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美国论文,世纪末论文,外交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美国立国后一个世纪多的时间内，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制订和执行的思想明显地带有 非常强烈的孤立主义的色彩。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宣布退出政坛时发表了致国人的《告别 词》，系统地阐述了孤立主义的基本准则，随后经其后任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种长期 影响美国外交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孤立主义的核心是美国不卷入欧洲的政治纷争，欧洲 不要干涉美洲的事务，其基础是新旧世界各有一套迥然相异的政治制度。早期的孤立主 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不仅有效地维护了美国的独立成果，而且在随后很长时间内为美 国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然而，到了19世纪末叶，美国开始具备了与欧洲大国在海外抗衡的条件，历史的发展 也在逐渐地动摇着孤立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走向国际政治竞技场成为大势所趋。 与之相适应，主导美国外交决策的思想也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美国学界称之为“国际 主义”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从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20年代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的思 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向孤立主义的传统提出挑战，试图使所谓的“国际主义”思想成为美 国外交决策的主导。
“国际主义”是许多美国学者对从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外交思想的一种概括，并没有 十分严格的界定。按照美国外交史学家入江昭的说法，“国际主义”主要指“试图通过 跨国合作与交换，重新系统阐述国家之间关系本质的一种思想、一场运动或一种制度” [1](p3)。入江昭的这一界定带有普遍的意义，但显然包含着孤立主义所难容的基本精 神。因此，所谓的“国际主义”，也就是指美国打破传统的孤立主义藩篱，通过合作或 结盟在国际政治竞技场发挥大国甚至领袖的作用。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居世界 首位，强大的经济力量必然会促使美国领导人对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 也要求美国在国际社会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亨利·洛奇在1895年的一次讲话中宣称： “我们是大国，打算要在国际大家庭中尽一个国家的职责。”[2](p76)西奥多·罗斯福 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美国的世界大国作用。他认为，美国人所面临的已不再是选择他们 是否将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问题，而是能否演好这一角色的问题。[2](p122) 然而，要实现他们的“大国”蓝图，孤立主义的传统显然是最大的障碍。洛奇在1898年 末出版的《革命的经历》(The Story of the Revolu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孤立 一直是一种习惯，而不是一种政策。这种习惯产生于形势，形势并使之正当。当形势发 生变化时，这种习惯必然要随之改变，新的政策产生以适应新的环境。”[2](p122)189 8年的美西战争大大推动了许多美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转变，是“美国关于世界新意 识的一个例子”[3](p108)。伍德罗·威尔逊把这次战争看做是美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界 碑，标志着孤立主义的结束，美国开始“步入了世界竞争场所，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 [4](vol.11,p43)。在他的眼中，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时代已经到来。威 廉·麦金莱总统1901年9月在遇刺的前一天建议，卷入世界政治事务是不可避免的，“ 孤立不再是可能的或合乎需要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再对另一个国家漠然置之”[5]( p25)。上述这些人在美国政界举足轻重，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外交“新时代”的到来 。尽管民众的意识远未从孤立主义状态中清醒过来，但他们的主张逐渐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占据了上风，形成了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美国著名外交 史学家弗兰克·宁可维奇从“国际主义”范畴解释了他们思想的时代特征，认为这些人 的“国际主义倡议与随后的相比是相当有限和过分简单，但他们开始重构美国政策以适 应正在来临的全球时代的任务”[5](p26)。“国际主义”思想尽管不是影响美国外交政 策与执行的惟一因素，但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外交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醒目标志 。
第二，宣扬“新天定命运”，为美国在落后地区承担特殊责任寻求理论依据。
