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人的主体性发挥:从哲学思辨到创造性实现
张 磊1,姜孟瑞2
(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传统认识论哲学从知识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形成对人的主体性的僭越。解释学强调文本的意义对任何能阅读的人是敞开的,作者的主体性在阅读中重现;著作自己创造了读者,也创造了读者的主体性。对文本的解释模式,超越文本的存在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现象,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记录、解释和预期上。大数据时代无论是通过分析行为记录精准描述一个定在的“我”,还是通过设置优先级塑造、书写一个合乎自我与社会期许的未来的“我”,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为创造性实现人的主体性提供了条件。知识论与解释学方案共同发挥作用,能真正使人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构筑起自身的主体性,使人成为人自身。
关键词:认识论;解释学;主体性;大数据时代
自人类诞生之始,尤其是亚里士多德“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以降,人的主体性就深深铭刻在人类了解世界、认知世界(包括认识人类自身)的探究足迹里。一般说来,主体既不是一个惰性物又不是一个整体人,也不是像惰性物或整体人那样静止或复杂的东西,而是一个现实实体的动力的、情感的、创造的和被创造的、统一的和被统一的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对象或材料的方面[1](P349)。可以把意识水准上的主体叫做思想者,以便与思想相对应;也可以把主体叫做感觉者,以便与被感觉到的东西相对应。因而主体是由感觉过程构成并且包含这个过程的实体。我们把这些复杂的主体称为人,人通过抽象的认识过程成为主体[1](P350)。同时人类认识活动也有赖于认识主体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超越认识论、解释学等哲学层面的思辨,创造性地实现人的主体性成为可能。
一、认识论层面对人的主体性的主张与僭越
认识论在哲学上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建立在人类生存需要对周围世界的认识诉求、以及世界及其包含的事物(或称为客体)是可以被认识的基本假设之上。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了生存,人必须从经验中学习;二是人要能够在世界上生活,世界就必须可为人(或称为主体)所知。由此,人们通过他们的感受和欲求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做出反应,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认识或关于世界的知识。从根本上说,人类认识的目的在于作为认识主体的人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并“超越经验的东西”[2](P56)。而认识的意向,则不在于对现存事物做内心的想象,而在于谋求做一定事情的能力。人们是有知还是无知,几乎总是由他在不同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所确定。因而,认识总是认识主体的人的认识,认识活动处处洋溢着人的主体性的积极作用,“认识”一词与“信念”一词的区别就在于,认识涉及的是一种能力而不是单一的心理倾向[3](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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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认识与思想总是伴随着行动,人类若不行动,就不会开始认识也不能进行思想。因此,认识是对未来的领悟,并保持着符合人类实践经验需要的总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是实用的、功利的。意味着,知识的功用本质上是实践的,其形式大致包括三种情况,即直接经验、分析判断和事实的经验判断。其中直接经验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构成人们进行初步判断的资料或原始材料[4]。