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参照效应的语言与文化差异：来自提取诱发遗忘的证据*
杨 群 冯意然 张积家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 100872)
摘 要 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考察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在自我参照、父亲参照和他人参照下的记忆特点, 发现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参照下和父亲参照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在一般他人参照下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说明在维吾尔人中父亲参照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相较于一般他人参照加工存在优势; 汉族被试仅在自我参照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在父亲参照下和他人参照下均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 说明在汉族被试中仅有自我参照加工相较于一般他人参照加工具有优势, 父亲参照加工并未表现出同样的优势。这表明, 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 父亲仅出现在维吾尔族人的自我建构中, 在姓名结构中父名与本名共现与否是影响两个民族自我建构差异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提取诱发遗忘; 自我参照加工; 父亲参照加工; 父子连名制
1 引言
记忆与遗忘相互依赖。信息提取过程本身就诱发遗忘：经过提取的项目在后续测验中更可能被再次提取, 但共享同一提取线索却未经过提取的项目在后续测验中却更难以回忆, 这种现象叫提取诱发遗忘(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Anderson, Bjork, & Bjork, 1994, 2000; Huddleston & Anderson, 2012; Hulbert, Shivde, & Anderson, 2012)。然而, 提取诱发遗忘现象存在边界条件：与自我相关的内容会获得精细加工, 这种加工不会造成对与自我相关材料的抑制, 因而与自我相关的信息不会出现提取诱发遗忘(Macrae & Roseveare, 2002; 周爱保, 张奋, 马小凤, 李建升, 夏瑞雪, 2015)。自我参照加工就是一种边界条件。自我参照加工的边界性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优势效应。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自我是相对独特的认知结构, 与自我相关的材料对个体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自我参照过程是自我的核心(Northoff et al., 2006)。自我参照加工的特殊性不仅在行为实验中得到证实(Macrae & Roseveare, 2002), 也得到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Mu和Han (2010)发现, 与他人参照加工比, 自我参照加工在右前额区诱发更强的P200, 在额顶区诱发更强的P300, 而且潜伏期更长。Ng, Han, Mao和Lai (2010)发现, 自我参照加工相较于他人参照加工会激活腹内前额叶皮层(VMPFC)。
自我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影响自我, 文化差异会造成自我差异。东西方人的自我存在较大差异：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的, 其自我构念主要参照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不参照他人, 在自我中仅包括“自己”, 属于独立型自我(Markus & Kitayama, 1991); 东方人的自我具有互依性, 强调自我与他人的依赖关系, 具有社会中心性、整体性、集体性和关联性, 在自我中不仅包括自己, 还包括与自己有着亲密关系的重要的他人, 属于依赖型自我(买热巴·买买提, 吴艳红, 2017; Markus & Kitayama, 1991; Plaut, Markus, Treadway, & Fu, 2012; 夏瑞雪, 牛百灵, 寇明娇, 金瑞秸, 2016)。朱滢和张力(2001)采用R/K判断任务来考察自我记忆效应, 发现中国人在自我参照下和母亲参照下的回忆成绩相当, 证明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杨红升和朱滢(2004)将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相结合, 发现自我参照加工和母亲参照加工都不抑制相关材料, 都不会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说明母亲参照也是中国人提取诱发遗忘的重要条件, 其涵义亦是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包含有母亲。Uchida, Ueno和Miyamoto (2014)发现, 与他人参照条件比, 日本大学生在自我参照、好朋友参照和家人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证明在日本人的自我中包括有某些重要他人。Huff, Yoon, Lee, Mandadi和Gutchess (2013)发现, 亚裔美国人参照母亲加工比参照自我加工诱发出更强的神经活动。Han, Ma和Wang (2016)发现, 比起一般他人参照条件, 中国人在对自我、配偶和子女的特质做判断时内侧前额叶有类似的神经活动。Zhu, Zhang, Fan和Han (2007)发现, 在中国人的认知中, 自我与母亲等亲密的他人共享大脑的内侧前额叶区域(VMPFC), 而西方人的这一区域却仅仅表征自我, 不表征母亲。可见, 即使日本人、亚裔美国人和中国人具有不同的种族属性、经济和地域环境, 但因为都受东方文化影响, 有着相似的自我加工优势。
