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界革命”及其后之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对“小说界革命”似已有固定印象：梁启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仿佛晴空一霹雳，小说界面目顿时改观。梁氏对晚清小说发展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可是其主张提出时，小说界态势如何？两者间联系又如何？该主张坚持了多少时间？小说发展是否按其预想行进？从这些问题着手，对于“小说界革命”的作用与意义，或可有更全面的判断。
一 “小说界革命”的酝酿
历史步入近代，小说并非立即就发生相应变化。前三十二年里，小说发展态势一如以往，直到同治末年《申报》开始刊载翻译小说，其内容与传播方式才呈现出新因素，而从“小说界革命”到清亡的十年里，小说面貌与现代渐已相似。同治末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报刊附载小说逐渐蔓延，读者群不断膨胀，小说受关注度随之提升。同时，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逐渐取代了传统雕版印刷，在物质层面上为小说爆炸式增长做好了准备。其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相继发生，社会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也提供了极为生动的素材。此时小说形式虽仍依旧，内容却已倾斜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人们开始关注小说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不断提出改良主张，这是“小说界革命”重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梁启超注意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他刚思及小说与变法关系时，却有人已在作较深入论述。天津《国闻报》连载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其中写道：“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捷，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梁启超当时“狂爱”此文②，他小说理论中有的基础论点即受此影响。同时，他也接受了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十四中“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的思想。总之，早在戊戌变法前夕，几位文化界、思想界名重一时的学者，都意识到可借助小说推进社会变革。
再次看到论述小说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文字，戊戌变法业已失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梁启超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刊载《译印政治小说序》，宣布将连载“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的翻译小说，即《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前者连载一年多未见社会反响，只是梁启超自己在《清议报》第二十六册发表《饮冰室自由书》，再次强调“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这期间，更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林纾与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引起阅读热潮，再次验证了“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的论断。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之嚆矢”③的《经国美谈》连载后，梁启超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上海《中外日报》接连发文，称读该书“志气为之激昂，神采为之飞舞”④，还评论道：“君子读《经国美谈》一书而知欲振起千年之弱国，挽救濒危之种族，诚非大开民智不可。而暴君污吏必以遏抑民智为第一义者，诚亦非无故也。”⑤这两年里，梁启超小说理论阐述似无进展，现能见到的“小说家势力之牢固雄大，盖无足以拟之者已”，“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⑥云云，只是先前论述之重复。
小说界在光绪二十七年有了明显变化。二月，杨紫驎与包天笑翻译的《迦因小传》问世，目的是“以资茶话，觇西俗将附于艳丽”⑦，并无改良小说或社会的宏旨。该书与《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及福尔摩斯侦探案一起打开了翻译小说进入中国的通道，只是译者似未曾想到这层意义。四月，政治小说《累卵东洋》在东京出版，“忧亚子”受庚子事变刺激而译此书，其自序盛赞政治小说之功效，称日本明治维新时“相率而纂译政治小说，不敷载而民智大辟，骤进文明国之权力”。政治小说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倍受重视，而该书“言英人蚕食印度种种之虐政之惨黯无天日”的内容，“是真足为吾中国之车鉴”⑧。译者不是照本翻译，而是“又益之以政家之言”，据说可更好地“开豁民智”，“更益完善”。改易增删全视我之需要，这是小说被定义为改良社会工具的必然结果，后来《新小说》上那些似翻译又不全是翻译的作品，正是延续此观念的产物。
到了五月，《杭州白话报》问世，《中外日报》曾刊发专文介绍：“爰仿旬报体裁，月出三册，一以通俗之语言演之，义取粗浅，不嫌质俚……将来风行内地，民智大开，则斯报之功大有造于支那矣。”该报特色被概括为“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以期达到“变中国人之性质，改中国人之风气”之目的⑨。在梁启超主张改良小说以唤醒国民之前，《杭州白话报》已开始积极实践，而且数年始终如一。
该报创刊号开始连载《波兰国的故事》，讲述俄国与列强将波兰“同那分西瓜一般，都占去了”⑩。此篇式样迥然异于传统小说，篇首还特地强调：此事“同我们中国的情形有几分相像”，“再不振作，恐怕别人家把我们的堂堂中国当作波兰看待”。一个月后，《美利坚自立记》开始连载，篇首题解云：“‘自立’就是自己强起来的意思”；篇末结语则道：“列位，你不要把这部书当做《三国演义》、《封神传》看。我们演书的意思，是要望你大家一心一意学这美国人，后来好替我们中国争争气呢。”作者宣传中国当自强的思想，同时还隐含了批判旧小说，提倡新小说的意味。第十一期开始连载《俄土战记》，虽讲述土耳其如何被列强欺凌，但着眼点仍在中国：“据外国人的公论，他道东边有两个国度，好像病人一般。这两个国度是谁？原来一个是土耳其，一个就是中国。”篇末则呼吁道：“列位，我们都是中国人，照现在的景像比较起来，与土耳其也相去不远了。但是大家若果有志气，还可以救得转来。”第十五期开始连载《非律宾民党起义记》，讲述菲律宾百姓如何反抗侵略，但宗旨却是号召中国人团结起来，“讲究那保护种族的道理”(11)。至于第二十期开始连载的《檀香山华人受虐记》则在告诉读者，倘若中国灭亡，人们将会遭受怎样的冤惨。