至于判断尤其是事实的经验判断,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假设的性质,力求接近实在,即在观念中尽可能多地领悟实在。因而,石里克在《普通认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严格地说,一切对实在的知识都是由假设所构成,任何科学的真理,无论是属于科学史的还是属于对自然的最精确的研究成果,都无一例外地是假设。任何科学真理在原则上都不可能免除在某一时刻被拒斥而成为无效的危险。尽管有无数关于实在世界的真理,凡是了解它们的人都不会有所怀疑,但是这些真理的任何一个都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其假设的性质。不过,现代哲学和科学早已习惯于只要求实在知识的或然性[5](P468-469)。
人不仅能知而且能动,因而,知识对人之所以重要,在于知识能帮助人们使他们的欲念明晰化;帮助构成他们的目的;并帮助他们获取实现这些目标或目的的方法与手段。然而,若把知识当做人类生存的唯一依据,并把认识论尤其是逻辑实证主义当做哲学的全部,则人的主体性必将被僭越并难以确立。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由于现实之物成为此在的关注重心,与之相应哲学就转变为经验科学,转变为关于一切能够成为人的技术的经验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此在正是通过这种经验科学的方式,不仅了解而且也制造与塑造这个世界。这是说,自前苏格拉底哲学、柏拉图直到黑格尔哲学达到巅峰的知识论哲学与十八、十九世纪科学发展的现实成果的结合,创造了压迫性的哲学观念与生活理念,以至于从根本上影响了人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6](P4-5)。正是借助于认识论,知识变为西方哲学中的核心问题,以至于整个近现代的哲学体系中,都把知识作为人们生活的主导因素。甚至于将知识的多寡及品质看成是生活品质的决定方面、以及提高生活品质的必须与保证。
解释过程受权威与传统的影响,正如伽达默尔所宣布的那样:“个体的成见,远远超过了他的判断而组成了他存在的历史现实。”[10](P250)历史在我之先,在我的思辨之先;我在属于我自身之前已属于历史。因而,成见是理解得以进行的重要方面,而权威则是以承认和接受为前提,即相信他人在判断和洞察力方面胜过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正确理解的权威就与对命令的盲从无关,这时承认取代了服从,即权威的地位不是非理性的、专断的,而是原则上能被接受的。事实上传统恒常是自由与历史自身的一个要素,我们无法使自己脱离历史过程,而是总处于一定历史之中,以至于我们的意识由真正的历史过程所决定。因而成见是在社会与制度形式中交往的基本结构,意味着“意识形态将不再被意识形态地思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7](P248)。
于是,西方哲学对知识的“信仰”、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深信不疑以及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开发与限定来把握存在的企图,导致一种占有式的生存方式。使得教育也试图用占有真理的多少或知识的质与量来衡量教育的价值与意义[6](P5-6)。一方面对知识的信赖与强调,忽视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主体性存在;另一方面对关于外部客观世界的知识的重视,却极度缺乏理解人的知识。但凭借对物的理解方式无法达到对人自身的理解,因而传统认识论哲学尽管强调人类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人们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但由于是从知识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结果导致人本身沦为认识的工具、甚至成为知识的奴隶,从而不仅造成事实上对主体的践踏、也形成对人的主体性的实质性僭越。使得知识仅仅是知识而不是智慧,无法实现用表面或书面知识代替真正的智慧。
二、解释学方案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与建构
