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帕斯事件视角下的拉丁美洲贫困问题_巴西经济论文

恰帕斯事件视角下的拉丁美洲贫困问题_巴西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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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极端贫困化是导致墨西哥恰帕斯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和国内外的因素盘根错节,使拉美贫困化问题日趋恶化。贫困人口猛增、两极分化加剧、区域和部门经济差异扩大、贫困人口地区分布的变化,这些贫困化加深的表征困扰着拉美各国政府,并成为影响拉美政局稳定、社会治安、经济发展的一大消极因素。

关键词 墨西哥 恰帕斯事件 拉美贫困化

事件的发生及缘由

1994年元旦的钟声刚刚响过,美洲迎来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的第一天。然而,一声枪响划破了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夜空。一支由2000多名印第安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于是日凌晨乘着夜色突袭并占领了该州圣克里斯托瓦尔等4座城镇,明确提出消灭贫困和社会不公正的口号,要以武装斗争推翻政府和现行制度。这便是震动墨西哥朝野的恰帕斯农民起义事件。

面对突如其来的农民暴动,墨西哥政府为防止局部冲突在国内迅速蔓延,避免该事件的中美洲化,不得不采取十分慎重的办法,积极寻找和平对话的方式,争取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冲突。3月,双方达成第一个和平协议,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和平谈判,但到6月份谈判结束时仍无进展。8月,该州的马德雷山又出现一新的起义者组织——东南革命起义军。11月,又发生反对当选州长的抗议风潮,并引起骚乱。目前,恰州仍处于因萨帕塔民族解放军举行武装起义造成的尚未解决的冲突中。今后形势如何发展,还未可定论。

恰帕斯州农民为何造反?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共识,即都认为极端贫困是引发事端的根本原因。

凡到过经受战争磨难的恰帕斯村镇的人,无不为那里的极端贫困和当地政权机构的极端严厉而感到惊讶。恰帕斯州是印第安人最集中的州,320万人口中,土著人占180万;同时它也是墨西哥最贫困的州之一。在这里,有1/3的人家缺水电,3/4的印第安农户无土地,文盲率达45% ,在有的印第安村落则高达90%。据调查,几乎80% 的恰帕斯州印第安人在农田和牧场干活所得的月工资低于100美元。有的甚至日收入不足5美分,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墨西哥儿童权利中心认为,印第安人家庭在恰帕斯州农场实际上是奴隶,每天只能挣得一口饭吃。全国居民委员会认为恰帕斯州111个城镇中就有94个的贫穷和落后指数很高。多年来,恰帕斯州的人民一直要求政府解决自来水、下水道、乡村公路、电力、学校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但这些要求都石沉大海,迟迟得不到答复。相反,在政府的保护下,地主们气焰嚣张,大肆侵犯印第安人的人权,争夺他们仅有的一点土地,从而使该地区本已存在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日益激化,并使这一地区的贫困更加严重。由于世世代代营养不良,印第安人人口逐年减少。极端贫困和政府对他们生存处境的漠视,激起印第安人的极大不满。正如起义者所声称的,为结束印第安人所遭受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他们要向政府宣战。

恰帕斯事件的发生,引起各界的关注,让世人警觉印第安人长期受到忽视的悲惨处境及墨国贫富悬殊问题的严重。然而贫困化问题绝非仅仅局限于墨西哥一国,恰帕斯事件使贫困化问题突现于拉美各国政府政治的雷达荧光屏上,日渐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极端贫困,不发达和非正义等词语现已充斥整个拉美的现实生活,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因此,寻找一种解决贫困化问题的办法已成为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件不可延误的头等大事。而要想对症下药,必须对拉美当前贫困化的程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找出导致贫困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过去的发展历程进行总体反思,唯有如此,才能诊断病源,开出切实可行的医治处方,求得贫困化问题的缓解,推动拉美经济的尽快复苏和持续发展。