该报第一年各期小说着重以外国亡国后惨状的实例警醒国人，第二年各期小说则较多介绍外国百姓从自己做起，终于使祖国富足强盛。《日本侠尼传》强调日本之所以厕身强国之列，“这多是他们国民的头颅掉换得来，志士的热血浇灌出来的。”(12)作者还呼吁道：“瓜分的说话已听惯了，奴隶的苦处要快到了”，当普通百姓“脑筋里也有国家思想，也有国民精神”(13)时，国家就有希望了。《三大陶工故事》的创作意图在篇末讲得十分明白：“愿诸君想想中国的商务怎样受亏，工艺怎样不振，也设个法子，把极贫极弱的中国，变成极富极强的中国。”(14)《女子爱国美谈》则收集各国女子爱国故事，以激励中国女子“也做些爱国救民的新事业，替中国争光呢！”(15)
《杭州白话报》也连载传统的通俗演义，但纯用白话，且有意识地与旧小说对立，张茂炯就认为读他的《救劫传》，“恐怕比看《三国志》、《水浒传》还要多得些益处哩”(16)。他描述了义和团起事到八国联军入侵的全过程，呈现中国沦落到如此地步的原因。“平情客”讲述中日战争的《中东和战本末纪略》宣传道：尽管不断丧权辱国，但“中国仍旧不肯变法，不肯维新”，以至于国势几不可收拾，出路则是“大家发愤，同心报仇”，方能“吐气扬眉，成为地球上一个强国”(17)。两部小说采用传统形式是有意而为，正如《救劫传跋》所云：“欲开民智，莫如以演义体裁，编纂时事，俾识字而略通文义之人，得以稍知大概。”
该报达到了读者“喜看”的目的，“日来销路甚旺”，“每期可售二千分”(18)。它的社会影响以及在近代小说史上的作用尚逊于《新小说》，但办刊者秉持的思想却与之相仿佛，拥有的读者也不是少数，其改良小说的实践，烘托了迎接“小说界革命”到来的氛围，也说明社会同样有此需求。
九月，因《茶花女》一举成名的林纾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其序先刊于报端(19)，序末则连续发问：“以吾四百兆之同胞而忍听其支庶，受人禽畜耶？”“吾四百兆众讵无智力志概，乃俯首而甘为人奴？”译者欲使国人“以黑奴自惕”，“合力以图自强”，实含政治意图在。十月，广智书局出版“中国逸人后裔”所译《日本维新英雄儿女奇遇记》，其《自序》也赞欧美小说“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在这一二年里，还有数种政治小说译出，“杞人”序“热诚爱国人(冯自由)”译作《女子救国美谈》时言，“自甲午而后，志士仁人欲文明吾国也，敝舌唇以抵抗时流，标新说以号召天下，卒至赴汤蹈火，不惜身命以为我国民者，其苦心亦至极矣”，“然上下懵懵，今犹熙然”。原因何在？答案是“其殆人民智识程度未及此”，而要开启民智，“舍小说无由也”。为此，他呼吁人们“多集小说而编译之”。郑贯公译《瑞士建国记》之宗旨亦如此，书封面赫然标明“政治小说”。赵必振在序中先引西方哲学家语：“入其国，问其小说何种盛行，即可以觇其国之人心风俗、政治思想。”中国小说“词既鄙俚，事亦荒谬”，欧美日本等国却倚赖小说而振兴，“小说之功，亦诚伟矣”。这些政治小说的翻译与宣传，都在“小说界革命”提倡之前。此外，沈祖芬翻译《绝岛漂流记》是“欲借以药吾国人”，高梦旦对他“勤事此书，以觉吾四万万之众夫”也赞扬不已(20)。其时又有《爱国精神谭》，此译作现未见，但据“我国国民之当头棒喝”，读此书可“知所以激励国民，养成同仇敌忾之风者”(21)等介绍，亦可知为同类作品。
创作也开始有同样的宗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世界繁华报》开始连载《庚子国变弹词》，篇首有作者李伯元的说明：
殊不知我们中国的人心，是有了今日，便忘了昨朝；有了今日的安乐，便忘了昨朝的苦楚。所以在下要把这拳匪闹事的情形，重新演说一遍。其事近而可稽，人人不至忘记。又编为七言俚句，庶大众易于明白，妇孺一览便知。无非叫他们安不忘危，痛定思痛的意思。没有政治术语，也没有开启民智的小说理论，但意思同样讲得明明白白。
“新小说”的创作与翻译颇为可观时，系统的理论主张也已出现。北京“小说改良会”发表《小说改良会叙》(22)，开篇即言“今中国危弱极矣”，“吾国人之思想界，其最致衰病者何在？曰：小说是已”。该文又“举小说之弊中于人心、见于事迹者”，得出“举四万万余人聪明智慧之脑质，举而纳之荒怪淫邪、卑污鄙贱之小说范围中，舍此外无所知闻，无所效法”的结论。作者并非一概否定小说，认为它在欧美强国却有振兴国势之功用。“小说改良会”明确提出“改良吾国之小说，以新国民之思想”的号召。若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照，可发现其思想主张、表述方式、论证范围以及最后之号召都极为相似。不必探寻梁氏是否承袭该文，较合理的解释应是此已为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梁启超羡慕日本维新的成功，论述举例常囿于日本，上文却着眼于欧美，尤推崇法国。国度虽异，却是举不同例子论证同一思想。半个月后“小说改良会”又提出改良的方向与方法，尤其强调两点。一是面对“敝政污俗，千状万态，愤嫉之甚”，但创作“欲有以警醒之”的作品时，构思与表述都不能激切，“发言过激，使人不能堪”。一是“人民智慧，度越倍蓰”，开启方式就须以能够接受为度，否则“托想过深，使人不能悟”(23)。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可是后来“小说界革命”中，一些创作仍未能避免此弊病。
总之，甲午战败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以及日本横滨等地，都有人认为旧小说导致中国危弱，而小说在欧美、日本成为强国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国须得改良小说。此类呼声此起彼伏，已在小说界形成氛围。这其中有梁启超的贡献，他也正是受此氛围的感染，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写得淋漓酣畅，内容虽是对此前各种论述与实践的综合与归纳，但梁氏拥有巨大声望，此文又载于史上第一个小说专刊《新小说》，于是以此为标志，“小说界革命”进入正式启动阶段。
二 《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的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小说专刊即将问世。其开篇即言：
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夫人之好读小说，过于他书，性使然矣。小说既终不可废，而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
