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才性理论——刘劭《人物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理论论文,人物志论文,刘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以“才性理论”为核心的人论与文论，于汉魏之际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此时期思想界对人之关注与研究，其理论重心逐渐由“伦理”转向“心理”，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恪守，转向对个体气质、性情、才藻、智能的崇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刘劭《人物志》具有精典意义及丰碑价值。
关键词 人物志 才性 转型
2—3世纪的汉魏之际，是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期，思想界对人的研究与关注，其重心逐渐由“伦理”转向“心理”，由“德性”转向“才性”，由对正统儒家整体性道德规范的恪守，转向对个体之气质、性情、才藻、智能的崇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刘劭《人物志》具有精典意义及丰碑价值。这一点，并未引起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本文拟在中国思想史的上下文中，重新确认刘劭《人物志》的理论价值，确认刘劭其弘阔而精致、灵动而严整的才性理论，对中国古代“人论”与“文论”的独特贡献。支撑这一宏观性理论评估的，是本文对刘劭《人物志》才性理论的细读，是对刘劭“才性类型说”与“才性识鉴说”的阐释。
1 刘劭，字孔才，三国魏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建安中，御史大夫郗虑辟劭，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魏文帝黄初年间，为尚书郎、散骑侍郎。明帝即位，出为陈留太守，迁散骑常侍。正始年间卒，追赠光禄勋。《三国志·魏志》有传。
刘劭《人物志》三卷十二篇，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论辨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后魏敦煌从刘延明为之作注，刘注“惟疏通大意，而文词简古，犹有魏晋之遗。”（同上）《人物志》有《龙溪精舍丛书》本和《四库丛刊》本。
中国古代的才性理论，在汉魏之际，有一次大的转型。建安十五年（210）春，曹操在邺城下《求贤令》， 呼唤“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两年前曹操有赤壁之败，“今天下之不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不仅欲求“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甚至也愿接纳“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见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此中所传达的信息，不仅仅是思贤若渴，更有对传统之才性观，对儒家之正统礼教的抛弃与悖逆。曹孟德之才性思想，实乃“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之大变革”，使得“周孔道德之堡垒无从坚守，而其所以安身立命者，亦全失其根据矣。”（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147页）
曹操之后的魏国君主，也颇为重视对人才的选拔，重视对人才理论的研究。黄初元年（220），曹丕立九品官人法， 由各州郡县的大小中正，考察选拔并举荐本地人才，第分九品，亦可根据其表现而酌情升降。曹丕的才性品评，重新承认门第的作用，与乃父之才性思想相比，已是一种倒退，但在具体操作中，并不乏灵活性。比如，九品官人法虽明文规定“郡口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却又表示“其有秀异，不拘户口”（见杜佑《通典》卷十《选举》）。到了魏明帝太和年间，九品官人法在大小中正们的手中，衍为彼此间的递相标目，人才品鉴的客观标准已退居其次。于是，刘劭上疏明帝，请求“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后因明帝驾崩，刘劭的《都官考课》未能执行。（事见《三国志·魏志·刘劭传》）