贫困化问题的特点及其原因

拉美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进入90年代以后,该地区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因经济形势的好转而得到缓解,反而呈现出愈益严重的趋势。拉美贫困化仅次于非洲,并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贫困化始终保持上升势头,贫困队伍迅速膨胀,越来越多的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根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尽管从60年代到90年代拉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4倍多,但该地区的贫困人口数目也在不断增加。1980年拉美贫困人口为1.12亿,1990年则高达1.92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6%,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贫困人口达68-78%,委内瑞拉和巴西等经济较发达国家也超过或接近50%。近年来,拉美贫困家庭的比重也在扩大,据拉美经委会统计,1980-1990年间拉美贫困户占总户数的比例由35%上升到39%。从这些数字亦可看出拉美贫困化的趋势。80年代末期开始,拉美各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对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进行“休克疗法”的过程中,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农民破产,使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迅速加入贫困化的队伍。如在阿根廷,中产阶级走向贫困化,专业人员纷纷寻找第二职业,大学教授和建筑师上街卖报和当出租车司机已为常事。目前,在近2亿贫困人口中约有半数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之中。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每20人中就有9人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其基本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第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拉美贫困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合理,这使得一些人变得极其富有,而另一些人变得极端贫困。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份报告称,拉美8个国家中,占总人口20%的穷人只占总收入的2.4-2.5%,而占人口10%的富人则在总收入中占33.4-46.5%。80年代以来,拉美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更加严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广大居民收入水平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有化运动使财富愈益向极少数人手中集中,从而使贫富差距扩大。如,70年代,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为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为5%。在巴西,占人口10%的富有者,其收入是最贫困者的23倍。在墨西哥,穷人就有850万,国家90%的财富集中在25个财团手中,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25倍。恰帕斯山区的印第安人每天收入竟不足5美分。

第三,地区和部门经济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战后拉美经济发展进程中,在收入分配方面,中心城市与中小城市、城市与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中心城市的工薪阶层收入下降幅度和贫困家庭数量的上升速度都小于中小城市,如1980-1986年,委内瑞拉中小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下降22%,而首都加拉加斯只下降5%。至于城乡、工农差别则更为突出。长期以来,拉美各国推行“重工抑农”和忽视农民生存地位的政策,使农业生产进一步恶化。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比例逐年上升。1990年至1992年,哥伦比亚城市地区收入上升11%,而农村则下降14%,1991-1992年农村地区穷人比例由26.7%上升到31.2%。1993年,哥伦比亚城市地区平均收入是农村地区平均收入的3.5倍。据联合国统计,拉美农村居民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达60%以上,最严重的国家如玻利维亚达97%,秘鲁达75%,巴西达73%,其中很大部分是丧失了土地的印第安人。目前拉美城乡差别地区差异大大高于40年前的程度。在墨西哥,南北差距悬殊,发生暴动的恰帕斯州就是墨西东部最贫困的州之一。在巴西,南部最富有的3州经济发展远远高于北部落后地区,导致南方分裂主义思潮日盛一日。

第四,农业生产萎缩,农民纷纷破产,涌向城市,导致贫困人口的区域分布发生变化。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农业生产的恶化,大批破产农民逃离已变成地狱的农村,盲目流入城市。然而,城市并非天堂,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排斥、失业和许多城里人的歧视。由于城市 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他们只能是流动商贩或沿街乞讨。显然,这批被农村排斥,又被城市拒之门外的“流民”的到来,一方面使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如1981-1990年,巴西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67.5%增至90.5%;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城市的贫困化。据统计,在1979-1986年利马贫困户占总户数的比重增加了8%,而中小城市更增加至12%。1980年-1990年拉美城市贫困户比重由25%增至34%,城市贫困人口的比重也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1993年的60%。这表明城市赤贫人口数量日渐扩大,加上城市人口比重超过农村,目前,约有2/3的穷人主要集中在城市。

极端贫困化的景况,无不让亲眼目睹者感到惊讶。恰帕斯土著农民的武装暴动正是拉美社会极端贫困化的必然结果。它的发生,使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贫困化问题的存在是拉美经济复苏和发展的严重障碍,必须加以解决。哥伦比亚新当选总统桑佩尔指出,他的政府将通过社会团结网络向贫困阶层提供具体援助。1994年8月21日以50.18%的票数当选为墨西哥总统的塞迪略亦许下“消灭贫困”的承诺。但贫困问题积重难返,并非说到就能办到的易事。

导致拉美贫困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长期积累的“疾痼”。翻开拉美史书,不难发现,统治集团过去和现在所想的都是要维护一种建立在剥削穷人基础上的秩序。在殖民统治时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梅斯根索和印第安人,深受西、葡殖民者的压榨和本土克列奥地主阶级的剥削。独立后,地主、教会和军人的反动统治与连续不断的政变所造成的混乱,使广大下层人民仍生活在极度贫困状态中。及至现在,历史上大地产制造成的贫富悬殊仍以不同的方式存于拉美的现实生活。

第二,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拉美贫困化问题雪上加霜。战后,拉美许多国家在发展经济中,急于求成,大举借债,盲目引进外资,以求负债增长,到80年代拉美外债总额几近4000亿美元。其中,1982年墨西哥外债总额为860.19亿美元,当年的还本付息额为156.84亿美元,占商品和劳务出口额的56.8%。巴西则分别为922.21亿美元,190.78亿美元和81.3%。面对巨额外债,由于各国管理不善,开支不当,外债结构不合理及8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外贸出口的冲击等原因,大大削弱了拉美各国的偿债能力,使拉美各国的债务负担超过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终于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整个80年代,拉美国家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猛增,人民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贫困队伍中。1990年拉美贫困人数比1980年将近增加一倍。10年来拉美资金外流近1500亿美元,债务额翻了一番,许多国家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之中,使拉美地区处于贫困化状态。