《新小说》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十五门内容除图画、论说等外，小说有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探侦、写情、语怪与札记体共九种题材。政治小说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介绍用去全文四分之一篇幅，内容却只是“专为发表政见而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系列的梗概。梁启超说：“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而“《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24)。他计划从正反两面阐述建立共和立宪政府的主张，以及实现途径。《新中国未来记》作正面叙述，“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首先是“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继而“各省皆应之”，“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其次是“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大破俄军”。最后是“中国为主盟”，与“虐待黄人”的白人列强抗争，结局是“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此时中国“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旧中国未来记》作反面叙述，“惟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第三篇是《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写二百年前一批中国人“相率航海，遁于一大荒岛，孳衍发达”，成一强国，“其制度一如欧美第一等文明国，且有其善而无其弊焉”。后来他们“助内地志士奏维新之伟业，将其法制一切移植于父母之邦”。《新小说》的创办源于这三篇作品的设想，表明梁启超确视其为实现政治宏图的工具。
历史小说被定义为“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目的仍在于政治：“知今日各文明国之所以成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故而它被置于各题材之首，其篇目共列《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等十种，均为讲述外国历史故事，无一不为反抗专制、变法图强，其宣讲都直接地服务于维新变法主张的鼓吹。至于其他只能间接地服务该宗旨，或为活泼版面而设的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之类，介绍就都只见简单的一两句话，且多标明“题未定”。
《新小说》创刊前三个月，梁启超就在行销甚广的《新民丛报》上隆重推出，与后来创刊号所载相较，此时只有《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与《新中国未来记》三篇小说，以及译作《海底旅行》已稍有眉目，其余的只拟出大概的题目，或已有人认领著译，但后来并未成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未提及，只是含糊地说将有“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的论说，内容涉及“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似尚未考虑成熟，故云“题尚夥，多不能豫定”。《新民丛报》第十七号又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介绍各篇内容提要及回目，“目光如炬，笔力如椽，寄托遥深，趣味浓厚”之类赞美屡见。《豫告》中列为首篇的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表明“论说”门论题已定，且已完稿。写作期间，梁启超特地在《新民丛报》上刊载广告，征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25)，证明他确参考了先前诸人论述与实践。
《新小说》的创刊，正式拉开“小说界革命”帷幕，《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于刊首，第一句便是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该文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为论述前提，此语脱胎于严复、夏曾佑所说的“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比’梁启超自己先前所说的“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26)更进了一步。他列举旧小说所传布的种种迷信、愚昧、野蛮、诡诈之思想“陷溺人群”的事实，并将其与当前国势颓坏相联系，这比原先简单地批评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27)范围更广，危害性也提升得更高。不过，梁氏所举种种，已先见于近半年前的《小说改良会叙》。小说为何能“操纵众生”？是因为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此四力法力无穷，“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虽然旧小说已造成极大危害，但小说却不可简单地归诸于“恶”，即所谓“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行文至此，结论便自然得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文以磅礴的气势扫荡阻碍小说生存与发展的障碍，使更多人开始正视传统小说中消极因素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小说可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利器。不少见解其他人都已发表过，但没有梁启超那般声望与号召力，那般气势与感染力。而且，即使同样的见解，却说理透彻，更能深入人心，他一些独到见解，如熏、浸、刺、提四种力的论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政治小说鲜见之时，特别是国难深重之际，梁启超论述了这类作品对改良社会的特殊作用，大力提倡且身体力行。然而，政治小说的提倡此时固然带有紧迫性，但毕竟只是诸多流派中的一种，梁氏却只在意于此，其理论隐含轻视甚至摒弃其他流派的意味，他所提倡的“新小说”，主要就是政治小说，以及含可唤醒民众、改良社会功用内容的其他作品(28)。梁启超似乎还将“新小说”当作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方面的改良重任顿时全压在小说身上，本是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突然已成身负要任的神秘物，这可不符合它的文学本性。于是，兼负非己所任的小说注定不能蹒跚前行多久。
创刊号首篇‘“新小说”是“雨尘子”的《洪水祸》。据说该作“一读已使人政治思想油然而生”，写法是“先就历史上感情发一段绝大议论”(29)以阐述主旨。其论述实可使当时百姓吓一大跳，如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又大谈与情节毫不相干的种族问题，很不恭敬地称清朝统治者的先人女真人为“夷蛮”。推出的第一部作品竞去讲述法国大革命颇耐人寻思。“英雄驱策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小说对这场弑君的革命似乎颇为赞美。可是它只载于创刊号与第七号，内容是法国经济困难，民心不稳，并未叙及法国大革命主要过程。所谓“洪水”是指受压制的民众揭竿而起，无法控制，而“祸”是指压制民众的专制统治。篇首借路易十四梦中听到的“天意”写道，“这民气是不能压服的了”，“将来愈压愈张”，终至“法国君统扫荡无存”。前五回内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专制，故列为首篇，但若再往下就会写到弑君，它也就只能成为无后半段的作品。