自先秦至魏晋，关于人才的考察、选拔与品评、识鉴，方法有别，准则各异，但大体上是分为两个方面：才与性。前者指才干能力专长，后者指德性个性人品。正统儒家的才性标准，更强调德性，强调整体性的伦理规范。而从曹操开始，魏国的几代君主，更强调才能，强调治国用兵之术与文章诗赋之才。刘劭本是曹魏政治集团中人，且颇受重用，其才性思想，与诸曹大体一致。读《人物志》可知，刘劭论“才性”，并未提及“忠教仁义”等儒家才性要义。《人物志》谈得最多的，是各类人才在性格、能力方面的特征，以及考察、辩析人才的各种方法。“才性”之中，刘劭更看重才；而论及“性”，刘劭主要地是讨论性格、气质、人格。刘劭的才性理论，主要是心理学而非伦理学。
才性理论在建安时代的转型，其开创者当然是曹操。但曹操的才性理论，虽宏阔却失之简略粗糙。而刘劭《人物志》的理论建构正好弥补了曹氏理论之不足。刘劭之论才性，有着精致的理论形态、严谨的逻辑结构、细密的思辩层次。比如，关于才性的分类，就有多种角度与多种层次：按“才能”之特征，逐层分为“三度”、“八材”、“十二流业”；按“性格”，又逐层分为“二体”、“九理”。又比如，关于品鉴才性的方法，既有动态性考察的“八观”，也有静态辨析的“五观”；既有以气质性格考察为核心的“九征”，还有以动机情绪把握为主旨的“六机”。而这些多层次多角度的“类型说”与“识鉴说”，又整体性地统驭于“才性”这一中心范畴之下。
作为改朝换代的君主，曹操的人才理论与实践，主要限于经世致用、治国用兵。而刘劭的才性理论，将实用与审美融为一体。他的“十二流业”中，专门讨论了三种审美创造之才：文章、儒学与口辩。此外，刘劭对各种性格气质的辨析，对各种“才性识鉴”方法的阐述，都有着文学的审美的意味。刘劭本人也有过文学创作经历，他作过《赵都赋》、《许都赋》和《洛都赋》，还著有《乐论》。后来南北朝的文论家，对创作才能的分类学研究（如钟嵘之“三品”），对文学品鉴的方法论探讨（如刘勰之“六观”），都可以看到刘劭才性理论的影响。
刘劭本人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据《三国志·魏志·刘劭传》，青龙二年（234），魏明帝诏书博求众贤，散骑侍郎夏侯惠向明帝推荐刘劭，说是“群才大小”，皆视劭为楷模，“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士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这段称荐之辞，固然有溢美之处，但称荐者的品鉴之方，以及对各种人材的分类，岂不正是《人物志》才性理论之要义？
2 “才性”一词，最早见于《荀子·修身》：“彼人之才性之相悬也，岂跛鳖之与六骥足哉？”虽说荀子之言“才性”偏于“才能禀赋”一端，但他关于“才性之相悬”即才性之差异性的思想，却成为后来才性分类学的理论基础。才性之分类，其必要性与可行性，正存在于其差异性之中。刘劭论“才性”，很是强调其差异，以至于他最终将“才”分为“十二流业”，将“性”分为“十二类型”。
才性之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人物志·九征》：“盖人物之本，出于性情；性情之理，甚微而玄。……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为性。”人之血气，其本质是“元一”即元气，元气有阴阳两体；人之禀阴、阳二气，有兼有偏，有多有少，这种“禀气”之别，便形成“性情”之异。比如，“明白之土”，禀阳气多，故“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反之，“玄虑之人”禀阴气多，故“识静之源而困于速捷”。若是阴阳清和，则动静适宜；若是阴阳失调，则性分拘抗，“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人物志·体别》，下引《人物志》只标篇名）刘劭还以“英雄”为例为说明阴阳之别。英者，草之精秀；雄者，兽之特群。英是智者，多玄虑之静；雄为勇士，多速捷之动。或“英”或“雄”，只是偏至之性；只有那些集“英”与“雄”之气于一身者，方为性之至境。（《英雄》）
“禀气阴阳，性有刚柔；拘抗文质，体越各别。”（《体别》之刘延明注，以下简称“刘注”）《人物志·体别》以“气”论性，在阴阳二体的基础上，划分为十二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并概括出每一种性格类型的总体特征与长短得失：
1，强毅之人：狠刚不和；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许。2，柔顺之人：缓心宽断；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许。3，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4， 惧慎之人：畏患多忌；精良畏惧，善在恭谨，失在多疑。5，凌楷之人：秉意劲特； 强楷坚劲，用在桢干，失在专固。6，辩博之人：论理赡给；论辨理绎， 能在释结，失在流宕。7，弘普之人：意爱周洽；普博周给，弘在覆裕，失在溷浊。8，狷介之人：砭清激浊；清介廉洁，节在俭固，失在拘肩。9，休动之人：志慕超越；休动磊落，业在攀跻，失在疏越。10，沉静之人：道思回复；沉静机密，精在玄傲，失在迟缓。11，朴露之人：申疑实谄；朴露劲尽，质在中诚，失在不微。12，韬谲之人：原度取容；多智韬情，权在谲略，失在依违。
十二种性格类型，每两种为一组：前阳后阴，前刚后柔。比如“强毅”与“柔顺”，一“狠刚”一“宽缓”，前者有“矫正”之材，却有“激许”之抗；后者有“宽容”之德，却有“少许”之拘。
