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现代性论文,研讨会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000年的第一个星期，来自全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的数十名学者会集海南岛的丽湖水庄，参加了由海南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新世纪之初的这次研讨既是对百年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一次回顾，又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对现代性问题及文艺理论问题的一个前瞻。中国100年来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从问题本身入手进行研究，提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翻开一本新日历的时候，很难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除非我们能够与现时性建立起一种反思关系。现代性不只是一个术语，而更是我们的一种处境，这种处境从根本上规划着现代文艺理论的限度及可能的空间。面对现代性的充满矛盾的历程、复杂的本土经验与西方的影响，研讨会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论题一：“现代性”术语的语用区分
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对现代性进行了“多重阐释”：从波德莱尔开始的文艺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从尼采开始的哲学现代性，从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开始的社会学现代性，并介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三次高潮。赵一凡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光晕”的消失，可作为现代艺术的标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没有了独一无二性和庄严性。艺术再也不是同传统而是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关系。现代性意味着不再从传统中寻找规范，而是自定规范。但科学认知、道德实践、审美方式三种规范的互不协调与冲突，使现代主义成为“一项没有完成的工程”。——现代性已经死亡，但现代性的机构在加速增长、扩展。现代性遗留下来的是一种反思精神，一种中心消散的知识场，学科边界消融、知识交叉，文论在变为一种文化理论。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和历史意识，一种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可称之为“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市侩主义。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是对它的彻底反抗，是否定的激情，是线性发展历史观的幻灭感。陶东风比较了西方与中国审美现代性诞生的不同条件，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变迁所塑造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在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状态。陶东风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否存在“经验移置”的问题？他们是否把西方经验到的现代性症候当做了中国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经验”与“观念”之间的距离，陈家琪（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从我们感知和描述事物的方式出发，考察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传统之后的秩序。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定义为“传统之后的秩序”，那么现代性乃至后现代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经验。这种经验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时空观念的重组，打乱了我们感知经验的方式，我们的经验不再依赖于自然秩序和习俗，而靠反思形成；二是我们通过现代传媒更多的受到间接经验的影响，而非老人的传统经验的积累与传递。这种现代性的经验变成了一个问题：从经验而来的观念变成了（传媒）有意灌输的东西，导致我们对符号、语言的不信任。语言不再反映现实，而是制造现实。问题是：在经验日益公众化的境况中，源始的个人经验如何被确立与描述？鲁萌（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提出的问题与之相近，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经验不致于消失于观念的覆盖？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现代性正是一种整体性话语，是一套可疑的有意识形态背景的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质疑的思想风格，是对现代主义元叙事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怀疑。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把后现代称之为“第二次现代性”，据此，他提出了“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相对用神义作为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对神义正当性的去魅，转向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本体论是神义论的人本化。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最幽暗的欲望、冲动、色情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仍是将人的实在或属性本体论化。张志扬把人“依据语言”来规定或显示（思想）事实能在的限度作为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它把第一次现代性的依托悬置起来了。第二次现代性即是对第一次现代所依据的基础的重审，又要力图解决第一次现代性所呈现的“现代性危机”，寻找“现代性完成”的可能性。张志扬认为：现代的叙事危机，既表现在“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后的全法性亏空，也表现在“自我创造”的合法性使每一种自我叙事都合法化而引起的合法性泛滥。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分化的合法性泛滥，是“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
论题二：西方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在前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它具有教化、协同功能。传递文化道德与沟通情感联系的作用。而“审美现代性”则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对社会具有尖锐的对抗性。作为经典存在的各种规范在现代艺术中失去了永恒性，转而追求多变、不确定、稍纵即逝的审美经验，“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他引证美国学者卡利奈斯库的话说：“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乃是一系列对应的价值之间的不可调和对抗的反映：第一是资产阶级文明客观化的、从社会角度说可加以度量的时期；第二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时期，是由‘自我’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期。后一种时期和自我的特征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基础。”周宪认为，“永恒和不变”虽然在艺术中消失了。却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了全胜。因此，现代艺术追求感性主义、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多变和短暂都可以视为对现代性的反抗。