第二篇是“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其第一回回目“雪三尺夜读自由书，电一通阴传专制令”，“自由”与“专制”相对应，突出了作品主旨，即“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30)。作品明确地引导读者去联想中国现实，希望中国女子效仿女主人公苏菲亚，投身反对专制的运动。《东欧女豪杰》从第二号起为刊物首篇小说，尽管声称全篇共二十一回都已计划好，却只刊载至第五号，因为再写下去要遇上“亚历山大第二被弑”，于是只能像《洪水祸》一般处理了。
第三篇便是标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计划中的三篇，只有该作前五回面世，其“绪言”还承认，写得“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但又辩解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所谓“政见”是君主立宪思想，是写作之宗旨，也是创办《新小说》的本意，作品像不像小说反倒不予计较，至于小说拥有的熏、浸、刺、提四种力，那更是关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讨论，创作时是否遵循，其实并不很在意。
《新小说》前三号对人们的视觉感受以及思想开启都有极大的冲击力。既采用新的传播方式，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又明显异于以往的传统小说。该刊以政治小说为重，也有其他题材作品烘托，自著、翻译兼有，内容大胆新颖，眼界更为广阔，论述学理性亦强，显出较大气势与规模，问世后激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是意料中事。在日本出版仅二十天后，国内就已开始销售(31)，上海《新闻报》、《中外日报》、天津《大公报》等都刊载了销售广告。它的一些作品也被转载，如《广益丛报》曾用一年多的时间连载梁启超最得意的《新中国未来记》。后来清廷将《新小说》列入禁毁书目(32)，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从创刊号起，《新小说》月出一册，连出三期，声势远播，此后却因梁启超“远游美洲”，罗普患病“不能执笔”而“拟暂停刊数月”(33)。四个月后第四号终于出版，总体格局同前，除续载各篇外，新增“玉瑟斋主人(麦仲华)”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它是该刊前七号中唯一连载完毕者(34)，这当与其讲述英国大宪章运动，宣传君主立宪思想有关。第四号到第六号是月出一期，其后又停刊半年，因为梁启超“不欲草率了事，而现在又难兼顾”(35)。第七号出版时又解释道：“饮冰室主人以他事蝟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36)，同时还预告了第八号的出版时间，竟然是五个月之后。其实第三号以后，梁启超已基本不再过问《新小说》的事务。
《新小说》共出版二十四号，前三号一气而下，第四至第七号断断续续勉力维持，而从第八号开始，行进路线已明显转向。人员变化是重要原因，前三号梁启超亲自主持，第四至第七号由其同志维持，从第八号开始，主要撰稿人换成吴趼人与周桂笙，而后来吴、周二人出走，则导致《新小说》停刊。主要撰稿人为何会发生变化？其时，梁启超全力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当认为小说可助他达到最好宣传效果时，便创办了《新小说》，推崇政治小说时则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功利计较。正因为如此，一旦发现有更好的实现途径，自然就舍小说而去。政治与小说本是不同领域，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期，其行进轨迹曾一度渐行渐近，“小说界革命”则为交叉点，其后分离也是难免之事。梁启超的创作理念本来就根于政治，《新小说》前几号自著作品均出自概念，或抒发理想，或撷取历史上政治素材联缀成篇，竟无一篇提炼于现实生活，故而语言如政论，人物形象无鲜活感，作品明确地针对现实而写，却使人感受不到生活气息。他们违背了创作源于生活的基本原理，尽管对熏、浸、刺、提那四种力的论述颇有见地，却不知创作一旦离开生活，此四力将全无，“小说之支配人道”又何从说起？大众阅读小说的目的是娱乐，他们也愿意接受教育，但须寓教于乐方可收效。倘若欲取小说娱乐，结果通篇所见均是专制、自由、民权、立宪等概念，初读确会有震撼感、新鲜感，受刺激去思索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翻来覆去地老是读这些，就难免再而衰，三而竭了。
梁启超的办刊路线持续到第七号，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其实只有半年。《新小说》自第八号开始连载吴趼人与周桂笙的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侦探小说《毒蛇圈》，题材与内容均属读者喜闻乐见，描述方式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篇便展现了当时上海的现实生活，与先前从概念出发的写作风格迥然不同。编辑方针明显开始转向，就整个小说界而言，虽然“改良小说”已成流行语，但推崇政治小说，以小说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已淡出文坛。
可是，“小说界革命”的功绩却不可小视。首先是小说地位极大提高。历来被视为邪宗的小说明末曾一度得到较高认可，入清后又跌入备受排斥的底层。梁启超的推崇符合其发展需要，从此它在文学殿堂里逐渐恢复其应有地位，当时有人评论说：“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37)；“小说在今日是最要紧的，将来要中国富强，则怕小说的功劳要居十分之九”(38)；“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39)。梁启超等人对旧小说的批判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创作以新面貌、新内容出现渐成主流，这又与小说地位提升同步。新小说盛行的局面终于形成，不过此时的“新小说”却异于梁启超之倡导。要言之，政治要借小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拥有数十年能量积累并伺机改变态势与行进轨迹的小说，则借此获得大发展的契机。此后，迅速壮大的小说渐渐不再理会来自政治的约束，越来越按展示自己特性的道路前行。这才是“小说界革命”对近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献，而所谓“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40)，只不过是外力拔高的昙花一现而已。
“小说界革命”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文学体裁，估量其地位、作用与影响。爱国志士们发现了新的宣传政治主张，以及开启民智的利器，爱好文艺者寻得了展现艺术才华的途径，小说翻译开始成为通晓外语者适合自身发展且又颇受欢迎的选项，而读者对“新小说”的热烈欢迎，则使媒体与书局看到新生长的商机。几百年来的写作模式被改变，视野已被开阔的读者也不允许创作再走回头路，而其欣赏口味又不希望作品如此地政治化。此后在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四年，出现了自小说有史以来的空前繁盛。吴趼人曾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41)同时，传播快捷且多样化，而翻译小说数量则大量增加。
