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墓葬所在與蒙古早期歷史地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吉思汗论文,蒙古论文,墓葬论文,地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追尋蒙古史迹的考古新收穫
幾年前，有報社記者來訪，出示某報報道蒙古-日本聯合考古隊發現了成吉思汗陵墓的消息，請我談談看法。記得給我看的只是轉述外國報紙報道的摘要，因爲我没有見到考古報告，不好發表評論，只是説：根據文獻所載成吉思汗埋葬方式，要找到他的墓實非易事。從這條消息看，雖然報道的墓區方位與史料記載大體符合，但説此墓已被發現似乎爲時尚早。據文獻，蒙元朝皇帝的墓葬地當是範圍較大的區域，且不建地面標志，僅找到某處有祭器和其他祭祀遺物，還不能斷定就是成吉思汗的墓。早在1925年，蘇聯著名蒙古學家符拉基米爾佐夫在烏蘭巴托一帶和肯特山地區進行民族學、語言學調查時，就發現肯特山地區有元代祭場遺迹和祭器遺存。①記者報道我的話出入不大，但後來在網上被輾轉傳佈得大大走樣。本打算予以澄清，但我想網上炒作對學界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就没有置理。不過，這件事倒引起我進一步探究蒙元諸帝葬地及蒙古早期若干歷史地理問題的興趣。最近，承友人幫助，讀到了參與該項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日本考古學家白石典之的相關論著，獲益良多，從而更領悟了爲學確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道理。反思自己三四十年前編繪蒙古地區歷史地圖時，基本上依賴文獻資料，在故紙堆裏討生活，是多麽局隘！
白石先生在其2001年出版的《成吉思汗之考古學》②“前言”和“結語”中説，從1990年起，他每年都有數月在蒙古國追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足迹；1997年4月起他留學蒙古兩年，得以專注於此項研究，這部書就是這兩年他在蒙古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此書分《成吉思汗的祖先》、《成吉思汗登臺》、《蒙古帝國的建立》、《成吉思汗的結局》以及《成吉思汗的子孫們》五章，結合唐代到元代的蒙古歷史進程，介紹了從額爾古納河到阿爾泰山(主要是克魯倫河、鄂嫩河、土拉河“三河之源”地區和杭愛山地區)多達五十處各個時期的文化遺迹，利用考古年代學方法對遺迹和遺物的時代作出分析判斷，並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不僅内容豐富，而且都很重要，可以説是通過遺迹勾畫出了清晰的早期蒙古歷史軌迹。在2006年發表的《成吉思汗墓在何處？》③一文中，白石先生介紹了2001年他與蒙古學者共同在肯特省德勒格爾罕縣阿兀拉嘎(＜A'uruq奥魯)遺迹進行發掘的情況，可能發現了祭祀成吉思汗的靈廟遺址，因而得到了尋找迄今不明之成吉思汗墓地的線索；後來記者發表此項成果，引起很大反響，其中有的誤報爲“發現了[成吉思汗]墓”，其實“靈廟和墓是不同的”。我這纔知道，原來並非蒙日考古隊宣佈發現成墓，而是某媒體的“誤報”。這和我答記者問時説的話意思差不多，我對發現成吉思汗墓新聞的評論，被網絡上輾轉傳播走了樣至此該可以澄清了。
非常感謝白石典之先生和其他蒙古、日本考古學者爲我們提供了極爲豐富的有關早期蒙古部族歷史活動的實地考察資料。請允許我借助這些重要的考古成果，結合文獻資料，就以下幾個問題略申管見，並借此機會訂正《中國歷史地圖集》遼、金、元蒙古地區圖幅中的若干疏誤。
一 成吉思汗墓地與大斡耳朵
成吉思汗去世(1227年)後僅數年(1233-1235年)，出使蒙古的南宋使團隨員彭大雅和徐霆就先後記載了有關成吉思汗墓葬的情況。④彭、徐分别編述其出使見聞，後二人遇於鄂州，各出所編以相參考，遂用彭編爲定本，間有不同處，徐乃疏於其下，此即傳世之《黑韃事略》。關於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記曰：
其墓無塚，以馬踐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邏騎以爲衛。
徐霆疏曰：
霆見忒没真之墓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没真生於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⑤
彭大雅没有説明他所記是否出於親見，徐霆的“疏”中則多用“霆見”云云，但從其所記的某些内容看(如此前一條：“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馳[馳]其主尸首以歸，則止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奴畜產。”⑥)，不可能都是“親見”。不過，彭、徐二人確實都到過窩闊台的大帳。據《元史·太宗紀》，這期間(1233-1236年)，窩闊台駐地都在克魯倫河上游以西至鄂爾渾河上游杭愛山一帶。⑦彭大雅的行程路線，據所記“其地出居庸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則四望平曠”云云，⑧當是走天山(大青山)北沙井道，未必經過克魯倫河上游，其所記有關蒙古葬制和成墓護衛事可能是得自“聞”而非“見”(如“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的大禁地，就不可能近距離觀察得到)，但所記蒙古墓葬制度，與元代的漢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頗合。⑨徐霆記行程爲“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更千(？)餘里入草地，曰界里濼”云云，⑩所行路線當與1247年張德輝奉忽必烈召前往蒙古所作《邊堠紀行》的路線以及明金幼孜《後北征録》所記成祖進軍路線略同，應經過克魯倫河上游，不過他所謂“見”者，只是遥望其地山川形勢，並非近距離看到成吉思汗墓；説成墓“在瀘溝河之側”只是記了大致方位，難以理解爲墓地就在克魯倫河旁近處。從下面引述的有關資料看，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觀察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墓，他們的記載當得自親聞，作爲同時代的史料具有很高價值，但不能視爲“目擊記録”。
拉施都丁《史集》對成吉思汗葬地有較詳細記載：
這段材料除記載成吉思汗落葬方式外，還提供了有價值的地理資料：其選定的埋葬地不兒罕·合勒敦(山名)，距離其誕生地有六天路程，是一塊平坦地帶。當時蒙古人視爲聖山的不兒罕·合勒敦，應是指克魯倫河、鄂嫩河、土拉河所謂“三河源頭”(qurban mured-un teri’un)的肯特山地區，範圍很大，故《史集》説的“六天路程”，當是指被選爲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墳葬地的特定區域。
《史集》還有一處記載與這個“大禁地”有關。此書第二卷的《鐵穆耳合罕(即元成宗)紀》中説，合罕命其長兄甘麻剌出鎮成吉思汗故土及諸斡兒朵所在的哈剌和林之境，該地區的軍隊也都歸他節制。境内直到吉利吉思邊境的所有地方，“以及名爲不兒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的大禁地，全由他掌管，並由他守衛着照舊在那裏的成吉思汗的諸大斡兒朵。它們在那裏有九個，四個大斡兒朵和五個另外的[斡兒朵]。誰也不許到那裏，因爲附近有禁地(har kas-rā ānjāyikah[德黑蘭刊本作ān jāyigah]rāh nabūd che buzurg*[德黑蘭刊本作nazdīk]ghurūq ast)。他製成了[已故祖先們]的像；那裏經常都在焚香[致祭]。甘麻剌也在那裏爲自己建了一座寺廟”。(12)這段記載顯示，“大禁地”當鄰近其四大斡耳朵。