作为影响人类心理的重要因素, 文化主要通过生活在同一时期、相互影响的个体在交流中应用的语言和行为模式来传达(Chen, Benet–Martínez, & Ng, 2013)。Samovar和Porter认为, 文化是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体现在语言模式和行为模式之中(黄理漓, 2017)。然而,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需要从更为具体的文化内容入手, 发现文化影响自我的因素。语言既是文化的核心, 也是文化的载体, 还是人类拥有世界的方式(张积家, 宇宙, 乔艳阳, 2016)。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995)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结果, 一个部分, 一个条件。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产物或组成部分, 也是文化的基础和前提。语言关联假设对“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条件”做了很好的解释。该理论认为, 语言决定认知, 是思想的塑造者。语言为人类提供了认识世界、思考问题的既定规则。语言不仅决定讲话者的非语言认知过程, 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而且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决定认知方式(张积家, 刘丽虹, 谭力海, 2005)。语言通过语言标记、范畴和原型、某些中介机制、隐喻和语言象似性、语境和理论等影响认知(张积家, 2015)。语言还影响人格。双语者讲某种语言时, 人格会向着使用这种语言群体的人格原型的方向变化(Chen et al., 2013; Luna, Ringberg, & Peracchio, 2008; Marian & Kaushanskaya, 2004)。语言中凝聚了文化中有关人格的概念和理论, 个体在掌握某种语言时, 也就掌握了这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有关人格的理论和看法(张积家等, 2016)。正由于语言的决定性作用, 英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2013)才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高名凯, 石安石, 1963)。名字作为特殊的词汇, 是个人的符号表征, 也是抽象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明血缘、辨性别、别婚姻、区贵贱的社会分类功能。受语言和文化影响, 不同民族的姓名构成形式不同。汉族人的姓名是姓氏在前, 名字在后, 反映了汉族社会源远流长的家族历史和姓高于名的宗族观念。汉族社会一直以父子关系为核心, 子随父姓, 姓代表宗族。西方人的姓名结构与汉族人不同。英语国家的人的名字通常是“名+姓”, 名在前, 姓在后, 与汉族人相反, 体现了对于个体的重视。在另外一些民族中, 存在一种特殊的姓名结构——父子连名制。
父子连名制是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表现。它以父权制作为基础, 以父系血缘作为纽带, 在命名方式上采取了一代父名与下一代子名连接, 子名又与孙名连接, 通过这种方式确定血缘谱系, 也确定财产继承权。父子连名有多种形式, 有完整的父名连接完整的子名的, 有父名的一部分连接子名的, 有只连接父名之上几代人的, 也有从始祖开始一直往后无穷尽地连下去的(王明贵, 王小丰, 2017)。我国的少数民族多采用父子连名制, 如彝族、哈尼族、白族、维吾尔族、景颇族、苗族、瑶族、珞巴族、柯尔克孜族和俄罗斯族等。维吾尔族的姓名多采用“本名+父名”结构, 父名与子名同在。例如, “买买提(本名)·艾山(父名)”。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制强调个体与父亲的血缘关系及其重要性。汉族人重视祖先, 强调宗族的延续和血脉的传承。姓作为家族的象征, 具有传承性和统一性, 名则具有随意性和多样性。