除了“反抗”一途，还有“对话”途径。程正民（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则强调了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化现代性的关系。程正民认为，生活、思想、语言、文学都处在对话关系中，对话是承认他者的平等存在及价值。他主张借鉴巴赫金的在对话中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思想，主张建立一种多元的、互动的、开放的文艺学。这不仅需要一种主体性也需要外围性（他人的目光）。曲春景（郑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提出了如何看待叙事理论的现代性内涵这一问题。在历史必然性神话和语言再现性神话破灭之后，她指出了重审叙事与价值的关联的必要性。
吴兴明（四川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认为我们的知识状况是一场中西遭遇、在中西“之间”的处境，取舍的前提是对中西知识谱系的考查。吴兴明认为，对话与比较的可能性有二；一是现象学的方式，一是福科知识谱系学的方法。可靠的是后者。余虹的著作《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所做的比较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现象学还原不应该还原出一个整体主义的知识视域，他重视福科的道路：关心对局部的、微小的、非法的知识的挖掘，以反抗中心地位的知识，反对知识的分类与整合方式，并以地域性的、非连续性的、局部的叙述方式反抗整体的、规范的叙述。张三夕（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方宁（《文艺研究》副主编）等进一步讨论了文化的本土化与地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等问题。徐亮（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张用“适度理性”来达到文论话语的有效性，指出融合不是被吃掉，而是产生一个共生的视野。
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认为：考察现代性问题不能只从审美领域，而应置于哲学与社会领域，也不应把它与后现代简单对立起来。他认为，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延续、彻底化和反思。章国锋认为：德法之争或分歧在于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之争。福柯从边缘的、非法的知识透视知识的合法性，把权力等同于知识，遭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福科把权力作为历史的先验物。对于福科来说，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权力基础上。哈贝马斯把它颠倒过来：只有话语具有真实性时才有权威或权力。
论题三：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限度与越界
余虹（海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指出，现代性问题及用语，必须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问题的道路。余虹以中国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为历史背景，考察了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余虹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整体性，中国“现代史”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单维突进史，这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不同，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政治实践。如此“现代境遇”是理解一切中国式“现代现象”的起点与基础。余虹认为，中国政治实践两阶段分别依托了两大叙事和两种策略。意识形态的相应位置是理解中国文学理论性质的关键。“五四”后到“文革”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为基础的，它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和人类解放的叙事。这些叙事所依托的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信仰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元话语。“文革”后则是以实用主义的现代化整体性叙事为基础，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对大众意识形态的默认和对精英意识形态的有限控制。无论是实施意识形态教化（新文学工具论）还是抵制意识形态教化（新文学自主论）都寄生于意识形态信仰这种权力的要求之上。新的问题是：在摆脱了宏大叙事对文学与现实历史关联的控制之后，如何在宏大叙事之外找到文学与历史相关的方式。
杨春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文学现代性不是重复社会现代性，而是对其批判。审美现代性不是现代性的肯定形式而是其对立物。审美的自由品格存在于审美和现实的差异之中。杨春时分析了中国文论中文以载道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特定内涵的变异，指出了文论的古今对话是不成功的。而“五四”以来对西方理论的吸纳也时常产生错位。中国文论面临的问题：一是本应先完成启蒙，构建现代文论，但这一历史进程总被社会动荡打断，在未完成的现代性中又引入了后现代与解构主义。二是现今的文学实践提不出一个中心的问题。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强调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他指出了中西文论相向而行的非同步现象。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从中国电影现代性历程讨论了文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又具有价值指向的过程。刘毓庆（山西大学古籍所教授）从古典文学研究出发“寻找文学的价值重心”。代迅（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讨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型的内在机制。董国炎（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出了群体的、宗法的深层价值观念对现代性的制约。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指出了科学主义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傅道彬（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论述了文化英雄的终结、平民文艺的登场。孙绍先（海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提出了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民族文化的现代命运问题。陆扬（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现代文化作了透视与分析。彭富春（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对中国现代性话语进行了分析，提出走出传统，又走出西方，建立中国的现代性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最后老编辑许医农（三联书店编审）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批评与厚望赢得了与会者悠然心会的掌声。
这次研讨会就“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经验与观念范畴进行的梳理，与会者达到了一定的共识，为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