认识论或知识论哲学,无论是相信经验并主张以经验来验证世界的经验论以及相信理性并强调以理性来验证世界的唯理论,都预设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但主体与客体、自由与自然的二元性却并不是原本的,而只是一种态度[7](P5)。正如解释学所主张的那样,人文科学中主体与客体相互蕴含,主体本身获得客体的知识,反过来,就其最主观的特性来说,主体又由客体对它的控制所决定,甚至这种决定发生于主体认识客体之前[7](P56)。由此,“理解”不再表现为单纯的“认知方式”而是一种“存在的方式”,描述一种“存在的力量”,为人们在情境中明确方向。于是理解不再强调对某一事实的掌握,而是涉及存在的可能方式[8]。因而海德格尔郑重指出,理解基本是一种“规划”,就定在而言,它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的规划,事实上只要它存在着,它就依然规划着自己[9](P194)。同时理解还是聆听。“聆听构成了话语。”[9](P205)聆听标志着言语向世界、向他人敞开的这种关系。
[5][德]M.石里克.普通认识论[M].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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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正具备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形式铭记与刻录人的行为的主客观条件,结束了长久以来人类过去的不可知性的“黑箱”式状态,开启了人的行动、行为的书写或“演说”的新时代,使人们对人类行为的深度分析与解读、预测及谋划成为可能。大数据应用就是利用数据分析方法,从大数据中挖掘有效信息,实现基于主观经验总结的人的行为分析模型向依据客观数据分析的行为预测的转变。譬如,目前已开发使用的“学生画像系统”[14](P231),就是能帮助学生基于数据的分析与评价,准确识别自己的优势与薄弱点,实现个性化发展的一套检测与预警的管理系统。该系统通过对学生在日常行为中产生的数据,如出现在图书馆的时间、借阅图书情况、锻炼身体的时间等等,进行深度分析研究,能对特定群体或学生个体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信息等状况进行精准化描述或者使学生给自己画像,以揭示、比较特定群体或学生个体不同的成长轨迹。达到引导学生合理规划自己未来发展的目的。
②合金支架：代表为微创医疗（Firebird支架）、美敦力公司（Endeavor Resolute支架）、雅培公司（XIENCE XPedition支架），其说明书明确指出植入后可立即进行磁共振检查。但是建议空间磁场梯度不大于720Gauss/cm；最大全身平均比吸收率为2.0W/Kg或更低，扫描可持续15 min。
文本存在间距化。如柏拉图所发现的,书写完全得不到那种口语能得到的“补救”——口语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借助声调、演技、模仿及手势等来表现它的说话者,说话主体的主观意图和谈话的意思是彼此一致的。作为话语作品的文本是一个“书写”的作品,而书写谈话或将话语铭记、固定下来时,作者的意图与文本或作品的意思将不再吻合。这是说,文本不仅仅是某种以前言谈的铭记,因为在书写中,文本已逃离言谈话语最初的实际情况,形成以下四种“间距化”:一是文本表达的意思超越所说的事件。这是说借助各种句法与语法结构,能够使言谈话语的创造性特点及其内容得以在书写中保留与呈现。二是文本所揭示的意义与作者的意思不再吻合。三是铭写所表述的和最初听众之间具有很大不同。言谈话语的情境里,听者被对话关系所指明,而书写话语的情境是面对未知读者,实际上是面对每一个有能力阅读的人,即书面话语创造的听众原则上将扩展到一切能够阅读的人。四是文本超越了表面指谓的限制。言谈话语的指谓完全由言谈情境中的现实所决定,而书写话语中的指谓范围与言谈的指谓范围不同,要通过解释过程才能说明。但间距不是方法论的,不是多余的主观臆造,而是对作品或书写的文本现象具有建设性,是解释的条件[7](P143)。
间距化的存在,使作者的主体性遭遇解构,作者的主体性只有在阅读中才得以重新确立。其一,文本所揭示的意义与作者主观欲表达的意向存在差距,表明正确理解文本绝不能企望复归到作者所主张的意图上就能够实现,作者所声称的意图或指谓其实并没有任何特殊的作用。文本的意义是被读者建构的结果,文本的意义不在文本之后,而是在文本之前,不是被某种掩盖的东西,而是某种被揭示出来的东西,是包括了某种不确定的可能性的未来视界的东西,某种恐惧、希望及不确定的东西。意义的建构结果的确使文本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其二,书写不受对话者以及对话情境的制约,这可能使读者,一方面忽视涉及文本指谓范围的任何判断,把文本的指谓范围看作是一个完全虚无的世界和自我封闭的实体,即企图按照文本的内在关系来理解与解释文本;另一方面去力图阐明文本的非表面指谓,即读者所要寻求的不是隐匿于文本之后的意图,而是所能揭示的未来发展,不是文本的内在建构,而是这个建构所指向的某个可能的世界,即世界不再是表现为可操纵客体的总体,而是表现为人们生活的方案的视界。