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言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春秋时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75-05 春秋时期很重视人物言论，言在社会生活中有重要的意义。在礼乐社会中，言是典礼仪式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在典礼仪式上的话语，都是高度的艺术化的文言。这些话语体现了春秋时期礼乐精神。言是人神交通的媒介，是血脉情感维系，国家统治、社会世俗生活的主要手段。而城邦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又让言的意义格外凸显。因为言有如此的重要，加上广泛应用与实践，所以春秋时期沉淀了很多言的宝贵经验与深刻认识，进而上升为言的理论，而且是系统全面的体系性的理论构建[1](p.154)。 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言的审美原则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孔子评论子产时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是指文采。关于“文”和“言”的关系孔子认为，“言”需要“文”的修饰，语言要有文采，具有“文”的特点，否则是不能流传到远方的。“文”是由不同性质的东西组成，有差异才有“文”，物一则无“文”，差异还要和谐，能够“和而不同”，不和谐也不是“文”，孔子说君子是如此，君子恰恰能够彰显人之“文”。孔子这句话《孔子家语·正论》也有类似记载。刘勰在《文心雕龙·征圣》概括说：“志足而言文。”《郭店简·语丛二》说“言以词”，言语要用词语来表达，言语是语言表达的是主要要素，注重词语的文采能够更好地实现言的意义。《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记载孔子说“文无离言”[2](p.123)。又说《国风》“其言文，其声善”[2](p.129)。语言有文采，而声音和善，也肯定了“言”和“文”的不可分割的特点。语言有“文”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言有章”。《小雅·都人士》曰：“其容不改，出言有章。”《上博简·用曰》“言以为章”，要把“言”变成“章”的状态，“章”是美好的东西按照一定的规律和顺序组合，自然事物可以成章，抽象的事物也可以成章，总之是一种文的呈现形态，但也要有“文”。讲章法，说话就要有条理。《周易·艮》六五：“言有序”，《注》曰：施止于辅，以处于中，故口无择言，能亡其悔也。《疏》正义曰：辅，颊车也，能止于辅颊也。以处其中，故“口无择言”也。言有伦序，能亡其悔，故曰“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说话注意条理，不会有悔恨。《诗经·小雅·正月》也说：“唯号斯言，有伦有脊。”即说话要条理清晰。 但也不是一味地求文，对内容和形式都要关注。《国语·晋语》说“文益其质”，文可以对质起到补充和升华的作用，文和质可以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过于文或质都不行，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论语·颜渊》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本质和文采同样的重要，言要有文，这也是儒家的一贯追求，但孔子反对脱离道义的修饰，认为君子之言不过分修饰，甚至可以“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除了语言要有文采，语言也要言之有物。《周易·家人·大象》曰：“言有物”，《上博简·缁衣》曰：“君子言有物。”[2](p.19)《郭店·缁衣》记载孔子说：君子言又(有)勿(物)，行又(有)恒(格)”。今本作：“言有物而行有格也。”都是说君子要言之有物，不能虚言，在内容上要丰富，要有现实的意义，《上博简·性情论》说“出言必有夫谏”，话语要有劝勉别人的作用。 二、“修辞立其诚”：言的诚信原则 《周易·乾·文言》九三说“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修辞，修饰言辞，那时候已经很重视话语艺术化处理的学问，如在宗教活动中的文辞，以及外交活动中的辞令等，文学的具体形式已经存在。诚，虔诚诚恳。孔子说君子通过修辞文辞来使人确立诚实的态度。词语修饰必须立足于诚，不能过分的夸张，欺骗谄媚鬼神与民。这一观念其实继承和发展了殷商以来卜筮文化传统中强调职业操守和“思成”心理等重要思想和情感。“修辞”反映了从巫史作辞、正辞、用辞到春秋时期政教和外交辞令的发展[3](pp.772-82)。 什么是诚信？守命为信，信就是要遵守自己的诺言和职责。《郭店竹简·语丛》曰：“上下皆得其所谓之信，信非至齐也。”《左传·僖公七年》管仲说：“守命共时之谓信。”《国语·晋语二》宫之奇说：“定身以行事谓之信”，稳定自身，知道行动这叫作信。《左传·宣公十五年》曰：“臣能承命为信”，大臣能够完成使命就是对国君的信，但“信无二命”，这种信具有单一性，不能够同时对多方讲信。《左传·襄公八年》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晏婴、子服景伯也有此语，小国事于大国这也是信。《左传·成公九年》曰：“不忘旧，信也。”不忘记自己的旧职，这是信。信要坚守，要“信以守之”，《左传·昭公元年》说“思难不越官，信也”，想到危难，却不放弃官位职守，这是信。《左传·宣公二年》说：“弃君之命，不信”，背弃君主的使命，这是不信。《礼记·郊特牲》说“信，事人也；信，妇德也”，妇德，如同大地居于下位而有承载万物之德，也就是柔顺。以上这些例子都是说要守护自己的使命。《国语·周语下·昊天有成命》就把命解释为信，即“命，信也”。 《说文·言部》：“诚者，信也。”“信者，诚也。”信，出土简帛写作言千。原本是指祭祀的时候祝史对神讲的虔诚话语，后来信主要是指按常祭祀守命祀神。《左传·隐公三年》周、郑交恶，君子说：“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蘩蕰藻之菜，筐筥锜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如果真的对神有诚信，即使祭祀所献给的东西很微薄，也没什么可说的。