第三,本世纪30-80年代初,拉美许多国家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这种追求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从60年代起逐渐暴露出它的缺陷,并给拉美经济带来众多消极后果,进一步加剧了拉美贫困化的程度。首先,在这种发展模式的指导下,拉美各国推行重工抑农的政策,以牺牲农业发展的代价来换取制造业产值的扩大,因此,各国农业投资不断减少。如在50年代,拉美地区年均农业投资占政府预算支出的5%,而巴西1960-1970年年均农业投资率为2.4%,1974年仅为1.5%。在墨西哥,1940-1957年用于农牧业发展的政府投资占总投资额的比重年均为25%,1965-1970年年均为11.2%,1970年下降为9%。这种政策偏斜,使拉美农业发展长期落后于其他部门,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生活的贫困程度。其次,进口替代所建立的是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这种企业工资率较高且雇员较少,从而对日益增长的就业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导致结构性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这不但增加了国内失业的压力,而且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再次,进口替代工业化是以没有相应制成品出口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必然导致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同时,由于进口替代行业的价格刚性导致了整个工业成本上升,结构性短缺和生产发展缓慢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于是通货膨胀急剧上升,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呈现出下降趋势,从而使拉美地区的贫困化问题加重加深。

第四,长期以来,拉美的土地改革并未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的命运,相反,落后的土地所有制一直存在,成为拉美农村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面对土地高度集中的状况,20世纪以来,许多拉美国家曾先后进行过土地改革,但多流于形式,或按有利于大庄园主方式进行。即使进行了土地分配,也只是极少数农民得到土地,且大多为贫瘠之地,加上农民缺乏资金技术和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及地主的兼并,许多农民对土地得而复失,重新成为无地者。如1967-1975年秘鲁土改期间,只有1/5的农户得到土地。在墨西哥,只有卡德纳斯政府时期土改成果较为显著,分配了4500万英亩土地给百万户印第安和梅斯提索农民,但1940年以后土改速度放慢,甚至停滞和倒退,1970年无地农民约有500万,其中印第安农民缺乏土地现象更为严重,如恰州的印第安人5户中就有4户无土地。1991年巴拉圭351个地主控制着970万公顷的耕地,而66605个农民总共才拥有6.6万公顷土地。广大农民缺乏土地,而政府又忽视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使农民生活维艰,极端贫困,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并为获得土地而不断进行斗争。正如恰帕斯州起义农民所言“土著农民已忍受了500年被压迫的历史,缺乏土地并面临饥饿和死亡,政府长期无视土著农民的土改要求”,为此,他们要为土著人争取土地和解放,向政府和军队宣战。

第五,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在巨额债务、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困难中所进行的经济调整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往往顾此失彼,造成许多政策上的失误,从而使贫困化问题进一步恶化。首先,拉美各国大规模推行的私有化进程,不仅使失业人数激增,而且还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程度。其次,拉美国家的税收制度严重滞后,过分重视间接税而轻视直接税,这样在高通货膨胀和物价开放的冲击下,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而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使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更趋严重,贫富悬殊现象更加扩大。再次,工业是经济调整的重点,大城市则是调整政策实施的中心地区,边远山区和农业部门的利益则被忽视,使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困难更加严重。如墨西哥,在自由贸易政策推动下,外资和合资企业等大部分集中在北部,而南方贫困地区则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象恰帕斯州那样的农业为主的地区,生产力水平本来就十分低下,农民又缺乏资金、技术和其他转移生产方向的手段,因此,政府放开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和取消对农业的补贴,实际上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更可能导致受到极大冲击的印第安人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的迅速消亡,故墨西哥印第安人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给他们开的“死亡证书”。最后,各国政府为求迅速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大量削减对社会福利的投入,控制政府开支,限制工人工资的增长,使广大下层人民失去生活的保障。总之,现状使人们尤其是印第安人感到从改革中非但未受益,反而受害。恰帕斯印第安人称:墨西哥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土地、卫生、教育为代价的。

第六,人口增长过快。90年代以前,拉美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5%以上,是世界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地区之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有14个拉美国家的农业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粮食不能自给。80年代危机期间拉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1%,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以致人均产值10年内下降了10%。1993年拉美人口约为4.6亿,比1978年的3.39亿增长了35.7%,人口增长冲消了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使赤贫人口比率居高难下。