通过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揭示给主体以新的认识自我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不再被定义为对深藏在文本中的作者心理意向的探究,而是被当做由文本所展开的未来世界中的可能解释。文本也成为读者通过阅读来理解他们自己的中介[11],甚至可以说作者也是由文本建立起来的。意味着书写中的语境本身,不再是能够在说话中显示的东西,而是被归结为一种书面著作展开的“氛围”。这种具有想象性质的语境本身是一种创造。如果说,谈话主体就是谈话中在说到“我”时所指的那个东西,那么当文本取代谈话时,说话主体对于他自己在谈话中的那种简单的指称关系,就被作者对于文本的复杂关系所取代,使他身处书写追溯和铭刻的意义的空间之中。文本就在作者出现的地方,作者只有在阅读中才能出现。
阅读过程也是读者主体性确立与建构的契机与起点。文本或作品扩展了一切话语的根本特征,为自己开发读者,不仅创造了自己的主观性,也使读者通过积淀在文化作品中的人文标记的漫长弯路认识他们自己,成为他们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桥梁。没有由文学贯通并带到语言中来的那些东西,人们不会认识爱与恨、道德感与一般说来一切我们称作自我的那些东西[7](P146-147)。这就是说,通过利科尔叫做“作品的语境”或伽达默尔称作“文本的质料”的东西,读者所获得的是人们意欲的世界,使读者得以在文本面前理解自我。阅读并不企图把人们有限的理解的能力强加于文本,而是把读者自己暴露于文本之前,从而得到一个由阅读和文本所构建的放大了的自我[12]。读者的主观性正是在它被放在不确定的、未实现的、潜在的位置上才实现了自己。换句话说,作为读者只有丧失自我才能发现自我。一方面,自我走过了理解文化符号的弯路;另一方面,不是以理解文本本身为目的,而是协调自我与读者主体的关系。意味着自我的构成和意义的构成总是同时进行。正如利科尔所言,“现实化了的”作品文本寻找到一个新的环境与听众,并重新启动向着一个新语境与主体指称的运动。这一新的语境属于读者,主体正是读者自己[12]。可见,文本的内部关系、结构及其意义,不仅在阅读主体或读者的话语中得以显现或实现,也通过对最初的读者(听众)的超越,著作自己创造了读者(包括所有的潜在的能够阅读的人),也创造了读者的主体性[7](P163)。
三、解释学从文本到人类行为的拓展
“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作品的世界。”“历史就是撰写”[7](P303)。首先,人的历史靠人自身来书写,人及其整个生命历程正是这种书写的作品或结果。不同的人创造、书写出不同风格、多姿多彩的人生篇章。人既是这部人生诗篇与画卷的书写者又是解释与阐释者。正如利科尔所说:人类“行为作为富含意义的行动,借助那种与存在于书写中的铭记或固定类似的具体性,能够成为科学解释的对象,却并不失去它含义丰富的任何特性。正是由于这种具体性,人类行为不再局限于行为的谈话所将隶属于其中的那种具体事务,而是构成某种必须依据其内在联系做出解释的叙述典型。”[7](P212)这是行为的固定,也是行为的第一种间距性。
数字化时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不管人们愿意与否,知识的民主化已成为事实。知识的民主化意味着知识得以广泛传播,而非集中起来。一是说,知识传播的途径已向人们敞开,比如任何一个人可以利用手机借助于全球定位系统,到达任何一个想要去的地方;二是说,知识传播的时空限制被打破,它不仅可以被分送到电磁波能到达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人们走到哪,就送到哪;而且不管人们什么时间需要,都可以即刻获得。这样,不管学生走到哪里,都可以时时交流获得回应。知识的民主化,终将带来教育的民主化,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赢得的始终会多于失去的。正如塞尔所说,“靠一个数字化的、自由链接的世界,新的一代人将在认知和政治上获得史无前例的解放。”[15](序P2-3)他们将成为最终自由的、完全自我的个体人,即他们依靠数字技术,摆脱了以往的一切负担和奴役。一个新的富有创造性的、和平的、民主的、符合生态的全球社会必将到来。
二是对不同消费者群体的需求进行细分，才能让产品定位更加精准。可以肯定地说，50岁以上的消费者基本不可能花钱购买表情包。“表情包经济”的主要消费对象大多数是90后、00后，这一代青年人在消费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显现出自己的特点，总体而言，目前大家的重视还不够。如何把握他们与其他年龄段的人在消费时的不同特点，对于企业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
2)模板方法模式：在父类中定义一个通用的操作，将其中一些具体功能延迟到子类中，从而在不改变原操作定义的条件下实现功能的扩展。
