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苏联论文,初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5年9月9日，根据雅尔塔协议规定，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面沿1200公里战线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在解放战争初期，苏联红军控制了整个东北。因此，在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苏联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妥善处理好与苏联及其驻东北苏军的关系问题，是我党进入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解放全东北乃至全国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东北的形势——三国四方在东北
随着苏联的出兵，东北的形势也愈加复杂多变起来。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形成了三国四方——美国、苏联、共产党、国民党——激烈的斗争。这是实力的碰撞，是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和外交的碰撞，是国共两党关于中国前途的一次背景复杂的碰撞，是为维护各自利益激烈而微妙的碰撞。
在这三国四方中，美国是世界头等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依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在美国向世界扩张的战略中，亚洲是它要控制的主要地区，而中国又是亚洲的中心，夺取中国，就巩固了它在亚洲的地位，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称霸世界。蒋介石国民党则是美国统治中国所需要的工具。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则是美国所完全不能控制的。美国统治集团看到，如果采取“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政策，就必然会遭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因此，它采取了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它的目的是要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实力，以便“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利在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①，从而限制乃至扼杀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苏联则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可能发动的对苏战争抱有极高的警惕。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和远东安全的考虑，不愿中国成为完全受美国支配的附庸国，尤其反对美国势力渗透到同苏联接壤的东北地区。因此，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存在，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起着支持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苏联为自身利益计，在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同美国及国民党有着某些妥协。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中国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而美国奉行的是“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共产党的政策”②，便以承认苏联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只支持国民党。为此，在美国的积极撮合下，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三个有关协定。苏联企图以此来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延伸，以确保其远东国防的安全。但是，条约和有关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也为中共解放东北和全国蒙上了阴影。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十分重要。
二、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以退为进
二战结束后，苏联过高地估计了美蒋反动派的力量。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苏联领导人曾表示“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③，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④，并推断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将是蒋，而不是共产党”。⑤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依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又尽量避免同苏联发生直接对抗，谨慎地处理对苏关系。可以说，中共中央把战略方针由“向南发展”改为“向北发展”，这一变化是与灵活机动地处理对苏关系密不可分的。
早在1945年4月底，毛泽东就反复说明争取东北的重要意义：“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⑥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号召抗日军民密切配合苏军作战；8月11日，即苏军出兵东北第二天，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七号命令，其中之一，即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四部向东北进发⑦，以配合苏军作战。同时，中共中央又对苏军出兵中国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外，中共在论述确保和力争的地区时，除热河外，对东北其他三省一字未提。这就确定了中共对苏政策的基调，即立足于自力更生，不受苏联外交政策的限制，但力争同苏军合作。中共中央一方面大胆放手争取东北，另一方面又讲究方式方法，“少说多做，注意隐蔽”，避免同苏联的正面冲突。8月22日，在中苏条约尚未公布前，中央电示晋察冀分局：苏军已占领热察两省，其政策尚不明确，在争取热察两省时，必须以友好的态度与苏军协商，在其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工作，凡是“为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纪律上为难”⑧。8月26日，在中共预先未得到通知的情况下，中苏条约正式公布。为此，中共中央迅速对苏联政策作了正确的估计，认为：“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能否派军队去活动，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⑨。经仔细研究，当即决定组成145人的干部团，由林枫率领开赴东北。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苏联的外交政策，认为，只要我党在东北的活动不直接影响苏联的条约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⑩。因此，命令“准备派到东北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采取“可用东北军或义勇军等名义”、“走水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的中小城市”的方法，特别指出“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控制”(11)，在中共中央这些方针指导下，我党大批干部和部队迅速进入东北。