我们不妨对下面这张显示近代报刊小说发表情况的表格作考察(42)：
部分报刊现已散佚，但不会对上表显示的基本态势产生过大影响。近代前三十二年，报刊小说尚为空白，它自同治十一年开始出现，最初主要为《申报》与《瀛寰琐记》所刊载。申报馆尝试失败后，刊载小说的热情迅速消退。此状况在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这阶段明显改变，其数量几为先前五十二年总和的一倍，而仅在光绪二十九年，报刊小说数量就超过了上阶段八年的总和，《新小说》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报刊小说从此呈迅速递增态势，直到晚清的最后四年才进入稳定状态，而这时每年报刊小说的数量，已是光绪二十八年的30倍！仅从这个角度作考察，“小说界革命”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而从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八年，载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作品也带动了报刊小说的发展，这同样应归功于梁启超的开拓之力。
三 “小说界革命”后的创作转向
《新小说》自第八号开始转向，就小说创作整体而言，纠偏标志应是此前一年的商务印书馆创刊《绣像小说》。《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云：“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榑桑崛起，推波助澜”，又批评旧小说“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这些都与“小说界革命”的主张相合拍。可是，《缘起》只字不提梁启超与《新小说》，而称“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又说“以兹编为之嚆矢”。比较两者风格与内容，此宣称似有自封承接中国小说正绪第一人之意。《绣像小说》尊重读者的审美趣味与阅读习惯，通过小说的艺术形式，批评社会现状，教化民众。创刊号前三篇小说都出自李伯元之手：《文明小史》描写新政新学故事，以相当篇幅暴露维新运动的阴暗面；《活地狱》展现黑暗恐怖的监狱现状，刻划社会下层的差役、捕快、牢头等人罪恶尤具特色；《醒世缘弹词》着重宣传破除迷信、反对缠足和鸦片。《文明小史》第一回云：“须用上些水磨功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这固然表明不赞成激进改革，却符合小说潜移默化感染读者的特性，不像梁启超等人痛快针砭，以期收立竿见影之效。后来新刊作品如《邻女语》、《负曝闲谈》与《未来教育史》等也都与此保持一致。
《绣像小说》也以改良社会及文学为宗旨，作品多涉及当时社会变革热点。然而编者自有文学定见，无意于政治宣传。重视经济利益的商务印书馆对读者群的预设，是人数众多的中下层知识者，他们关心国家大事与社会变革，但态度较为温和。这其实也是梁启超与李伯元两主编间的差异。不过，《绣像小说》也注意对《新小说》的衔接。它刊载《维新梦传奇》与《梦游二十一世纪》，是与其“命意正复相同”，将梁启超极为重视的《经国美谈》改编为“新戏”，目的同样如此。反过来，《新小说》第八号起开始连载吴趼人的那些作品，内容与风格都与《绣像小说》相呼应。连《新小说》自己宗旨与方针也发生了变化，可以说此时从政治向文学回归的大方向已定。
光绪三十年八月，《新新小说》在上海创刊，与《新小说》、《绣像小说》并行于世。该刊《叙例》承认“小说有支配社会之能力”，以及“欲新社会，必先新小说”，然而更强调“小说新新无已，社会之革变无已，事物进化之公例，不其然欤？”甚至还说“向顷所谓新者，曾几何时，皆土鸡瓦狗视之”，将《新小说》当作已翻过去的一页，故而刊名在“新小说”前又加一“新”字。《叙例》第一条透露了编者的胜算：“本报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浸润”以及批判旧社会“腐败堕落”等语仍承袭梁启超，但“纯用小说家言”却是针对图解政治理念的《新小说》。创刊号首篇是主编龚子英演绎东北三省抗俄斗争的《中国兴亡梦》，另一篇《菲猎滨外史》仍着眼于中国：“其视吾东方病夫，任人宰割，犹复谓他人父，忝颜事仇者，固未可同日语也。”(43)陈景韩的《刀余生传》是该刊“侠客谈”系列的首篇，后来编者还宣布，前十二期“以侠客为主义”(44)。尽管文艺性较强，也宣扬了国家、种族兴亡思想，但始终集中于“侠客”题材，作品中又宣告“吾恨不得炸弹，贯南北极，毁灭地球，一泄种种不平”(45)，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办刊方针实是走上偏锋，读者面大受影响，刊行也遇上种种不顺，号称月刊的它维持了二年八个月，仅出十期便悄然停刊。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新创刊的《新世界小说社报》针对正勉力维持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豪迈地宣称其作“事迹之离奇，文笔之优胜，无体不备，无美不臻，洵足推倒一时小说”。办刊宗旨不再涉及政治，而是“为开通社会起见，誓合四万万同胞饷以最新之知识”(46)。其《发刊辞》称：“过去之世界，以小说挽留之；现在之世界，以小说发表之；未来之世界，以小说唤起之。”这种对小说地位、功用的认知，仍有承袭梁启超处，但申明小说应反映现实，却是对其主张偏颇的匡正。该刊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活动家都不满意，创刊号上《新中国之豪杰》第一回便是“南海县教主传道，北京城公车上书”，对康、梁及维新运动颇有几分鄙视；同时《发刊辞》又严厉批评“新党之革命排满也，而继即升官发财矣”。该刊少谈政治而着眼文艺的倾向，正是在“小说界革命”后逐步与政治脱钩的表现。可是尽管雄心犹在，刊物还是很快陷入困顿，它只坚持了九期，不过编者或可聊以自慰，前三个小说刊物都已先于它停刊了。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新小说》停刊，原因是主要撰译者吴趼人与周桂笙应邀去创办《月月小说》，后者也显示出正宗继承人的气势：“《新小说》业已停刊……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47)吴趼人《〈月月小说〉序》指出，其宗旨为“辅助教育、改良社会”，“读之能使振起精神，助长智慧”(48)。吴趼人接过“小说界革命”旗帜，又修正其内容，强调“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即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发挥寓教于乐的功能，而非政治理念先行，对读者强行灌输。