甘麻剌是元世祖皇太子真金的長子，至元二十九年(1292)從雲南移鎮北方，由梁王改封爲晉王，“統領太祖四大斡耳朵及軍馬、達達國土”。出席忽里台大會推戴其弟鐵穆耳(成宗)時，他表示“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隨即被遣歸北藩。他謹守藩位，“然崇尚浮屠，命僧作佛事，歲耗財不可勝計”。(13)這和《史集》説他在駐地“爲自己建造寺廟”的記載符合。甘麻剌的主要駐所爲成吉思汗第一大斡耳朵，在克魯倫河的闊迭額·阿剌勒地方。《史集》所言“附近有禁地”指的應是此第一大斡耳朵，所言“任何人都不許(rāh nabūd，没有路)去”的“那地方(ān jāyigah)”，指的應是大禁地而不是大斡耳朵。至於説他繪製祖先畫像焚香致祭事，當即《元史·祭祀志四》所載供奉和祭祀“祖宗御容”的“影堂”(後改稱“神御殿”)制度。元世祖和以後的諸帝、后的影堂分别設於都城各皇家寺廟，常祭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日，節祭元日、清明、蕤賓(端午)、重陽、冬至、忌辰；太祖、太宗、睿宗“御容”則置翰林院，命院官春秋致祭。(14)這是朝廷上的制度，而據《史集》的記載，晉王甘麻剌也奉祭“祖宗御容”，可能是因爲他駐守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以及“大禁地”之故。奉祭“祖宗御容”的影堂不一定靠近葬地，也許就設在他所建的寺廟内(如大都那樣)。
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之闊迭額·阿剌勒(Kode'e-aral，kode'e 意爲荒蕪的，aral意爲島，或指兩河合流形成的半島)，上世紀初期蒙元史研究前輩就已指出應爲克魯倫河和曾克爾河合流點西之半島或河洲。《元朝秘史》末節(第282節)記下成書的年代和地點：“大忽里台聚會時，於鼠兒年七月，在客魯漣[河]的闊迭額·阿剌勒的朵羅安·孛勒答黑處，失勒斤扯克兩個間[的]斡耳朵思住時寫畢了(Yeke qurilta quriju quluqana jil quran sara-da Keluren-nu Kode'earal-un Dolo'an-boldaq-a Shilginchek qoyar ja'ura ordos ba’uju bukuitur bichiju da'usba)。”(15)此節記載的年代和地點是迄今仍存爭議的問題。余大鈞教授考證此鼠年爲1252年，根據是1251年夏六月在此召開推戴蒙哥即位的大聚會，接着審理謀亂的反對派諸王大臣，延續進行到次年春，《秘史》一書就是此次大會後寫成的。(16)有一條資料可以支援並補充此説，即程鉅夫《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所載“憲宗二年夏，會諸侯王於驢駒河之上，命宿張具。河忽大漲，列鼎横潰，太傅(常納綿)身救獲免，會無廢禮”。(17)根據這段記載，確有1252年夏在驢駒河(客魯漣河)上大會諸侯王事，可知推蒙哥即位的大聚會從1251年夏斷斷續續延至1252年之夏。(18)據此我贊成《秘史》成書於1252年的看法。本文注意的是《秘史》所載斡耳朵的具體地點。羅依果教授在1985年發表的《元朝秘史》第282節英譯注釋中表示贊同田金波(Mostaert)之説，原文Shilginchek後當有一處脱漏的地名，認爲斡耳朵當是設在朵羅安·孛勒答黑(Dolo’an Boldaq，七孤丘)中的失勒斤扯克和另一佚名山丘之間。在2006年出版的英文譯注本中他對此説略作修改，説1997年他親自考察了該地，次年發表報告稱不再持脱落的那個地名是“七孤丘”中另一個丘的觀點，“七孤丘”的地形排除了在其間建立一個大營盤的可能性，因而認爲大聚會那年的營盤當是建立在Shilginchek和可能更東邊的某地之間；最後又提出，《秘史》所載闊迭額·阿剌勒的斡耳朵思幾乎一定是在Shilginchek也就是Dolo'an Boldaq之東。(19)據上引《秘史》之文，闊迭額·阿剌勒(又有“曲雕阿蘭”等異譯)是一處範圍較大的地區，幾乎可包括巴顏烏拉山、克魯倫河和曾克爾河之間的整個草原，“七孤丘”在其中。蒙古考古學家丕爾烈《〈蒙古秘史〉地名考》稱克魯倫河-曾克爾河合流點西北地域内有一山名Doloot uula(約當東經109度/北緯47度)，即《秘史》之Dolo'an boldaq，(20)當可信。
現在讓我們轉到對《元史》本紀所載蒙元諸帝墓地“起輦谷”的考察。據載，太祖成吉思汗以下蒙元諸帝均葬於此(其實太宗窩闊台和其子定宗貴由没有葬在這裏)。(21)學界對這個地名曾有過多種説法。有些學者認爲應該是指克魯倫河上游肯特山南坡的某處谷地，這是綜合了《史集》和《黑韃事略》的記載得出的，就大範圍而言基本正確；或以“起輦谷”爲克魯倫(Keluren)的音譯，推論的方位大抵與此同。還有學者以“起輦谷”爲漢語，意爲“乘輦起程的山谷”。亦鄰真教授《起輦谷與古連勒古》(22)文中評論了前人的各種説法，提出新説：“起輦谷”是音譯名，就是《聖武親征録》所載“曲鄰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漢譯本)作“古連勒古”(Gurelgu)的同名異譯。其語言學、歷史學的論證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元朝秘史》多處記載到這個地名，使我們可以據以判斷其方位。第89節載：(帖木真逃出泰赤兀人的囚禁後，溯斡難河上游支流乞沐兒合小河尋找母、弟)“在那裏相會之後，便到不兒罕·合勒敦山陽的古連勒古之中桑沽兒小河的合剌只魯干的闊闊納兀兒，紮下營盤”(明初音寫“古連勒古”、“合剌只魯干”均旁注“山名”)。第94節、122節、129節、141節都記載有這兩個地方，或注“山名”，或注“地名”。在這裏，帖木真被追隨他的蒙古各氏族頭領推舉爲“汗”(qan)，訂下盟約，並指派了佩弓箭、佩刀和管飲膳、馬羣、負責哨探等人員，建立起蒙古乞顏部貴族聯盟，據有克魯倫河上游各地，包括薩里川(今克魯倫河、土拉河上游間地)。可以説，古連勒古是蒙古乞顏氏和成吉思汗的始興福地，徐霆所謂“相傳忒木真生於此，故死葬於此”，應該是“興於此，故死葬於此”。蒙古考古學家丕爾烈認爲這個地名應是指東經109度/北緯48度、曾克爾河上游流域一片相當大的地段；亦鄰真參照其説定爲曾克爾滿達勒一帶。(23)綜觀《秘史》各節記事，其地應在“不兒罕山前(南)”，是可以容納衆多牧民居住的水草豐富的原野，曾克爾滿達勒一帶位於肯特山南麓，原野寬廣，符合“古連勒古”之地的條件。《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册所標“曲鄰居山”(古連勒古)方位大體不誤，似略偏北。作爲成吉思汗及蒙元諸帝葬地的“起輦谷”來説，還要具備文獻所載“平原”地形和能夠挖掘較深墓穴的土層條件。總之，在曾克爾河中上游一帶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尋找蒙元諸帝墓葬，方位應該是對的，只是範圍大，尋找蒙元諸帝墓葬所在，仍需歷史-考古學者的艱苦努力。
白石典之書中引述加藤晉平的考察研究，稱阿兀拉嘎遺址就是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在他去世後成爲祭祀和即位大典等重要活動神聖場所(舉《元史·憲宗紀》“七年夏六月，謁太祖行宫，祭旗鼓，復會於怯魯連之地”爲證。(24)按“祭旗鼓”是出師前的儀式，不是祭陵，也不必在大斡耳朵或祖先陵墓附近舉行。如憲宗八年冬忽必烈奉命南征，“禡牙於開平東北”。(25)故此説根據不足)，阿兀拉嘎遺迹西南的大型建築遺址是甘麻剌所建寺廟。加藤晉平注意到《元史·祭祀志六》所載皇帝駕崩後的殮葬和祭祀制度，據以作爲探尋葬地的線索。《祭祀志六》此段爲：
凡宫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爲二，刳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襖、皮帽，其靴韈、繫腰、盒缽，俱用白粉皮爲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椀楪匙筯各一。殮訖，用黄金爲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爲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爲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匹，以黄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開穴所起之土成塊，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復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則遠置他所。送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26)