“新天定命运”是19世纪末叶以来一种对美国外交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它 掺进了当时流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美国人注定对世界承担一种特殊使命的观念 推到历史上的一个高潮期，在美国朝野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这种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 是美国著名公理会牧师和狂热的福音传教士乔赛亚·斯特朗。1885年斯特朗出版了《我 们的国家》一书，他的基本命题是：美国由于控制着一片广大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 源，所以注定成为统治世界的国家，这样一种未来之所以能够得到保证，是因为美国人 属于盎格鲁—撒克逊血统。他宣称：“显而易见，盎格鲁—撒克逊人手中掌握着人类的 命运。毋庸置疑，美国将成为这个种族的家园，其力量的主要源泉，其影响的伟大中心 。”[6](p369)斯特朗毫不讳言地宣扬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适应国际竞争环 境的种族将得以生存，而不适应者将被淘汰。他说：“不再有任何新的世界，地球上的 可耕地是有限的，将很快被占领。……然后，世界将开始其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种族 的最后竞争，盎格鲁—撒克逊人正在为此受训。”[7](p22)种族竞争规律将迫使盎格鲁 —撒克逊这个强大的种族“向南移动进抵墨西哥，再向南进抵中美洲和南美洲，向外进 抵海上各岛屿，跨海进抵非洲和以远各地。有什么人能够怀疑这一种族间的竞争将是‘ 最适者生存’呢?”[8](p29)当《我们的国家》初版时，美国的海外扩张正在孕育之中 ，这本书的着眼点主要是以向世界传播基督福音为出发点，但对随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 扩张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约翰·伯哲士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在1890年出版的《 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一书中，侈谈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只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可 以统治世界的民族性格。因此，这个民族注定应该向全世界发展，传播“政治文明”。 共和党在1892年的竞选纲领中声称要“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共和国的天定命运”[9]( p78～79)。美国对落后地区承担责任的想法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得到普遍的响应，因而在 社会上广泛传播。正如研究美国社会思想发展的专家小保罗·博勒指出的那样，“到了 美西战争之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上履行一种特殊的教化和统治使命的思想已牢 牢地包含在美国人的思想中，深深地影响了许多著名美国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态 度”[10](p217)。这种对落后地区承担的特殊使命，遂成为美国掀起海外扩张的主要口 实之一，诸如麦金莱、洛奇、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脱和威尔逊等这一时期的著 名美国领导人，在他们的外交政策中明显体现出了这种所谓“拯救使命”的思想。
第三，敦促政府大力发展现代海军，为美国驰骋世界提供有效的军事保证。
19世纪末，美国开始把扩张目光转向大洋之外的世界时，若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 盾，显然很难在国际竞技场上“有所作为”，因此建立一支能与其他大国匹敌的海军迫 在眉睫，这是美国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所必需的一个条件。用海军准将罗伯特·舒菲尔特 的话来说，海军是“商业的先驱”，“为了追求新的贸易渠道……需要国旗和大炮的经 常保护。它可以对付野蛮种族——这些人只知道靠体力来讲理。……军舰走到商人面前 ，给未开化的人民以深刻的印象”[11](p161)。被西方视为研究海军战略问题权威的美 国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马汉提出的理论对美国现代海军发展影响颇大。1890年，他在 《海上实力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出了“海上实力论”，以后又在一系列论著中进一 步阐明了这种理论。所谓的海上实力，具体讲主要包括海军、商船队、海外殖民地和海 军基地等，这几个要素互为联系，密不可分，其中一支强大的海军最为重要。这支海军 在和平时期可以有效地保证海上通道，使对外贸易畅通无阻，在战时可以切断敌方的供 应线，掌握制海权，从而给对手以致命打击。此外，要发展海军，就需要海上加油站和 海军基地。马汉在谈到它们之间的关系时说：“一个国家为了获得繁荣与伟大，必须组 建自己庞大的商船队，避免它的对外贸易由外国船只转运，该国也应该形成一支能够保 持海路畅通和在战时维护其船运的海军；此外，它必须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为商船 和海军提供避难站和供应，提供商业港口，提供海军基地。”[10](p217)马汉的“海上 实力论”适应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扩张思潮，受到决策层内一些扩张主义分子的称颂 和赞扬。西奥多·罗斯福、洛奇、艾伯特·贝弗里奇等人积极敦促政府识时达务，组建 与美国经济力量相称的海军，以保证美国在海外扩张过程中确定的目标能够如愿以偿。 贝弗里奇1898年4月27日在波士顿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的商船将布满海洋，我们将 建立与我们的强大实力相一致的海军。我们自己进行管理，飘扬着我们国旗和与我们进 行贸易的大殖民地将围绕着我们的贸易站发展。我们的制度将在我们的商业两翼跟随着 我们的国旗。美国的法律、美国的秩序、美国的文明、美国的国旗将出现在迄今仍是血 腥和愚昧的海岸，靠着上帝的帮助，此后将使之美丽和明亮。”[12](p128～129)在他 们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建立现代海军，到1900年，其海军实力从1880年的 世界第12位跃升为第3位，仅次于英、法；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海军力量已经与 “海上之王”英国并驾齐驱了。这支海军力量在美国跨洋称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重 要作用。