可见, 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的姓名结构存在巨大差异。这种语言差异是否会导致自我的差异？在汉族人姓名中有父姓和本名, 在维吾尔族人姓名中既有本名也有父名。本名作为自我的独特标志, 是在群体中区分个体的重要依据。对汉族人而言, 姓不仅是父姓, 更是宗姓, 不仅包含有父亲, 更是家族的浓缩。汉族人的姓属于集合名词, 它代表着家族中历代的父亲和其在世的子孙, 这种集合符号可以简称为“列祖列宗”和“家族”。但是, 对维吾尔族人来说, 大多数姓就是父名, 它们仅仅代表着父亲, 父亲在维吾尔族人的名字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表明, 名字与个体的“内在自我”紧密相连(贺熙, 朱滢, 2010; Koole & Pelham, 2003; Watson, 1986), 具有认知加工优势(王芳, 2014)。例如, 识别自己的名字具有“鸡尾酒效应”, 即在非注意条件下也能够轻易地觉察和识别(Arnell, Shapiro, Sorensen, 1999; Harris, Pashler, & Coburn, 2004; Moray, 1959; 孙晓, 李肖, 贾磊, 张庆林, 2013; Wolford & Morrison, 1980; Wood & Cowan, 1995)。在无意识状态下, 自己的名字也能够引起注意、影响行为(Alexopoulos, Muller, Ric, & Marendaz, 2012; Pfister, Pohl, Kiesel, & Kunde, 2012)。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也证明加工自己名字的独特性：自己名字的加工与P300密切相关(Berlad & Pratt, 1995; Folmer & Yingling, 1997; Holeckova, Fischer, Giard, Delpuech, & Morlet, 2006; Tacikowski & Nowicka, 2010)。自己的名字会显著地激活不同脑区(Carmody & Lewis, 2006; Tacikowski et al., 2011; Tacikowski, Brechmann, & Nowicka, 2013)。可见, 自己的名字与自我密切相关, 是个体区别于他人的特定符号, 是自我的延伸, 影响与自我相关的认知加工(杨福义, 2006; 杨红升, 黄希庭, 2007; 张凯, 2014)。
被试的平均回忆率见表1。
2 方法
2.1 被试
新疆师范大学90名维吾尔族本科生, 男生34名, 女生56名, 平均年龄为21.45岁, 母语为维吾尔语, 汉语熟练, 他们从幼儿园或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汉语, 均通过了MHK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四级和普通话等级考试, 能够顺畅地运用汉语进行交流与阅读。90名汉族本科生, 男生32名, 女生58名, 平均年龄为20.75岁, 均来自新疆本地, 被试至少从祖辈开始就生活在新疆地区, 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维吾尔被试的名字均为“本名+父名”, 汉族被试的名字均为“姓+本名”。将90名维吾尔族被试和90名汉族被试分配到自我参照、父亲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 每组30人。被试被伪随机地安排在某种条件下单独完成任务, 同时平衡不同实验条件下的被试的性别(维族：父亲组男生11人, 自我组男生11人, 他人组男生12人; 汉族：父亲组男生9人, 自我组男生12人, 他人组男生11人)、年龄(维族：M父亲组 = 20.85岁, M自我组 = 21.90岁, M他人组 = 21.60岁; 汉族：M父亲组 = 21.35岁, M自我组 = 20.85岁, M他人组 = 20.05岁)、年级(均来自本科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和汉语熟练程度。
2.2 材料
32个代表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双字名词, 代表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各有16个, 每一名词的第一个字在该研究的全部双字词中是唯一的。呈现形式为“类别–样例”, 如“室内用品–衣柜”、“室外用品–雨伞”。材料来自周爱保等人(2015)的研究, 表示室内物品和室外物品的名词熟悉性均经过未参加实验的30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和30名汉族大学生的评定, 评定采用7点量表, “7”表示非常熟悉, “1”表示非常不熟悉。维吾尔族被试和汉族被试的平均熟悉度分别为：M维族–室内 = 4.81 ± 0.60, M维族–室外 = 4.45 ± 1.03; M汉族–室内 = 4.77 ± 0.60, M汉族–室外 = 4.40 ± 1.06。t检验发现,t(15)室内 = 1.23, p > 0.05, t(15)室外 = 0.67, p > 0.05, 两个民族被试对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的熟悉度评定差异不显著。实验材料的词频范围为0.06~149.64次/百万[根据Cai和Brysbaert (2010)资料], M室内 = 7.38 ± 6.61, M室外 = 20.04 ± 38.59, t(30) = 1.29, p > 0.05, 差异不显著。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名词的词频差异不显著, F(1, 30) = 1.67, p > 0.05。将32个双字词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提取练习项目, 即类别名称及样例的首字在提取练习阶段都出现的8个词对, 标记为“Rp+”; 第二类为类别名称在提取练习阶段出现过但样例未出现过的8个词对, 即与“Rp+”属于同一类别却未经过提取练习的词对, 标记为“Rp‒”; 最后一类是类别名称和样例均未做过提取练习的16个词对, 标记为“Nrp”。另有4个练习词对。
Boys enjoy rugby，but the most popular sport for girls is netball（无挡板篮球）.It is similar（相似的）to basketball，but players don’t run with the ball.