加藤認爲，若大斡耳朵爲祭祀歷代皇帝之靈的場所，則送葬官當居於此，陵墓當距此不遠。根據這個假設，他在阿兀拉嘎遺址附近調查，見其西北15公里伊赫海蘭圖巖山的東南斜坡上有很多石墓，延伸數公里，最大的直徑10米(蒙元時代墓葬通常爲直徑3—4米)；此墓羣周圍立着相隔數米的石列，或即彭大雅所謂“忒木真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闊逾三十里”的垣基。白石認爲加藤的伊赫海蘭圖之説根據不足，因爲墓葬形制與史料不合，該處也不是“周圍三十里”的場所。白石對阿兀拉嘎遺址的三組建築作了分析：第一組居中爲内外二重牆的大型建築物，兩邊有約四十棟建築，成弧形配置，西側發現鐵工房遺迹；第二組在其東面低地上，聚集着二十三棟建築；第三組是西南低地上以7×4間房柱的大型建築物爲中心的四至五棟。據他分析，一、二組當是1235年以前的建築，第三組時代在其後，雖不能斷定爲甘麻剌所建寺院，但大體可以支持加藤的假説。他以加藤説爲基礎進一步分析，阿兀拉嘎遺址的功能後來有些變化，“大斡耳朵”被用爲類似遼代的“奉陵邑”。成吉思汗謀士中有耶律楚材等不少契丹人，當吸收了契丹的風俗文化，阿兀拉嘎遺址發現的契丹型陶器以及建築物使用“唐尺”均可確定，可能也吸取了契丹的奉陵邑制度。於是他以遼“奉陵邑”祖州、慶州與祖陵、慶陵的相對位置作爲尋找成吉思汗墓地的參照，如果阿兀拉嘎遺址第二、三組建築物是爲拜祭陵墓而建，則墓地應該在阿兀拉嘎遺址之北。(27)
白石先生的這個思路富有啓發意義，不過，成吉思汗的葬地是和子孫諸帝葬地分佈在同一很大的地區，而且每個皇帝死後入棺，“送至其直北園寢之地深埋之，則用萬馬蹴平，俟草青方解嚴，無復考誌遺迹”的，(28)與遼陵有明顯區别，似乎難以類比。同時，鄙見以爲蒙古早期的斡耳朵未必是固定的建築物，如彭大雅所記“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柱以金製故名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季遷耳。”(29)1221年四月底，邱處機從陸局河(克魯倫河)流入呼倫湖處“並河南岸西行”，“行十有六日，河勢繞西北山去”，即到達克魯倫河上游河曲，沿途所見蒙古人皆黑車白帳，未提河曲附近有行宫建築物；其後途中所見有遼代城址即做記録，而行經留守的皇后窩裏陀，所見景況只是“車帳千百”。(30)耶律楚材《扈從冬狩》詩序“癸巳(1233年)扈從冬狩，獨予誦書於穹廬中”；《鼓琴》詩(作於1234年)：“宴息穹廬中，飽食無用心。讀書費目力，苦思嫌哦吟。”(31)可見和林建城前他在漠北所居仍爲帳幕。1247年張德輝奉忽必烈召去蒙古，其所著《邊堠紀行》載，從魚兒泊(今内蒙克什克騰旗達里泊)向西北行十九驛，抵一河，“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馿駒河也。夾岸多叢柳，其水東注，甚湍猛。……瀕河之民雜以蕃漢，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頗有種藝，麻麥而已。河之北有大山，曰窟速吾，漢言黑山也，自一舍外望之，黯然若有茂林者，迫而視之，皆蒼石也”。(32)據此可知，張德輝到達克魯倫河上游河曲時，對當地風物民情有細緻觀察，那裏已有漢民居住、耕作，建有土屋；並觀察了河曲之北的地形，其所謂窟速吾山，“速”應爲“迭”字之誤，即大斡耳朵所在地闊迭額·阿剌勒(荒島)，與漢言黑山之意頗合。他先從三十里外看到該山，繼而逼近觀察，但没有提到任何永久性大建築物。上引程鉅夫所載憲宗二年(1252)會諸侯王於驢駒河之上時“河忽大漲，列鼎横潰”，知大會地點應距河不遠，且會場應是車帳而非永久性建築物。斷言阿兀拉嘎遺址中心建築物爲成吉思汗時代所建的大斡耳朵，似乎缺乏文獻依據。此外，僅據《祭祀志六》記載中的送葬官“居[葬地]五里外”一語，也難以推論成吉思汗墓就在有祭祀遺物的“靈廟”附近。葬“起輦谷”(古連勒古)地區的至少還有憲宗到順帝十一個蒙元皇帝，以及拖雷和他後裔中的一些人物，而且“居五里外”説的是送葬官守靈並祭奠三年的地點，三年後就撤回。雖然蒙元諸帝都葬在同一地區，但每位皇帝葬地各有不同，其送葬官守靈、祭奠的地點也不可能是同地。三年期守靈、祭奠處是否建永久性房屋不得而知，但最早的、被定爲“大禁地”的成吉思汗墓，似乎不可能非常靠近建有許多房屋，住着不少居民的阿兀拉嘎遺址。
二 三處跌里温盤陀，何者爲成吉思汗誕生地？
上引《史集》講到成吉思汗出生在斡難河下游的Delūn boldāq之地，從該地到不兒罕山有六天路程。《聖武親征録》載：“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時我太祖聖武皇帝始生。”(33)《元朝秘史》第59節所載同，出生地名作迭里温·孛勒答黑(Deli'un boldaq，意爲脾臟[形]孤山)。俄國喀山大學教授哀德蠻(F.Erdmann，德國人)所著《不動摇的帖木真》(Temudschin der Unerschütterliche，1866)依據尼布楚商人玉倫斯基未經核實的報告，説鄂嫩河中游右岸有個地方名爲Delun boldak，位於伊克阿拉勒(Yeke aral)上游七俄里，距科楚葉夫哨所(guard station Ko
uev)三俄里，就是成吉思汗出生的地方。同時，巴拉弟(Palladii Kafarov，《秘史》俄譯本，《俄國正教會傳道團著作集》第四卷)和貝勒津(I.N.Berezin，《史集·成吉思汗紀》俄譯本)分别引述尼布楚阿布拉莫夫和布里雅特學者班札羅夫之説，位其地於鄂嫩河右岸，欽丹特堡上游，伊克阿拉勒村的對面。(34)在蒙古考古發掘和研究領域成就卓著的蘇聯考古學家吉謝列夫(C.B.Кисeлeв)更確切地指出，成吉思汗誕生地Дeлын Бопдок位於鄂嫩河中游的上察蘇切伊村(Bepxний Чaсучeй，北緯50度31分/東經115度04分)附近。(35)其後，蘇聯考古學家格里申(Ю.C.Грищин)考察了從蘇-蒙交界處之北的忙古特(Maнгут)向東北直到欽丹特(Чиндант)的鄂嫩河中游兩岸古迹，發掘古居民點遺址六十九處，古墓葬七十二個，遺物年代從新石器時代到宋、元都有。鄂嫩河右岸，上察蘇切伊村稍西，坐落着風景如畫、松林覆蓋的谷地Делын Болдок，當地布里雅特人以成吉思汗誕生於此爲榮，還舉行過慶典。此處以及河對岸的大、小巴托爾山都發現有許多古代居民點及墓葬，還有冠以成吉思汗名的自然景物如崖壁等；Делын Болдок西約50公里之舊都魯耳圭(Старый Дурулгуй，北緯50度28分/東經114度22分)發現四處居民點和許多墓葬，鐵器及瓷器碎片；再往西之Уcть Иля村南鄂嫩河右岸低處寬闊河谷中的居民點遺址發現有銀器物和宋代的中國瓷器；小巴托爾山以東到欽丹特，分佈着三十三處古居民點和許多墓葬，從Кунkyр西一處砂石風化的鄂嫩河岸找到宋元時代磁州窑型彩釉器殘片。上述發現説明鄂嫩河中游多處分佈有宋、元時代的居民點。不過，捷克學者普哈(P.Poucha)在蒙古境内鄂嫩河上游也找到一處同名地，(36)這個地名在蒙古不止一處。(37)蒙古學者多爾吉蘇倫和丕爾烈都主張，鄂嫩河上游蒙古國肯特省達達勒蘇木境的Делын Болдок是成吉思汗的誕生地，該地附近居民中流傳着有關帖木真的許多傳説。此地位於達達勒蘇木東北約3公里(北緯49度03分07秒/東經111度38分32秒)，往東就是巴勒濟河與鄂嫩河匯流處。此處現已被蒙古國人定爲成吉思汗誕生地，並立石碑爲誌。(38)此外，蒙古地理學家巴札爾固爾還主張，從達達勒再溯鄂嫩河而上，到賓德爾蘇木的拉明窩哈(北緯48度36分/東經110度36分)，該處盆地中央有一顯眼的小丘，革命前山麓有一寺，此小丘就是Делыгн Бопдок，寺爲祭祀成吉思汗處。②
筆者以前編繪蒙古地區歷史地圖時，主要依據《史集》的記載，參考格里申的考古報告，將跌里温盤陀定點於鄂嫩河中游右岸、上察蘇切伊之之西。從此地到鄂嫩河上游肯特山，直線距離約400多公里，以牧民騎行的速度差不多是六天路程。(40)不過，如果按照牧民季節性移營的速度，則六天大約只能走200多公里。看來，將達達勒蘇木的Дeлын Болдок定爲成吉思汗誕生地，理由是比較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地方正是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兒因分家產不公離開諸兄，獨自“順着斡難河”出走到達的巴勒諄·阿剌勒(《元史》作八里屯阿懶)地面——今鄂嫩河上游與支流巴勒濟河(《康熙皇輿全覽圖》作Balji bira(41))合流間地。至於巴札爾固爾主張的賓德爾蘇木境之成吉思汗誕生地，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即《元朝秘史》的乞沐兒合小河)一帶，該地確實是成吉思汗祖先活動的重要地域，從《元朝秘史》所述十世祖孛端察兒故事中相關的地理方位看來，這裏當是傳説的始祖母阿闌豁阿及其諸子生活的地方(詳下)。但此地距曾克爾河上游僅一百多公里，與《史集》所説從成吉思汗誕生地到他爲自己選定的不兒罕山前埋葬地爲六天路程不合，可以排除。
