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的第三条道路——庇隆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丁美洲论文,第三条论文,道路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条。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确立以来，一部现代化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并向全球扩张的历史，而且也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条道路的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则是第二条道路。在这两大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产生第三条道路甚至第四条道路，也就不足为奇了。本文试图以阿根廷的第三条道路即庇隆主义为研究对象，对其表现特征及产生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一 全球视野下的第三条道路
要深刻认识拉丁美洲的第三条道路，必须将之置于全球视野之下。纵观世界现代史，大致三次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 （注： James Petras,"The Third Way:Myth and Reality",Monthly Review; New York,Mar.2000,Vol.51,Issues 10,P.19～35。）第一次提出于19世纪后期，以伯恩施坦为首的改良的社会主义，是对有别于“野蛮资本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选择。从50年代的社会党国际起，改良的社会主义一直是社会民主党所孜孜以求的第三条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德国和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成为改良社会主义和改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是第二次提出第三条道路。及至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的一极已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很快暴露出来，其中民众对政府信任下降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政府面临的难题。在这种形势下，布莱尔、克林顿和施罗德的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这是第三次提出第三条道路。
除上述西方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外，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许多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主要有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智利的阿连德政权，秘鲁的贝朗斯科政权，以及纳赛尔、尼赫鲁、铁托、恩克鲁玛和苏哈托等人倡导的不结盟运动，还有查韦斯的第三条道路，等等。应当说，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第三条道路形形色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它们都力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道路。
二 拉丁美洲的第三条道路
众所周知，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最早获得民族独立的地区，并率先对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探索。在经历了西化运动的挫折之后，拉丁美洲国家于19世纪后期就开始认真探讨自身发展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在深刻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个具有浓重第三条道路色彩的理论首先在欧洲产生了，这就是职团主义。30年代是职团主义的鼎盛时期，它不仅在意大利、德国、罗马尼亚等国家大有市场，而且在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生根结果，如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萨拉萨尔统治下的葡萄牙是典型的职团主义的例子。西班牙和葡萄牙与拉丁美洲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关系，欧洲的职团主义对拉美产生深刻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注：Peter J.Williamson,Varieties of Corporatism: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131.）
除受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影响外，拉丁美洲选择第三条道路，还有一些本身的内在原因。首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拉美面临着同欧洲一样的甚至更严峻的危机。一方面大萧条引起拉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寡头政治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寻求一条既能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能避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成为拉美一些国家最紧迫的要求，而具有中间道路特征的职团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需要。其次，近代欧洲兴起的天主教复兴运动为职团主义的产生提供思想和理论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飞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愈加突出，也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些社会问题加以关注的，除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以外，还有近代天主教复兴运动。作为天主教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理论文件，教皇利奥十三的《新事物》通谕（1891）和庇护十一的《第四十年》通谕（1931），无疑成为这场天主教运动的思想指南。天主教复兴运动主张劳资合作，反对阶级对抗的观点，不仅赋予了欧洲的职团主义以极大的合法性，而且为拉美这个天主教世界接受职团主义铺设了条件。（注：夏立安、高乐田：《当代职团主义兴起的原因》，《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17～20页。）