2.3 设计
2(民族：维吾尔族/汉族) × 3(加工条件：自我参照加工/父亲参照加工/他人参照加工) × 3(项目类型：Rp+/Rp‒/Nrp)混合设计。其中, 民族和加工条件为组间变量, 项目类型为组内变量。
2.4 程序
采用经典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包括4个阶段：
有研究发现, 当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时, 不一定是由于在提取练习阶段对Rp+的提取练习对Rp–的抑制引起, 也可能由输出干扰造成(Criss, Malmberg, & Shiffrin, 2011; Tulving & Arbuckle, 1963)。即, 做过提取练习的词对(Rp+)在回忆阶段更容易被优先回忆, 从而干扰与这些词对属于同一类别但未做过提取练习的Rp–的回忆, 使回忆率低于基线水平。即, Rp–项目的回忆顺序晚于Rp+项目, 对Rp–项目回忆产生了干扰。为排除这种可能性, 采用Macrae和Roseveare (2002)检验方法, 在Rp–回忆率显著低于Nrp条件下, 分别计算每一被试的Rp+和Rp–项目在整个回忆序列中的平均位置, 然后两者相减, 根据差值将被试分为高、低两组, 检验两组被试的Rp–与Nrp的回忆率差值的差异是否显著。结果表明, F维族–他人(1, 28) = 2.34, p > 0.05; F汉族–父亲(1, 28) = 3.40, p > 0.05; F汉族–他人(1, 28) = 0.09, p > 0.05, 差异均不显著。这说明, 维吾尔族被试在他人参照条件下、汉族被试在父亲参照条件下和他人参照条件下提取诱发遗忘的消失, 均非是由于存在着输出干扰所致。
(2)提取练习阶段：学习名词呈现完之后, 被试进行提取练习。主试随机从呈现的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中选取一类, 从中随机选取8个名词以“类别名称–样例”的形式呈现给被试, 但样例名词只给出第一个字, 如“室内用品–衣__”、“室外用品–雨__”等, 被试需要回忆并且在答题纸上写出残缺的单字。在每种加工条件下, 随机选取一半被试将室内用品作为提取练习的词对, 另一半被试将室外用品作为提取练习的词对。每一组词对呈现5 s, 先后呈现3次。
(3)干扰阶段：提取练习阶段之后是3分钟的干扰阶段, 计算机随机呈现两位数或者3位数的加法, 要求被试计算出结果。
(4)回忆阶段：要求被试自由回忆并且在答题纸上写出在学习阶段出现的室内用品和室外用品的名称, 顺序不限, 时间不限, 直到被试停止作答时为止。
3 结果与分析
统计被试的总回忆率、对Rp+、Rp–和Nrp的回忆率, 用Rp+减去Nrp得到提取促进记忆的比率, 用Rp–减去Nrp得到提取诱发遗忘的比率。
3.1 总回忆率
笔者推论, 如果文化影响自我, 语言就是一条重要途径。姓名是一种特殊语言形式, 姓名结构可能对不同民族的自我建构产生不同影响。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由于在姓名中本名与父名共现, 因而在生活中本名与父名具有更高的共现频率, 这会加强本名(代表自我)与父名(代表父亲)之间的联系, 导致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建构中将父亲亦纳入自我中。对汉族被试而言, 由于父姓所包含的个体众多, 父亲只是其中之一, 父姓与本名共现不会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 父亲可能不被纳入自我之中。研究采取提取诱发遗忘范式, 比较维吾尔族人和汉族人在父亲参照、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如果在两个民族个体的自我中包含有父亲, 那么,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 就会出现类似于自我参照效应的记忆, 就不会发生提取诱发遗忘; 如果在两个民族个体的自我中不包含有父亲, 那么,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 就不会出现类似自我参照效应的记忆, 就会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在从改革和行宪实践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以其专业知识和理论内涵，对改革开放进行着积极的思想反哺和智力支持。
假定：1.零均值假定，在给定解释变量Xi的条件下，随机扰动项的条件期望或条件均值为零；2.同方差假定，即对于给定的每一个Xi，随机扰动项的条件方差都等于某一个常数；3.无自相关，随机扰动项的逐次值互不相关；4.随机扰动项与解释变量不相关，这一假定表明模型中Xi和μi是各自独立影响Yi的；5.正态性假定，即假定随机扰动项μi服从期望为零、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3.2 提取促进记忆
被试对Rp+材料、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见表1和图1。