“才性”之“性”，在汉魏之前，多指伦理道德之性，如孟子论“性善”，荀子论“性恶”，管子论“性有善有恶”。才性理论发展到汉魏之际，其道德意识逐渐淡化，心理学意味逐渐增强。刘劭论“才性”之“性”，以“元气”为根柢，以“阴阳刚柔”为体别，以秉气之“偏兼多寡”为依据，细致周祥地辨析各类性格气质之特征。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心理学，但并不妨碍理论家在他们的论著中表述心理学思想。刘劭对十二种性格气质的描述，从观念到用语，均不乏心理学意味。与刘劭同时的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亦表现出心理学倾向，只是曹丕的才性论，远没有刘劭的那种弘阔而精致的形态，以及清晰而细密的描述。才性理论在汉魏之际的转型，曹氏父子当然有其开创之功；但论及这一转型的理论标志，当首推刘劭《人物志》。
才性理论之转型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淡化“性”的伦理道德意味，而赋予心理思想特色；二是对才能才干（尤其是治国用兵、赋诗作文等专门之才）的格外看重。《人物志·流业》将才能分为十二种类型，除了“清节之家”以外，其余的十一种都是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他们各有着属于自己的特殊才能，因而能胜任或某种级别或某个部门或某种职业的专门性工作。根据《人物志》“流业”、“材能”等篇的论述，我们将十二种人才的主要特征分述如下，每一种类型依次分为四项内容：名称，“才”之特征，“能”之范围，举例。
1，清节；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有自任之能；如延陵、晏婴。2，法家：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有立法之能；如管仲、商鞅。3，术家：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有计策之能；如范蠡、张良。4， 国体：法正天下，术谋庙胜；三材兼备；如伊尹、吕望。5，器能：法正乡邑， 术权事宜；三材皆微；如子产、西门豹。6，臧否：好尚讥诃， 分别是非：有司察之能；如子夏。7，伎俩：受一官之任，措意施巧； 有权奇之才；如张敞、赵广汉。8，智意：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有人事之才；如陈平、韩安国。9，文章：能属文著述；如司马迁、班固。10， 儒学：能传圣人之业；如毛公、贯公。11，口辩：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如乐毅、曹丘生。12，骁雄：胆为绝众，材略过人；有威猛之能；如白起、韩信。
《人物志》对才能的分类，如此全面而系统，足以见出作为“才能品鉴者”的刘劭，自己也是颇有才能的，说到底，品鉴才性，本身就是一种才能，它对品鉴者的才性同样有着很高的要求。
3 才性品鉴，实际上是一件很难的事，所谓“知音其难哉”，知音之难，在客体（品鉴之对象）是材理难察，在主体（品鉴者）是才性有限。“材既殊途，理亦异趣”（《材理》之刘注），品才者，若通晓某一方面的材理，便是获得了一种品鉴之才能。《人物志·材理》将“品鉴之才”分为八类；
1，名物之才，聪能听序；2，构架之才，思能造端；3， 达识之才，明能见机；4，赡给之才，辞能辩意；5，权捷之才，捷能摄失；6，持论之才，守能待攻；7，推彻之才，攻能夺守；8，贸说之才，夺能易予。
偏于一类者，则专有“一能”，谓之“偏才”；若八类皆通，则“兼有八美”，谓之“通才”。通才品人，则能“同解而心喻”。（同上）
才性识鉴者，不仅其才能有偏至小大之分，其性格气质也是因人而异。《材理》对识鉴者的分类研究，除了依“才”之异而一分为八，还察“性”之殊而一分为四：
1，质性平淡，思心玄妙，能通自然，道理之家；2，质同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3，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辩其得失，义理之家；4，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将“八才”与“四家”联系起来看，便不难明了刘劭对才性识鉴志之“才性”要求颇多理想色彩。且不说“八美”兼有、“四家”俱备的“全才”如凤毛麟角；即便是通晓“一才”、自成“一家”者，也并不多见。才性品鉴者，受着自身的局限，在品才实践中往往失误。
“四家”之分已表明：品才者因其质性之异，对材理的把握不尽相同。“四家之明既异，而有九偏之情。”（同上）良好的素质与情性，导致对材理的准确把握；相反，品才者质性的偏颇与拘抗，则难免酿成品鉴之失。《材理》在“四家”之说之后，又指出了因品鉴者之“性”而导致的“九偏”：
1，刚略之人，不能理微；2，抗厉之人，不能迥挠；3，坚劲之人，好攻其事实；4，辩给之人，辞繁意锐；5，浮沉之人，不能沉思；6，浅解之人，不能深难；7，宽恕之人，不能速捷；8，温柔之人，力不休强；9，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
