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机理论文,居民消费论文,人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在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哈罗德和多玛认为资本积累能够推动生产能力的转化，在经济持续增长中具有决定作用。而随着对生产函数理论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发现，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除生产能力外，市场需求同样需要考虑，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需求作为支撑，潜在产能不能得到有效释放，生产能力的增长便不会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约束正逐渐由资源供给约束向市场需求约束转变。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代表魁奈在研究了剩余价值分配使用中资本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后认为，维持一定消费需求对维持再生产规模具有必要性。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面对冲击，我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国内需求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措施，将扩大消费与增加投资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在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进一步强调“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将扩大农村消费摆在扩内需、保增长的首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从21％左右下降到12％，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23％的平均消费率水平。①据统计，占中国人口总量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其消费量却仅相当于全国总消费的四分之一，可见农村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
消费作为居民最基本的经济行为之一，受到居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除收入水平等差异外，消费者还可能因其所处的年龄阶段而具有不同的消费行为特征，因而有学者试图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对中国一直存在的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问题加以解释。袁志刚等将养老保险制度引入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叠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简称OLG)，推导出子女(未来劳动力)数量可以通过改变养老金收益和代际转移金额来影响最优储蓄率，指出为了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水平，城镇居民只能为子女装备更多的资本，用以提高他们未来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得出结论认为子女数量的下降是城镇居民消费降低的主要原因。②王德文等指出人口转变对居民储蓄率确有显著性影响，在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引致劳动年龄人口经济负担减轻、储蓄增加的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使得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减弱。③Modigliani和Cao以中国1953-200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依据，将中国的低消费(高储蓄)率归结为长期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儿童抚养系数转变的结果④，这与袁志刚和王德文等的结论相一致。与前述观点不同的是，王金营等在研究中引入“标准消费人”概念，指出人口抚养系数的提高，使得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减慢，老龄化将会降低未来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比率。⑤李文星等也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不同的是他们采用了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结果表明，儿童抚养系数对中国居民消费具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⑥
综合来看，以上研究结论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的相关关系，但由于研究方法与对象选取不同，少儿与老人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方向尚存在一定争议。同时，已有研究多以城镇居民为对象，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针对中国农村居民这一特定群体的研究并不多见。在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城乡居民在消费结构和消费习惯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专门研究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消费的影响，通过相应政策调整挖掘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对于依靠刺激农村消费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增长政策的执行具有积极意义。
从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负担系数⑦变化趋势(见表1)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地区平均每100个劳动力需要负担大约42个14岁及以下的儿童和9个65岁及以上的老人，而到2007年，这两个负担指标变为28个儿童和13个老人⑧，各项负担系数均不同程度地高于同期城镇地区的水平。那么，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偏低，是否受到了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如果是，那么它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本文将主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原因进行探讨，并最终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为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积极性，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Modigliani和Brumberg较早地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简称LCH)。LCH将消费者一生的财富看作是封闭的，消费者个体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在代际间发生转移。该假说认为，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且长期消费水平与其所处的生命周期紧密相关。在生产效率较高的青壮年阶段，劳动人口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会高于其他年龄阶段。⑨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大，那么，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储蓄率。同时，非劳动人口比重小，劳动年龄人口所承担的抚育和赡养等负担就较轻，从而减少了家庭消费支出，提高了家庭储蓄比例。⑩相反地，社会中儿童与老人等非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越大，储蓄率就越低，消费率也就越高。