8月下旬，冀热辽军分区组成以军区司令兼政委李运昌为首的“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向东北进行试探性挺进。8月30日，曾克林部在苏军协助下，解放了山海关，打开了东北的大门。9月13日，曾部进入锦州，9月14日，进入沈阳，并得到苏军的理解。一个星期后，曾部又接管了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9月24日，山东分局以万毅为司令的“东北挺进纵队”从山东黄县登船，月底陆续到达东北。9月下旬，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从江苏盐阜等地出发，向东北挺进。
面对这些有利形势，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全国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即由“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北发展”。但是，由于对东北情况不明，特别是对苏军的态度不十分明了，因此，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至9月中旬，中共中央陆续得到了有关东北局势和苏军态度的情报，尤其是9月14日，曾克林陪同苏军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飞抵延安，与我党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协商，达成协议。第一，允许我党部队进入东北，但不能以八路军的名义活动；第二，允许我党在东北乡村开展工作，但不能进入东北大城市和苏占区公开活动；第三，允许我党控制由冀热辽进入东北的通道，即锦州以南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地区。(12)同时，转达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红军不久即行撤退，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的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13)。从中可以看出，苏军的态度与中苏条约的有关规定内容有实质的不同，对于我党争取东北，苏军是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态度极大地鼓舞了我党争取东北的决心。为此，中共中央立即于9月15日，成立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并搭乘苏军特使的飞机赴沈阳开展工作。9月17日，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立即回电表示赞同。19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前后仅仅用了40多天的时间，我党就完成了这一举足轻重的战略转移。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不能不说是与苏联的态度有关。此后，我10万大军、2万干部先后开进东北。
三、力争苏军的理解与支持，以达到独占东北
我党发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指示后，我军开始着力向东北挺进。但此时苏军独占东北，要履行条约和协议义务。为此，我党若想在东北有所作为，就必须首先征得苏军的默许和协助。9月15日，中共中央尊重苏联的意见，依据与苏军代表达成的协议，指示已进入东北的各部队“在东北决不能采用八路军的番号，也不能用共产党的名义公开和红军接洽并取得其帮助，而只能用东北地方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非共产党的面目，才能与红军指挥机关作正式的接洽，并取得红军的各种帮助及委任”。(14)9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令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的番号（1946年1月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同时，中共配合苏军行动的宽阔胸怀，令苏军十分敬佩。苏军通知其驻东北各部队，“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15)。这一决定，对我军开创东北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苏军又采取直接、间接的方式支持中共军队。上文提到，率先进入东北的李运昌部，在苏军默许和支持下，占领了许多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并接收了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同时，又利用移交和“遗弃”的方式，给我军大批军事装备。对于与苏军协同作战同步进入东北的抗联部队，苏军格外照顾，允许其抢运武器及在各地建立武装，扩充军队。12月21日，东北局又同苏联签订了《商业合同》，东北以东兴公司名义，苏联以秋林公司名义，开展以货易货的贸易。由于苏军的默许和支持，至11月底，在北至齐齐哈尔、佳木斯，南到大连、营口，西至承德、锦州，东抵吉林、抚顺，到处活跃着人民军队。对于这种有利的形势，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艰苦创业的历史功绩，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苏军的允许和帮助，这一切将会十分艰难。为此，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在我党、我军向东北挺进过程中，“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16)
与此同时，苏军采取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行政接收东北和海上进军东北。以熊式辉为首的接收大员，在东北到处碰壁。国民党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向苏军总部交涉，要求协助接收中共在东北建立的各地政权，苏军说这些政权是人民自己建立的，行政接收是中国的内政，苏军不便干涉。10月28日，杜聿明飞抵长春会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洽谈接收东北事宜。马林诺夫斯基表面上表示：“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们深信是永久的，……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的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17)用“中国”和“中国军队”代替“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可谓用词巧妙。当杜聿明在9月上旬乘美舰“脱罗尔号”驶进营口港后，却发现苏军早已去向不明，中共的军队已经接收了营口。又企图在葫芦岛登陆，遭到拒绝。当国民党质问苏军时，马林诺夫斯基反驳道：“苏军不能阻止共产党军队占领营口、葫芦岛，我们也无意介入中国的内部冲突，况且从10日起，凡是苏军撤出的地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苏方不再过问”。此前，国民党试图经大连进入东北，苏军说大连是商港，允许军队登陆就违反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苏军出于什么目的，仅就客观效果而言，为我军进入东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先机之利，也使国民党先机进入东北的计划化为乌有。对此，美国人分析说：“由此造成的延误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和从苏军丢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虽然失去的时间不很多——大约四、五个星期——但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英国人评论说：“如果共产党和苏联当局之间没有默契的话，这种事情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对于中共与苏军之间的默契，廖耀湘曾致电杜聿明、蒋介石，表示担忧，“普兰店以南甲乙（指苏军和我军——引者注）双方勾结，乙方在甲方掩护下，整顿补充，将为辽南大患……不仅为辽南大患且可影响东北整个局势建造”。
形势的发展对我极其有力，中共中央对东北的局势进行了乐观的估计，10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东北”(21)。这一决策的作出，是以苏联采取友好态度为前提的。但这一宏伟计划，很快随着美蒋的外交攻势、军事推进及苏联政策的变化而改变了。