三 蒙古部西遷時代與地域——尼魯温蒙古的興起
關於蒙古部從額爾古納河之東的大興安嶺山區西遷到“三河之源”不兒罕山(肯特山)的時間，有的學者根據《元朝秘史》第1節上推到孛兒帖赤那(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時代，約在成吉思汗出生前五百年的7世紀。(42)此説不能成立，因爲《舊唐書·北狄傳》蒙兀室韋居地傍望建河(額爾古納河)的記載反映的就是7—8世紀時的情況，(43)而那時肯特山一帶是鐵勒部落分佈的地區。蒙古人雖有代代口傳先世譜系的習俗，但在没有文字的條件下，不可能清楚地追溯到二十多代，《秘史》所傳世系是不可據爲信史的。有的學者則主張蒙古西遷應在11世紀上半葉，根據是作於10世紀中葉的胡嶠《陷虜記》説蔑劫子(蒙古)在契丹東北，應指額爾古納河故地，而依據11世紀中葉史料著成的葉隆禮《契丹國志》卷二二説蒙古里國在契丹正北，則已西遷。(44)但《陷虜記》和《契丹國志》的記載得自傳聞，地理方位和時代都是不明確的，如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説蒙古在女直東北一樣，難以作爲力證。惟有《史集》作者根據伊利汗廷史册和熟知典故老人的講述，對成吉思汗祖先的年代作出估計。他兩次講到，出自阿闌豁阿感天光所生子的氏族“至今大約已有四百年”。拉施都丁是嚴謹的史學家，並非憑空估計。從他編撰《史集》的14世紀初上推四百年，爲10世紀初期，與從成吉思汗上推十一代(以平均二十年一代計)的時間大體符合。《秘史》和《史集》記敍成吉思汗祖先雖然都是從孛兒帖赤那開始，但是有具體活動的記載則始於朵奔篾兒干娶阿闌豁阿爲妻的故事，(45)並且首次講到他們的活動地點在不兒罕山地區。此時，不兒罕山的主人(ejen)還是兀良哈部首領，而蒙古部則顯然是新來乍到者。(46)
蒙古部從額爾古納故地遷出，直到以“三河之源”不兒罕山爲家，當有一段歷史過程。村上正二先生對此作了精辟分析，指出從9世紀後期到10世紀後期的唐末五代時期，因漠北回鶻汗國崩潰，中原大唐皇朝瓦解，東北契丹興起等政治形勢的變動，產生了一段空隙，蒙古部乘此時機遷出了原居地“額爾古納·昆”狹隘山谷，走向廣闊草原。他分析蒙古部是沿額爾古納河南遷，過呼倫湖，就是《秘史》第1節説的“度過騰汲思(Tenggis，突厥語意爲海)”，出克魯倫河畔，終於來到鄂嫩河中、上游留居，以不兒罕山麓爲冬營地，鄂嫩河中游的豁兒豁納主不兒爲夏營地。(47)筆者很贊同村上先生的意見。儘管8世紀已有一些蒙古高原東部大興安嶺西側的室韋-韃靼部落進入中部地區活動(如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和《磨延啜碑》所載Toquz Tatar九姓韃靼)，但大規模的西遷應在回鶻汗國崩潰之後，“九世紀下半葉的蒙古高原處於無霸主狀態，原來的主要居民回鶻人又大多數遷走了，這自然是室韋-韃靼人擴展地盤的良好時機。到了十世紀前期，從克魯倫河到杭愛山地區，已經到處都是室韋-韃靼人的部落了”。(48)可能因爲此時克魯倫河流域已經被先來的札剌亦兒部據有(詳下)，蒙古部就遷到了他們以北的鄂嫩河中、上游。傳説阿闌豁阿感天光生子的後裔蒙古“尼魯温(Niru'un)”部應該就是從10世紀初期開始在這個地區發展起來的。
巴勒諄·阿剌勒即鄂嫩河與支流巴勒濟河合流之間的地帶，今蒙古肯特省達達勒蘇木境，而阿闌豁阿諸子原來的居地則應在達達勒蘇木之西的鄂嫩河上游，約當今蒙古賓德爾蘇木境。《元史·太祖紀》敍先世事就開始於阿蘭果火感天光生孛端叉兒以及他因諸兄不分家貲而出走至八里屯阿懶。此後的歷史傳説，《元朝秘史》和《元史》、《史集》主要都是講述被蒙元皇室尊爲“始祖”的孛端察兒的後裔繁衍、壯大的故事。
《史集》、《元史》、《秘史》三書記載孛端察兒子孫世系互有異同。《史集》載孛端察兒之孫土敦·蔑年(《秘史》蔑年土敦Menen tudun，《元史》咩撚篤敦)，妻名莫孥倫(《秘史》那莫倫Nomolun)，生九子(《秘史》、《元史》作生七子)而寡。她擁有大量財富，其營地在名爲Nūsh erkī和Kūh siyāh的地方。她的馬和牲畜多到無法計算，從她所坐的山頂直到山麓大河邊佈滿了牲畜。(49)這時，住在克魯倫河的札剌亦兒部與契丹爭戰，恃河爲守，被契丹軍度河擊潰，餘部退到了莫孥倫的地盤，掘草根爲食。因大片牧場被毁，莫孥倫和諸子與之爭鬥，都被殺害，僅幼子(應從《元史》作長孫)海都(Qaidu)幸免。其入贅巴兒忽部落(Barqut，《元史》作八剌忽)的叔叔納真(Nain)找到他，將他帶到巴兒忽真隘(今貝加爾湖東南巴爾古精河谷)。(50)從這場衝突的地理範圍看，莫孥倫的營地應該是在肯特山東面的鄂嫩河上游。其夫擁有“土敦”(突厥屬部監督官官號)頭銜，家產豐厚，當是很有勢力的氏族首領。
海都長大後，得納真的輔佐和巴兒忽部衆的擁戴，出兵攻打仇敵，征服札剌亦兒部，擄其民爲奴婢，由是“形勢寖大”，“四傍部落歸之者漸衆”。(51)海都是成吉思汗六世祖，時代大約在11世紀前期，尼魯温蒙古部從此開始逐漸壯大，其地盤無疑有較大的擴展。海都長子拜姓忽兒(Bai-
ingqur)之子敦必乃(Tumbinai seen)是成吉思汗四世祖，按《元史·速不台傳》記載，速不台是蒙古兀良合部人，“其先世獵於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52)這可能是反映了到敦必乃這一代，尼魯温蒙古的勢力又有了進一步擴展。《史集》記載土敦蔑年九子除海都(實爲長孫)外名字均不詳，而敦必乃九子之名及其後裔氏族則記得很清楚，並説他們各個都聰明勇敢，成爲有聲望的分支部落始祖，他們每支都有三萬車帳，男女達十萬人，(53)表明這一支貴族的勢力已經相當大了。
不過，這可能是蒙古“黄金家族”爲擡高先世地位加上去的渲染，當時勢力更大的應該是海都次子察剌孩·領昆(
araqai linggum)及其子想昆·必勒格(Senggum bilge)。《史集》解釋説，在契丹語中，“領昆”是大官之意，因爲他們與契丹國境相近，所以也使用契丹人用的稱號。(54)此“領昆”即遼朝授予屬部的小部族官號“令穩”(來自漢語“令公”)，“想昆”也是遼朝授予屬部的大部族官號“詳穩”(來自漢語“相公”)。他們的時代約當11世紀後期(成吉思汗之前四五代)。據《遼史·道宗紀》，大康十年(1084)二月、三月都有“萌古國遣使來聘”的記載，(55)似爲與國平交關係，然而這可能是元代修史者的曲筆。遼朝是當時北亞最强大的國家，征服漠北全境並設官置守，阻卜-達旦各部包括克烈、札剌亦兒、蔑兒乞、乃蠻等大部族均服屬之，(56)勢力相對較小的蒙古部不大可能與之分庭抗禮，而會主動稱臣依附，一則可取得與中原貿易的利益，⑥二則能得到中原大朝庇護，免於在各部爭雄中被吞并。蒙古部首領名字中的“領昆”、“想昆”，應該都是遼朝授予他們的官號。當是因海都長子拜姓忽兒早亡，察剌孩·領昆當上了部落首領。拉施都丁説：察剌孩·領昆是泰赤烏(Тaiyii'ut)部的祖先，“據較近於真實，較可信的《金册》(Altan debter)所傳，泰赤烏是人數衆多的部落，一些尊貴君主的氏族出自此部。他們擁有無數軍隊”；在“海都諸子分支表”的注中又説：某些册籍把察剌孩·領昆説成納真之子，但他曾娶其寡嫂、拜姓忽兒之妻，所以應是海都之子。因爲泰赤烏人都屬於他的部落，納真的子孫氏族也被稱爲泰赤烏人，以致問題糾纏不清。“没有必要只把察剌孩·領昆的直系後裔稱爲泰赤烏人，他們既然是該部的首領和君主，所以他們的族人和隸屬於他們的人，……都被稱爲泰赤烏人”。(58)這段插話透露了一個重要訊息：許多尼魯温蒙古的小氏族被兼并到了同祖源的泰赤烏氏貴族屬下。Taiyii'ut之名當是來自漢語“太子”，(59)可能因爲其首領是遼朝所授的部族長官，地位尊貴，其後裔部落遂以“太子之部”爲名，猶如塔塔兒的分部Tutuqli'ut(都督之部)當是以先世有“都督”稱號而得名一樣。