《左传·桓公六年》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祝史正辞，信也”，祝史对神要诚信，《左传·庄公十年》鲁庄公说：“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待神的祭祀没有不用心的，曹刿反驳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诚意还不够，神不会赐福的。《左传·昭公二十年》：“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文心雕龙·祝盟》：“修辞立诚，在于无愧。”《楚语下》说要具备“忠信之质、禋洁之服而敬恭明神者”，才能成为之祝。祭祀之后则“五官司序，民能忠信”。对神祭祀有信，神回报君主以民的忠信。《国语·晋语一》：“臣之不信，国之福也，何敢惮罚。”都是讲对神祭祀不违背，这种人神间的关系慢慢引申为人与人间的关系。《国语·周语上》内史过论晋侯必无后云“制义庶孚，信也。”临政决事而使人信服，叫作信。 春秋时期很重语言的诚信。春秋时期的人在当时天命的思想的影响下，十分重视信。《国语·晋语五》说“言以昭信”，言就要昭示诚信。《楚语下》说信是天道，是民的首要品质，所谓“民事忠信”。诚信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之树枝繁叶茂，话语最根本的特点是要诚信，《左传·成公十七年》说“人所以立”，信是三个最基本的品质之一，守信的人也不会背叛君主。《左传·文公元年》说：“信，德之固也”，信是所有道德的基础。《左传·襄公九年》说：“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诚信能给带来吉祥，是善的主体。《左传·昭公二年》叔向说：“吾闻之曰：‘忠信，礼之器也”，忠信是礼制品德的载体，有了他就可以承载其他的一切优秀的德行。《孔子家语·孝本》说“至诚之至，通乎神明”，至诚，可以通达神明，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庄子·渔父》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王充《论衡·感虚篇》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这个道理。《左传·昭公六年》晏婴说“做大事不以信，未尝可也”，《国语·周语上》说“非礼不顺，非信不行”，都是说不重信用，事情难成。《国语·周语下》单襄公说“信，文之孚也”，有信，会有天地的保护。《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发言一定要诚信，否则志和言也无从说起。 孔子的志向是“朋友信之”，也认为“信”是自己重要的品质，当然也谦虚地说在“忠信”方面还是有人能够比肩他的。他还以文、行、忠、信教育自己的学生(《论语·述而》)，孔子要求弟子“谨而信”(《论语·学而》)，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一个人不讲信用，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立身处世，信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就像是大车没有輗，小车没有軏，怎么能够行走。子张曾经就仁的问题问于孔子，孔子说能做到五条就可以算是仁，其中就包括信，“信则人任焉”。孔子的弟子们在这方面也比较重视，曾子每天都要反省是否对朋友讲信用，子夏也说要“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君子更要讲信用。《郭店·六德》说“君子言信言尔，言焬言尔，设外内皆得也”，《论语·学而》孔子说君子要“主忠信”，《左传·昭公二年》晏婴说“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君子之言要信而有征。《左传·昭公八年》叔向说“君子之言，信而有征”，可以“故怨远于其身”，让怨恨远离自身。《礼记·表记》说：“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事君大言人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君子对国君的信主要表现在君子之言所能达到的作用。《郭店简·性自命出》说“言欲直而勿流”，言语要正直[4](p.261)，“出言必有夫柬柬”[4](p.263)，柬柬也可以写作坚坚，是大信的意思。诚信的人才能成为君子。《大雅》云：“白珪之砧，尚可靡(磨)也；此言之砧(玷)，不可为也。”《少(小)雅》：“允也君子，厕也大成。”《君奭》：“昔才(在)上帝，割绅观文王惪(德)，其集大命于厥身。”白圭上如果有斑点还可以抹掉，出话如果有欠缺，就无法收回。诚信的人才是君子，实在的人能有大成就。《君奭》说：“往日上天曾认真地观察过文王的德行，所以会降下天命在他的身上。”今本也有相似记载。《礼记·儒行》孔子说“言必先信，行必中正”，说话必须首要体现诚信。 只有讲信用，统治者才能得到子民的支持。《左传·昭公七年》子产说“不信，民不从也”，政令反复，取媚而不讲信用，人民是不会服从的。《左传·成公八年》范文子说“君命无贰，失信不立”。孔子也说：“民无信不立”，要以诚待人，以信交友。《论语·子路》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有信，则下也能用心办事。《国语·周语上》说“言以信名”，话语就是要体现诚信，否则“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国语·晋语二》宫之奇说“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只有讲忠信得人才能在有外国军队驻扎的情况下不受损害。“非信不固”，一个国家不讲求信义不能巩固内部。“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衅而归图焉。”不讲求忠信而留外军驻扎，外敌清楚看出有机可乘就会回头来谋算它。《左传·成公十六年》申叔时说“信，战之器也”，信也是一种军事软实力，“信以守物”，信用来护守事物。《郭店·成之闻之》记载曰：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所以在上者的任务是取信于民，取信于民众成就道德。 不讲信用有很大的危害。《国语·晋语二》说“言不可食”，不可失信于人。