第四，突出“美元外交”的地位，为美国商品和投资寻找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
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国内市场的不足日益显得突出，美国如果不为其农产 品和工业品寻找新的市场，国内必然要爆发周期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这一问题直接关 系到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生存。这样，“外交为经济扩张服务”成为19世纪末叶以 后美国外交思想的主线之一，也是美国急于迈向国际政治竞技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 时期的美国政界和学术界，鼓吹经济扩张的言论俯拾皆是，很少有政治家能够在这种喧 嚣声中保持缄默。就连当时一些所谓的反帝国主义分子也不谴责商业扩张。威尔逊在尚 未出任总统之前是个著名学者，他在五卷本的《美国人民史》中强调了外交服务于经济 扩张的需要：“外交，如果必要的话，必须为市场打开一条通道。”[13](p72)威尔逊 的这一思想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思潮。19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的“ 门户开放”主要是出于经济扩张考虑。“美元外交”的思想在塔夫脱任内外交政策中体 现得比较明显。塔夫脱在1912年末最后一次国情咨文中归纳了他任职四年期间的外交政 策：“本政府的外交适应商业往来的现代概念。这个政策的特征是以金元代替子弹。” [14](p248)从美国向外经济扩张的角度讲，“美元外交”思想并非新颖，但这一思想在 这一时期得到高度强调显然反映了美国力量的变化，与美国整体外交思想的转变是相一 致的。正如国务院前官员威拉德·斯特雷特解释的那样，“美元外交”反映了国家新经 济力量以及来源于这种力量的地位，它是“我们国家成熟的逻辑表现”，表明美国要在 “国际谈判桌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因此，商业外交不是对国家特性构成了威胁，而 只是忠诚于国家新的工业认同。因为美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其外交政策也将随之变 化。[15](p21)塔夫脱离任后，他所阐释的“美元外交”思想并没有过时，相反却伴随 着美国国内经济的急剧膨胀而更加凸显出来。20世纪20年代美国共和党政府实际上就把 自塔夫脱任内以来的“美元外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契机，试图完成美国向世界领袖地位的转变。这是这 一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贯穿于一战爆发之后威尔逊政府的对外政策之中 。
1918年初，威尔逊在国会两院发表了被称为“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在这份 文件中，威尔逊公开了美国的具体战争目标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总构想。在威尔逊看 来，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组织是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因为它是美国实现世界领袖之梦的保 证。威尔逊这种思想由来已久。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对其内弟说：“必须有一个国际联 盟，所有国家联合在一起以维护每个国家的完整，违犯这一契约的任何一个国家将给自 己带来战争，也就是说自动受到惩罚。”[16](p187～188)1916年5月，威尔逊对促进和 平联盟讲话中公开宣布支持一个战后国际联盟，以维护海洋自由和防止战端再起。这次 讲话明显具体化了威尔逊关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特殊作用的思想，建立国际联盟自 此以后成为美国重构战后国际体系计划的主体。威尔逊设想的这个国际组织是一个以美 国为盟主，囊括所有主权国家的联盟，决不把战败国排除在外，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成 为世界领袖，否则只能成为与英、法等国相并列的主要盟国而已。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 提出后坚决反对把这一联盟曲解为胜利者联盟，其目的也就在此。1918年8月，有人敦 促成立国际联盟，此时成立联盟显然就是针对另一个交战国而言，这当然不会得到威尔 逊的同意。他主张国际联盟只能在和会上组成，“如果我们仍在战斗之时组织联盟，它 将必然被视为一种针对德国的神圣同盟”。德国不应被排除在联盟之外，而“应该被邀 参加国际大家庭”。[4](vol.49,p273～274)国际联盟的性质以及美国在这一组织中的 特殊作用在此就可见一斑了。十四点计划是威尔逊政府在外交辞令掩饰下要求充当世界 领袖的宣言，它把美国自战争爆发以来着力追求的目标以具体的纲领形式表现出来，勾 画出一幅以美国为领袖的战后国际新秩序蓝图。这个被称为“威尔逊主义”的战后世界 秩序安排由此成为美国“国际主义”的代名词。
第六，强调两种意识形态对立，试图把新生的苏俄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是1917年1 1月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带给美国外交思想变化的很重要方面。
