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中苏朝决策内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幕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入朝之前
从1949年进北京到1956年，我住在中南海锡福堂院内。1950年4月的一天，忽然通知我带全家到天津去玩一个星期，为的是把我的住房腾出来接待客人。临行前我才知道是金日成要秘密来访。
我返回后，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知道了一些情况，大致是：金日成想打一仗，而且苏联支持金打，也是苏联要金来向我们通报，并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打算。
毛泽东认为此时打时机并不好，推迟一些时候较为有利。
金日成回去以后，斯大林给毛泽东来了电报，内容是“征求意见”，希望我们调几个师的兵力到东北，布防于丹东——沈阳一线。我方回答说：兵源是有的，但缺乏应有的武器。
斯大林很快又来电说装备问题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但要求我们最好早一点把部队摆到东北的东南地区。
就在中苏双方往返电报协商之际，朝鲜战争便于6月25日打响了，而事先金日成并没有给我们打招呼，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听到这一消息的，很有些焦虑不安。
朝鲜军队确实士气旺盛，长驱南下，28日拿下汉城。但这时的毛泽东却忧心忡忡，他看出了隐患，他认为金日成的部队在南方没有群众基础；特别是仁川，美军并未从那里完全撤走，济州岛也还在美军手里。一旦美军从西面登陆，就会把朝鲜南北切割开来，首尾不能相顾，那是很危险的。
朝鲜军队打到汉城以南时，毛泽东曾建议金日成暂停进攻，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休整一下再打较好”。但是金日成听不进，一直打到南端，西边却空着。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把朝鲜军队拦腰截断，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10月初，朝鲜已经招架不住了。斯大林要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商谈援朝问题。
10月4日彭德怀应召到京，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援朝问题。会上委员们纷纷发言，倾向于不出兵。
会议在进行，毛泽东尚未表态，10月8日，应斯大林之邀，周恩来赴苏谈判，我和康一民随同前往。
同斯大林谈判
我们当天到达莫斯科，才知道斯大林在克里米亚的“红壤地”别墅休养。第二天，我们由布尔加宁陪同去会见斯大林。
斯大林首先给周恩来作了一个简单的情况介绍，大意是：金日成冒失，但很勇敢。金说他有取胜的把握，斯大林说他自己是完全听信了金日成的话才同意的。现在出现了危局，总得设法救救他们。
对于为什么苏联不出兵而要中国出兵，斯大林是这样解释的：“我们也设想过帮助朝鲜。但我们早已声明我们的军队撤出了朝鲜，所以我们不能正式出现在战场上，更不能同美国直接对抗，那样就成了国际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国可以出兵，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和朝鲜人长相相近，难以分出是中国人还是朝鲜人；而且中国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行动可自由自主。当然，中国出兵苏联也是要尽义务的，那就是供给武器和装备。
很显然，一切都是苏、朝两家商量好了的，只等我们接受他们的安排。
会谈中周恩来谈的时间最长，着重阐明我们不能出兵的理由——也就是政治局委员们所担心的问题，主要是：中国人民长期遭受战争之苦，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和建设，如果再次卷入战争，人们的困苦生活无法得到改善，而且经济建设也无从谈起了。战争不是儿戏，陷进去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如此这般，极力向斯大林当面把诸多困难讲清楚。
会谈一直进行到午夜，午夜以后才进餐，餐后继续会谈，直到天亮。大家已是精疲力竭。最后，斯大林安详而和蔼地说：“那么中国同志的意思是绝不出兵了？”
周恩来肯定地表示：“最好是这样。”
斯大林总结说，既然这样了，我们就得作安排，我们是否联合给金日成发个电报。
给金日成的电报刚拟好，尚未发出时，周恩来仍由布尔加宁陪同先行飞返莫斯科，为的是尽快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会谈结果。
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我们去“红壤地”时，康一民留在莫斯科同国内联系。当我们次日中午回到莫斯科时，康一民刚刚收到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大意是说：你们走后，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经再三讨论，取得了较一致意见，决定出兵援朝。
待周恩来看完电报全文之后，他用双手抱住头，支在桌子上呆了很长时间。当然，他是在思索怎样转这个弯子——因为刚刚表示了坚决不出兵，现在又要说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援朝。
周恩来只好又去找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此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二人在莫斯科，正在忙斯大林交办的事情。
这时的莫洛托夫，与以往彬彬有礼、热情友好的态度不大相同，有点反常。他以将信将疑的口气探询周恩来：“如果中国方面的考虑是确定的，那么我们的事情应该从何谈起？”而且他把斯大林许诺过的飞机、武器数目减少了。周恩来很不高兴，质问莫氏为什么把斯大林原来的数目减少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发那么大的脾气，指责苏方说话不算数！最后，谈妥以上问题，我们立即返回了北京。
联合中的矛盾
10月19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25日即打响了第一个战役。这一响震动了全世界！
抗美援朝中，我们牺牲得很多，但获得的胜利是巨大的，起码大大杀下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中、苏、朝三方的联合中难免有些矛盾，也是不足为怪的。
苏方赶运武器装备到我东北边境，再由我方取运。由于时间紧迫，我们是边出兵、边搬运、边装备起来的。我方运力不足，货场不能及时清理出来，苏方有意见，传到斯大林的那里，斯大林也不满意。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很正确、很明智。
停战之前
从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1951年五六月间，已打到了三八线，但我们并不向三八线以南推进，然而美军已经招架不住了。于是向苏联求救，请求苏联出面调解停战。
斯大林首先打电话给毛泽东，说：“美国要求我们做中间人，希望从中调解一下，别打了。你们有什么看法？我们应该怎样回答他们？”
毛泽东的复电称：“对美国意图不清楚，是真想和解还是耍手腕？会不会得到喘息之后卷土重来？”
为了使美国彻底低头求饶，志愿军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打得更凶、更猛、更狠了。不过仅限于歼灭其有生力量和占据有利的地形，并不向南推进。
不久，美国又求助于苏联，说只有苏联出面调解，才能对中国发生影响，才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大约是1951年6月中旬，金日成来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会谈的结果，基本同意停战。中共中央派了高岗，和金日成一道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我仍任翻译。三方会谈的人，只有斯大林、金日成、高岗。
斯大林想了解战场上的情况，问得很具体，但无论是高岗还是金日成都答不上来，斯大林很不高兴。金日民急于告彭德怀的状，大意是说：彭德怀刚愎自用，自己决定一切，不听别人的话等等。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斯大林生气，说：“听我的！”金日成才闭上嘴。
最后，三方一致同意停战。
抗美援朝，无论是中苏双方，还是中苏朝三方，都没有任何文字协议，全部是口头谈的“君子协定”，这后来就被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钻了空子。几年之后，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逼我们“还”武器装备的“债”，向我们勒索。这是我们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的一笔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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