《国语·晋语三》叔向说“信不可犯”，“信反必毙”，不可以失信，否则会有不好的结果。有一次子张问孔子关于行的问题，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子张》)讲信用，到哪里都可以。《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晏婴对齐侯说：“失信不立，君其图之”，齐侯没听，出来后跟陈文子说“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君主讲信用，臣下守本分，上下都要讲信用，即使是在上之君不讲信用，也是不可取的。《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信和国政息息相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子鲜说“君失其信，而国无刑”，扰乱司法政令的畅通。《国语·周语下》说“口以庇信”，话语用以庇护信誉，不可以不谨慎，失信就会失去民心。《左传·昭公十五年》说“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左传·定公十四年》谚曰：‘民保于信。’国君无信，怎么可能保民。《国语·吴语》说“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国君有信，四方之民自然想要归附。不讲诚信对个人而言丧失德行，于国家和家族而言也会带来灾祸。《左传·文公四年》曰“弃信而坏其主，在国必乱，在家必亡。”《左传·僖公十四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话语简单也很实在。《国语·周语下》单襄公通过晋候“言爽，日反其信”说话不算数的情况，认定晋国将要发生内乱，后来果然年发生了叛乱。王孙胜也是“展而不信”，看似忠诚实则不守信。《诗经·唐风·采苓》：“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失信之人不会有好结果。 怎么做才是守信。《周语下》记载晋悼公在周“言信必及身”，谈到信都要从自己做起。“思身能信”，反躬自省便能建立信用。“端，德之信也”，端肃，可以维护文德信用。“道正事信”，道路正直而行事信用。《郭店简·成之闻之》记载说：“君子曰：从允释过，则先者除，来者信。”君子说，从诚信出发宽宥过错，则除去以前之过错，今后才能使人相信。《郭店简·成之闻之》记载说：“形于中，发于色，其诚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务，在信于众……“允师济德”[何]？此言也，言信于众可以济德也。”《郭店简·忠信之道》说“不讹不孚，忠之至也”，不诈不疑，是最大的忠信。“不欺弗知，信之至也”，不欺骗、不耍弄机智就是最大的信。“信集则可信也”，“至信如时”，“信人不负”，“陶而睹常，信之至也”，“至忠无讹，至信不负，夫此之谓此”，“大忠不说，大信不期”，“口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疏而貌]亲，君子弗申尔。故行而争悦民，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作，信人弗为也。”三者都是心口不一，虚伪敲诈之行。“君子其施也。忠，故恋亲附也；其言尔信，故亶而可受也”。《郭店简·尊德义》说“教以言，则民訏以寡信”，教给民众以言辞，民众就会诡言而无信。 信的最高境界是“不言而信”。《礼记·乐记》说“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礼记·祭义》说“君子曰：“天则不言而信”，天虽然不说话，但对人始终是讲信用的。《荀子·效儒》说“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此哉”。君子不言，也能彰显信。《韩诗外传》说“则不怒而威，不言而信，城德之主也。”不言而信，是一种重要的素养。《荀子·君子篇》也说“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言而信……此之谓也”。在主客体间能够建立起来如此的默契，是不容易的，一定要本身的诸多品质做基础，以及长期的实践认识。《礼记·中庸》说“故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凡声，出于情也信”，也有作“未言而信”。《礼记·表记》《上博简·性情论》《淮南子·缪称训》做“未言而信”。 以行为信。以实际行动来获取信任。《郭店简·缁衣》说：“子曰：言从行之，则行不可匿。古(故)君子顾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能大其(美)而少(小)其亚(恶)。”按照说的去做，行为就不会藏匿，所以君子不必多讲话，只是靠行动来说话，以成就其诚信，如此则民众就不能夸大其优点而隐藏其缺点。《上博简》和《礼记》也有记载。《郭店简·成之闻之》也说：“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民不从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莅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不以身作则而仅停留在口头上说教，即使不断重申政令，民众还是不会听从。 三、“辞达而已”：言的适度原则 《论语·卫灵公》说，“子曰：“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便罢了。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言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皇侃、刑芮皆《疏》曰：“此章明言语之法。”《论语·颜渊》记载一次子张问孔子什么是达士，孔子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达士品质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颜色，从思想上愿意对别人退让。达是指言辞正直，合于道理，而又能有所周全和回旋。《中论·贵言》：“故君子之与人言也，使辞足以达其知虑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过其任而强牵制也。苟能其任而强牵制，则将昏瞀委滞而遂疑君子以为欺我也。”