尼魯温蒙古的孛端察兒一支，至遲在成吉思汗前五代至四代已經在斡難河流域形成較大的部落聯盟，並向外擴展，擄掠别部人口爲奴。(60)這大概是遼朝授予其首領的官號由“令穩”升爲“詳穩”的原因。盟主當然是在最有勢力的貴族中推舉產生，(61)當即受遼朝官封的察剌孩·領昆和想昆·必勒格父子。但其後卻推舉敦必乃之子合不勒爲汗(Qabul qan，《元史》作葛不律寒)，“管轄了全蒙古”(qamuq Mongqol-i Qabul qahan meden aba)，時值遼、金易代。《史集》記載合不勒汗曾應召入朝Altan Qan——金朝皇帝，金朝君臣覺其勢力已强，對朝廷構成威脅，在他回部途中派兵追捕。合不勒汗逃脱後，遂與金朝爲敵。《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二○説蒙國(又稱萌骨，唐謂之蒙兀部)“自紹興初始叛”，(62)此與《完顏希尹神道碑》所載天會十三年(1135)“萌古斯擾邊”事恰可印證。(63)所謂“僭稱祖元皇帝”者，前輩學者已指出，當即合不勒汗，從年代上判斷也符合。他的後裔成爲尼魯温蒙古人中足可與泰赤烏氏分庭抗禮的乞顏氏顯貴集團。此時蒙古尼魯温部貴族聯盟或已初具遊牧政權性質。合不勒之後，“遵照他的囑咐(Qabul qahan-u ugeber)”，由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汗(Ambaqai-qan，《元史》作咸補海罕)“管轄了全蒙古”(《秘史》第52節)。後俺巴孩汗被仇敵塔塔兒部人擒拿，送給金朝皇帝處死，之前他派人傳命給合不勒汗之子忽圖剌和自己的兒子合答安，一定要爲他報仇(《秘史》第53節)，於是“全蒙古、泰赤烏人在斡難河的豁兒豁納主不兒(旁注“川”，即原野)聚集，推舉忽圖剌做了合罕。蒙古人以歡樂的舞蹈、宴會做慶祝。推舉忽圖剌當了汗，在豁兒豁納的鬆軟的樹周圍歡跳成没肋的路溝、没膝的塵土”(《秘史》第57節)。此後忽圖剌率領蒙古人攻打塔塔兒部十三次，(64)也速該在一次戰鬥中俘虜了塔塔兒首領帖木真·兀格等歸來，“正在那時，有孕的訶額侖夫人住在斡難河的迭里温·孛勒答黑，生下了成吉思汗”，取名帖木真(《秘史》第59節)。
豁兒豁納主不兒(Qorqonaq jubur)是蒙古尼魯温部興盛史上的重要地點，但方位不明。這裏試圖從蒙古早期歷史故事包含的地理訊息裏尋索其大致位置。《元朝秘史》講述，也速該因被塔塔兒人下毒，回家後不久死去，其後泰赤烏氏貴族抛下他的寡妻弱子(老大帖木真纔十歲)，“順着斡難河遷走”，陷入困境的訶額倫夫人只好帶着兒子們在斡難河邊艱苦度日(第72—74節)。如果今蒙古國肯特省達達勒蘇木的Delyun-boldak是成吉思汗誕生地，那麽，泰赤烏人的此次遷徙就是向斡難河中游地帶移營。帖木真逐漸長大，泰赤烏人前來襲擊，把他抓走，監禁在營地。帖木真乘他們在斡難河邊歡宴之機逃脱，到他家從前的營寨地，循着草地上人畜踐踏的足迹，溯斡難河而上尋找母、弟，到達乞沐兒合小河(清代地圖鄂嫩河上游支流齊姆爾喀Kimurqa河，今名呼拉赫河Xypaxгол)附近，再溯乞沐兒合小河尋蹤前行，在别迭兒山與母弟會合，然後遷到不兒罕山前(南)的古連勒古之地(《秘史》第79—89節)。這幾節故事説明，帖木真家原來的營寨在乞沐兒合河口以東的斡難河邊，大約即今達達勒蘇木境，而泰赤烏人營地則在此東北的斡難河中游。後來帖木真遭蔑兒乞人襲擊，妻子被掠，求助於克烈部長脱斡鄰和尼魯温蒙古别部札答闌首領札木合。札木合從本部率軍一萬溯斡難河而上，到帖木真部衆所在地再徵兵一萬，行至斡難河源與脱斡鄰的軍隊會合，北進不兀剌川(今恰克圖一帶)襲擊蔑兒乞部首領脱黑脱阿，大獲全勝(《秘史》第105—109節)。帖木真隨札木合“安答”(結拜兄弟)退回到豁兒豁納主不兒之地共同安營，但在一次夏季移營時產生分歧，帖木真率領家人和部屬離開札木合遷走，路經泰赤烏人營地，泰赤烏人驚恐，當夜慌亂地投向札木合方面。接着許多蒙古族人來和帖木真會合，他們先在乞沐兒合小河駐營，然後再遷到古連勒古地區(《秘史》第118—122節)。這段歷史過程顯示了尼魯温蒙古各部在鄂嫩河流域的大致分佈：泰赤烏部居地在帖木真家族居地(鄂嫩河上游，今蒙古國賓德爾、達達勒蘇木境)的下游，札木合所居豁兒豁納主不兒之地又在泰赤烏人居地的下游(東面或東北)。
《元史·憲宗紀》講到這個地方：三年夏六月“帝幸火兒忽納要不花之地”(“要不花”即“主不兒”)。(65)《史集·蒙哥合罕紀》對此事也有記載，但置於忽必烈出征雲南歸來之後，“蒙哥合罕在蒙古地區中部的豁兒豁納黑主不兒地方舉行了忽里勒台，這就是從前忽圖剌合罕有一次打了勝仗之後，和自己的那可兒們在一棵樹下跳舞，把地面跳出了一個坑的那個地方”，並説此次大聚會之後，駙馬帖里垓奏請出兵攻打南家思(南宋)。(66)這裏所記的時間有問題。據《元史》，忽必烈從雲南班師在憲宗四年，六年春憲宗會諸王百官於欲兒陌哥都之地(按即月兒滅怯土，在和林西)，(67)駙馬請伐宋事則在該年六月，地點也不是豁兒豁納主不兒。按《元史·憲宗紀》載，三年春，“諸王也古(苦)以怨襲諸王塔(剌)[察]兒營。帝遂會諸王於斡難河北，賜予甚厚。”(68)也苦是成吉思汗二弟哈撒兒之子，封地在額爾古納河、呼倫湖、海拉爾河等處，其南與斡赤斤家族的封地相鄰接；塔察兒是斡赤斤之孫。大概因爲兩家宗王發生衝突，大汗蒙哥纔到接近他們封地的斡難河北召開諸王大會，並頒發豐厚賞賜，似有調解矛盾之意。《史集》記載大會地點是豁兒豁納主不兒(即《元史》的“火兒忽納要不花”)，就是從前推舉忽圖剌爲汗時蒙古人歡舞慶祝，後來帖木真與札木合和諧共處之地，其地應在斡難河中游。中西史料中記載蒙哥在斡難河召開忽里勒台只有這一次，《元史·憲宗紀》將“會諸王於斡難河北”和“幸火兒忽納要不花之地”分别記在同年的春、夏，《史集》則記載大會地點就在豁兒豁納主不兒。據上述中西史料判斷，這個地方可能在鄂嫩河中游有大量11—12世紀遺迹的大小巴托爾山一帶。
還有一處地名與尼魯温蒙古部的分佈有關。《聖武親征録》載帖木真與王罕“發兵征泰赤烏部，與其長沆忽·阿忽出、忽鄰、忽都答兒别吉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帖尼忽都從息月哥察兒别吉(？)、塔兒忽台·希鄰秃、忽都答兒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捦(擒)之。沆忽·阿忽出、忽敦·忽兒章走八兒忽真隘”(下劃線處有誤，當是以“襲”的受格tan-i開頭的分句)。(69)可與《史集》所載對照：“他們(王汗和成吉思汗)去征討泰亦赤兀惕人。……這夥人全都會聚在斡難河地區的蒙古草原上。成吉思汗和王汗奔向他們，廝殺起來。泰亦赤兀惕諸部戰敗後逃跑了，成吉思汗的軍隊馳馬追擊塔兒忽台·乞鄰勒秃黑、忽都答兒到月良兀·秃剌思(Alangūt tūrās)地方，在那裏將兩人殺了。……”(70)《元朝秘史》第144節記載此次戰役之文爲：“成吉思合罕向斡難河去追擊泰亦赤兀惕人阿兀出·把阿秃兒。阿兀出·把阿秃兒到達本部，急忙率其部衆出走。阿兀出·把阿秃兒、豁敦·斡兒長諸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難河的那一邊，整治剩下的有盾牌的自家軍馬，聲言‘我們廝殺吧’，按令作了部署。成吉思合罕既到，與泰亦赤兀惕人廝殺了
此節説到泰赤烏首領率部退至“斡難河的那一邊”，應指河之北，但卻没有《親征録》、《史集》所載的兩軍交戰地名。伯希和指出原文有一處錯誤，hule'ut turastan(明初漢文音寫本旁注“多餘”“方牌有的每”)當訂正爲Ulengut-Turas-tur，譯作“在月良古惕·秃剌思地方”。(71)東西史料指示的此地方位無疑在鄂嫩河中游以北。今音果達河有南支流名Oлeнryй河，“月良兀·秃剌思之野”或指此河上游地區。
白石先生在《成吉思汗之考古學》一書中介紹了一系列遺址遣物的地點，並對其時代作了判斷，非常有助於説明成吉思汗以前蒙古部在鄂嫩河流域的活動。據其所述，鄂嫩河下游鄂嫩斯克(1958年解放軍總參測繪局地圖之奥囊斯科耶，北緯50度59分/東經115度35分)的古墓葬式爲額爾古納型(室韋人)，並有北宋時的錢幣遺物；其南(約48公里)鄂嫩河中游舊欽丹特也發現葬式相同的墓葬及同時代(遼式)馬镫。時代均爲11世紀。鄂嫩河上游的Gosgor(在鄂嫩河上游呼拉赫河北)遺址有10—11世紀墓葬。三處遺址的文化類型均屬蒙古人。最引人注目的是有確切年代的呼拉赫河(《元朝秘史》之乞沐兒合河)北側阿拉善哈答遺址巖面上的契丹大字墨書，按契丹文專家對契丹大字年號和數目字的解讀，此墨書紀年爲“重熙八年七月十五日”(1039年8月7日)。這大約相當於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以兵攻押剌伊而，臣屬之，形勢寖大”(72)的時代。契丹文巖書之東，呼拉赫河與鄂嫩河合流處東南，是一道從額爾古納河東支流根河向西南一直延伸而來的古長城(被稱爲“成吉思汗邊牆”)的末端，此長城長約800公里，北距烏勒札河約60多公里(西端漸近河)，南距克魯倫河約100多公里，横亘於兩河之間。在對這道長城的調查中采集到不少遼代的陶瓷器殘片，證明應爲遼代長城。其西端南側的莫戈伊特(Mogoit)古城和西面的烏古爾庫沁(Ugurkuin)古城都是遼代城寨。