LCH在讨论收入与消费的关系时，将收入概括为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两部分，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人们会利用储蓄平滑各阶段的消费，而储蓄净额也会在消费者生命终结时减少到零。但根据Browning和Lusardi的调查结果显示，1982年，美国6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储蓄率达到11.5％，高于25～54岁间的各年龄段，仅次于55～64岁年龄段人群的储蓄率。(11)理论与实际之所以存在矛盾，原因在于LCH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财产的继承与遗留问题。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则任何一代人的效用同其后代人的效用必然存在联系(12)，消费者最终的储蓄净额就不可能为零，消费水平也将随着其财产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Samuelson就认为财产在家庭中会发生代际转移，孩子在成年前从父母那里获得财富转移(例如接受教育)，成年后又再将财富转移给自己的孩子。Samuelson在家庭储蓄需求模型(简称HSDM)中指出，孩子可以作为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即家庭中子女数量越多，父母对未来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养老等生活保障的储蓄就越少，消费比例也就越高。反之，子女数量少，父母就会更倾向于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13)虽然HSDM所得出的结论与LCH存在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分析角度却不相同。
由于中国农村环境的特殊性，在将LCH与HSDM应用于农村居民消费分析时，这两种理论模型均可能存在局限性。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在代际关系紧密的中国农村地区，由于遗赠动机(14)的存在，老龄人口在其存款能够满足余生消费的情况下，仍会选择维持低消费水平而继续储蓄，目的是为子孙后代遗留更多财产。与LCH的推断不同，强烈的遗赠动机可能使老年人口增加反过来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下降。其二，与袁志刚等研究的城镇居民消费特征相似，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消费，已经不单纯取决于消费品的数量，更取决于质量。例如，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激励并迫使父母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15)，农民对单位子女培育成本的增加，可能反而会高于由子女数量下降引起的即期费用减少。综上所述，家中子女与老人数量的多寡，的确能够对农村家庭的当期消费产生影响，但其作用方向要取决于消费者在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下的理性选择。
基于以上理论及实际问题，本文将中国农村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两项衡量年龄结构的指标，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
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构建
本文将人口年龄结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引入传统的消费模型C=f(Y)，通过构建新的消费函数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等因素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鉴于实际模型的复杂性与研究的可行性，本文借鉴樊纲等的做法，将原消费模型以线性函数近似替代(16)，如模型(1)所示：
除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外，根据传统消费模型以及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本文将前期消费率[CONS(-1)]、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对数(LnEARN)、人均收入增长率(EG)、收入差异(ED)、实际利率(RI)和城镇覆盖率(TR)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2)，且所有收入指标均为经过相关价格指数转化的实际收入，以确保各数据间的可比性。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19)，由30个截面个体组成，研究样本期间为1993-2007年，面板数据共有450组观测值。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三)模型设定检验
与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相比，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研究对象在时间与截面单元两个方向上的变化规律或是不同时间、不同单元的特性。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二维性，模型设定的正误决定了参数估计的有效性。
根据F检验与Hausman检验的结果，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作为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即从统计意义上认为中国不同省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相同，但不同地区间农村居民的自发消费率(截距项)存在显著差异。这样设定比较符合现实情况。
(四)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采用计量软件Eviews5.1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达到0.9220，说明模型中解释变量总体对因变量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相当高的解释力。除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EG)和实际利率(RI)外，其他变量均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尝试将不显著变量EG和RI逐一剔除，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发现，剔除上述两个变量后，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上未发生明显变化，而模型的拟合度却有所下降(变为0.8776)。因此，本文在模型中仍保留上述两个解释变量。
从表3的结果可见，本文关注的主要变量，用于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CDR)和老人抚养比(ODR)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作用，但二者的作用方向相反。
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在5％的置信水平上影响显著，且作用方向为正，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会随之下降0.002个百分点，检验结果支持了LCH和HSDM，并与前文袁志刚等和王德文等的结论大致吻合。在研究的样本期内，中国农村居民少儿抚养比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41.87％迅速降至目前的27.96％，降幅达到三分之一。剧烈变动的少儿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化产生了显著影响。少儿抚养比的下降是导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率走低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子女数量下降后，用于抚育子女的即期费用相应减少，家庭消费支出必然随之缩减。其二，随着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和社会竞争的加剧，为了满足子女将来教育、事业和组建家庭的需要，更多的农村家庭会有意识地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20)袁志刚等将其解释为，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居民养老问题必须依靠数量较少的劳动力来解决，为了保证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出现显著提高，居民只能选择限制消费行为，为子女装备更多的资本。其三，如HSDM所述，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减少，会增加父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预期，为减少子女成年后的抚养负担，他们会从当期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作为将来的保障性储蓄。其四，在农村地区，子女一般会较早地投入到劳动中，而农村儿童教育时间的延长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必然意味着“受抚养年限”的增加。因此，在未来若干年内，即使子女从年龄角度已算作成年人，但在家庭劳动者数量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父母要继续负担子女的生活、教育费用，导致他们对当前消费更为谨慎。