这种对文本的解释模式或范例,超越文本的存在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现象,应用于各种各样的符号上,包括类似于语言符号的符号,如代号与信息等,从而也可以应用于具有符号特征的社会范畴,包括对人类行为的观察、记录、解释和预期上。“生命解释自己。”[10](P209)正像引入作品范畴的重要结论属于创作概念,同样生命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动力过程。生命通过使自身充分客观化来最完善地表现自己,意味着人们只有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他生命的外化与它们对他人产生的效果来认识自己。人的自我认识是一种解释,它不比其它的解释容易,甚至可能比其它的解释更难。因为人对自身的理解与“我的最有可能性的方案”的概念相结合,表明行为这一文本所开发的人的存在模式是可能性的模式,更恰当地说,是“存在的动力”模式。因而自我理解与塑造是某种被“行为的素材”所指导的东西,用哈贝马斯的话讲,不能重新解释他的过去的人也无能力具体规划他的自由兴趣。
四、大数据基础上人的主体性的创造性实现
解释学将人类行为作为有待解读的文本,重视对人的自身行为的观察、铭记、理解与解释,强调基于行为素材所引导的生命现实的创造性质以及对未来行为的构想,旨在强调,人们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一种创造,每个人都正是自己的创造者,并且在连续不断地创造着自己,即是说,每个人未来将要走的道路,总是随着行走活动被创造出来。这不仅是创造生命的各种形态,也创造能使才智理解生命的观念,以及能表达生命的语言[13](P90)。
体育不单是身体行为的展示，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融合的生活方式，体育素养涵盖认识与实践的各个方面，为全方位塑造人之主体提供多方面路径。“体育素养是指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之上，通过后天的体育教育对意识、行为、个性、品德等方面进行的身体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在综合塑造”[10]。体育以人类的先天能力为活动准则，在对人类身体现状改造的基础上，加以对精神思想的净化。向善的思维导向求真的能动实践，理性地认识客体自然的发展规律，在尊重肉身生理规律的前提下，践行身体文化与精神修养的综合性教育，塑造人类主动追求自我超越的主体本身。
说到底,人类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明生命的真正本质。对于每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长与成熟,而成长、成熟就在于不断地自我创造。正如柏格森所讲,“创造不再仅仅表现为是连续的,而且在继续进行,即将来不再能根据现在被确定。”[13](P286)创造才真正构成生命成长的现象。
创造不排斥本能,比如新出生的婴儿第一次(闭着眼睛)寻找母亲的乳头、用力吮吸乳汁,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但是,人却不能像动物那样,依靠本能活着。因为基于本能的认识,总是以事物为基础,是对一种内容的具体认识,所以这种认识尽管可以是丰富的和充实的,但往往仅限于一个确定的对象,用直言命题来表述,即如说“它是”。相反具有创造性质的认识是以关系为基础,是对一种形式的认识,带来一个框架,能使无限的对象在这个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这种认识不再限制其对象,因为它不再包含任何具体的东西,这就是说,具有创造形式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实际有用的东西,用假言命题来表述,则是说“如果能有这样条件的话,可以产生那样的结果”。总而言之,本能是对具体事物的先天的认知能力,而创造则是把形式赋予物质,使物质服从、使物质变样,经常表现为制造工具,尤其是制造用于制造的工具以及不断改进制造的能力。所以,创造的基本功能,在于通过建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以便在任何环境中找出摆脱困境的办法,从而超越自我,获得成长的力量[13](P217)。