1918年2月9日，美政府官员塞缪尔·冈珀斯将奉命准备的一份关于俄国问题备忘录呈 递给威尔逊。这份文件预言了社会主义运动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威胁，由布尔什维克 继续成功所导致的“一场全欧运动将几乎必然波及到英国，它也不可能不对本国的芝加 哥、纽约、旧金山和其他对外工业中心产生影响”[4](vol.46,p312)。冈珀斯之言也不 完全是危言耸听，一己之见，而是当时美国政府内许多高级官员的“共识”。威尔逊甚 至想借德国之手与苏俄对抗。据内政部部长富兰克林·莱恩1918年10月23日关于内阁会 议的备忘录记载：“总统说，他担心在欧洲出现布尔什维克主义，需要德皇对之镇压— —维持某种秩序。”[4](vol.51,p415)当大战接近尾声和德国败局已定时，威尔逊政府 开始把布尔什维克视为对所谓“文明世界”的主要威胁，其担心正如整天跟随威尔逊的 约瑟夫·图马尔蒂于1918年12月31日致电威尔逊说的那样，“如果美国现在失败，社会 主义将统治世界，如果在民主体制下国际公平对待不能抑制(国家主义的)野心，只会存 在着俄国与德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4](vol.53,p571)。包括威尔逊在内的美国高层 人员把苏俄与德国相提并论固然是他们的偏见，但反映出他们对苏俄存在的恐怖心理。 正是在这种“恐共反共”思想的指导下，美国参与了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需要强 调的是，威尔逊本人很快认识到武力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方法。他曾对《曼彻斯 特卫报》编辑查尔斯·斯科特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 军队击败思想。”[4](vol.53,p576)不可否认，威尔逊的这种思想必然注入到对苏俄政 策之中。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要求撤出美军，除了其他因素外，与他认识到武力不能 阻止布尔什维克的传播有很大关系。他试图对受布尔什维克影响较大的中欧地区提供经 济援助和扶植该地区的所谓“民主力量”，在苏俄的周围建立起一道“防疫线”，阻止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这种方式与武力干涉只存在形式上的区别，其实质都是要达到 消灭布尔什维克这一最终目的。
从19世纪末叶以来，美国外交思想经历了从孤立主义向所谓的“国际主义”的转变， 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保罗·瓦格将之称为“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重新思考 ”[17](p99)。这种转变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基本完成，其核心内容是美国借助 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大踏步地迈向国际政治竞技场，实现这一时期绝大多 数美国领导人梦寐以求的世界领袖地位。然而，当威尔逊亲率美国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 行的战后和平会议时，协约国的政治家并没有对这位“现代耶稣”俯首称臣，反而在许 多问题上迫使威尔逊做出与其宣称目标不符的让步。世界领袖之梦并未立即向现实转化 ，尚存的一点希望也在国内反对派的攻击下荡然无存了。其实，威尔逊倡导的国际联盟 只是满足了战后风靡世界的和平主义情绪，它对保障战后世界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而已 。因此，在大多数美国人的眼中，国际联盟不会给美国带来世界霸主的交椅，只会加强 英、法在欧洲的地位，巩固日本在亚洲的优势，而美国的手脚反而受到束缚。执世界事 务之牛耳是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威尔逊以为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当他满怀信 心迎接世界霸主地位时，却埋下了以悲剧而告终的根源。诚如研究威尔逊外交的权威林 克教授所言，“事实是，1920年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来承担威尔逊所贡献给他们的世界 领袖地位，世界列强也还没有准备去实施美国总统所创立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 [18](p15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坛上发生的“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斗争从表面上看 以前者的失利而告终，美国社会的孤立情绪大有再掀高潮之势，美国外交思想似乎再次 经历了向历史“倒退”的转变。实际上，美国此时要与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相分离 已不现实，也不明智。美国再也不可能对大洋之外的事务袖手旁观，而是奉行了一种所 谓“单边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也就是美国不以同其他国家结盟的方式卷入国际事务 ，这种方式同样体现出了美国在战后世界发挥特殊作用的心态。1921年，英国驻美大使 在一封信中写道，美国人的“主要野心是为美国赢得世界领袖地位，赢得讲英语国家的 领袖地位”，他们打算“阻止我们把商品运往美国偿还债务，他们寻求机会把我们视为 一个从属国，只要债务未被偿还”。[19](p144)这位英国人身居美国，整日与高官显贵 打交道，应该说是对美国高层的政治动向有所了解，他以自己的耳闻目睹道出了美国外 交发展的基本趋向。实际情况的确如此，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等利益已经使美国无 可解脱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就美国外交而言，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美国人厌恶 卷入大洋之外政治事务的传统心态由此正发生着变化，这也预示着美国力图充任世界领 袖的时代正在缓慢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