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探索执政党建设的政治生态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执政党论文,中共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绿色和平组织提出的环境生态化的问题，日益转化为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其理论、理念也逐渐演变为政治生态学理论。政治生态学研究者认为，宇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生态法则组合并且运转，整个生态系统中系统与子系统之间，子系统相互之间，都彼此依存、相互依赖，处于一种平等的协同进化之中。同时，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系，既包括一个良好的内部运行体系——“内生态”，又包括一个良好的与之相关的能协同进化的“外生态”体系。也就是说，“政治生态学，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政治现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学问。它关注的焦点是政治体系及其行为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变化的政治影响。”①作为一个政党的政治生态体系也应如此。一个政党要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系，既要重视党的“内生态”建设，也要加强党的“外生态”建设。如政治生态学所强调的，党的政治体系中不存在孤立要素和孤立要素的进化，党的政治体系内部各要素之间，体系与外界各环境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党的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但明确了自身的执政地位，还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为目标，对党的政治生态体系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明确党的“生态位”，加强执政党建设
党的八大是党的建设史上的里程碑，正式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任务。党的八大首先明确了党的“生态位”——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面临着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的艰巨任务。党在明确自己的“生态位”的基础上，分析了来自党的“内生态”和“外生态”的挑战。“毛泽东的开幕词，刘少奇、邓小平的报告，都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就指出，要实现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的目标，一方面要总结经验，加强学习，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必须善于学习，向苏联学习，向人民民主国家学习，向世界兄弟党学习，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同时，党内也要加强学习，改进思想教育方法，虽然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但是仍有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另一方面，他还要求党要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③，为完成党的执政任务，营造一个良好的“外生态”环境。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也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挑战。他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不仅很容易使广大党员干部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还容易滋长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为完成八大确定的任务，“我们应当正确地总结在过去时期的斗争经验，继续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健全我国的政治生活，正确处理国际事务，进一步巩固我们党。”④刘少奇在八大的报告中，不但明确了执政党的地位，而且还明确了执政党建设党的政治“内生态”和“外生态”任务。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同样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总体而言，八大对党的任务和执政党的建设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但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还分析了党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既要建设执政党和谐、有序的“内生态”，也要建设执政党和谐、有序的“外生态”。
二、对建设执政党“内生态”体系的积极探索
政治体系的“内生态”圈层是政治体系的核心圈层，搞好党的“内生态”建设，既是保证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新形势下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确保党能够与时俱进的需要，也是党应对“外生态”变化，更好地驾驭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党的八大对党的“内生态”建设作了科学而全面的设计，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1.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政治“内生态”延续发展之“灵魂”。党一贯重视从思想理论上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八大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就指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党内依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他要求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刘少奇在报告中也指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⑤并且，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越高，他们的识别能力和工作能力也就越高。刘少奇还指出，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后，思想理论建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和重要，克服思想认识上的主观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作顺利发展、避免重大错误的根本关键。因此，八大要求必须经常注意党的建设中曾经有过的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八大强调，要有效地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系统地提高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一是要加强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学习，使之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发现规律。二是要在新党员中加强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使之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能够认识到主观主义的危害。三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相关内容的研究，并使这些研究适合于党的实际工作需要，适合于向广大党员和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需要。此外，还要向实践学习。他指出，在过去工作中，党所曾犯过的右倾保守、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的错误，都是由于没有认真正确地研究实际情况和集中群众经验的结果。他还批评不少党的工作人员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坐在机关里，不愿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不愿意去研究新鲜事物并且正确地支持新鲜事物的发展；不愿听反对意见。“党必须教育他们深刻地认识这种主观主义在工作中造成的损害，必须帮助他们学会用老老实实的态度在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帮助他们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并且使他们懂得，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条件。”“每个领导者都必须善于耐心地听取和从容地考虑反对的意见，坚决地接受合理的反对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对于由正确动机、按正常程序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的任何同志，必须继续和睦无间地共事，绝不要采取排斥的态度。”⑥总之，就是要通过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在党内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调查研究和党的群众路线等途径来提高党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2.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政治“内生态”延续发展之“根脉”，党的八大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集中体现在两大方面。
