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纪实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实文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困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纪实文学应时代精灵的呼唤，以前所未有的狂放姿态迅猛崛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由于诸种原因，纪实文学也存在着一些困扰并制约其发展的问题。对此，本文拟从五个方面略陈管见。
一、文体特征的矛盾与作家的两难选择
纪实文学属于叙事文学。纪实，强调“写真”；文学（主要指叙事文学），强调“虚构”。纪实与虚构本来是矛盾的，却又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的文学新门类。这便使纪实文学一产生就带着悖论的性质。纪实之“实”与文学之“虚”各受其律动法则的影响和制约，这不能不使纪实文学在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上稍有不慎便陷于不谐和的尴尬困境。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空前发展，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乃至同类各学科综合性开发研究局面的日益形成，纪实文学兼容的综合性的文体特征便愈加增长，并明显地暴露出诸多文体特征难于融合的矛盾性。这就给研究和把握纪实文学的文体特征带来了难以解决的矛盾。诸如：
(1)纪实文学的虚构与写真的矛盾。人们常说：没有虚构和幻想就没有艺术。我们考察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家们在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生活经验之后开始进行艺术创造时，他们总是大胆地运用虚构与幻想的方式进行艺术概括，经过典型化的过程，创造出崭新的艺术形象。可见，没有虚构与幻想，文学名著便不复存在，文学殿堂便为之倾覆。
然而，按照通常的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要求，虚构和幻想是根本不允许的。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的纪实文学定义是“以证件、文献材料为基础，通过其全部详细的事实写成的科学——艺术散文类作品，是对文献材料的内容进行组合、选择式自由的叙述。”（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九卷，第208页，莫斯科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8年出版。）看来强调对真实生活和文献资料的艺术剪接和加工，是国内外纪实文学创作的惯例。我国作家刘心武在《文学的腿功》（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比较纪实小说与传统小说创作的不同时指出：“一般小说是去了解一百件事后，加以融会提炼，写出第一百零一件事来。纪实小说是在了解了一百件事手，从中选出一件最值得写的事来展现。如果在了解了一百件事后仍感到没有值得写的，那就再去了解，直到发现有一件值得移于纸上的事为止。”可见纪实小说作家在求真上是殚精竭虑，着力于从原汁原味的生活表现中提炼出深刻的生活哲理，艺术地反映真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但是，纪实文学不应该是简单地影印生活或自然主义的实录，而应是渗透了作家审美经验的艺术创造。事实上，作为一种受欢迎的文学样式，仅局限在对真人真事的选择和对现存资料的剪辑上，是无法完全实现其文学功能的。在这里，事件与资料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往往左右着作品成就的高下。如李复威在《关于纪实小说的思考》（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里论证的那样：“这样的小说，不便于进行深广的艺术概括和典型创造。它们能够揭示和反映客体的浅层本质，而要升华到高层次的艺术事实上，无疑是有天然的障碍的。”这样，倘以过于苛刻的真实性原则束缚了作家的手脚，也就给纪实文学的生存限定了过于狭窄的空间。
鉴于这种情形，国外有些学者直接把这类纪实文学作品归类到现实主义的新体式中，没有把纪实文学限定在完全真实的死框子里。目前，我国也有纪实现实主义的提法。
这种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的不相符，正体现了纪实文学文体特征的矛盾性。如果允许虚构和幻想，纪实文学将何以安身立命？倘一点也不允许，纪实文学又何以红杏出墙？假若把纪实文学纳入现实主义轨道，岂不被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到底如何处理好纪实文学中虚构与写真的矛盾，的确需要冷静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不懈的创作实践。
(2)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渗透的矛盾。基于真实性原则，纪实文学特别强调作品的口述笔录式的客观公正的报道方式。无论是新闻报道的小说化倾向，还是小说创作的新闻报道化倾向，都以客观报道方式，竭力标榜作品的原汁原味。尤其70年代以来，电子技术的发达使不少作家在采访中广泛使用了录音设备，一种口述实录的所谓“超纪实小说”出笼了。如劳伦斯·桑德斯的《安德逊录音带》、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寻》，以及我们熟悉的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等，都是以一种似乎完全客观的方式来表现作品内容的。作家蒋子龙在谈论自己的纪实作品《长发男儿》时也宣称：“为什么在小说中端出裴艳玲的真名实姓呢？我的回答是：只能如此。否则就写不出这种味儿！如果我虚构一个女武生，没有人会相信，‘瞎编’这顶帽子是脱不掉的。