为此，吴趼人选择了历史小说：“寓教育于闲谈，使读者于消闲遣兴之中，仍可获益于消遣之际。”(49)他的《两晋演义》为创刊号首篇，并发表《历史小说总序》，阐述历史小说与“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形势的关系。吴趼人并不只偏重于历史小说。创刊号载12个门类的作品，以满足不同口味的读者，这其中包含了主办者对销路的算计，但兼容并收也是期刊应有的风格。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与国民小说对现实政治的针对性最强，他类则符合吴趼人“输入知识”的宗旨，且与社会现状也有一定的关系，即使如滑稽小说《新封神传》，似乎纯供读者娱乐消遣，但创作也取材于现实。如猪八戒向元始天尊请命办学堂时说：“不晓得你老肯出几个钱薪水，须知我们东洋留学生的价值是很高的呢。”《月月小说》曾踌躇满志地宣称：“当兹小说争竞世界，惟本报独能立于经久不败之地”，“每次出版，购者争先恐后，户阈为穿。”(50)可是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它却因主办者意志悄然停刊，一旦失去资金支持，编者办刊意向再执着也无力抗争，晚清时许多刊物的命运都是如此。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小说林》创刊，它在近代小说史上首先明确提出应回归小说本体。黄人《小说林发刊词》批评道：“有一弊焉，则以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小说已被推崇为“一若国家之法典，宗教之圣经，学校之科本，家庭社会之标准方式”，可是四年过去了，新民与改良未见成效，也未发生“改顽固脑机而灵”与“祛腐败空气而新”的奇迹，徐念慈也批评了“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的见解(51)。“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基础也遭到质疑。黄人认为，小说的实质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徐念慈《小说林缘起》也说，小说“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他的《余之小说观》还明确定义：“小说者，文学中之以娱乐的，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戟者也。”其实，三年前已有“小说本美的化身也”(52)的命题提出，但没能产生较大反响。如今黄人等人得到了呼应：“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53)，周作人则直接批评梁启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他又说：“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54)
梁启超等人将小说供上神坛，黄人诸人则抹去其虚幻光圈，恢复本来面目。他们还探讨了创作源泉问题，徐念慈《余之小说观》指出：“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黄人则云：“小说之应(影)响于社会，固矣，而社会风尚，实先有构成小说性质之力，二者盖互为因果也。”(55)这些都是对依据概念创作，设定主题后图解的批判。他们也不赞同视传统小说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黄人以中国文学发展的大局观为参考系，连续发表《小说小话》，盛赞《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与《红楼梦》的创作手法。他又不以“新”、“旧”为批评标准，对新小说也实事求是地肯定或批评。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全面讨论了小说创作现状、发展趋势及各种相关问题，率先凸显了“著作者十不得一二，翻译者十常居八九”的现象，并指出经济考量是极为强烈的刺激因素。他以各种统计数字说明，侦探、艳情一类作品畅销，“有裨于立身处世”的小说人们偏不爱读，追逐利润的书局一味迎合读者喜好。阅读市场如此，使徐念慈惊呼“社会之前途危矣”。可是呼吁再急迫，也抵不上市场的诱惑，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清亡。
《小说林》存世时间不长，《竞立社小说月报》则更是一闪而过。它强调政治性与社会性如《新小说》，专题集中又如《新新小说》，宗旨则是“保存国粹”、“革除陋习”与“扩张民权”(56)。该刊仅出两期即告停刊，即使没有清廷查封，它也实难得到阅读市场认可。其时上海的《白话小说》、《十日小说》，浙江的《宁波小说七日报》，香港的《新小说丛》等，也都是匆匆来去。其始也，编者雄心勃勃，大声呐喊；其终也，刊物不告而别，悄然消失。变幻如此之快，令读者目不暇接。清亡前夕新出现了有正书局的《小说时报》与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它们都没宣称将担负起何种历史使命，只是在意作品怡情悦性的功用，在民国时都还持续了好多年，显示出较强的生命力。
晚清最后十年，十余家小说报刊此伏彼起，但若将“小说刊物”作为一个实体，各刊物为其外在形式，那么它在社会上的生存与传播从未停歇。这种独立的小说传播样式，有自己的行进轨迹，运行方向在不断调整，而一家刊物停办，宣告新宗旨的另一家诞生，则时常是调整的方式。从《新小说》到《小说林》，再到《小说月报》，其宗旨经历了从“改良群治”到宣布“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再到以“怡情悦性”为办刊目的的路线。它以不断更替的方式经历了震荡，随着刊物宗旨与风格逐渐向小说本性回归，最终进入稳定状态。导致震荡且趋向明确的摄动力，是众多读者的共同选择，它终于使“小说界革命”的光环黯淡下去。
读者共同需求形成的强大摄动力，在小说单行本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书局始终的宣传是提倡维新改良，或有裨于世道人心，但真正在意的却是利多售速。他们敏锐地捕捉有关读者兴趣爱好及其变化的信息，并有意迎合，决不冒损失利润的风险，去承担引导、提高读者欣赏品味的责任。这种单向的通道，使读者群共同选择形成对阅读市场的摄动力越发强大。
我们可通过下表考察近代小说单行本出版按时间段的分布：
前三十五年是以往状况的惯性延续，小说年出2至3种。光绪元年(1875)到二十年是印刷业改造期，从西方引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此时小说产出数量有所增长，光绪元年至十年年均3至4种；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升至4至5种。其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间，数量成倍增加，年均已达13种。在此期间，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先后发生，小说格局因时局急剧动荡的刺激而发生变化，创作开始贴近现实。光绪二十一年台湾军民正在抗击日寇之时，《刘大将军平倭战记》、《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台战演义》、《新编台湾绣像巾帼英雄传》等作已同步行世，创作与出版之快捷都创下新纪录。格局变化由广大读者共同的阅读需求所造成，那些作品随即被盗版，也证明了它们的热销(57)。政治小说在这阶段开始出现，《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在《清议报》连载后出版，后又多次再版，面对如此形势，书局自然乐意与梁启超的主张合拍。不过其时影响大且持续时间长者，还当首推《茶花女》与《包探案》，这预兆着言情与侦探两类，将是翻译小说中最大的两个流派。
