其中“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已经重新设定了民族共同的历史世界，“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无疑会启发后之读者畅想一篇全新的“新中国未来记”。但在梁启超看来，新史“永不发生”，则“群体终不成立”(53)，因此在新史未出、旧史尚存，且其“咬文嚼字，矜愚饰智”大大阻碍“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54)的时候，要解决这种“正史不能入”的困境，必需借助想象的“魔力”，以“小说入之”。(55)
断定小说“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是梁启超开辟想象空间的关键。他指出小说支配人心的四大方式“熏、浸、刺、提”就涉及想象和认同。其中的“提”，最为典型：
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之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中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已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教主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如此。(56)
从佛法“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看出“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之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中之主人翁”，梁启超可谓别具只眼。借小说的现身说法，使“海内千芳，人间万艳”“同悲同哭”(57)，读者一旦化身为小说中人物，就能产生结万人为一心的民族认同感，《新史学》团结国民、进化群治的设想，就可以依赖新小说开创的想象空间予以实践。因此，认定“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58)，那么想象中国必需读者的化身加入。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强调其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就是为了“广招海内达人意见”(59)。这样把读者“请进”小说，认定小说“实具有此种神力以操纵人类”(60)而“以其至虚，行其至实”(61)，实际上反映了梁启超借想象认同团结群族共建新国家的策略设计。
对于此时梁启超的小说观，后人经常以工具论的理由加以批判；他以新小说推行“教主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的做法，也不入“纯文学”的法眼。然而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因文见道”，小说在思想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功能从来没有被边缘化。其实梁启超对新小说想象空间的开创，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值得大加申说，它在推动小说语言变革、建构小说批判视野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如在语言方面，“想象的共同体”不只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大众读者的加入必然要求小说语言的通俗化，因此咬定“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62)，即使准备把新小说细致经营为“藏山之文”，梁启超仍然认为必须以“经世之笔行之”(63)。在新文学的意义上，这实则为其后中国产生“一个真正的广大读者群和一本人人随手可得的通俗小说”(64)做了铺垫。
至于在建构小说批判视野方面，尤其值得注意。这来自于梁启超对小说这一想象空间自身的质疑和反思。既然“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之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中之主人翁”，那么从小说中可以读出“释迦孔子”，也可以读出“妖巫狐鬼”；小说既可以是“改良群治”的急先锋，也可以是“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立足于这一点，梁启超对旧小说展开了批判：
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费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鹜，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娇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眷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65)
在这里，梁启超看到旧小说沦为群治腐败之总根源的原因，在于它构建的想象空间足以“毒遍社会”，“其人食息于其间，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群中之生老病死，终不可救”，(66)因此有必要革新小说——“武器的批判”产生了“批判的武器”。十多年后，当“五四”新文学家开始否定才子佳人小说的时候，当他们把国民劣根性作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时候，其实已不能说是新鲜出炉。几乎所有需要“五四”文学作为“疗救”的对象加以批判的，无不从新小说这里开始。再联系到梁启超批判旧史学“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67)及“自是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68)，二者的共振不可谓不明显。
关于新史学和新小说对想象空间的共同开创，逐渐受到众多新小说家的重视，并进行了相关论述。《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小说与世界历史风俗之关系》指出：“观小说者，无端歌哭，无限低回，而感情最浓者，其在兴亡之际乎！……中国数千年者来，有君史，无民史，其关系于此种小说，可作民史读也。……忽而大千世界，忽而须弥世界，忽而文明世界，忽而黑暗世界，忽而强权不制世界，忽而公理大明世界：种种世界，无不由小说可造，种种世界，无不由小说可毁。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有新世界乃有新小说，有新小说乃有新世界。”(69)1914年，成之在论述近代小说时也指出：“即号为知识最高之士人，其思想，其行事，亦未尝不受小说之感化。若是乎小说之势力，弥漫渐渍于社会之中。吾国今日之社会，其强半，只可谓小说所造成也。小说之势力亦大矣！”(70)成之即吕思勉，他和梁启超、别士(夏曾佑)一样都是近代以来的著名新史学家，由此可见，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是非常内在化且专业化的。
从《新史学》到新小说，可视为中国的一次近代意义上的小说与历史的联姻及文学与思想的碰撞，它预设和打开了一条从思想史通往文学史的通道。革新中国需要文学叙事来协助完成，民族主义的狂想曲需要语言音符的排列组合，新民群治需要想象共同体的建造，遂成为一时之共识。由此看来，梁启超策划的新史学与新小说的互动，可称得上是惊天大手笔。梁启超的书法理论不无幼嫩，其创作的新小说不无缺陷，但他勇于“既开风气又为师”，接过接力棒的后起新小说家继续前进，把“现实”写进“小说”，使“历史”走向“传奇”，开辟了由“小说”想象“中国”的新文学天地。
注释：
①③梁启超：《新史学》，见《清代学术概论》，第237、1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②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新小说》，第1号，1902。
④梁启超：《三十自述》，见《梁启超全集》，第959页，北京出版社，1999。
⑤如梁启超自谓“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安者”。参见梁启超：《新史学》，第242页。
⑥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载《历史研究》,2003(1)。
⑦痴素：《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学衡》第67期，1929。