生活的真实性和离奇性比作者所能创造的有意思十倍。天才人物的本身就是历史和社会的天才创造，任何杜撰在这样的创造面前都会显得虚假和拙劣。”（注：参见《带露的绿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从表面看，纪实文学作品完全是客观真实的描述，但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大多数作家为了加强作品的可读性而在对原始素材的取舍、编排和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大动手脚，甚至对基本事实的“艺术处理”也是如此。这自然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意识、创作倾向和意图。所以，纪实文学的纯客观报道是不会真正存在的。如苏联文艺家阿纳尔所说：“纪实并不是真实性的保障，更不是避免粉饰现实的灵丹妙药，因为事实也可能被任意扭曲、解释和变形。但是，真正的艺术家使文献成为小说的内容，确切地说，他们对长篇小说在纪实和纯虚构的结合部进行探索。”（注：转引自尹均生《从全球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2期。）我们认为纪实文学作品的客观报道与作家主观意识的渗透的确存在着矛盾。但关键是以怎样的科学观公正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事实，注入作家深邃的历史目光和深沉而冷静的情思。这样，纪实文学作品在表现作家的创作倾向时，同样需要避免恩格斯指出的那种不恰当地把作家的创作倾向硬塞给读者的作法，应让倾向“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要特别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问题。有不少纪实文学作品仅仅是社会现象的表层暴露与展示，缺乏对这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把握与剖析，揭示不出背后深藏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也难以给广大读者以有益的启示和思索。所以，如何处理好纪实文学的客观报道与主观渗透的矛盾，也是纪实文学提高创作质量需要认真克服的矛盾。
(3)非文学化倾向与文学化倾向的矛盾。纪实文学传统渊远流长。本世纪初报告文学的出现，使新闻与文学融合，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新闻报道、调查报告、科学论文等）的界线，朝着“非虚构文学”的方向发展。于是，在全球性的纪实文学创作实践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即文学作品的非文学化倾向和非文学作品的文学化倾向。这样纪实文学最突出的特征似乎不在于“纪实性”，而在于其“综合性”了。苏联文艺理论家伊凡绍娃评价这种综合性文体“是二十世纪的下半期科学、技术与艺术之间的联系的直接反映”（注：《新时代的笔法》，见苏联《文学问题》1975年第9期。）。纪实文学文体扩张的相反方向正体现了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整合趋势。文学艺术等社会科学与现代科技等自然科学两大领域双向结合，产生了诸如音乐喷泉、科技绘画等跨越传统科学分界的新生事物。纪实文学也正在跨越艺术与科学的界线，一极向文学之外扩张，一极向传统的虚构文学扩张。纪实文学文体在两极化扩张中不断被拉伸、变形，既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融合，又呈现出难于融合的矛盾。别林斯基曾对类似现象做过这样的论述：“艺术愈接近它的某一界线，就越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线那边的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线，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面的本质。”（注：转引自张捷《当代苏联小说中的纪实与虚拟》，《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
纪实文体扩张的两极化趋势能够持续多久，恐怕要同现代科技与文学艺术等多学科的整合、融会紧密联系起来，还要同纪实文学理论建设和文体规范联系起来分析，才能作出较为合乎实际的判断，使纪实文学尽快形成较为稳定和较为规范的文体。
总之，纪实文学是一种融合了多种文体特质，集多种矛盾于一身的杂合体。它从诞生那天起就面临着传统文学意义上的两难选择。特别是历史新时期，随着纪实文学急剧发展，纪实作家匆忙上阵，往往陷于两难选择的困境。魏天祥在《艺术的经验形式与纪实文学的“两难”》（注：《当代文坛》1991年第5期。）一文中将目前作家的两难选择概括为四点：第一，记述自由与创造自由的两难选择。认为纪实文学在掌握世界的方式上介乎于科学与艺术之间，有观察思考自由而无“凭虚构象”的自由。第二，新闻性和典型性的两难选择。认为纪实文学的新闻性是它的要害和核心，必须忠实地写生活中的原型，而艺术创造则要求塑造鲜明的艺术典型。第三，“赤身裸体”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两难选择。认为艺术的真实是对客观生活真实的审美把握，要揭示出生活本质和发展趋势，而纪实文学则要求不遮盖、不夸饰的生活写真。第四，史料价值与艺术品位的两难选择。认为纪实文学的实证性和可靠性显然是虚构文学望尘莫及的，但要将史料价值与艺术品位密切结合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魏天祥的这些论述是很有见地的。纪实文学创作要达到上述“两难”统一，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纪实文学作品的失败也正是没有把握好一定条件下的这种两难统一。
二、过分追求新闻性与功利性，导致文学品位失落