为何说职团主义具有中间道路的特征呢？这要从职团主义的含义来解释这一问题。关于职团主义，常见的定义有两个：一是指三四十年代的职团主义运动和体制，在此，职团主义指的是一种利益代表制度（注：Phil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Fredrick B.Pike,and Thomas Stritch,ed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4,P.93—94.）。 持此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施米特（Philippe C.Schmitter ）。 第二种含义的职团主义是维亚尔达（Howard J.Wiarda）提出来的，指的是一种文化历史传统，即等级制的、精英治国的、威权主义的、天主教的、家长制的传统（注：Howard J.Wiarda,Corporatism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81,P.97.）。笔者认为， 尽管不能否认文化历史因素在职团主义生成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对其估计过高。职团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权威形式和政治组织结构，是一种利益代表制度。职团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有：1.建立一个适当分配的社会，而不是必须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就能使社会和谐发展；2.国家是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调节者，国家只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而不是对它们实行垄断统治；3.职团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冲突合理性的分析，它认为功能的职业的利益集团的合作是可以消除阶级对抗和利益冲突的；4.职团主义主张工会、雇主和国家三方合作的利益调节制度，主张直接民主政治，反对地域性的利益代表制度，即反对代议制度。（注：James M.Malloy,Authoritarianism,Corporatism and Mobilization in Peru,Fredrick B.Pike,and Thomas Stritch,eds.,University of NotreDame Press,1974,P.54-55.）
姑且不论职团主义有多大思想合理性和现实可能性，仅从其定义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设计，其第三立场的观点是显而易见的。就职团主义的国家观而言，它一方面反对“最少管事的政府是好政府”的自由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反对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家是阶级压迫和阶级专政职能的主张，它坚持国家领导和控制下的职团合作。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拉美的许多国家表现为职团主义政治结构，但很少有政府声称是职团主义国家。只有阿根廷1930年革命后上台的乌里武鲁政权是个例外。
三 庇隆主义
在拉丁美洲国家中，阿根廷的庇隆主义是公开声称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对第三条道路的阐释也最系统和最完备。乔治·布兰克斯顿对此进行了十分透彻的研究，他在《庇隆的阿根廷》一书中写到，“正义主义坚决认为，社会中基本上相互冲突的力量有四个而不是两个，那就是理想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在这四种力量中，如果一种力量主宰一切，或者两三种力量联合起来压倒其他力量，那就会形成某种形式的暴政。理想主义占绝对优势就会造成技术专家的独裁统治，理想主义与集体主义占绝对优势就产生法西斯与纳粹的暴政，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结合则是共产主义。在庇隆主义中，这四种要素的结合形成“第三立场”。庇隆主义者认为，正义主义或第三立场学说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社会中人的幸福，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协调物质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几种力量，并以基督教的精神珍视每一种力量。（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教研室编译：《庇隆与阿根廷》，第174～1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选择第三条道路与职团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但选择职团主义却必定是持第三立场的。尽管庇隆主义政权没有公开表明它是职团主义的，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职团主义制度对庇隆政权的影响，同庇隆本人对职团主义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自1938年始，庇隆在阿根廷驻意大利大使馆任武官近两年之久，这一段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墨索里尼重建意大利社会和民众动员的所作所为，对庇隆的思想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注：Robert J.Alexander,Juan Domingo Peron:A History,Westview Press,1979,P.21—22.）庇隆本人并不讳言法西斯主义对他的影响，他说，“对我来说，一切都开始于1938年1月”， 在都灵所学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课程，“为我指点了迷津”，法西斯意大利是“第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在俄国社会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注：David Rock,Authoritarian Argentina:The Nationalist Movement,Its History and Its