话语、作品与书写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作品的世界,成为解释学问题的引力中心[7](P135)。理解一部作品(包括作为整体的文学作品),文本的意义对任何能阅读的人是敞开的,对文本意义的建构依赖于包含在文本自身中的“线索”,正是依据这种线索的向导作用或对文本提供的大量事实以及文本潜在的词义的考虑,解释排除了那些不合适的建构,以让同一言词获得更多的意义,或者说,使一种建构比另一种更加合理或具有更多的概率性,但却不是更真实。因而赫希指出,概率逻辑比经验实证逻辑更严密,换句话说,表明这样一种解释要比表明这样一个结论是真理更为可靠。确证实际上是非确定性逻辑和性质上的或然性的逻辑。解释的确证应用于文本,可以——以完全的合理性——被认为给出了文本的科学知识[7](P222)。
其次,行为具有自主性。与文本从其作者分离开来相同,行为也与其行为人相分离,并展现它的后果。人类行为的这一自主性形成行为的社会范畴、构成社会现象。人类行为不仅是由若干行为人用他们的每一种作用都不能同其他人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方式做出的,而且人们的行为超脱他们并且会产生他们预料不到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行为是在他们的时间上打上他们的记号的事件,是行为事件“铭记”的最根本特征。行为人与其行为之间存在的类似于作者意图和文本的词语之间的这种间距,正是行为成为解释的对象的根据。再次,行为关系及重要性。一个富有意义的行为其重要性往往超过它最初要表述的情形和意义。这是说一个重要行为,在环境不同于这个行为已经发生的情况时,可以展示其被实现的意义。或者说,这个重要事件的意义超越了当初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且能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再次出现。第四,人类行为具有开放性,即具有对无数的“读者”言说的特征,也是某种“悬而未决”等待解读的思想。所以人类行为同文本一样有待于决定它们的意义的新解释。这种解释不仅局限于对具有表面及非表面意义的行为表现进行解释,而是力求使行为具有更加丰富的意思。人类行为对所有能阅读和思想的人开放,同时代的人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并不具有特别优惠的权利,这与文本的作者或最初的谈话者并不具有优先解释的权利一样。可见,文本所有的四条标准或间距性表现可以很自然地应用到人类富有意义的行为上来。
当然数字化时代,知识就放在那里、在眼前、很客观地可任意获取,可掌握它也并非容易。但无论如何,当人们的大脑抛掉那些以往不得不记忆、现在能随时拾取的知识碎片,剩下的便是真正天才、创造力、真实可靠的认知主体性之所在[15](P29)。这是比前两次文字革命(人们普遍认为,直至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历了三次文字或符号革命,一是文字的创生、二是印刷术发明、三是数字化革命),都更加彻底的人脑的解放和智力空间的释放,是难得的创造机遇。这是说,当我们从以往无奈的记忆的烦扰中,脱离出来,就更愿意去思考、也更乐意去发明创造了[15](P34)。创造性“作为一种必然性植根于人本身的存在结构之中”,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核心,标志着人的最高力量,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的天然分界线。
技术手段的跟进以及可能产生的巨大效果还仅仅是提供了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客观条件。因为人的行为总是按照一种所期待的图式而发生,涉及行为目的与动力范围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合意性特征与符合他们的明显的利益的基础上,讨论关于行为的意义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正如利科尔所说,在人们的意志活动中,意识非常依附非自愿生活的因素,同时,非自愿生活的因素也非常依附“我愿意”。因此,意志的行为涉及到未来行为的某一决定,一方面这个未来行为必定是在行为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另一方面,这一决定是以动机为基础,基于自愿与非自愿之间的“辩论”与统一。不过行为的动机决不能同化到我们用来解释自然事件的原因中去,动机是我们行动的理由,而原因永远是与它们逻辑上有区别的其他事件的前提。因而,为了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找到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实现人的主体性、创造一个自己满意、与自己和社会期许相吻合的自我形象,设置行为的优先级总是必须的——“优先级模型,专心做真正重要的事情”[16](P142)。由于时间是每个人最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珍爱自我不能不尊重时间,因而尤其在时间紧迫或者难以抉择的时候,应把清单上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排在后面甚至剔除掉,从而能专心应对真正重要的事情。确定行为的优先级是一种能力,更是关系思维或价值观的充分展现,是人类主体性发挥作用的内在根据。