在纪实文学系列中成就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早在80年代初期就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体独立，“由附庸而蔚为大国”（注：张光年：《报告文学随想录》，见1982年10月28日在《人民文学》、《文艺报》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了。80年代中期，宏观全景式的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曾在文坛与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但是，过分追求新闻性与功利性，导致文学品位失落的缺憾也明显地暴露出来。
(1)注重新闻性，忽略了文学性。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的完美结合，它首先是文学，其次才是报告。而我们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家片面理解了它的新闻性，以为只要像报纸、电台、电视台的新闻那样争分夺秒抢速度，就能够占领题材的制高点，获得创作的成功。所以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味与新闻报道抢题材、拼命追求新闻效应、淡化文学特性的不良倾向。
李炳银在上海《文学报》举行的当前报告文学创作状况对话会上针对这种片面认识指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就是要在把握住事实真实这个关之外，力图运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对于事实有更加充分的反映和准确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要以某一件事、某一个人物为主要对象作解剖研究，发现对人们认识现实的生活和解决现实的矛盾有益的启示内容来。”（注：见《文学报》第980期4版。）所以报告文学的新闻价值并不体现在争分夺秒的抢新闻题材，而在于运用文学形式对重大新闻事件进行深度报告和剖析。它需要艺术地把握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主题和事件，以深刻的艺术穿透力和浓厚的文学韵味赢得读者的青睐。
有些报告文学作家正是片面理解了报告文学的新闻性，而忽略了其文学性，加之缺乏深厚的艺术功底和对社会生活的理性把握，创作出的作品经不起艺术的推敲和时间的检验，新闻事件过去了，其作品也随即失去了存在价值。
(2)注重功利性，偏离了审美价值。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变报告文学为“广告文学”，导致报告文学艺术价值的失落，是值得注意的商品化倾向。
本世纪以来出现的报告文学有着一般文学样式不具备的强烈的战斗性。基于这一特性，报告文学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作为犀利的武器发挥了战斗作用。也正由于此，造成了不少报告文学作家片面认识它的宣传功能，尤其突出了报告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目的，偏离了艺术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品意识的冲击，文化市场弥散着一股铜臭气。因而，某些报告文学作家竟以丧失艺术品格为代价，甚至丧失人格，以赚钱为目的，打着报告文学的旗号营私舞弊，虚假报道，人为制造轰动效应，变报告文学为“广告文学”。这些“广告文学”，往往充斥着廉价的吹嘘和虚假的编造，读来令人反感。
鲁迅先生说过：一切文艺都是宣传，但一切宣传却不都是文艺。报告文学创作既是对作家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的考验，又是对作家道德品质、艺术良知、社会责任感的检阅，我们不得不慎重从事。
(3)磨掉了棱角，失却了锐气。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直面人生，勇于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原因，从而屡屡引起轰动效应，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曾几何时，社会变革加速前进，新鲜事物层出不穷，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报告文学作家却出现了对生活现实的惶惑不安和把握不住，往往触“电”而不自知。于是报告文学作家学“乖”了，在真理和表现手法上找平衡，回避矛盾，淡化参与，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保持距离，出现了失却锐气和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品。因此，对作家的综合素质，尤其是胆识和社会责任感，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以保持和发扬报告文学犀利的批判精神。
三、失真、媚俗，缺乏艺术个性和史传意识
失真、媚俗，缺乏艺术个性和史传意识，是纪实小说、当代纪实、历史纪实、传记文学等纪实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八九十年代的传记文学中暴露得更为突出。
传记文学是新时期以丰厚的创作实绩一跃成为热门创作的一种文学体式。它无论在题材的广泛性，还是作品的艺术性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其作品的影响面也是很大的。然而，创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1)失真问题。传记文学对作品内容真实性的要求是最为苛刻的。失真是当前传记文学创作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出于各种目的有意造假、混淆视听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尤其集中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鲜为人知的内幕性问题和历史文化名人的奇闻轶事上大肆造假。如1997年张紫葛著《心香泪酒祭吴宓》出版后，随即引起了吴宓的家人、学生和生前同事、友人的指责和质疑。周国平在1997年11月29日《文艺报》上发表专文《一本欺世盗名的伪劣书——评〈心香泪酒祭吴宓〉》，从六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揭露。