为了分析两个民族的被试在三种加工条件下是否出现了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分别对三种加工条件下的Rp–与Nrp的回忆率做配对样本t检验, 分析在不同条件下两者差异是否显著。如果Rp–类词对的回忆率显著低于Nrp类词对的回忆率, 就表明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结果发现, 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条件、父亲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均不显著, t自我(29) = 0.45, p > 0.05, t父亲(29) = 0.60, p > 0.05,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 t他人(29) = –2.09, p < 0.05, d = 0.40, 95%CI = [–0.12, –0.01]。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不显著, t自我(29) = –1.30, p > 0.05;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和他人参照条件下两者的差值显著, t父亲(29) = –3.04, p = 0.005, d = 0.14, 95%CI = [–0.17, –0.03], t他人(29) = –13.02, p < 0.001, d = 0.23, 95%CI = [–0.26, –0.19]。这表明, 维吾尔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条件下和父亲参照条件下均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图2); 汉族被试在自我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和他人参照条件下出现了(图3)。因此, 仅有维族被试在父亲参照条件下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说明在父亲参照条件下产生了与自我参照条件下类似的记忆效应。这意味着, 父亲已经被维吾尔被试整合进自我中, 汉族被试却未将父亲整合进自我中。
3(加工条件：自我参照/父亲参照/他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的方差分析表明, 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87) = 365.24, p < 0.001, ηp2 = 0.81, 95%CI = [0.48, 0.55]。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Nrp项目; 加工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87) = 2.38, p > 0.05; 项目与加工任务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87) = 0.58, p > 0.05。对汉族被试而言,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87) = 435.97, p < 0.001, ηp2 = 0.83, 95%CI = [0.44, 0.53], Rp+项目的回忆率显著高于Nrp项目。加工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87) = 1.55, p > 0.05; 项目类型和加工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87) = 2.29, p > 0.05。这表明, 对不同民族的被试而言, 提取练习对提取促进记忆均有显著影响。因为Rp+材料是在提取练习阶段提取过的, 所以, Rp+材料的回忆率显著高于处于基线水平的Nrp材料的回忆率。
表1 被试在不同加工条件下的平均回忆率
注：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下同; *p < 0.05, *** p < 0.001; (Rp+) – Nrp：提取促进记忆; (Rp–) – Nrp：提取诱发遗忘。
图1 被试在不同条件下对Rp+材料、Rp–材料与Nrp材料的回忆率
注：*p < 0.05, ***p < 0.001
3.3 提取诱发遗忘
今天，当我们在探讨高质量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审视一下所谓的“表情包经济”，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1.请家长来学校了解教学情况和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使用不同的方式请家长参观学校，对成绩良好但思想不太优秀的学生说：“你的学习成绩是优秀的，老师想让你更优秀，老师需要和你的父母讨论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对有一技之长的后进生说：“你擅长体育（音乐、绘画等），如果你深入学习，然后去上一个更高层次的学校，你将有一个强有力的立足于社会的技能。”简单的教育方式蕴涵着一个朴素的教育理念——相信学生，教育学生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学生和解放学生。相信学生、解放学生，首先要赏识学生。
案例中的经营者为了表现企业良好的业绩，利用职务之便，与财务总监等相关人员一起伪造利润总额、欺骗股民直至东窗事发，被中国证监会所披露，这样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对于相关的财务人员而言，他们不仅承受了经济损失，还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企业而言，遭受的不仅是经济损失，还丧失了苦心经营起来的声誉。声誉就是企业的第二个门面，一个企业的声誉培养起来是非常不易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它可以稳定股价。一旦声誉被毁，一方面会引起股民的恐慌并让投资者认为公司管理混乱进而撤资；另一方面，使其失去核心竞争力，一夜之间面临破产的可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3.4 排除输出干扰的影响