第七,拉美各国之间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加上国际垄断势力的插手干预,导致地区冲突不断,战争迭起,内战频繁。其中,80年代的中美洲政治危机最为突出。此间,尼加拉瓜经济损失达120亿美元,萨尔瓦多7.5万人丧生,50多万人背井离乡。连年战争使该地区经济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第八,拉美的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调整,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渎职事件层出不穷。长期以来,贪污腐败已是拉美社会一个难以根治的毒瘤。80年代,由于经济转轨造成许多政策上的漏洞,加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贪污腐败现象更为严重,且涉及越来越多的上层官员和执法人员。如1991年,巴西和委内瑞拉两位在职总统的贪污受贿案引起世界的震动。在墨西哥,贪污腐败现象更令人咂舌瞠目。在萨利纳斯政府执政期间,联邦审计总署已对在履行公务中因贪污和渎职的至少7.5万名官员进行了处罚,其中有近3.3万名属于中上层官员,如前警察局局长圣地尼哥·塔皮亚等。贪污腐败势必导致政府某些部门工作效率不高、管理不善,无力协调各有关部门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许多已成文的计划落空。近年来,拉美各国开始重视解决贫困化问题,墨西哥、秘鲁和阿根廷等国先后推出种种名目的扶贫计划,但治标不治本的经费拨款如杯水车薪,再加上政府官员的贪污克扣挪用,扶贫计划多以失败告终,根本无法遏制贫困化的势头。如墨西哥,从1983年起实施“东南部计划”和“恰帕斯州计划”,1989年又实行“全国团结互助”声援计划,旨在改善印第安人村镇的基础设施,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皆因地方政府官员工作不力,甚至弄虚作假,使扶贫资金不到位或资金使用不当,最终导致这些计划的流产,招致印第安人的强烈愤慨。恰帕斯州的主教,冲突双方唯一的调解人萨曼努埃尔·鲁伊斯说:“人们对于政府的种种许诺已经厌倦,对印第安人来说,除了拿起武器没有别的办法。”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原因盘根错节,相互交织,使拉美贫困化问题日趋恶化,积重难返。尽管拉美各国日渐重视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但根治贫困绝非一日之功。从目前看,同贫困作斗争将是拉美各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严重的后果和深刻的教训

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日益严重的贫困化问题进一步激化拉美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首先,贫困化的加剧,导致一连串罢工、示威、暴力、凶杀事件不断发生,极大地影响拉美社会的稳定,使社会治安状况日益恶化。如1992年哥伦比亚的凶杀案达到4470起,几乎平均2小时就发生一起。在巴西、秘鲁和墨西哥的一些城市,犯罪率已接近纽约的水平。其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局部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如墨西哥)和个别国家的地方分裂主义气焰盛嚣尘上(如巴西),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紧张局势。再次,由于大量失业和赤贫人口的存在,他们为了生存,不少人非法种毒贩毒,使拉美毒品愈加严重,成为拉美社会中另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另外,贫困还引起瘟疫的发生和文盲人数的增加。如1991年使秘鲁等国数千人丧失生命的霍乱最早即源于贫民窟。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拉美24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率达23.6%,40%的小学生不能上中学。

前车之鉴,后者为戒。从拉美贫困化问题的严重性及导致贫困化问题日益加重的原因中,我们可以吸取一些有益的教训:第一,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改革开放势在必行,但必须循序渐进,量体裁衣,结合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寻求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冲击。任何冒进的做法必然使社会经济总的规划与实现这些规划的能力之间相互脱节,最终产生消极后果,延误战略目标的实现。第二,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适量引进外债是必要的,但借用外债时,必须合情估计国家的偿债能力,尽量做到外债结构合理、使用得当,否则举措过度,必将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第三,经济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当前,考虑全局,做到既有重点,又兼顾地区和部门之间的平衡,使各部门和各地区协调发展。第四,经济发展目标应和社会发展目标相结合,尤其在传统经济结构转轨的关键时期,国家更应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确保社会稳定。否则,社会动荡不安必将加大改革调整的难度,制约各项发展计划的顺利实施。第五,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举,相互配合,不断提高和完善政府部门的社会监督机制,健全法制,尽量杜绝或减少贪污、腐败、渎职等违法乱纪事件的发生,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提高效率,保证各项目标的实现。总之,拉美的现状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贫困问题的存在,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社会稳定。动荡、冲突、暴力事件终会发生,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正是由于对贫困化问题认识的加深,近年来,拉美各国政府先后推出各种举措,以期缓解面临的压力。但因贫困化问题根深蒂固,很难一时奏效。面对发展这一跨世纪的挑战,拉美各国一方面要尽力挤上经济发展的列车,另一方面又要同贫困作斗争,如此景况,对执政的拉美各国政府来说真可谓任重而道远。

收稿日期:1995年元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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