其二，“隐恶扬善的完人化倾向”。传记文学作家应当秉公去私不为伟人、名人、亲人所讳，爱不饰美，憎不毁誉，褒善贬恶，瑕瑜互见，剥掉一切伪饰，实事求是，言而有据地对传主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如刘远在《论世纪之交的传记文学》（注：见《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中所写：毛泽东曾对卫士说：“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让历史去评吧。”惠特曼对为他作传的要求是：“你们要写老实话。无论怎样写，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也要写进去。我恨许多传记，因为他们都不真实，我国许多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传记作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一直到大家都不认识他了。”巴金直言：“本人的话仅作参考，尤其是家属好话说得太多。”这些伟人、名人对为他们写传记的要求和想法的确很发人深省。而现在我们的一些传记作家和传记作品却往往缺乏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力量，缺乏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缺乏良知和公正无私的品格，受各种社会复杂因素的牵制。写好，则添枝加叶，夸张拔高；写坏，则谨小慎微，去头掐尾，遮遮掩掩，存在着明显的“完人化”倾向。因此所写传主往往使同代人觉得不像其人或根本不是其人了，诚如惠特曼所言“大家都不认识他了”。这种不良倾向，对传记文学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2)媚俗问题。在唯题材论的消极思想影响下，为了迎合一些读者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一些纪实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媚俗现象。如有些作家津津乐道于文化名人或社会名流的私生活，探隐索微，演义风流韵事。有些作者在极低级的水平上描写变态心理、性爱行为、凶杀事件，以迎合市场，招徕读者；或以猎奇、欣赏的态度，毫无深度地着力描写汉奸走狗、流氓恶棍、大盗飞贼。不是说不能写这些事和这样的人，关键是“怎样写”。如果这些低级、媚俗的制作覆盖市场，就会使严肃的、高品位的、富有价值的纪实文学处于极为不利的生存环境。
(3)艺术个性问题。上述那些粗制滥造的制作自然不会有丝毫的艺术个性，而在一些写作较为严肃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也往往缺少艺术个性。比如一些传记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十分注重对琐碎资料的搜集和野史秘闻的揭底（当然这也都是必要的），却忽视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尤其是没有寻找出传主与作家在个性气质上相一致的契合点，感悟人生，写出传主活生生的个性气质。许多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只是事件的参与者或历史的见证人，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深刻的人格魅力。一些传记文学作品只是人物的生平大事记或年表，没有传主的个性，也没有作品本身的艺术个性，很难称它是传记文学。
(4)史传意识问题。纪实文学尤其是传记文学作家必须有史学家的史识，文学家的才情，哲学家的思辨力。有高屋建瓴宏观把握的能力，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作品中的人物，以强烈的史传意识，洞穿历史的铁幕，在历史生活中寻找传主的行踪、心迹以及发生的影响，通过对于典型历史生活环境的描写，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传主的真实人生。而目前许多传记文学作品仅仅是对于历史的考证和人物的揭秘，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哲理意蕴，形象苍白无力。司马迁的《史记》应该成为传记文学作家学习的范本。
四、难于把握纪实文学的“虚构”度
“虚构”度的如何把握，是整个纪实文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对于纪实小说来说，“虚构”度的把握如何，更是成败攸关的要害所在。所以关于纪实文学是否允许“虚构”和“虚构”到什么程度的争论就愈加广泛而持久。有人认为广义的纪实文学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允许适当的推断和虚构，而狭义的纪实文学则要求作品必须完全真实，不加任何虚构成份。但是在创作实践中却又很难实现狭义纪实文学完全真实的要求，于是争论也就在所难免。1997年底，《百年潮》杂志社和《文汇读书周报》联合举办了“纪实文学能否虚构”研讨会，到会专家一致认为纪实文学作品不能虚构，这是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对细节能否虚构和怎样虚构的认识，却各执己见，无法形成一致意见。
