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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53-58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信息化进程开始从“信息时代”步入“大数据时代”。信息化产物——数据——成为了一种新的资源。各国在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经济贸易增长、产业创新升级等各方面对数据资源的依赖越来越大，对数据资源的占有和利用已经成为决定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各国的数据资源竞争引发了对国家数据主权的保护，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政府积极推动“数据民主”运动，不仅唤醒了公民的数据权意识，也将西方民主模式植入到了网络空间。
本文将以大数据现象为时代背景，来研究数据权的起源和发展，辨析数据权的概念，探讨数据权对网络空间治理的影响。
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1.大数据现象引起全球关注
大数据(big data)一词来源于国外，2001年就出现在《电脑人工智能》期刊的文章标题中。从字面上看，大数据即为很大的数据之意，即该词揭示了数据具有海量的特征。在2011年上半年，以国际数据公司(IDC)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为主导的多个美国咨询公司发布了两个关于大数据的前瞻性研究报告。其中，由美国易安信公司(EMC)赞助的题为《从混乱中挖掘价值》的IDC“数字宇宙”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的信息创造和复制总量超过了1.8ZB，在短短5年内增长了9倍，并且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达到令人恐怖的35ZB的数据量①。而MGI的报告《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认为，如今的数据时时刻刻都在源源不断地渗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数据正日益成为与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源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②。
随后，IBM、微软、甲骨文等全球知名IT企业纷纷跟进，扩展了大数据一词的内涵，使之不仅包括了海量(Volume)的特征，还赋予了快速(Velocity)、多样(Variety)和价值(Value)等特点。美国企业的这一系列行动，使得大数据逐渐从传统的海量数据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信息产业新的关注热点。在产业界以外，还有如《纽约时报》、《科学》、《经济学人》和《哈佛商业评论》等世界顶级报刊也发布了多篇关于大数据的评论。在国内，有关大数据的媒体报道出现于2011年，各大门户网站接连探讨了大数据的概念和技术方案，并且相关大数据著作也陆续出版。总之，这些企业和媒体已显示出了对大数据的密切关注。
2.数据的价值正日益显现
数据中存在的价值早已被人们发现。在1958年，IBM公司就提出了基于数据分析挖掘的商业智能概念，将企业中的数据转化为知识，帮助企业做出有效的决策。但这种企业级、小规模数据挖掘产生的效益并不足以让人们认识到数据的巨大潜能。而如今，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以及由键盘、传感器、摄像头等采集的数据呈现出指数式增长态势，不仅导致了对大数据存储和分析的巨大市场需求，也带动了数据密集产业的发展。据MGI测算，美国医疗行业的大数据每年可以创造3000亿美元的价值——比西班牙每年医疗投入的两倍还多；欧洲公共管理部门的大数据每年则有相当于2500亿欧元的价值——比希腊的GDP还高……②另外，甲骨文公司更进一步明确了大数据的价值并非大数据本身所具有。恰恰相反，原始的大数据往往具有价值密度低的特点。大数据需要经过处理，将数据转换到可用的形式或派生出可用部分，再对其进行分析，才能创造出价值③。
大数据创造的价值已渗透到各个领域。在商业界，谷歌、亚马逊等跨国企业掌握了大量的全球个人用户数据，以此推出多种服务，扩大收益。在科学界，微软的科学家们系统介绍了科学研究“第四范式”(paradigm，前三范式分别为理论、实验和计算)——利用大数据分析去发现未知规则，例如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包括约30万名患者的数万个数据点进行分析挖掘研究，以准确预测一名充血性心力衰竭病人在出院后的30天内是否会再次入院。在公共管理方面，美国纽约市政府收集了市民求助热线311电话的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数据分析来发现问题，并据此采取措施管理城市。
3.美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当大数据成为新兴热点之时，奥巴马政府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宣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该份文件提出政府将携手六个重要部门，承诺投入两亿美元资金，共同推进整个美国从大量的、复杂的数据集合中获取知识和洞见的能力，并借助这些能力，实现在科学发现、环境保护、生物医药研究、教育，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的突破④。这是全球第一个与大数据相关的国家政策，标志着大数据战略已经从企业上升到了国家层面。
由此可见，大数据是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谁能够占有大数据，谁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大数据中的价值，牢牢掌握大数据开发利用的主动权。我们国家有着十多亿的人口数量和应用市场，复杂性高、充满变化，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使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数据储量最丰富的国家。解决这种由大规模数据引起的问题，探索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是我国未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效率提高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从而在竞争中争得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数据权的起源和发展