光绪二十九年单行本出版呈现跳跃性增长，这显与小说地位迅猛上升有关。然而梁启超推崇的政治小说，却仍是“如晨星之落落”，“苦不可得”(58)。在“小说界革命”呼声最高的光绪二十九年，标“政治小说”的只有3种，占当年出版的4％。从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小说单行本共出629种，可是标“政治小说”的仅为7种。宣统朝三年共出403种，只有宣统元年(1909)改良小说社的《醋海波》扉页上标“政治小说”，其内容只与政治稍有涉及，故封面又标“言情小说”。报载小说情况同样如此。从表面上看，似乎大家都在高举“小说界革命”大旗，标榜“改良群治”、“开启民智”，但响应梁启超号召者实是寥寥无几。
不过，作者、译者或书局对此都自有解释。当光绪二十九年鼓吹政治小说的呼声尚属高涨之时，“中国燕蓟少年”翻译出版了《侠男儿》，其篇首云：“这部小说的内容，虽是说男女的爱情、朋友的义气，原比不上政治小说”，但仍可“输入合众文明，开通国民智慧”。此话不无道理，然而真正原因却是看重作品的销路。政治小说刚行世时，因其言论发聋振聩而颇受欢迎。可是始终是“当一篇政治策论读，开口见喉咙”(59)，读者必然生厌。小说生产要经受阅读市场检验，继续出版这类作品岂不是自寻绝路？即使政治小说短时间红火之时，热销的仍是言情小说与侦探小说，但它们多有“输入文明”与“开启民智”的包装。既风行于世，又与梁启超主张有某些衔接的，则是后来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等作。鲁迅曾批评此类“以合时人嗜好”，但这恰是畅销的保障。而且，其内容是“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其“匡世”之“命意”(60)，不也可称为“改良群治”吗？
《官场现形记》激起创作上的热烈反响，其后又有《后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特别新官场现形记》，而《新官场现形记》至少有四种。此系列还向社会各方面延伸，学界、商界、医界、女界、宗教界都有相应的“现形记”，有的格调相当低俗，如《海上风流现形记》、《和尚现形记》之类，而《嫖界现形记》竟连出三种。其时又有标榜“风流”的官场小说，既揭露官场之腐败，同时也折射出读者们猎奇，以及对官场愤慨并已不抱任何希望的心情。不少作品虽未标榜“风流”二字，但题材仍为同类，如写过《官场风流案》三集的“天梦”，又写了《官场离婚案》，其内容可想而知。小说界这种堕落现象，正与当时社会风气之堕落相一致。
自光绪二十九年小说呈跳跃性增长后，递增态势又持续了好几年。各书局纷纷宣示光明正大的宗旨，可那只是报纸上的广告，连《九尾龟》等狭邪小说也称为“改良社会之新小说”(61)。改良小说社出版艳情小说、狭邪小说甚多，可它自我标榜说：“本社为开通风气、改良社会起见，发行新小说不下百数十种，久已脍炙人口。”(62)《苏州繁华梦》津津乐道于“偷情堕孽海”、“名妓出风头”、“大旅馆顿成野合场”等情节，可是它却被誉为“促迫改良社会之功臣”(63)。当时有人批评道：“世风日漓，言情小说，最合时尚。每见市上号为‘新小说’者，或传一歌妓，或扬人帷簿，人竞购之……适足以败坏道德耳。”(64)
最后还应提及当时出现的续写古代小说名著的热潮。人们熟悉的小说人物都现身于晚清社会，展现出一幅幅奇异组合的图景：孙悟空在租界会有怎样的举动？林黛玉到英国留学会是个什么模样？梁山泊上办起了股份公司，众头领尽其所长各自经营。魏、蜀、吴三国都开始改良维新，各自方向、措施不同，结果也迥异。那些作品水准不一，可是将历史上的小说人物置于现实社会后，生发出各式各样的故事却可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作者借此或对时局冷嘲热讽，或抒发关于新世界的理想，这同样能激起读者的共鸣。就总体而言，那些作者对国家的危亡极度忧虑，对官场以及社会各方面的腐败极度愤慨，同时仍怀有人民奋起，国家由孱弱跃至强盛的企盼，以及苦于找不到实现途径的失落。在晚清最后几年里，更出现一些直接描写剧烈动荡时局并寄托作者愤懑的作品，它们出现于国势大坏之际其实是个必然事件，与梁启超的主张其实并不相干。
光绪二十七年小说仅出四十余种，宣统三年竟已是近九百种，小说格局在晚清最后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小说界革命”是转折的关节点。国家危亡的刺激，催生了改良小说的呼声与实践，梁启超顺势倡导“小说界革命”，使小说提高到史上从未有的地位。作者、作品迅猛增多，阅读市场也急速扩张。可是，梁启超将小说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观念，与小说本性特质不符，在作者、读者、出版与理论探索的共同作用下，小说逐渐回归本体，因此没几年时间，梁启超的主张便已渐渐淡出人们关注的范围。
注释：
①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序》，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时务报》第四十一册。
②梁启超：《小说丛话》，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新小说》第七号。
③“政治小说《经国美谈》全书印行告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清议报》第七十册。
④周雪樵：《〈经国美谈〉书后》，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中外日报》。
⑤未署名：《〈经国美谈〉后跋》，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外日报》。
⑥未署名：《小说之势力》，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清议报》第六十八册。
⑦蟠溪子(杨紫驎)：《迦因小传》篇首语，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励学译编》第一册。
⑧“兰陵氏”：《〈累卵东洋〉跋》，光绪二十七年四月版。
⑨未署名：《〈杭州白话报〉书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中外日报》。
⑩独头山人(孙翼中)：《〈波兰国的故事〉序》，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日《杭州白话报》第一年第一期。
(11)宣樊子(林獬)：《非(菲)律宾民党起义记》篇首语，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杭州白话报》第一年第十五期。
(12)(13)黄海锋郎：《日本侠尼传》篇首语，篇尾语，光绪二十八年《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一期，第三期。
(14)白过日子人：《三大陶工故事》篇尾语，光绪二十八年《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六期。
(15)曼聪女士：《女子爱国美谈》篇首语，光绪二十八年《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六期。
(16)艮庐居士(张茂炯)：《救劫传》篇末“评”，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五日《杭州白话报》第一年第三十一期。
(17)平情客：《中东和战本末纪略》篇首语，光绪二十八年《杭州白话报》第二年第一期。
(18)“外埠新闻·杭州”栏，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六日《中外日报》。
(19)林纾：《〈黑奴吁天录〉序》，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中外日报》。
(20)高梦旦：《〈绝岛漂流记〉序》，开明书店光绪二十八年五月版。