老人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同样显著，但方向为负。老龄人口负担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将引起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0.0045个百分点，结论与LCH不一致。这种背离的产生与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首先，农村社会的养老保障机制刚刚起步，截至2007年底，中国农村居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平均比率只有5.63％，最高的江苏省也仅为17.44％，远低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76％的平均水平。(21)由于消费敏感度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紧密相连，在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家庭仍是人们养老的主要依托(22)的情况下，老龄人口只能减少消费支出，将储蓄存款作为养老保障的替代品，以防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其次，根据遗赠动机的解释，老年人在储蓄能够满足其消费的情况下，大多仍保持较低的消费水平，将大部分的财产遗赠给后代。尤其是在代际互换关系密切的中国农村地区，老人节衣缩食却为儿孙留下一大笔遗产的现象更加普遍。第三，由于农村老年人的消费习惯更为保守，其消费的商品结构较其他社会成员有很大差异，除了购买基本的廉价日用品外，他们几乎不会消费高档消费品或非物质类商品，在社会中始终处于相对较低的消费层次。所以，农村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农民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的幅度减小，抑制了农村消费率的提升，而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与消费观念落后是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
由于早期人口政策效果的显现，中国农村的儿童抚养比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下降之后，降幅从2003年起开始趋于平缓，而农村老人抚养比的增幅却在持续扩大。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底，中国的老年人口总数已经达到1.6亿，占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到达峰值，总数达到4.37亿，将占到中国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明显。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老人抚养比的快速上升将成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率的主要因素。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通过对1993-2007年农村消费状况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则会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子女远期培育成本剧增、农村社会保障供给不足和消费习惯保守是当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针对以上分析结论，要解决农村消费市场低迷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补贴力度，拓宽资金筹措渠道，规范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收费行为，切实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统筹安排农民子女就业工作，提供全面的就业指导服务，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效率，增加农村家庭的预期收入，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
第二，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完善农村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险体系。继续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采取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公平问题，解除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避免逐步显现的老龄化态势给本来就不活跃的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第三，大力宣传并倡导积极的消费理念，引导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人口转变消费行为。只有真正从农村居民需求着眼，结合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层次与消费特征，推出符合当地农民价值观的产品，扩大“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的覆盖范围，才能深入挖掘农村市场的消费潜力，扩大农村消费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中的拉动作用。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②袁志刚、宋铮：《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制度与最优储蓄率》，《经济研究》2000年第11期。
③⑩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人口研究》2004年第5期。
④Modigliani,F and Cao,S.L."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pp.145～170.
⑤王金营、付秀斌：《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中国消费函数计量分析——兼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⑥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1989-2004》，《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⑦这是衡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等于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比表示。抚养比的变化趋势体现了有效劳动力和有效消费者数量变动的作用。
⑧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⑨Modigliani,F.and Brumburg,R.,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 Data in Post-Keynesian Economic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
(11)Martin Browning,Annamaria Lusardi,"Household Saving,Micro Theories and Micro Fact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6,pp.948～993.
(12)R.J.Barro,"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vol.82,pp.1095～1117.
(13)Samuelson,P.A."An Exact Consumption-Loan Model of Interest with or without the Social Contrivance of Mone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8,pp.467～482.
(14)约翰·梅纳得·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3页。
(15)王丰、安德鲁·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3期。
(16)樊纲、王小鲁：《消费条件模型和各地区消费条件指数》，《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17)少儿抚养比与老人抚养比分别由少儿人口(0～14岁)和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之比计算得到。
(18)钟水映、李魁：《劳动力抚养负担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1期。
(19)由于重庆市作为直辖市成立时间较晚，不能覆盖整个样本期，会造成部分数据缺失，故本文将其并入四川省研究。
(20)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21)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
(22)宋宝安：《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政策回应问题研究》，《江海学刊》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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