1.大数据的挑战
信息技术是管理和利用信息所采用的各种技术的总称。信息技术在经历了计算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之后，已逐步向大数据时代过渡。过去，信息技术的发展造成了信息鸿沟和信息过载。而现在，技术发展所形成的大数据在给人们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尤其是在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大数据可以随时随地采集，可以跨地区、跨国界存储，可以毫无阻碍地在网路空间中传播。而且，伴随各种类型数据的整合，各行业数据的融合，以及政府、企业、个人数据的共享，无处不在的数据使得数据管理异常艰难。再者，数据一旦被竞争对手掌握，很有可能使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受到损害。因而，各种利益集团就产生了数据权纷争，将数据权问题推进到人们的视野。
2.数据资源国际竞争中的数据权
当前，数据权纷争的核心是对数据资源占有和利用权利的保护。在传统贸易领域，国际间实体货物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都要受到主权国家监管，由国际公约进行协调。而在网络空间中，国家边界依旧存在，对数据的保护和利用亦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云计算产业的蓬勃发展，跨国数据中心纷纷建立，国家间的数据权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出台了《爱国者法案》，该法案扩张了美国执法机关的权限，使得其有权搜索电话、电子邮件、医疗、财务和其他各种记录。美国政府利用该法案先后要求微软和谷歌将欧洲数据中心的数据交给美国情报机构。欧洲议会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美国当局做出解释。此后，欧洲对微软、谷歌等美国公司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审查。另外，加拿大卫生部也出台了禁止本国电子病历数据在美国境内处理的法令，该法令就是针对数据资源国际竞争中的一项保护本国利益的措施。
国内有报道指出，美国政府今年3月公布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倡议”，推动大数据高效开发利用展开相关研究和建设，增强其先期开发别国数据资源的能力，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⑤。主权国家在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挑战下，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对数据进行保护，这就要求国家积极为数据安全研究相应的对策。除了上述欧洲和加拿大的保护行动外，有的国家还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数据保护政策，例如法国就决定将相关云计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交给真正的法国企业去做。但在另一方面，数据需要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就像商品和劳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贸易一样，这样的自由流动能够使大数据所产生的效益最大化。因此，单纯的限制数据流动以保护数据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精神。
3.“数据民主”下的数据权
自2010年4月起，曾在广东省公共部门和信息领域工作、现居美国匹兹堡的学者涂子沛在《南方都市报》上刊发了多篇文章，介绍了国外政府信息公开的最新动向。内容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个国家陆续建立了政府数据门户网站，把从前政府专有的公共数据推上了互联网，掀起了“数据民主化”浪潮。随后，英国首相卡梅伦认可了这场“数据民主”运动，并正式提出“数据权”(Right to Data)的概念，指出这是信息社会一项基本的公民权利，承诺要继续在全社会推向深入⑥。更进一步，除了政府公开数据外，英国也鼓励商业数据的公开，提出了名为“我的数据”的计划。在英国商业部的主导下，巴克莱信用卡、汇丰银行、家悦采购零售公司、谷歌等十多家不同行业的巨头已经加入了“我的数据”行动，对客户开放与其相关的数据。第三方可以就这些数据设计出专业的算法，为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⑦。
“数据民主”下的数据权是民主社会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大数据时代的公共数据采集自公民，而提倡“数据民主”则是将公民的义务与权利对等起来，把这些取之于民的数据重新用之于民。例如，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位13岁以色列少年利用政府公开的导弹防御预警信息，开发了一款免费手机应用，当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导弹的时候将会给手机发送警报。由此可见，在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公开，就必然会有人会利用这些数据去创造价值，实现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在效益背后我们也要认识到英美等国大力倡导的“数据民主”可能存在的两层含义：在第一层面，推进民众的数据权意识，是符合信息化特别是大数据本身发展规律要求的，有其合理性；而在第二层面，“数据民主”运动亦是西方发达国家将民主模式植入网络空间的行为，究其意图很有可能要在网络空间推广西方的价值观，达到其加强主导和控制网络空间的目的，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三、数据权概念的辨析