才性品鉴者，不仅有自身气质、性格方面的偏颇，还有操作上的失误，比如角度的选择、方式的运用，等等。刘劭将后者概括为“七缪”：
1，察誉有偏颇之缪；2，接物有爱恶之惑；3，度心有小大之误；4，品质有早晚之疑；5，变类有同体之嫌；6，论材有申厌之诡；7，观奇有二尤之失。
《人物志》才性品鉴说，既强调品鉴主体的才性，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刘劭论才性品鉴之方，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征神见貌的整体性感知，二是察情辨志的动机性把握，三是观通否而明格度的动态性考察，四是视行止而知效验的静态性效荐。四者既是不同的方法系统，分别适应于对品鉴对象不同侧面不同层次的识鉴；同时也是识鉴过程的各种步骤，适用于识鉴过程的不同阶段。
刘劭认为，人物的才性，其质内充，其精外彰，无论多么复杂的“质”，总是会通过各种途径显露于外，使得才性品鉴成为可能。而才性识鉴的第一步，便是对这些外部特征的感知，《人物志》将这种方法或过程称为“征”。征之对象有九，每种内潜之质，各有一相关的外显部位：
神——平陂之质；精——明暗之实；筋——勇怯之势；骨——强弱之植；气——躁静之决；色——惨怿之情；仪——衰正之形；容——态度之动；言——缓急之状。
对这九个方面的品鉴，不可孤立地进行，而是要相互联系，以作整体性感知，所谓“九征皆至”（《九征》）。
“九征”之法，尚是对识鉴对象之外征的感知。品鉴者还须由外入内，去把握对象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种内在的识鉴从何处入手？刘劭有“察情辨志”之法。《八观》指出，人之“情机”，有六种类型：
抒其所欲则喜，不抒其所能则怨；以自伐历之则恶，以廉损下之则悦；犯其所乏则姻（忿），以恶犯姻则妒。
欲，用心理学的术语说，是人的心理需求；而抒其所欲，则是一种行为动机。个体的人，在动机的驱使下，借助特定的行为，满足（或未能满足）一己之心理需求，便酿成相应的情绪反映。在这一“需求—满足”的心理过程中，不同的动机，会导致不同的情绪，这便是刘劭所说的“情机”。“观其情机，而贤鄙之志，可得而知。”只有细致而准确地把握了对象的动机与情绪，才能知其“志”，知其人格的与精神的真实状况。在任何一种现代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动机”与“情绪”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词”；刘劭的“六机”，以“情机”为理论核心，在才性理论的建设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劭是一位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才性理论家，他所创建的才性品鉴之法，有着较强的可操作性。其“八观”与“五视”，分别从动态与静态两个侧面，为才性品鉴者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八观”是：
1，观其夺救，以明间杂；2，观其感变，以审常度；3， 观其志质，以知其名；4，观其所由，以辨依似；5，观其爱敬，以知通塞；6，观其情机，以辨恕惑；7，观其所短，以知所长；8，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八观”的内容，包括了性情与才干，人格与智力，行为与心态，动机与情绪等诸多方面，是对被品者才性的全方位考察。
个体的人，处于不同的境遇或状态之中，会有不同的行为与心态。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中识鉴才性？刘劭又有“五视”之法：
1，居，视其所安；2，达，视其所举；3，富，视其所与；4，穷，视其所为；5，贫，视其所取。
如果说“八观”是一般状态下的才性识鉴，那么“五视”则为特殊境遇中的才性效验。“八观”与“五视”相结合，便可得被品者才性之全貌。两百多年后，刘勰《文心雕龙》论作家、作品之识鉴，有“三准”、“六观”、“八体”之说，其心理学观念与方法，与刘劭《人物志》有诸多相似之处。此刘受彼刘之影响是很有可能的。
刘劭论才性品鉴，无论是关于品鉴主体的“八才”、“四家”之分，“七缪”、“九偏”之别，还是关于品鉴方法的“八观”、“五视”之法，“九征”、“六机”之术，不仅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内涵，而且还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意味。才性品鉴的才能与方法，其实质是审美鉴赏的才能与方法，她标识着鉴赏者的才藻、情性、胸襟、气局、境界、趣味等等。肇始于东京，兴盛于曹魏的人物品藻，渐渐地丢弃了世用之功能，而衍为玄学之风习，成为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行为。曹丕《典论·论文》之品藻性情，已是纯粹的审美批评；而溯其滥觞，应是始于刘劭之《人物志》。中国古代以“才性理论”为核心的人论与文论，转型并重铸于魏晋南北朝，其理论丰碑，非刘劭《人物志》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