據《遼史》記載，契丹向西北擴展始於天贊三年(924)耶律阿保機西征。統和十二年(994)，遼聖宗遣皇太妃(齊王妃)與蕭撻凜統軍“撫定西邊”，(73)遂“屯西鄙驢駒兒河(克魯倫河)，……使西捍達靼，盡降之”。(74)十五年，敵烈部人(居地應在克魯倫河下游)殺遼所授詳穩，叛走西北荒，撻凜追擊之，“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75)二十二年，皇太妃、蕭撻凜奏建鎮州、防州、維州三城，屯兵置戍。《遼史》卷一○三《蕭韓家奴傳》載，興宗重熙四年(1035)，蕭韓家奴奏言：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强，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壹，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内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及城可敦(即鎮州)，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76)
他認爲西北屯戍因境闊路遠，戍邊兵民困苦，建議内徙以增堡障，以正疆界，同時設置各屬部長官以綏服之。據其所奏可知，阻卜各部在契丹建國前已經分佈在從克魯倫河到漠南的廣大地區，阿保機西征後與契丹保持和平的臣屬關係。到10世紀末11世紀初，遼聖宗遣蕭撻凜屯兵克魯倫河，討伐叛亂的屬部，並向西北擴展，進而建城置戍。《遼史·百官志二》“北面屬國官”中有“阻卜札剌部節度使司”，(77)阻卜札剌部就是居地在克魯倫河的札剌亦兒部(《史集》所謂“迭列列斤蒙古”部落)，爲阻卜諸部中的强部。上述契丹軍討伐他們以及他們和尼魯温蒙古發生衝突事，大約反映的就是蕭撻凜追擊叛部敵烈，進而“討阻卜諸部之未服者”之役中的一次。克魯倫河之北的遼長城，可能是皇太妃、蕭撻凜屯兵此地時建造，重熙中(約當《元史》和《史集》記載的海都征服札剌亦兒部時)增築堡障，總之是在11世紀的前期，應當與海都征服札剌亦兒部故事所反映的鄂嫩河流域尼魯温蒙古人勢力的興盛有關。《遼史·地理志一》説遼朝的疆域“東至於海，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78)從上述遼長城遺迹可見，契丹軍打敗札剌亦兒部，將他們驅趕北逃以後，克魯倫河流域就一直在遼朝控制之下。考古學家在蒙古肯特省莫倫蘇木的薩勒巴爾烏拉(山)西北突起的山崖上(北緯47度22分25秒/東經110度08分11秒)發現契丹大字刻石，據契丹文學者研究，其文可釋讀爲：“山神(？)曉諭：御史都統胡特奴(耶律趙三)率領軍隊(於)古州勝阻卜。大康十年五月日。”(79)我們在上文提到，《遼史·道宗紀》大康十年(1084)二月、三月條都記載有“萌古國遣使來聘”，是否與此契丹文刻石有關？總之，考古資料證明，遼朝統治時期，蒙古部的活動地域無疑限於鄂嫩河流域。
金朝滅遼後，用兵的重點在攻宋，漠北各部在耶律大石政權西遷後乘勢强盛起來。雖如拉施都丁《史集》所言，各部都臣服於“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實際上一直處於“叛服不常”狀態。原來對遼只是稱臣而没有受其直接統治的蒙古部(從遼所建邊牆在該部地盤鄂嫩河流域之南可知)，金初建立了“全蒙古”貴族聯盟，首領稱汗，有叛金自立之勢，開始與金朝長期爭戰。天眷二年(1139)，攻蒙金軍因糧草不繼退兵，遭蒙古追擊大敗；皇統三年(1143)至六年，蒙古奪取金邊境二十四團寨，金朝被迫與之議和，蒙古部勢力擴展到了克魯倫河流域。(80)這是成吉思汗父、祖時代的事。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派完顏襄征討阻卜叛部塔塔兒，在帖木真和克烈部首領脱斡鄰的幫助下獲勝，“遂勒勳九峯石壁”後回師。(81)該刻石已被發現，就在蒙古肯特省巴彦呼塔格蘇木北部、克魯倫河南岸不遠的巖崖上，有女真字和漢字兩處，均爲九行，漢字第三行“帝命率師討北术孛背叛”，第八行紀年爲“明昌七年六月”。(82)這是金朝在漠北最後一次贏得的軍事“勝利”，實際上卻是爲成吉思汗勢力的壯大鋪了路。
成吉思汗葬地相關史迹圖
注释：
①符拉基米爾佐夫《烏蘭巴托和肯特地區的民族學-語言學調查》(Этнолoгoлингвиc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иия в Урrе-Ургинcком и Кентейском районах)，載《北蒙古》第二分册，列寧格勒，1927年，頁1—42。
②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東京，同成社，2001年。
③白石典之《成吉思汗墓在何處？》，《東方學》第112輯(2006年)。
④彭大雅、徐霆出使年代，多數學者均采王國維説，定於1232年和1235年，依據主要是徐霆所説“霆在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見王國維《黑韃事略箋證》，載《王國維遺書》(13)，上海古籍書店影印，1983年，葉4B。按《宋史·理宗紀》載：(1)紹定五年(1232)十二月，大元遣使來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2)端平元年(1234)十二月己卯，大元遣王檝來；辛卯，遣鄒伸之、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3)二年(1235)正月辛酉，以御前寧淮軍統制借和州防禦使程芾爲大元通好使；(4)嘉熙二年(1238)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説爲大元通好使。見《宋史》卷四一，四二，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797，804，807，816。又，徐霆在《黑韃事略箋》中稱彭大雅爲“前綱書狀官”。王國維據此判斷，所謂“前綱”係指鄒伸之受史嵩之派遣的第一次出使，而徐霆則爲其端平元年末第二次出使隨員。陳高華《王檝使宋事實考略》(《元史研究新論》，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5年，頁220—237)引述元人白珽《湛淵靜語》引《使燕日録》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五二《使北日録》(兩者爲同書)條所記：紹定癸巳(六年，1233)，蒙古派王檝入宋“通好”，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差鄒伸之往使，於當年六月從襄陽啓行，次年(端平元年，1234)二月見窩闊台於“行帳”，尋即遣歸，六月抵汴，七月到襄陽；《元史·王檝傳》亦載其首次使宋是在1233年。據此指出上述《宋史·理宗紀》紹定五年十二月條下的記事是完全錯誤的；而鄒伸之出使蒙古的時間即《使北日録》所載之紹定六年六月至端平元年七月。端平元年十二月王檝第二次使宋至杭州，宋廷於次年正月遣程芾爲蒙古通好使報之。如此則鄒伸之使蒙似僅有上述的一次。徐霆《黑韃事略箋》稱“亦止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葉30A)。此《北征日記》若與《四庫提要》之《使北日録》爲同書，則徐氏當即此次鄒伸之使團隨員，不過他所記“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葉3B)，卻與《使燕日録》(或《使北日録》)所記鄒伸之使團回程日月不合。又，徐霆所謂“前綱鄒奉使”何所指？是否在此“前綱”與“後綱程大使”(即端平二年正月所遣程芾)之間，宋廷另有一次遣使蒙古？近刊《四庫存目叢書》及其《續編》均不見《總目提要》所列《使北日録》，無從核對，看來這個問題仍需存疑。
⑤《黑韃事略箋證》，葉29B。
⑥同上書，“馳”，爲“馳”之誤。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抄本(《續修四庫全書》，4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41上)作“駞”。