1.从网络主权到数据主权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受到了新的冲击，国家主权的范围从领土、领海、领空、太空拓展到了人造的网络空间。这一由各种主机、路由器、网路线路、终端、软件系统所构成的“第五空间”，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由此诞生的网络主权是在网络环境下的国家主权的自然延伸，其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管辖权⑧。在2012年10月4日的网络问题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黄惠康提出了我国在网络空间中的“网络主权”原则，即要根据本国的网络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在充分考虑本国广大民众意愿和适当借鉴国际通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本国的网络公共政策和法律，并依法管理互联网⑨。这一网络空间首要原则标志着我国网络主权意识的提升。现阶段，网络主权主要体现在国家对网络信息技术的监管上，包括网络物理设施运行安全的保障，以及采用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安全进行维护。
在大数据时代，网络主权意识不仅是要保障对信息技术的掌控，还要对网络中的数据取得占有和管辖的权利。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提出信息主权的概念，认为信息主权是国家主权在信息活动中的体现，国家对于政权管辖地域内任何信息的制造、传播和交易活动，以及相关的组织和制度拥有最高权力⑩。该含义与数据主权大致相同。但是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的概念已不同于信息，数据是信息的原生态，数据主权中数据所涵盖的范围要远远超出信息的范畴。因而，当下迫切需要将数据主权意识提高到与网络主权意识同等的高度，要重视在数据资源国际竞争中对数据主权的适当保护，同时也要重视“数据民主”的数据权问题。
2.数据主权与数据权之间的关系
从实施主体来看，数据权包括数据主权和数据权利两方面。数据主权的主体是国家，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对本国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的权力。数据权利的主体是公民，是相对应公民数据采集义务而形成的对数据利用的权力，这种对数据的利用又是建立在数据主权之下的。只有在数据主权法定框架下，公民才可自由行使数据权利。
从实施方式来看，数据权又包括数据所有权和数据管辖权两方面。数据所有权是国家对于本国数据排他性占有的权利。数据管辖权是国家对其本国数据享有的管理和利用的权利。可见，数据权又与国家领土主权等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3.数据权的特征
虽然数据主权和数据权的提法已经多次出现在国内外报道中，但是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确切的定义。一般情况下，数据主权是指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权，此类说法已被部分欧美发达国家所认同。数据权则多指一项公民权利，这一概念出自英国首相卡梅伦。而在两者之间，数据权又具有包含数据主权和数据权利的关系。因此，从数据主权和数据权利的特点出发，可以总结出数据权的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数据权具有独立性，即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可以完全自主地对本国数据行驶占有和管辖的权利，并且能够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这一特征也是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数据权的独立性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二是数据权具有开放性，即公民可以在法律框架下要求涉及自身利益数据公开并能够被利用的权利。这也是公民权利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公民对公开数据的利用，不仅可以创造出大数据应用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也能够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四、数据权对网络空间治理的影响
1.新数据安全观
数据安全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首要问题。一方面，为了维护数据主权需要采取“严防死守”式的安全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应对大数据趋势下的数据公开，将互联网上的信息与政府掌握的、企业运行中产生的、各种个人应用设备采集的数据结合起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数据权就对传统信息安全保护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因此，我们在网络空间治理中需要一种新的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能够在对数据利用的同时找到保护和开放的平衡点，限制任何对数据过度的排他占有和无限制开放，以保护国家、个人的安全和利益。
新数据安全观的具体表现就是建立相应的数据权保护法律制度。在全球化网络空间中，数据的复制和传输变得十分方便。有时在不需要人工操作的情况下，系统自动就能将大量的数据从一个数据库迅速地移动到另一数据库中，甚至这种移动是跨地域、跨国界的。在数据的流动当中，便存在了这样一种情况：在A国采集的数据存储在B国的数据中心并被C国的用户使用。如果其中出现了纠纷，数据权该如何维护？该依据哪个国家的法律呢？而事实是，国际上并没有对跨国数据流动规则制定相应的协定，而各国的数据权保护法律又不尽相同，这就导致类似的纠纷往往无从妥善解决。
要实现网络空间的数据权维护以及对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就必须调整和建立一些与数据存储、流动和利用相关的法律。同制定传统法律相比，这些法律需要与国际上进行统一协调。其核心是要用全球化的视野来对待网络空间中的数据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大数据给社会经济带来的价值。