一是加大了党内民主集中制建设的力度。首先，党的八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强化了集体领导。八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⑦与七大党章相比，这就改变了此前规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总书记的制度和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到一个人手中的状况。在具体实践上，八大党章规定，在中央设立1位主席和4位副主席，并成立新的中央书记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分权。同时，党章还规定新成立的中央书记处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不但在理论上保证了党的最高决策的科学性，也保证了党的领导集体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废除党的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想法已露出端倪。其次，党为强化民主集中制度还在党内民主制度上进行了创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八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时间为5年，并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时间为3年，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县级代表大会每届任期时间为2年，并由县、自治县、市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对于刚刚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不但有利于提高党的代表大会的决策功能，还有利于提高党内民主水平和决策水平。此外，八大再次强调了党委制是保证党的集体领导根本制度。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要求党的各级、各类组织都必须健全党委制，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交由党的委员会来集体讨论，经集体充分讨论后再做决定，然后再执行。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在会议的发言中也指出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必须健全党委制，发挥党委全体成员的作用。⑧最后，党的八大还坚持了党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民主思想，并将此写入党章。八大强调，“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由集体决定，同时使个人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⑨这些重要的理论探索为党内集体领导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贯彻执行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和党内法规依据。
二是在党员权利、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相关规定。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要求要严格新党员的入党条件，加强对新党员的培训，要提高党员的入党标准。八大还明确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同下级党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同地方组织之间的职权划分、党的决策与个人意见的关系处理等对加强党组织建设、明确党员权利和义务以及激发党员和党组织活力等的重要作用。比如，八大党章就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必须服从党的组织，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下级组织必须服从上级组织，地方组织必须服从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党员“对于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允许党员个人发表不同意见，允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⑩；“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11)；明确党员干部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压制民主等等。八大还强调，鉴于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党更加需要向党的一切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要求，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内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这些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
3.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政治“内生态”延续发展之“表征”。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容易使党员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党必须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针对党内这种情况，党的八大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走群众路线和加强对党的监督等思想，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一是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就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2)他还列举了官僚主义在国家机关中的表现：高高在上，不了解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压制下级和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存在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因此，他建议通过精简机构和加强监督的方式来克服官僚主义：一方面精简国家机构，明确工作人员责任；另一方面，加强监督，即“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13)邓小平在报告中也列举了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比如：脱离群众，不注重调查研究；主观主义；执行指示时照搬照抄，不从实际出发；只看重数量，不注重质量等等，以及对待群众和问题存在着的冷淡态度，干部自身存在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存在着命令主义等。他要求全党要“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14)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以及加强监察工作、进行工作作风整顿等，杜绝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是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在报告中，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群众路线是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15)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的。“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16)同时他还指出，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要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使党的群众路线真正落到实处。刘少奇也指出，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群众工作，尤其是要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他还指出，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就是“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而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17)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是全面加强对党的监督。一方面，八大首次将党内监督的范围以法规条文的形式写入党章，不仅规定了监察委员会具有党纪方面的监察权，还具有对道德和法律方面的监督权，这使得党的监察机制得以进一步的完善和健全。另一方面，八大还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监察主体范围，把党的监督主体从党内扩展到了党外，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党的监督制约网络体系。即在原有的党内监督机制基础上，增加了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等国家机关类监督以及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社会监督等社会监督等党外监督形式，实现了从党内到党外，从党的监察机关到国家监察机关这样一个对党的全面监督体系，进一步完善和明确了党的监督制约主体，增强了对党进行监督制约的范围和力量。刘少奇指出，党不仅需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还要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也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18)八大会议期间，一些代表也强调了加强党的监督、扩大党的监督职能的重要性。刘述周就指出：“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有些的确不是劳动人民所能代替的。”(19)李维汉也指出：“我们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这是基本的依靠。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20)。此外，八大还初步探索了实施监督的具体路径：“必须用加强党对于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国家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21)可以说，八大构建了一个集党内监督以及国家机关监督、社会监督等党外监督形式于一体的全面的对党的监督体系和监督网络，这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和突破。