⑧陈建华：《民族“想象”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之关系》，见李所喜主编：《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第79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⑨桑兵：《梁启超的国学研究》，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7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⑩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第1册，1898。
(11)邱炜萲：《菽园赘谈·小说》，1897年刊本。
(12)(13)幾道、别士：《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12、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4)别士：《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第3期，1903。
(15)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44册，第25—26页，上海，中华书局，1926。
(16)梁启超：《寿严幾道先生》，见《梁启超全集》，第5466页。
(17)汪荣祖：《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见李所喜主编：《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第98页。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6页。
(19)梁启超：《汗漫录》，载《清议报》，第35册，1900。
(20)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清议报》，第10册，1899。
(21)桑兵：《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与日本》，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282页。
(22)斋藤希史：《近代文学观念形成的梁启超》，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9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3)任公：《饮冰室自由书》(一则)，载《清议报》，第26册，1899。
(24)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第14号，1902。
(25)(26)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见《革命之道德》，第3、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27)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见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13—14页。
(28)斋藤希史：《新国民之新小说——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学界》，见广东康梁研究会编：《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第242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9)梁启超：《变法通义·论幼学》，载《时务报》，第16—19册，1897。
(30)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8页，王宪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1)(32)梁启超：《新史学》，第243—244、233页。
(33)夏晓虹：《“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见《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第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34)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载《新小说》第1号，1902。
(35)《读新小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274页。
(36)林纾：《斐洲烟水愁城录·序》、《鬼山狼侠传·叙》、《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见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141—145页。
(37)《读新小说法》，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6期，1907。
(38)吴趼人：《〈月月小说〉序》，载《月月小说》，第1年第1号，1906。
(39)别士：《小说原理》，载《绣像小说》第3期，1903。
(40)(41)梁启超：《新史学》，第242、237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06页。
(43)(44)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45)比如，当时读者就把梁启超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读作“文章”：“字字根于学理，据于时局，胸中万千海岳，磅礴郁积，奔赴笔下故也。文至此，观止也！”(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载《新小说》，第2号，1902。)
(46)(52)(53)(54)梁启超：《新史学》，第241、233、237、233、263—564页。
(47)《读新小说法》，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5期，1907。
(48)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见《梁启超全集》，第107页。
(49)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见《梁启超全集》，第476页。
(50)陈建华：《民族“想象”的魔力：论“小说界革命”与“群治”之关系》，第778页。
(5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2页，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识语》，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14页。
(56)(65)(66)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57)洪都百炼生：《〈老残游记〉自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202页。
(58)(59)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载《新小说》，第1号，1902。
(60)侠人：《小说丛话》，载《新小说》，第13号，1905。
(61)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载《新小说》，第7号，1903。
(62)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载《新小说》，第1号，1902。
(63)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载《新民丛报》，第20号，1902。
(64)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40页。
(67)(68)梁启超：《新史学》，第258、252页。
(69)《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辞·小说与世界历史风俗之关系》，载《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期，1906。
(70)成之：《小说丛话》，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1897-1916)，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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