四、适应苏联政策变化，在战略方针上进行调整，提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由于中共军队在东北的顺利发展和与苏军之间的默契，引起了美蒋的极大恐慌。至1945年11月初，蒋介石在东北四处碰壁后，开始采取反动的两手政策：其一，在外交上与美国勾结，对苏施加压力，以遵守条约和协议为名，迫其就范；其二，在军事上，决定在美国支援下，由秦皇岛沿北宁线打进东北。11月下旬，国民党已占领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等地。苏军在美蒋逼迫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更确切地说，它不愿承担因为支持中共而与美蒋发生冲突的风险，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发生了新变化。苏联政府明确表示，为配合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有效地履行《条约》，苏联愿意“将其军队撤退延缓一个月至两个月”，并坚决要求中共军队退出占领的城市。
对于这种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苏联态度的突变，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由“独霸东北”“拒敌于国门之外”，(22)转而建立东北根据地；在对苏关系上，照顾苏联同国民党的条约义务，谅解和配合苏军的行动。当11月19日，驻长春、沈阳等地苏军突然通知我方，准备将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政府接管，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将我驱散时，东北局立即将此情况电告中央，2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给东北局指示电，决定改变自10月以来拒阻国民党进入东北的方针，并照顾苏联外交，同意我方迅速退出大城市及铁路以外。电报明确提出下一步工作方针：“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之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们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23)28日，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电示东北局：“苏联由于条约的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之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以外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点”。(24)29日，东北局发出《今后工作的新方针》，强调“必须把中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25)至12月28日，毛泽东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正式决定我党在东北的战略策略应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6)与此同时，遵照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一再训谕东北各部队：必须配合苏军的行动，“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27)并反复强调，中共军队撤出大城市“并不是因为红军的无理限制或‘右倾’，乃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顺利地对美蒋进行一切世界性的外交斗争”。(28)从11月下旬起，东北局按照苏军的要求，为照顾苏联外交，避免不应发生的冲突，我党政群机关和部队陆续撤出长春（19日）、哈尔滨（23日）、沈阳（月底）等大城市。这些措施使苏联政府维护了面子，为以后中共与苏联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苏军的帮助下，1945年至次年初，国民党相继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及辽北、松北、嫩江等省，并驻进沈阳铁西地区，对东北的接收方才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到1946年初苏军原定撤离时期到来时，国民党仍无法控制东北，故双方再次协商，将苏军撤离时期延至2月1日。但因当时“冷战”已开始，蒋介石没有接受斯大林的邀请和放弃美国、联合苏联的建议，加之在国统区国民党煽动的反苏游行等原因，使一度缓和的苏蒋关系再度紧张起来。2月26日，苏军以“天气寒冷”、“燃料缺乏”、“国民党军队过于缓慢”等原因，宣布难以按计划撤离，(29)其目的就是阻挡国民党军队继续北上。可是3月12日，苏军在事先没有通知国民党——暗中却告知了中共军队——的情况下，突然撤出了沈阳。紧接着于3月26日，苏联发表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南不能等待蒋军“有充分之实力，始能接替防务”时再撤；在长春以北也“不能等待中国正式国军接防，而只能将吾人之责任交付现有之武力”。(30)因此，一俟苏军撤出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时，从4月中旬起，中共军队不仅攻占了这些城市，歼灭大量敌军，缴获大批军需物资，而且占领了黑龙江至松花江的广大地区，为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对此，刘少奇曾指出：由于苏军没有阻拦我们，“使我们在东北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邦，我们可以集中精力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31)黄克诚也曾论述过：“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部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从而加快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这一评价是中恳的。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处理与苏联政府及其驻东北苏军关系问题上，表现了临变不乱的大将风度和掌握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乃至全国战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为以后双方继续合作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1974年7月3日。
②〔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
③④⑤王德贵等编《八一五前后的中国政局》。
⑥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辽沈战役》卷。
⑦《东北挺进纵队》。
⑧山东大学《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
⑨⑩(21)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
(11)邓一民：《热河革命史稿》。
(12)王渔等编《中共党史简编》。
(13)姚夫华：《解放战争大事记》。
(14)中共中央给各区中央局的指示电，1945年9月15日。
(15)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第15期。
(16)(25)(31)师哲：《在历史巨人的身边》——师哲回忆录。
(17)《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
(18)(20)〔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
(19)《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战后中国》（一）。
(22)《在中国的土地上——苏联顾问回忆录》。
(23)《刘少奇选集》上卷。
(2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26)彭真：《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党的文献》，1989年第1期。
(27)(28)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电》，1945年11月20日、29日。
(29)李鸿文：《东北大事记》。
(30)〔台湾〕董彦平：《苏俄据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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