⑦《元史·太宗紀》載，四年(1232)十二月，如太祖行宫(克魯倫河上游)；五年二月“幸鐵列都之地”(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32，應即《元史·太祖紀》所載追滅族人主兒乞氏薛徹、大丑處“帖烈徒之隘”。同上書，頁5。《元朝秘史》第133、136節詳載其事，謂主兒乞氏首領撒察别乞、泰出違背了當初推舉帖木真爲盟主的誓言，不但不肯應召共同攻打世仇塔塔兒人，還乘機掠奪了他的老營，於是帖木真攻塔塔兒得勝後，即回師討伐駐在客魯漣河的闊迭額·阿剌勒的主兒乞人，撒察、泰出帶少數人逃走，在帖列秃山口[Telegetu amasar]被帖木真追上，捕獲處死，則其地當在克魯倫河上游之西)；八月，“獵於兀必思地”(虞集撰《句容郡王世續碑》載，至元二十六年海都軍犯杭愛嶺，世祖親征，創兀兒以宿衛扈從，“至於和林兀卑思之山”，此即《太宗紀》之兀必思地無疑)；六年春，“會諸王，宴射於斡兒寒河(即鄂爾渾河)”。
⑧《黑韃事略箋證》，葉3A。
⑨十多年後(1246年)來訪蒙古的羅馬教皇使者卡爾平尼也記載説，蒙古人埋葬首領的方式是，秘密地到空曠地方，把草、樹等地上東西移開，挖一個地下墓穴，把死者埋入時，也把他生前用的車、帳及金銀等埋入，然後把墓穴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蓋在上面，恢復原來的樣子，因此以後没有人能發現這個地點。見道森《出使蒙古記》，吕浦譯，周良霄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頁14。周良霄在注文中引述《元史·祭祀志》、《草木子》等資料説明蒙古的葬制是填平墓穴，不封不樹，其地草木茂盛後“則已漫同平坡，無復考志遺迹”。頁74。
⑩《黑韃事略箋證》，葉6A。此處“界里濼”，即《金史·地理志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撫州豐利縣之蓋里泊(頁567)，今内蒙古太僕寺旗九連城諾爾。參見王國維《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卷上，載《王國維遺書》(13)，葉14A—B，15B。
(11)拉施都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紀》，余大鈞、周建奇漢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21—323；伊斯坦布爾抄本，頁235；德黑蘭1959年刊本，頁541—542。《史集·部族志》兀良合惕部條説是在這個地方“平原上長着一棵很緑的樹。他十分喜愛這棵樹的翠緑清新，在樹下消磨了一個時辰，他產生了一種内心的喜悦。在這種情況下，他對衆異密和近侍説道：‘我們的最後歸宿應當在這裏。’……所以在他逝世後，在那裏，在那棵樹下，營建了他的宏大禁地。據説，就在那年，這片平原由於大量生長的樹木而變成了一座大森林，以致完全不可能辨認出那頭一棵樹。”第一卷第一分册，漢譯本，頁259—260；伊斯坦布爾抄本，頁62—63；德黑蘭刊本，頁155。本文所引《史集》主要采用漢譯本，必要處核對波斯原文，並作個别改動。
(12)《史集》第二卷，漢譯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377；波斯原文據Blochet刊本，頁592—593，括注德黑蘭刊本異文(頁949)。Blochet刊本注(引文標*號處)中説，A本(塔什干抄本)B本(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藏抄本)脱buzurg，L本(倫敦抄本)作che nazdīk(附近，鄰近)ghuruq。Boyle英譯本(頁322)主要依據Blochet 刊本，但不知何故未譯此句。俄譯本(漢譯本所據)即按che nazdik ghurūq譯爲“因爲附近有禁地”，當是。
(13)《元史》卷一一五《顯宗傳》，頁2894，2895。
(14)《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頁1875—1877。
(15)本文引用的《元朝秘史》均據四部叢刊三編本，主要依據其漢字音寫和旁譯譯出，蒙古文的拉丁字轉寫參考了伯希和的《蒙古秘史》(P.Pelliot，Histoire Secrète Des Mongols，巴黎，1949年)轉寫和亦鄰真的《蒙古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學出版社，1987年)。
(16)余大鈞《〈蒙古秘史〉成書年代考》，《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
(17)《雪樓集》卷七(臺灣“中央圖書館”影印複刻洪武本)。驢駒河即客魯漣河。
(18)《元史·憲宗紀》將元年夏六月東西道諸王大將聚會闊帖兀阿闌，共推帝即位，和此後處理各種軍政事務接連着寫下來，没有分别記載時間地點；二年正月幸失灰之地；夏，駐蹕和林，分遣諸王，處置叛者，但未載驢駒河大聚會事。志費尼《世界征服者史》(漢譯本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672—700)和《史集》(第二卷，漢譯本，頁241-257)對整個過程記載甚詳。
(19)Igor de Rachewiltz，The History of the Mongols，第282節譯注，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編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1，頁89—92，1985年3月；同作者《蒙古秘史》英文譯注本(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Brill，Leiden·Boston)，頁1042-1043，2006年。
(20)筆者所用丕爾烈(K h.Perlee)《〈蒙古秘史〉地名考》(烏蘭巴托，1958年)係據内蒙古大學白音先生的漢文譯文。爲編繪歷史地圖，韓儒林先生從内蒙古大學借閱到此譯文的稿本，乃得以利用。
(21)《元史·憲宗紀》漏載葬地，《史集·蒙哥合罕紀》則明確記載他的靈柩被送到其四斡耳朵舉哀後，“把他葬在稱爲也可·忽魯黑(Yeke Qūrūq，大禁地)的不兒罕·合勒敦地方成吉思汗和拖雷罕[的陵寢]旁邊”(漢譯本，頁271；Blochet刊本，頁336—337)。順帝死於應昌，大臣“奉梓宫北葬”，當亦葬於“大禁地”。但據《史集·成吉思汗紀》，术赤、察哈台、窩闊台及其家族葬在另外的地方。同書《窩闊台合罕紀》載，“他的遺骸和他的[墳墓]禁地在一極高的山上，其上有永恒之雪，並被稱爲
，然而現今被稱爲Yeke 
(蒙語“大山”)。發源於此山的有Yīsūn mūrān(蒙語“九河”)，Tarkan(疑爲蒙語“車”)和
(蒙語“水”)，注入也兒的石河。由該山至也兒的石河需兩天行程”(漢譯本，頁73，山、河名空缺，此處的原文轉寫據Aли-saд的《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波斯原文校勘本，莫斯科，1980年，頁154)。
(22)《起輦谷與古連勒古》，《内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3期；又見《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747—753。
(23)亦鄰真《起輦谷與古連勒古》。
(24)《元史》卷三，頁50。
(25)《元史》卷四《世祖紀一》，頁61。
(26)《元史》卷七七，頁1925—1926。
(27)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學》，頁118—124。
(28)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下，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60。
(29)《黑韃事略箋證》，葉4A。
(30)《長春真人西遊記校注》卷上，葉17A，21B。
(31)《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四部叢刊縮印本，287册，頁100上，102上。
(32)王惲《玉堂嘉話》卷八所收張參議耀卿《紀行》，見《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一○○，四部叢刊縮印本，291册，頁934下；又見《説郛續》
二六，載《説郛三種》(1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頁1284上一下。