(1)学习阶段：在计算机屏幕上每5 s呈现一个单词对, 采用“类别名称‒样例”的形式, 如“室内用品–衣柜”、“室外用品–雨伞”。在呈现词对的同时, 四组被试分别想象自己、父亲和他人(姚明)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看到该词代表的物品, 同时用一句话口头报告想象的情景。报告的形式必须完整, 包括主语、谓语、宾语及一个地点状语或时间状语, 如“我昨天看到一件衣柜”、“父亲在商场买了一把雨伞”、“姚明在操场看见一个足球”, 等等。
图2 维吾尔族被试在三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
图3 汉族被试在三种加工条件下的提取诱发遗忘
4 讨论
本研究采用提取诱发遗忘范式探讨维吾尔族大学生和汉族大学生的自我建构的特点, 比较在父亲参照条件、自我参照条件、他人参照条件下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差异, 揭示姓名结构与自我建构的关系。结果发现,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 仅有维吾尔族被试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效应。这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父亲参照加工的差异。
4.1 关于总回忆率和提取促进记忆
维吾尔族被试和汉族被试在三种参照条件下的总回忆率差异不显著, 自我参照条件的回忆率并不高于父亲参照条件和他人参照条件, 说明从回忆率看, 自我参照加工并未显示出优势,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Markus & Kitayama, 1991; 杨红升, 朱滢, 2004; 周爱保等, 2015)。两个民族在三种参照条件下的提取促进记忆效果显著, 也与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 是提取诱发遗忘研究的普遍结果。提取练习加强了线索和目标词之间的联结, 在回忆阶段就更容易回忆出来。
4.2 关于父亲参照条件的文化差异——男性地位的不同
研究发现, 仅有维吾尔族被试在提取诱发遗忘中出现了父亲参照效应, 汉族被试未出现。这说明, 与汉族被试比, 维吾尔族被试的父亲参照条件有别于一般他人参照条件。
造成父亲参照加工在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的差异有许多原因。性别文化是其中之一。维吾尔族和汉族都属于父系社会, 性别文化均具有“男尊女卑”的特点。但是, 维吾尔族男性的社会地位比汉族男性更高, 维吾尔族父亲的家庭地位比汉族父亲更高。维吾尔族人的父权与男权比汉族人更加典型, 社会权利构建以男性为中心, 强调男性的绝对统治地位。在维吾尔族的文化中, 男性可以决定女性的命运, 女性则听从男性的差遣(韩宏伟, 2016)。维吾尔族男性在社会中、维吾尔族父亲在家庭中均具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时至今日, 维吾尔族妇女仍然承担着主要的家务劳动, 而家庭经济大权却大多掌握在丈夫手里。比较而言, 汉族的传统文化虽然也具有“男尊女卑”特点, 如主张“三纲” [“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 (董仲舒《春秋繁露》)]和“三从”[妇女要“未嫁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仪礼·丧服·子夏传》)]。但是,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 经历了多次反封建运动,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汉族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 男女平等逐渐成为了主旋律。汉族妇女参加工作的非常普遍, 妇女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 男人也承担家务劳动, 家庭经济大权多为妇女所掌握。在新疆地区, 维吾尔族男性经常取笑汉族男同事“妻管严”或“怕老婆”。这可能是造成父亲参照在两个民族被试的提取诱发遗忘中反应差异的重要文化原因之一。
4.3 关于父亲参照条件的语言差异——姓名结构影响自我建构
比较而言, 姓名结构是导致两个民族被试自我建构差异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原因。由于姓名是自我的延伸, 两个民族的姓名结构形式又存在巨大差异, 因此推论, 正是由于不同姓名结构反映的深层次文化, 通过语言的作用, 塑造了两个民族被试不同的自我构成。由于长期采用父子连名制, 维吾尔族人在自我结构中已经将父亲整合进来, 父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因而在实验中未出现提取诱发遗忘, 出现了父亲参照效应。
2(民族：汉族/维吾尔族) × 3(加工条件：自我参照/父亲参照/他人参照)混合设计的方差分析表明, 民族的主效应显著, F(1, 174) = 17.96, p < 0.001,ηp2 = 0.09, 95%CI = [–0.09, –0.03]。维吾尔族被试的总回忆率比汉族被试显著低; 加工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174) = 0.64, p > 0.05; 民族与加工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174) = 1.17, p > 0.05。这表明, 虽然维吾尔族被试的总回忆率显著低于汉族被试, 但加工条件对不同民族被试的总回忆率没有显著的影响。