(21)“开明书店九月份出版新书”，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外日报》。
(22)未署名：《小说改良会叙》，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经济丛编》第八册。
(23)未署名：《小说改良会公启》，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经济丛编》第十册。
(2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新小说》第一号。
(25)“新小说报社广告”，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新民丛报》第十五号。
(26)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光绪二十五年八月《清议报》第二十六册。
(27)(40)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清议报》第一册。
(28)《新小说》创刊号“本社征文启”称：“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海内君子如有夙著，望勿閟玉。”
(29)“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新民丛报》第十七号。
(30)“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
(31)“《新小说报》已到”，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新闻报》。
(32)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天津《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云：“探悉：外务部奉旨电致驻日本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谬说。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丛报》文字稍深，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云云。”
(33)“新小说社告白”，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新民丛报》第二十六号。
(34)《新小说》第六号载至第十四回内容实已全部结束，但篇末标“未完”，二字当为误排。
(35)“本社特别广告”，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合本刊。
(36)“新小说社广告”，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号合本刊。
(37)(53)“为冷”：《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上)，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时报》。
(38)“破园”：《〈扬子江白话报〉的格式》，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扬子江白话报》第一期。
(39)“寅半生”：《〈小说闲评〉叙》，光绪三十二年四月《游戏世界》第一期。
(41)吴趼人：《〈月月小说〉序》，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月月小说》第一号。
(42)本表及下表据笔者所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43)侠民(龚子英)：《〈菲猎滨外史〉自序》，光绪三十年八月初一日《新新小说》第一号。
(44)“本报特白”：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新新小说》第三号。
(45)龚子英：《中国兴亡梦自叙》，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新新小说》第一号。
(46)“《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期出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新闻报》。
(47)“本社紧要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月月小说》第二号。
(48)“上海月月小说社广告”，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时报》。
(49)吴趼人：《〈两晋演义〉序》，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十五日《月月小说》第一号。
(50)“《月月小说》第二十号已出、廿一号即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时报》。
(51)“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上)，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小说林》第九期。
(52)见《大陆》第三年第一号“小说”栏下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
(54)“独应(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初七日《河南》第五期。
(55)蛮(黄人)：《小说小话》，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小说林》第九期。
(56)“竞立社小说月报社征求小说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一日《神州日报》。
(57)宏仁堂于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新闻报》刊载“绘图《刘大将军平倭》真三集”云：“因近有将二集更易者，请认五色面纸分辨是幸。”
(58)李继耀：《校印〈瑞士建国志〉小引》，见《瑞士建国志》，中国华洋书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版。
(59)“中原浪子”：《〈京华艳史〉序例》，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一日《新新小说》第五期。
(6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61)“上海华商集成图书公司广告”，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五日《申报》。
(62)“上海改良小说社辛亥年新出版小说广告”，宣统三年二月初五日《申报》。
(63)天梦：《〈苏州繁华梦〉自序》，载《苏州繁华梦》，改良小说社宣统三年版。
(64)“铁”：《铁瓮烬余》，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小说林》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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