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六》“辞达而已矣”条云：“赛带之世，诸侯以邦交为重，《论语》‘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称之；‘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则讥之，次‘辞’即专对之辞也。《公羊传》‘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辞’，《聘礼·记》‘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5](p.123)大夫出使，辞令往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只接受行程的使命，而不用告诉他要说什么。行聘问礼的言辞没有规定，要注意应该谦虚而和悦，如果言辞过多，那就像是史官的策祝辞了，言辞过少，又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言辞的多少如果能把握在自己足以达意的限度内，那就是适于应事需要的最高标准。 《文心雕龙·明诗》说：“尧有大章之歌，舜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辞达而已。”《日知录·文章繁简》说：“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乎。”[6](p.1099)达已经成为对文学作品的评价的标准，无论是诗歌，还是文章都应该主乎达。 四、“巧言令色”：对言的过渡性批判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用巧妙的言辞和谄媚的态度取悦于人，这样的人仁德是不会多的。《皇疏》引张凭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体足者难耳。巧言令色之人于仁性为少，非为都无其分也，故曰鲜矣有仁。”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能有仁也。”《集注》曰：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圣人辞不迫切，专言鲜则绝无可知，学者所当深戒也。《论语·公冶长》也记载孔子评左丘明的话：“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花言巧语、容貌伪善、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是可耻的，孔子也认为是这样。《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说：“巧言令色，难于仁矣。”这样的人，很难达到仁的境界。《逸周书·武纪》也称引孔子此言。郑玄注《礼记·仲尼燕居》“给夺慈仁”说：“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只是看上去很仁慈的样子。《诗经·小雅·巧言》言“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实在是厚颜无耻。 《尚书·皋陶谟》记载共工巧言令色“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以“何畏乎巧言令色”为“不仁者远”。《尚书·尧典》尧说共工“静言庸违”，善为巧言。《尚书大传》曰：孔，甚也。巧言，静言庸违。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尧畏其乱政，故迁放之。孔颖达疏：“巧言令色为甚佞之人。” 《郭店简·性自命出》言“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性不可独行，犹口之不可独言也。”心志不发，嘴巴不能单独说话。“《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郭店简·性自命出》“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上博简·性情论》曰“巧言利辞者，不有夫言出言出之心则流”[6](p.273)。《国语·周语上》说“口”是利的来源，人口齿伶俐，如果没有淳朴之心，就会夸诞不实。言辞的伶俐，是一种技艺，很容易获得别人的喜欢，而带来现实的利益，人的劣根性很难拒绝切身的利益，而实践仁爱之道。巧言会让降低人对自己得要求，专务企巧之心。君子之德，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而小人之德，以配合君子。 《上博简·弟子问》记载曰：“巧言令色，未可谓仁也。者其言，而不可。”巧言者，是很难仁的。只重言论，而没有一颗淳朴敦厚之心，就会发生言的片面发展，导致内容上得偏颇，成为流言、谗言。《逸周书·官人》：“华废而诬，巧言令色，皆以无为有者也，次之谓考言。” 《韩非子·诡使》：“巧言利辞行奸轨以幸偷世者数御。据法直言、名刑相当、循绳墨、诛奸人，所以为上治也，而愈疏远；谄施顺意从欲以危世者近习。” 孔子很重视言语，孔门四科就有言语，但他反对那些无德的巧言者，他批判“巧言令色者”“鲜矣仁”，是佞人，他教导弟子们“远佞人”。《论语·卫灵公》说：“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巧言可能有小的成绩，但很难达到仁的程度，而且也会招来祸患。他说：“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利口，巧言，足以害邦家。曹植《矫志诗》：“巧言虽美，用之必亡。”(《矫志诗》)清初大儒顾炎武说：“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为好犯上好作乱之人，一为巧言令色之人。”[1](pp.1091-1093)这些都是对于巧言之人的提出的具有正对性的批评。直至今天，巧舌如簧的人也是受人诟病的。 总之，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且自足的有关言辞的理论，尤其是立言与立功、立德鼎足而三，被士人广泛认同和接受，从而刺激了言的理论的生成及其实践，成为有意识的文学理论建构活动，凸显了对于文学的指导意义，在客观上促进了春秋时代文学的发展以及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