三、对建设执政党“外生态”体系的积极探索
党在国家乃至世界政治生态体系中不是孤立的，她有自己的“生态位”，并实时与外界环境发生能量和信息交换。不同的政治体系或者政治要素，为适应不同的政治环境，会寻求适应自身发展的生态位置。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除保持“内生态”的先进性外，还应该在整个政治丛林中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处理好党的“内生态”与“外生态”的关系，努力构建和谐、有序的“外生态”环境，确保它们之间的信息、能量交换和协同进化的顺利进行，为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良好的“外生态”环境。党的八大同样对党的“外生态”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
1.处理好党法关系
依法治国是党基本的治国方略，加强党的“外生态”建设，首先要处理好党与法的关系，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认真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通过法律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通过法律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来维护和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党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自觉接受法律法规的监督。
八大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强调健全国家法制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完备的法制是完全必要的”，要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且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八大还指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相互制约的制度。”(22)在大会发言中，党的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董必武在发言中就强调要加强法制国家建设进程，指出我国的人民民主法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构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意志，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如果法制不完备，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批评了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不重视或者不遵守法制的现象，并分析了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源，指出轻视法制的思想实质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反映。他指出，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健全法制，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强法制建设，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中，依法办事是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同时，还要注重法制思想教育，加强司法机关的组织建设，尤其是要适当加强检察机关的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等等。他提出，党的机构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指出，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必须有法可依。这可以促使国家把尚不完备的法规制订出来。二是有法必依。就要求按照规定办事；尤其是国家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遵守。“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23)在董必武的发言中，基本上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党与法的协同进化关系图，对构建和谐的党的政治“外生态”奠定了基础。
2.处理好党政关系
“一般意义而言，执政党对国家政府机关享有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并不是无序的、随意的，执政党必须通过法律程序，将执政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进而转化为对政府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程序来实现对政府的领导。”(24)加强党的政治生态体系建设，必须认清党与行政机关各自的“生态位”。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党政关系，才能在具体的工作中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态协同关系。
党的八大对党政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不仅确定了党的执政党地位，还明确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八大强调指出：“党应当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25)。党只是加强对政府的领导和监督，除了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经常检查各级政府的党组织的工作外，党委的各个工作部门都应对政府部门中的党组织和党员进行监督。同时，八大还提出不能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的界限，不能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进行不正确的干涉。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体现在直接指挥国家机关工作上，而是“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26)在讨论党的八大报告时，也有部分党的领导人对党所倡导的党政关系进行了阐释，董必武就指出：“我们党从来是把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严格划分清楚的，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27)由此可见，党的八大对如何理顺党政关系已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3.处理好党群关系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生态协进关系，在这种“鱼水关系”的生态协同进化中，群众是基础，党则是关键因素。群众与党任何一个因素出现问题，都会发生党群协同进化关系的偏离或异化。党是来自群众的党，失去群众的支持，党就没了根基。这就要求，一方面，党在工作中必须遵循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处理好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方面，党还要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加强自身的作风建设，通过群众的政治参与来实现党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这种良性互动，既可实现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又可借助人民的力量遏制党内消极力量的萌生。由此可见，对党而言处理好党群关系是加强党的政治生态体系建设的关键因素。