关于纪实小说虚构问题，在文艺理论界分歧最大且不可调和。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就认为不应该存在纪实小说这一名称，纪实与小说根本就是真实与虚构水火不容的。但是，新时期纪实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文学范围内的纪实浪潮和我国新时期纪实文学的蓬勃发展已经造成了这么一个事实：纪实小说是近些年来在不少国家文坛普遍繁荣的一种较新的小说样式。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翰·哈罗维尔指出：“非虚构小说作为一种叙述体，综合了小说、自叙、自传和新闻报道等几种形式。这种有意造成混淆的叙述体给评论界带来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什么是小说？虚构与非虚构的不同之处何在？一件事在何时是文学的，何时又纯粹是新闻的？”美国“反小说”理论家韦伯教授曾一语道破纪实小说的“天机”——“作者的目的不是要扩大反小说的界线，而是要同（虚构）小说相接近”。（注：转引自黄子平《纪实小说：纪实？小说？》，见《文艺学习》1987年第2期。）对于纪实文学这种离经叛道的现象，有人指责它造成了“小说越来越不像小说了”。我国学者王向远却认为它“不似小说胜似小说”，“纪实小说不单单是事实的记录和评述，更是事实的艺术表现，它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和美学品格，它是客观真实的社会信息、鲜明的创作个性和小说特有的表现方法、审美特质的和谐统一。纪实小说的崛起，是当代信息化社会的读者要求获得真实的信息与希望享受文学艺术的双重要求的产物。”（注：见《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社会纪实小说卷》代序《不似小说胜似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纪实小说是否允许虚构？或者纪实小说的哪些部件可以虚构？这些问题既困惑着纪实小说作家，也使文学理论家茫然。就纪实文学的文体本质来说是不允许虚构的，但是从当代世界纪实小说发展状况来看，前苏联、美国、日本、德国都出现了完全非虚构的纪实小说和有虚构成分的纪实小说两类作品。它们都产生了相当数量的佳作，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与认可。张捷针对苏联纪实小说创作中出现的纪实与虚拟并存的现状和理论研究情况指出：“对于以上所讲的文学向纪实和虚拟这相反的两极发展的倾向，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我们觉得阿达莫维奇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他认为这是文学发展和上升时的正常状态，而且‘两极离得愈远，翅膀展开得愈宽，飞得愈高（在通过纪实与大地保持稳固的联系的条件下），对文学也就愈好。’”（注：转引自张捷《当代苏联小说中的纪实与虚拟》，《文艺评论》1988年第2期。）
当前国内外理论家对这一问题多采取较为辨证的态度，在真实与虚构的矛盾中强调一个“度”的把握。如何把握纪实小说中的“虚构”度？的确仍需在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取得大体一致的共识。
五、纪实文学作家常被官司所困扰
报告文学作家李树喜曾在《文学评论》与《报告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报告文学对话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艰难的文学样式，因为每个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必须面对并反映充满矛盾与斗争的社会生活。难采访、难写作、难发表，而描述事件或纷争的作品，更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或官司。我近年来为报告文学打了几场‘官司’，虽然多数获胜，但从一定意义上又是失败，因为付出了不是一个作家应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注：参见朱建新《面对方兴未艾的报告文学世界——报告文学作家、评论家对话会纪实》，《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可是说，自新时期纪实文学繁荣以来，由纪实文学作品所引发的控告、诉讼就从没有中断过。纪实文学作家打官司好像司空见惯。我们一方面为全社会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和作家、批评家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举动而高兴；另一方面则不无忧虑地看到若任其发展下去，批评家沉寂了，作家“在尖锐敏感的题材上弄出无辫子可抓的局面来”，大家都在所谓“在说出真话的勇气和方式之间保持平衡”，纪实文学也就失去活力而走向绝路。
问题并不在于纪实文学引发官司，而在于它何以会引发那么多官司。纪实文学的“纪实”属性，要求它必须客观真实。确有这方面的官司是因作品本身的无可否认的失实造成的，但许多官司却是因双方对“事实”的不同认识而引发的，有的牵涉到艺术规律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极少有颂扬、肯定性的纪实文学作品引发官司，而引发官司的绝大多数是揭露性或批评性的。单从现象看，似乎前者的真实程度远远高于后者，但背后的原因却恰恰是，正是对“真实”的呈现，才引发了对“失实”的指控。也许是国民性使然，许多人都愿意在虚幻的颂扬、肯定声中过活，却不愿触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真实。而真实常常就等于批评。不少纪实文学作家并不是因作品失实而被指控，而是因作品表现了真实，被触及者才去寻觅所谓的“失实”。此外，对纪实文学的艺术规律缺乏理解和尊重，也是频频引发这类官司的一个原因。为了给纪实文学提供一个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既要求纪实文学作家具有高度的责任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及对纪实文学文体的本质特征与艺术规律的把握，还要求当事人和读者的理解和宽容。此外，建立健全并良好地执行既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又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这方面的法规法规，也是异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