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中逐步推进金融自由化：中国金融开放的基本准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金融论文,基本准则论文,稳定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
把经济从实行严密保护的体制过渡到相当开放的产品自由贸易、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是不少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仍是贸易和金融的非自由化。无论是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还是根据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倡导自由的市场机制都无法使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包围中摆脱贫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关税和限额等贸易壁垒使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对隔离，本国极其有限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不因回流效应流向发达国家，从而用市场和非市场的手段启动投资，发展生产，促进消费，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国民经济体系。综观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下的特征：对国际贸易进行数量限制，并对进口征收高关税；对资本流动实施外汇管制；国内金融市场处于分割和压抑状态，信贷是通过原始的由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进行分配的，并存在风险很大的以极高利率提供资本的场外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一方面是相对有组织的城市工业劳动大军，另一方面是数量大、更具灵活性的非正规的农村劳动大军。
由于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国通常首先在国内进行分工，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体系。当国内产业分工的潜力充分挖掘时，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更高水平的利润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为了保证国际分工的充分、合理、有效，保证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这就需要各国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因此，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充分参与国际分工以获取比较利益的一种必然趋势。对当代国际经济秩序而言，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来的。然而由于成功地参与国际分工取决于许多因素，发展中国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时，政策上的失误和缺乏经验往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
二、现代金融危机的根源：参与国际分工受挫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
直观地看，一国能否成功地参与国际分工，不在于本国产业部门齐全从而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也不在于能获得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而在于能持久稳定地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意味着本国产业结构的重新塑造，有些部门将萎缩以至消失，其产品的市场供应主要依赖于国外厂商；有些部门将进一步扩大，相对于国内市场过剩的生产能力依靠国际市场来消化。只要该国为满足进口必需的出口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无人能够取代，则该国的国际收支就能保持平衡，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就是成功的；反之，该国的出口地位不能在国际市场上得到巩固，其国际收支就不能保持平衡，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就是不成功的。
从理论上讲，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取决于两国产品的相对价格（它由实际汇率决定），关键性的相对价格决定该国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盈利水平以及生产和投资在这二者之间的分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汇率的实际贬值最终会把更多的资源吸引到出口产品或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上，这将改善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汇率的实际升值会使出口相对于国内生产的盈利减少，而使进口的盈利增加，从而扩大经常帐户的逆差。由于经常帐户收支在整个国际收支中处于主导地位，汇率也就成了影响一国能否成功参与国际分工从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关键因素。
然而一国经常帐户收支差额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该国整个国际收支一定存在的差额，从而汇率会由外汇供求缺口的存在回复到正常水平使经常帐户收支改善，其原因在于资本流动的存在，资本流动可以弥补经常帐户的收支赤字。如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只要出口生产的内部收益率超过对外借款的边际成本，政府就可以通过对外借款发展出口工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在还清贷款的同时，实际汇率也会逐步提高，使国内资本实际收益率与国外资本实际收益率持平，这时的汇率又能调整生产和投资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分配，从而实现经常帐户的收支平衡。
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流动以上述方式弥补经常帐户收支赤字只是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具有许多严格的限制条件，包括资本的长期性、面向出口、使用的有效性等。在现实生活中作为资本流动主体的国际游资根本不具有这些特点，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其说能弥补不如说掩盖和加剧了经常帐户的收支逆差，加上为推进贸易自由化必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常常因各种原因并不很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存在总量生产过剩和结构性生产过剩，其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难以避免的。
贸易自由化进程易使本国经济付出两种代价：一种是分配方面的，受到保护的产业部门投资者、劳动者和经理因为他们有既得利益关系部门的保护墙被拆除而遭受暂时的可能是长久的损失；另一类问题与国际收支有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进口将增加，而出口至少不会立即相应地增加，由此造成赤字突然增加。这两种代价往往与贸易自由化的速度成正比关系，贸易自由化的速度越快，本国的失业率上升越快，国际收支赤字增加也越大。而国际收支赤字的急速上升为国际游资的进入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前提条件。因贸易自由化速度过快带来的国际贸易收支赤字急剧上升，是当今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金融自由化先于贸易自由化则是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今世界资本市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长期贷款利率很高而中短期贷款利率很低。在金融创新的帮助下，面临国际收支赤字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其投资的内部收益率低于贷款最终偿还的长期实际利率仍十分积极地对外借款用于投资。特别是如果国内利率稳定政策加上相配套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使国内信贷的实际成本上升到大大高于世界利率长期水平时，这种利率间的失衡会进一步加剧，在没有干预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将引起巨额短期资本流入导致资本帐户盈余。资本帐户盈余使外汇供过于求，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本国货币的实际升值，可能使本国已经偏高的汇率更高，已经严重的经常帐户赤字更为严重，本国出口和贸易产品的生产和盈利受到抑制，各种暂时变得便宜了的物品特别是消费品和用于生产国内非贸易品的资本品进口受到鼓励。