党的八大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八大对党的执政宗旨有着清醒的认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他还批评一些党员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脱离人民群众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并列举了主要表现：比如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往往从主观愿望或主观想象而不是从客观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研究工作和解决问题；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不同下级和群众商量，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直接机械盲目地照搬照抄；只满足表面成绩，不注意实际效果。还有些领导干部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件和会议上，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被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束缚住；“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28)还有些干部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还有些党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依靠命令行事等等。为此，邓小平在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指出：“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才有可能使党少犯错误。他还指出，走群众路线，还要求党的领导在工作中时刻保持谦虚和谨慎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29)八大之所以强调党的群众路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执政党。执政的目的性问题，关系到党的权力属性问题，党作为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只有坚持执政目的的人民性，才能使党与人民群众保持一种鱼水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而时刻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4.处理好党与参政党的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上，二者在党的政治生态体系中的“生态位”是明确的，即执政与参政的关系，这是党的历史形成的也是国家宪法规定的。但是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除了要摆正各自的生态位外，还必须进一步激活二者的“协同进化力”。要激活二者的协同进化潜能，不仅需要加强与民主党派的沟通与协调，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样，一方面可以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和社会活力，扩大党的执政资源和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可以使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由此可见，处理好党与参政党的生态关系问题，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以及增强党的生机和活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加强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八大规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就指出，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30)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则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指出各民主党派将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将同共产党一道长期存在。他还批评了党内存在的“清一色”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党外人士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有事不同党外人士商量，不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这种观点是一种宗派主义观点。”(31)他要求党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并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邓小平在报告中也提出要加强与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发言中则强调，要发扬政治协商的传统，“凡是应当经过广泛协商的问题，都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去协商，有些还同时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省、市、自治区委员会去协商。”要正确处理同党外人员共同工作的关系，保证党外人员有职有权。“对于党外人员分担的职责，应当切实尊重。”(32)要克服宗派主义情绪，在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关系上，对党外人士的联系往往局限在少数人当中；对于党外人士的不同意见，不是采取彻底敞开、适当分析的态度，而是简单地加以排斥等等，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以改正。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的熊克武对党中央提出的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进行了发言。他指出，“民主党派能够在互相监督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他认为，在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民主党派更需要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在工作中加强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们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包括互相监督的作用。”他还指出，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分工合作，在巩固与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为进一步贯彻落实“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民主党派还需要继续有所分工，做好所联系的阶级和阶层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3)这些代表的发言，都是八大对正确处理党与参政党关系的有益探索。因此，八大通过的政治决议就指出，“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在一切政府机关、学校、企业和武装部队中，共产党员都必须负责建立起同党外工作人员合作共事的良好关系。”(34)可以说，党的八大对党如何处理与参政党的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党处理好与参政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总之，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看，党的八大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党的八大把加强党的建设看作是一个系统的生态工程，既探索了加强党的“内生态”系统的建设问题，即加强了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问题，又探索了加强党的“外生态”系统的建设问题，即进一步优化党与法、党与政府、党与人民群众、党与参政党等生态体系之间的关系，将执政党置于发挥其最佳功能的生态位，通过党与法律、政府、友党和群众的相互独立、相互联动、相互制约来达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最佳生态境界。这种内外信息、能量和谐、有序、高效交流并相互演进的党的建设的政治生态关系，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11-06-23
注释：
①刘京希：《政治生态论——政治发展的生态学考察》，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400页。
③(30)《毛泽东选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第118、115页。
④⑤⑥⑦⑨⑩(11)(12)(13)(17)(21)(22)(25)(31)(3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0页，第107页，第110、111页，第331页，第326页，第321页，第326页，第87页，第88页，第116页，第349页，第92、93页，第105页，第116页，第350页。
⑧宋任穷：《我对集体领导问题的认识和体会》，《人民日报》1956年9月21日。
(14)(15)(16)(18)(26)(28)(29)《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3、224页，第221页，第219页，第215页，第236 237页，第222页，第219页。
(19)刘述周：《要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办事》，《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
(20)(32)《李维汉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22页，第321页。
(23)(27)《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9页，第414页。
(24)岳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政治生态学思考》，《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33)熊克武：《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的一些初步认识》，《人民日报》195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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