(33)王國維《聖武親征録校注》，載《王國維遺書》(13)，葉1A—B。
(34)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注釋》(Notes on Marco Polo，巴黎，1973年)，頁282。
(35)吉謝列夫《外貝加爾的古代城市》，《蘇聯考古學》1958年第4期。
(36)普哈《蒙古一萬三千公里旅行記》，布拉格，1957年。
(37)格里申《鄂嫩河中游之古代遺迹》，載《蒙古考古文集》，莫斯科，蘇聯科學出版社，1962年。
(38)《蒙古國古代遊牧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報告》“成吉思汗誕生地делун бoлдог”條，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39)《成吉思汗地圖册》，烏蘭巴托，1997年；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學》，頁46—47。
(40)《元朝秘史》第67節記也速該到翁吉剌部德薛禪家爲帖木真定親後，歸途經過附近塔塔兒部地失剌川(ira-ke'er)，吃了他們下毒的食品，路上覺着身子不好，走了三天回到自家。塔塔兒部地在克魯倫河下游和烏爾遜河一帶，從這裏到鄂嫩河中游直線距離大約250公里，到上游的達達勒蘇木則大約400公里。
(41)1929年瀋陽故宫發現康熙命傳教士測量、繪製的《皇輿全覽圖》全套銅版，由金梁題名《滿漢合璧内府一統輿地秘圖》印行，南京市圖書館藏有此圖。該圖地名注記内地用漢文，邊疆用滿文。克魯倫河、鄂嫩河上游地區見該圖第二排三號。
(42)《蒙古族簡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1。
(43)《舊唐書》卷一九九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358。
(44)田村實造《蒙古的起源傳説及其西遷問題》，載日本Acta Asiatica，No.24，1973。
(45)《史集》記述蒙古起源傳説，第三代塔馬赤有五子，長子繼位，其餘四子遷到别的地方，成爲朵兒邊氏(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册，頁6—7)。而《秘史》所記則是朵奔蔑兒干(第十二代)兄長都蛙鎖豁兒有四個兒子，他們離開叔父遷往别處，成爲朵兒邊氏(第11節)。這一歧異説明朵奔蔑兒干以前的祖先傳説不足采信。
(46)參閱拙作《蒙古部何時遷至斡難河源頭》，《南京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又見拙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61—67。
(47)村上正二《蒙古帝國史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93年，頁228—229。
(48)韓儒林主編《元朝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2。
(49)《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漢譯本，頁18。Nūsh erkī和Kūh siyāh方位不明。各種抄本中，Nūsh有Mūsh或Būsh等異寫，ū若訂正爲r，sh若訂正爲q，則或可與鄂嫩河上游支流Barqa河勘同；又，清代地圖鄂嫩河上游有支流庫野河，在巴勒濟河之西，不知能否與Kūh siyāh勘同？
(50)同上書，頁18—20；《元史·太祖紀》，頁2。
(51)《元史》卷一，頁3。
(52)《元史》卷一二一，頁2975。
(53)《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漢譯本，頁34—39。按，《元朝秘史》第45—46節所載蔑年土敦諸子，據《史集》和《元史·宗室世系表》，其實是敦必乃諸子。
(54)《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漢譯本，頁23。按“領昆”，《秘史》作“領忽(lingqu)”。
(55)《遼史》卷二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89。
(56)參看拙文《遼代的西北路招討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期，1978年。
(57)《契丹國志》卷二二説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爲交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214。
(58)《史集》第一卷第二册，漢譯本，頁23，31。
(59)參見伯希和、韓百詩《聖武親征録譯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khan，萊頓，1951年)，頁13。
(60)據《元朝秘史》第180節所記，敦必乃曾與其叔察剌孩·領昆一起擄掠别部人口爲奴。
(61)《契丹國志》卷二二謂達打國(塔塔兒)“以部族内最富豪者爲首領(頁214)”，蒙古部當亦如此。
(62)《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08册，頁635上。
(63)見羅福頤校録《滿洲金石志》卷三，1937年石印本。
(64)《史集》記載忽圖剌汗爲俺巴孩汗復仇，“率領軍隊出征乞台(此指金國)，與阿勒坦汗(金朝皇帝)的部落和軍隊作戰，洗劫了他的部分地區。”第一卷第二册，漢譯本，頁52。按：此與漢文史籍所載金朝北方邊患嚴重的時代相符。
(65)《元史》卷三，頁47。突厥語發音爲y-的詞，在吉利吉思、乃蠻等突厥語部落中讀爲j-音，蒙古人早期的突厥語借詞讀音多來自這些部落，借用的畏兀兒字母y因而也被用於寫j音，故ju(主)和yu(要)的畏兀兒字蒙文寫法一樣(參看亦鄰真《〈元朝秘史〉及其復原》，《亦鄰真蒙古學文集》，頁733)，而“花”則爲“兒”字之誤。
(66)《史集》第二卷，漢譯本，頁265。
(67)參見拙文《元和林城及其周圍》，載《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3輯，1978年；又見拙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39—43。
(68)《元史》卷三，頁46。
(69)《聖武親征録校注》葉24B—25A。參閱伯希和、韓百詩《聖武親征録譯注》(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is Khan，Leiden，1951)，頁391。
(70)《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二册，頁156—157；伊斯坦布爾原文抄本，頁158。
(71)伯希和《〈蒙古秘史〉古蒙古文本中的一段訛誤》(Un passage altéré dans le texte mongole ancien de l'Histoire secrete des Mongoles，《通報》T'oung Pao 27，1930)。
(72)《元史》卷一《太祖紀》，頁3。
(73)《遼史》卷一三《聖宗紀四》，頁145。
(74)《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五《真宗咸平五年(1002)》引投宋之契丹供奉官李信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207。
(75)《遼史》卷八五《蕭撻凛傳》，頁1314。
(76)《遼史》，頁1446—1447。
(77)《遼史》卷四六，頁757。
(78)《遼史》卷三七，頁438。
(79)上引《蒙古國古代遊牧文化遺存考古調查報告》Сaлбap yyлын бичээс條；孫伯君《蒙古國肯特省契丹大字刻石考釋》，《世界民族》2006年第4期。
(80)參見王國維《萌古考》，《觀堂集林》卷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687—712。
(81)《金史》卷九四《内族襄傳》，頁2089。
(82)白石典之《成吉思汗之考古學》，頁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