本国金融机构在高利率和汇率上升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势必要把更多的货币投向投机性极强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以牟取暴利，而这又很容易形成泡沫经济。一旦一国严重依赖国际游资的涌入来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该经济体就会很快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目标。因为金融资产可以很快从国内财产转变成国外财产，而把资源转入出口或生产进口消费品的本国产业则要花费数年时间，国际游资的突然撤离就会使得一国的巨额经常帐户赤字得不到弥补，外汇市场外汇严重供不应求引起本币大幅度贬值，投资严重依赖国际游资的企业面临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的危险，本国汇市、股市动荡，银行因经营环境恶化而大批破产倒闭从而酿成金融危机。从这个角度讲，发展中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源虽然是因自由化速度过快而没能成功地参与国际分工、存在国际收支赤字，但金融自由化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接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一点在近期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不同于过去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许多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公共部门过度支出或过度消费。在过去几年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总的财政收支都是顺差或仅出现小的赤字，除菲律宾外，其它国家的储蓄率和投资率都超过GDP的30%， 通货膨胀处于低水平，在很多情况下呈下降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根子在外部，即贸易自由化速度过快、参与国际分工受挫引起的国际收支失衡。亚洲国家在机构发展的两个关键方面滞后（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比较薄弱，对它们监督不够；公司企业管理不善，普遍缺少透明度）的情况下又不适当地推行金融自由化，使得由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矛盾逐步累积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如韩国的贸易收支从1992年起就连续出现巨额逆差，国际收支明显恶化，仅1996年韩国的经常性项目收支逆差就高达237 亿美元。为了弥补积累资金的不足，印尼、马、泰、菲和韩国大肆借债。据估计，韩国的外债已超过150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1300 亿美元， 泰国1000亿美元，菲律宾600亿美元，马来西亚300亿美元，且这些外债60%以上将在未来12个月内到期。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掩盖了国际收支逆差带来的问题，推高了本国货币汇率，进一步地恶化了本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外部环境。更严重的是产生泡沫经济，加上金融管理上的漏洞造成银行呆帐普遍，几乎占贷款总额的10%，对外债宏观控制不善使外债激增，远超过了偿还能力，亚洲爆发了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金融危机。
与韩国、印尼相比，台湾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轻微，关键在于成功地参与了国际分工，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项目始终处于顺差地位，这为抵制国际游资的冲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韩国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发展资本密集的大型产业不同，台湾生产的是零部件。韩国的整车由于成本高无法与欧、美、日本的产品竞争，只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而台湾的零部件则获利甚丰。台湾发展的行业由于成本低，竞争力强，企业利润高，整个地区的资本也在快速积累，经济和出口始终维持着高速增长。庞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出口大大减少了经济发展对国际短期资本的依赖，虽然在九十年代初，台湾岛内也一度游资充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但对自有资金充裕的台湾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并未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台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涌入的国际游资大部分变成了台湾的外汇储备（民间的和官方的）。台湾经济依靠自身积累和吸收直接投资求得发展，国际游资冲击时受到影响的仅仅是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使其泡沫成分剔除，价格下降到合理水平，而决不会严重打击企业家、银行的正常运行从而引发金融危机。金融高度自由化的香港和新加坡也是如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必须以本国成功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收支经常帐户平衡为前提，贸易自由化的成功是金融自由化的基础，在贸易自由化失败基础上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只能使得国际收支失衡引起的矛盾逐步累积并最终转化为金融危机。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几乎可以自动地导致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要创造现代化经济就必须取消管制。亚洲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接受了这种概念，而且把放宽金融管制错误地理解为取消金融管制或对金融不加管制。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取消存贷款利率和汇率的管制，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引进投机性很大的衍生金融工具，采取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其实，金融自由化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大出对一国经济的损害，比贸易自由化速度过快带来的危害大得多，而且更隐蔽，爆发起来更突然，它常通过币值高估，损害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把该国贸易自由化的既得成果化为乌有。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发展中国家轻率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客观因素：第一，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阻力远比贸易自由化阻力小，政府在金融领域所遭遇的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对抗较少；第二，额外的外资来源可以缓解投资资金短缺的困难，使政府能够把国内利率保持在高水平上，有些部门则可有利用看起来便宜的外国资金；第三，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可以使用这些资金增加自身的支出而不必求助于征税和开动印钞机等。发展中国家要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抵制眼前利益的诱惑，正确处理好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相互关系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三、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已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