Impac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46.）。庇隆还说， “我注意到了职团主义的复兴，而且我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我开始认识到职团的复兴正指引着我们，即使它不能把我们引向职团或行会制度的话（因为回到中世纪的行会制度是不可能的），那么，也至少可以把人民引向积极的社会参与之途，而不是把他们看作社会参与的不速之客。”庇隆设想的是“一个拥有完美有序社会的有序国家，一个人民有序组织的有序国家，和一个国家能为人民所用的社会，……这将是未来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这是真正的人民民主，这是真正的社会民主”（注：David Tamarin,"The Argentine Labor Movement",1930 —1945:AStudy in the Origins of Peronism,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5,P.185.）。庇隆不仅认识到职团对于民众政治参与和社会民主的重要性，而且深感有组织和有控制的工会活动不仅有益于社会正义，而且能避免阶级对抗和社会冲突。1944年，庇隆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工会有害于雇主的看法是极其荒谬的，这也是极其不可能的，相反，工会是避免工人与雇主冲突的最好的方式，……是达成协议的手段，不是斗争的工具。因此，罢工和停工要受到制裁，尽管工人无疑拥有与雇主组织一样的追求其利益的权利，而且，分析起来，这一权利是绝对正义的。这就是为何维护工会，维护一个真正的职业性的工会主义的原因。”（注：Ronaldo Munck,Argentina:From Anarchism to Peronism,Zed Books Ltd.,1987,P.132.）职团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强调国家严格控制下的职团合作，庇隆主义自然也不例外。庇隆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社会”，建立一个以军人、有产阶级和工人为基础的社会，而他把自己视为这个“新社会”的象征。庇隆说，“我以拥有这三个头衔为荣：一个士兵、 阿根廷第一工人和一个爱国者。 ”（注： David Tamarin,"The Argentine Labor Movement",1930—1945: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Peronism,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5,P.148 -149.）这一言论表明，庇隆视己为阿根廷社会中军人、工人和有产阶级这三大政治势力的领袖，视己为能使他们和睦相处的工具。
意大利职团主义对庇隆主义的影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意大利职团主义的影响毕竟是一种外部因素。阿根廷选择第三条道路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条件。同欧洲职团主义的生成条件一样，在阿根廷也有适宜于职团主义生长的土壤，这就是阿根廷的民族主义。
在三四十年代阿根廷的政治潮流中，民族主义是最核心最重要的潮流。民众民族主义是其派别之一，它最初出现于20年代后期，主要以阿根廷青年激进倾向力量（FORJA）为代表。 这一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民众的民主和反对帝国主义，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把外国人控制的资源和财富转移到阿根廷人手中。与一般的激进组织一样，它倾向于忽视一些更深层次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如工业发展和社会改革。另一派别的民族主义是右翼民族主义，它最初由乌里武鲁为首的一小撮人组成，他们支持乌里武鲁对代议制进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他们与19世纪的联邦主义持有相同的看法：视布宜诺斯艾利斯为腐朽的物质主义的象征，把省区和农村地区理想化。在1930年以前的形成时期，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文学运动，深受欧洲许多极其保守思想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西班牙的教权主义和法国的君权主义，而“欧洲的这些影响构成了它的反自由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基本内容”（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中译本，第34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就教权主义和君权主义而言，阿根廷右翼民族主义受教权主义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它是作为西班牙保守主义的一个分支和西班牙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变体发展起来的，其具体表现是30年代轰轰烈烈的天主教复兴运动，而这一运动在193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国际圣餐大会期间达到了高潮。同欧洲的天主教运动的情况大致相同，教皇通谕《新事物》和《第四十年》，对阿根廷的天主教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个文件都猛烈抨击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正义”问题和建立和谐有序社会的目标。30年代阿根廷的民族主义者正是在教皇通谕的深刻影响下，“用精神和阶级合作主义的语言来定义人类社会”，他们高举社会正义的大旗，既反对个人主义的虚伪，又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中译本，第35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1943年革命之后，庇隆开始影响阿根廷政治，民众的民族主义与右翼的民族主义合而为一，融入了浩浩荡荡的庇隆主义的洪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庇隆主义中所显示的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是阿根廷追求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结果，是阿根廷民族主义的充分体现。没有民族主义运动就很可能没有第三条道路思想的产生，至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这样的。
庇隆提出的“和平的民众革命”和建立“有组织的社会”的目标，是通过其职团主义来实现的。到50年代，庇隆的职团主义体制有了突出的发展，先是经济总联合会参加了劳工总联合会，之后，自由职业者总联合会、大学总联合会和中学生联盟都参加了劳工总联合会（注：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中译本，第87～88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
总之，来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和阿根廷当地的民族主义构成了庇隆主义的思想基础。事实上，二者集庇隆主义于一体也并不矛盾。不管给阿根廷的制度以什么标签，庇隆的制度确是别出心裁的，而其主要根源是在于阿根廷国内。这个制度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独裁，它显然是得到大多数阿根廷人民的支持的。（注：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教研室编译：《庇隆与阿根廷》，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从大的历史背景看，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阿根廷民族主义，均是全球化或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是现代化示范效应下后进国家两难选择的结果。而既要公平又要效率，既要参与又要秩序，这两对矛盾的存在也许正是第三条道路鲜有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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