总之,未来比过去更有价值,谁能掌握住自己未来行为的信息,谁的命运就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巴拉巴西认为,人类行为并非一个随机过程。他在《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一书中指出:科学家们仍默然接受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范式,即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是随意的、不可预测的、偶然的、无法确定的、不可预知的或无规无序的。但这一假定是完全错误的[16](P99)。大数据时代数据规模、结构特点以及运算速度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人们能充分利用各方面信息资源,能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更加精准地把握人的全貌,从而能有更大的可能做出符合实际要求的判断和决断、采取更恰当、合乎社会要求以及能完成个人目标任务的行动。其实尽管人与人不尽相同,但人们行为可预测的程度却差不多,一般都在(平均)93%左右。意味着异类根本就不存在[16](P217-226)。当然海量的数据储存丰富、数据处理技术也更加快速、先进,但若无力发掘、理解各种数据资源背后的信息及其意义,更无力使用数据分析技术,甚至无法对多样混杂的各种信息做出精准判断,以至于被数据的海洋所淹没,就可能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抛弃、所淘汰。利用大数据提供的便利条件,创造性实现人的主体性,无论是通过分析行为记录精准描述一个定在的“我”,还是通过设置优先级塑造、书写一个属于自我的未来的“我”,都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
总之,认识论与解释学共同发挥作用,能真正使人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构筑起自身的主体性,使人成为人自身。传统认识论哲学从知识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使人的主体性难以实现。解释学强调,在话语、作品与书写三者合一共同构成的作品的世界里,由于文本不再向它的作者方向展开,即文本存在间距化,使得作者的主体性遭遇解构。但文本却对读者以及所有潜在的能够阅读的人开放,向其内在的意义和它所揭示与发现的那个可能世界的方向展开,因而理解文本正如同照亮我们自己的形势一样,把我们从形势的能见度和有限性上释放出来,这就是把我们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新范围内释放出来。因此,阅读过程不仅使作者的主体性得以重新确立,也使读者的主体性确立与建构起来。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在谈话中首先理解的不是其他人,而是一个新的生存世界的轮廓。行为正是人不停地与自己对话、悬而未决、联系过往更延伸至将来的有待于阐释的文本。因而数字化时代,各种数据处理技术的革新与广泛应用以及文字、图像等多种信息的即时传输,就不仅限于对人的行为及过去的简单摹写、机械记录与随时翻看,也不是简单地从过去向未来的线性逻辑推演,而是人们凭借自身行为的“演说”、行为事件的“铭记”以及“行为素材”的引导,创造性地实现自我理解与自我塑造。所以,数字化时代,解释学应用于人类行为的意义,正在于从对以往行为基于主观印象的叙述并局限于对行为本身意图的阐释中解放出来,放眼未来,达到预见并创造更加辉煌的人生的目的。
选择合适的质控品,且科学应用,尽可能减少误差,利于提高结果的精确性;同时,加强实验室内质控,做好失控的相关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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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chocardiography findings: i.Increased thickness of left ventricular wall; ii.Increased right ventricular diameter.
[4]刘恒敏.神性:感性、理性的认识论核心[J].齐鲁学刊,2009,(2).