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水平主要取决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贸易自由化程度以及对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抵抗能力。我国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努力，国民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对外贸易日渐壮大，我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已具备了初步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经过近几年的宏观调控，经济过热的势头基本得到遏制，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大大改善，运行质量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内部约束和市场约束大大增强，非国有企业的产值已超过总产值的一半，金融部门经过大力整治，违法违规现象已大大减少，金融秩序有明显改观，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增强了我国国民经济抗风险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第二，我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断提高。按现行市场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GDP更跃居世界第二位。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日趋合理， 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出现了一大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名牌产品；粮食连年丰收，市场供应充足；国家财政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加，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明显提高，我国经济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已是大势所趋。
第三，随着贸易自由化的顺利推进，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我国近几年连续大幅度地降低关税税率，减少非关税壁垒，并没有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负面影响。199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达3200亿美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续几年出现大量顺差，目前我国有1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3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8%的GDP增长速度，社会公众对本国的汇率稳定和经济前景充满信心。
第四，我国外债水平相对较低，外债结构比较合理。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储蓄（我国积累率高达30%），利用外资在我国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很小，且绝大部分是外国直接投资。目前我国外债总额为1200多亿美元，其中长期债务占外债总量的88%，与进口额和到期债务相比，我国拥有的外汇储备是相当高的。
然而，我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至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是一个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这决定了我国国民经济还存在许多不足，阻碍着我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综合考察我国经济各方面的情况，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尚未完成，我国宏观经济平衡的基础还比较脆弱。
第二，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低效经营状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第三，我国的贸易完全自由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国现在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17%，按计划到2000年降至15%，2005年降到10%，而欧美、日本的平均关税税率不超过5%， 东南亚国家现在就已降至15%以下并将继续降低。另外，我国实行进口配额、许可证、进口控制的商品税目仅占进口总税目的4%，进口自由化率已达96%， 仍达不到国外水平。据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我国全面实现贸易自由化，有25个行业将失去1018万多个职位，如此大的可能损失，注定了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今后几年我国非商品和劳务国际收支形势不容乐观。据统计，1979－1996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累计1749亿美元，按8%的收益率计，每年利润为140亿美元，外商投资利润汇出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 而且在未来几年会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目前我国来自海外的利润收入很少，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利润项目上，中国将有巨额逆差。在利息收入上，由于我国是一个净债务国，我国的利息支出远大于利息支出。如1992－1995年四年间，我国经常帐户项下，利息总收入为32亿美元，利息总支出为96亿美元，逆差64亿美元。此外，今后3－5年中国平均每年需支付的到期外债还本大约为150亿美元， 如果每年外债还本的80%汇出中国即120亿美元。
第五，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欠缺，资本外逃形势严峻。据国内外的研究估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的资金外流约为800 ～1000亿美元，减去政府批准的对外投资150亿美元，中国的资本外逃约在650～850亿美元。近年资本外逃仍保持在每年近100亿美元。
四、我国开放金融市场的对策
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是在确保国民经济内外平衡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决定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金融自由化不应先于贸易自由化。为此，我们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应侧重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健发展。这里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应尽力减少对微观主体的直接干预，改革投融资体制，提高国有企业自有资金比率，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和经营监督，促使国有企业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运行；二是充实银行资本金，在完善金融法纪法规的同时加强商业金融机构的自主决策，大力整顿金融秩序，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能力。
2.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产业结构体系，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在努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发展一批高科技的民族工业，把有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一方面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改善分工地位，增强国际竞争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推进贸易自由化要与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致起来，始终注意保持国际收支经常帐户的平衡。
3.经济发展应立足于国内积累，利用外资也应侧重于长期投资，尽力避免国民经济对国际短期资本的严重依赖，同时要保持强大的外汇储备。一国经济摆脱了对国际游资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就能避免因国际游资冲击带来的金融危机。强大的外汇储备不仅能保持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用于偿还到期外债和支付暂时性的国际收支赤字，更重要的是能保持本国公众对经济前景充满信心，避免在本国经济动荡时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4.金融体系对外资机构开放，但对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严加控制。现在我国国内的金融市场自由化还不够，金融体系对外资机构开放有利于健全我国的金融体系，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严加控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在目前则能弥补中央银行资本管制能力差、国内金融微观基础有缺陷以及汇率和利率缺少弹性的不足。当我国贸易完全自由化、国内金融市场高度发达时，人民币资本帐户下的自由兑换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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