2.数据隐私权和知情权
数据权意识的萌芽为网络空间的治理又提出一个新命题，就是对数据隐私权的保护。传统意义上的隐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物理隐私，指保护个人空间不受干扰，包括财产、身体和行为不被窥探和侵犯。许多国家都有隐私法防止对生活财产的非法搜查和充公。二是信息隐私，指个人信息以数字或其他形式被收集、存储和共享的合理使用。许多国家也有金融、医疗和网络信息隐私的相关法律。三是组织隐私，指政府机构、组织和企业希望能够使各项活动和秘密不被泄露。例如，企业可能需要保护商业秘密，政府可能选择不公开安全政策以防止恐怖袭击(11)。然而，大数据使得这些隐私都有可能被暴露在网络空间中。例如，个人的行踪不仅可以被大街上的各种监控设备记录下来，也可能在使用手机时被定位系统收集起来。这些数据若为不法分子所利用，极有可能对个人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而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化也会使得部分敏感数据在网络空间中流动，使国家数据主权受到威胁，甚至给国家安全带来极高风险。
同样，数据权意识也催生了公民对政府数据知悉、获取和利用的强烈要求。这种权利亦被称作知情权。大数据推动了数据开放的进程，而国外的“数据民主”实践也证明了政府公开数据带来的好处。但是，数据的开放是公民的知情权与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条件相博弈的过程。在我国，网络空间的治理往往会过多地强调保护与限制，忽视公民对数据知情权的要求，给有效治理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困难。
3.网络空间的全民治理
数据权的合理运用，也会改变网络空间治理的方式。过去的网络空间治理一般由政府主导，由政府制定政策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企业和个人参与度较少。而在大数据时代，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和保护数据的做法会使政府在面对大规模而复杂的数据时应接不暇、不堪重负。另外，数据权的提出也使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角色发生转变。政府的职能将逐渐收缩到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的范围，而将数据知悉和利用的权利返还给企业和个人，让全民都来管理和利用这些数据，使普通民众也能站到网络空间治理的最前线。
五、结语
由于大数据的出现和大数据价值的被发现，使得全球的数据资源竞争愈发激烈。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如何保障公民数据权利和国家数据主权成为了网络空间中新的问题。我们似乎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为了保证绝对的安全和权利，特别是国家的数据主权，那么大数据所带来的优势将大大削弱；如果放任数据在网络空间中流动，也可能会丧失在数据资源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量变与质变，网络空间与实体世界的关系还将不断演化。一个崭新的时代带来了福音，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仅要面对大数据核心技术和能力的“短板”挑战，更要面对数据权处置的风险。技术发展和实践又一次超前于人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设计，数据权已经成为大数据发展的关键问题，也应是当前网络空间治理的重点。
收稿日期：2012年11月
注释：
①John Gantz and David Reinsel,"Extracting Value from Chaos",IDC IVIEW,June,2011.
②McKinsey Global Institue,"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 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and Productivity",May,2011.
③Helen Sun and Peter Heller,"Oracle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An Architect's Guide to Big Data",May,2012.
④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Obama Administration Unveils 'Big Data' Initiative:Announces $200 Million in New R&D Investments",March 29,2012,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big_data_press_release.pdf.
⑤施恒骁，姚伟宾：“保护好‘数据主权’安全”，载《中国国防报》2012年9月17日。
⑥涂子沛：“数据民主也要争”，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7月10日。
⑦涂子沛：“对普通公民而言，数据权到底意义何在”，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24日。
⑧李鸿渊：“论网络主权与新的国家安全观”，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8期，第115页。
⑨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黄惠康在2012年10月4日网络问题布达佩斯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⑩孔笑微：“全球化进程中的信息主权”，载《国际论坛》2000年第5期，第14页。
(11)Terence Craig and Mary E.Ludloff,Privacy and Big Data,Sebastopol:O'REILLY,2011,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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