正是基于文本与行为的基本相似,从猜测文本的意义延伸到猜测行为的意义,是合理的也是重要的。利科尔认为,行为在以上间距化形式的范围内(即在(1)行为意义的固定,(2)行为与行为者主观意向的分离即自主性,(3)表面意义的展现与超越,(4)行为“演说”的普遍系列等角度来看),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文本[7](P16)。与文本意义对说话事件的超越类似,行为的意义更加使行为本身黯然失色。因而像文本一样,行为也构成有意义的对象或实体,不逊于文学的文本,能显示某种意义或指谓。解释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也只能通过商榷与讨论得以解决,在商榷与讨论的过程中,行为者的意向可能是相关的,但不是决定性的;行为也拥有某种内在结构、表明存在的某种可能或潜在方式,而这种可能方式只有经历解释过程才能阐明。总之,文本意味着作品,即形成语言的劳动;文本也意味着以持续不朽的语言铭记下被文本所证实的某种经历。正是凭借这些特征,文本的概念为向那些并不特别局限于书写、甚至也不局限于话语的现象进行一种相似性的延展作了准备。文本与行为之间的相似性使得解释理论不再受话语和书写的限制,从而延伸到以有意义的行为为客体的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7](P36)。这种延伸结果的作用是建设性的。正如文本的意义总是表现为由文本的深邃的词义学所展现的世界,而往往不是作者所打算说的,人们所要了解的并不是某种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东西,而是展现在文本面前的世界,所要了解的不是讲话的最初的情况,而是所面对的可能的未来。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观察、铭记与解释,也旨在思维的拓展以勾勒人类未来行为的精美画面。
“解释学”一词的原意涉及人类文化的文字资料的解释所需要的规则。一般认为,理解(包括了解与理解)取决于:在精神用以表明自己(生活表现)的各式各样符号的基础上,外部主体所表达的认识;而解释(包括说明与注释)则包含着某种更具体的东西,即包含有限种类的东西或由书写固定的符号——包括各种文献及类似书写物的文物。这里“固定”或固定化是使言谈事件免于毁灭,还只是一个更重要的、影响到话语的全部属性问题的外部表现,书写才真正能让文本具有自主性,即文本可能逃离开作者的有限的意向视界;换句话说,由于书写,文本的“语境”可能打破作者的语境,使作品超越它们自己产生的心理学及社会学环境。文本通过阅读行为,才能重新建立一种新的语境关联。书面材料对于话语对话条件的解放正是书写最有意义的结果。
[6]高伟.生存论教育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7][法]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陶远华,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再次，成本核算工作也可以进一步提高事业单位的竞争力。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事业单位需要不断地创新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成本核算方面的提升将进一步带动事业单位整体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市场竞争能力。
[21]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一卷)，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30页。
[8]利科尔,李幼蒸.解释学的任务[J].哲学译丛,1986,(3).
[9][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10][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1]汪堂家.文本、间距化与解释的可能性——对利科“文本”概念的批判性解释[J].学术界,2011,(10).
[12]陈志丹.从文本到行动:利科自我诠释学的扩展与深化[J].哲学研究,2016,(10).
十多年前，新婚的我第一次随丈夫回老家过年。一听说我喜欢吃羊肉，婆婆二话没说，立刻赶到集市上买了几斤，做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羊肉。吃饭时，婆婆一边往我的碗里搛肉，一边叹息：“买的羊肉就是不行，以后还得自己养一只。”私下里，我很是不以为意，就为了过年吃顿羊肉，犯得着费事养只羊吗？
[13][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4]杨现民,田雪松.互联网+教育:中国基础教育大数据[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
[15][法]米歇尔·塞尔.拇指一代[M].谭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6][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爆发:大数据时代预见未来的新思维[M].马慧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Subjectivity Play of People in Big Data Era:from Philosophical Thinking to Creative Realization
ZHANG Lei,JIANG Meng-r ui(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s,Shandong Nor 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episte mological philosophy starts fro m knowledge rather t han starting fro m the people,for ming the transgression of hu man subjectivity.Her meneutics stressed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is open to anyone who can read,reproduce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author in reading;book creating a reader,also set the reader's subjectivity.Inter pretation mode of the text extends beyond the text to all social pheno mena,including the observing,recording,interpretation and expectation of hu man behavior.The big data era whether it is by analyzing the record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a set of“me”,or by setting t he priority level building,writing a reasonable self-and social expectations of the f uture of“me”,has a real operation,provided conditions for creative achievement of hu man subjectivity.Epistemology and her meneutics progra ms play a role,it can really mak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 hinking about the world,constr uct their own subjectivity,which makes the man hi mself.
Key words:epistemology;her meneutics;subjectivity;big data era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 X(2018)02-076-07
收稿日期:2017-09-04
作者简介:1.张 磊,女,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副教授;
2.姜孟瑞,男,山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 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