汉族人的姓名结构与维吾尔族人的父子连名制既有相似之处, 又存在差异。相似之处在于, 姓与名有前后不同的组合, 区分姓族的名相当于连名制中的父名, 不同之处在于汉族人的族名固定不变, 亲名则因为世系行辈不同而不同(杨希枚, 1956)。汉族被试未出现父亲参照效应, 与姓名中仅与父亲共享相同的族姓有关。根据汉族的宗法制度, 姓名不是为了标识个体, 而是为了整合家族。名字中的辈分字把个体同整个家族联系起来, 明确了个体在家族中的地位、关系、权利和义务, 远远超出了个人名字的意义(王慧冬, 2016)。因此, 汉族人的姓名是汉族传统宗法观念的体现, 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价值取向, 代表着家长、群体的意志(许多会, 2008)。在汉族人看来, 自己与父亲同宗, 均是宗族的重要存在。同时, 受独生子女政策影响, 汉族大家庭逐渐消失, 核心家庭占主体地位。随着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平等观念传入, 绝对父权在汉族青年人的观念里已经淡化了。因此, 在汉族人的自我建构中, 父亲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3(加工条件：自我参照/父亲参照/他人参照) × 2(项目类型：Rp–/Nrp)的方差分析表明, 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87) = 0.21, p > 0.05; 加工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 F(2, 87) = 0.21, p > 0.05; 项目与加工条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F(2, 87) = 1.91, p > 0.05。在汉族被试中, 项目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 87) = 51.49, p < 0.001, ηp2 = 0.37, 95%CI = [–0.16, –0.10]; 加工条件的主效应显著, F(2, 87) = 4.11, p < 0.05, ηp2 = 0.09; 项目类型与加工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 F(2, 87) = 9.13, p < 0.001, ηp2 = 0.1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自我参照条件下, 两类项目的回忆率差异不显著, t(29) = –1.30, p > 0.05; 在父亲参照条件下, 两类项目的回忆率差异显著, t(29) = –3.04, p = 0.005, d = 0.14, 95%CI = [–0.17, –0.03]; 在他人参照条件下, 两类项目的回忆率差异显著, t(29) = –13.02, p < 0.001, d = 0.23, 95%CI = [–0.26, –0.19]。
维、汉两民族被试在提取诱发遗忘中表现出的父亲参照效应差异还受熟悉性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熟悉性、亲密度、生活环境、个人因素等也影响个体的自我建构(戚健俐, 朱滢, 2002; 杨红升, 朱滢, 2004; Zhu & Zhang, 2002; 杨红升, 2013)。迄今为止, 无论采用何种研究范式, 在已有关于中国人与东方人自我的研究中, 母亲总是能够进入个体自我中。周爱保等人(2015)研究表明, 阿訇也进入了伊斯兰教信徒的自我中。父亲能否进入个体自我中, 结果却不稳定。为什么会如此？结合本研究和已有研究结果, 可以认为, 他人对个体的重要性与熟悉性均是重要影响因素, 而熟悉性的本质是联系频率或共现频率的作用。维吾尔族的父子连名制使得父名与本名具有很高的共现率, 本名与父名的频繁共现会使得自我与父亲建立起更强的联结, 从而对自我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比之下, 汉族人却将直呼长辈的名讳或者与长辈重名视为禁忌或者大不敬。在古代汉族社会, 避讳是特有现象。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 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 以示尊重。避讳的总原则是：“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公羊传·闵公元年》)。避讳父母和祖父母之名, 是汉族人的“家讳”或“私讳”。在与人交往时, 也应该避对方长辈之讳, 否则就显得极为失礼。例如, 李贺的父亲名晋, “晋”与“进”同音, 故李贺一生不能够举进士。杜甫父亲名“杜闲”, 为了避“闲”字讳, 杜诗中从未用过“闲”字。杜甫母亲名海棠, 杜诗中亦无海棠诗。汉族人实行避讳的结果不是使父亲与自己加强了联系, 而是强化了区别。在重要性与熟悉性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 维吾尔族人将父亲纳入自我中, 而在汉族人的自我中却不包含有父亲。
4.4 姓名影响自我的实质——语言标签影响自我认知与自我归类
姓名作为一种语言标签, 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姓名表明个体的家族渊源, 反映个体的等级身份。在实行父子连名制的民族中尤其如此。例如, 彝族父子连名谱牒与家支名号结合, 是区分彝族家族集团和姻亲关系的主要标识。在彝族地区, 无论是结交新朋, 还是会见老亲, 都要牢记家支名号和家族谱牒。如果讲不清楚自己的家支姓氏, 家族不接受; 如果分不清楚亲戚姓氏, 亲戚不接受。熟记家支姓氏名称, 背诵父子连名谱牒, 是彝族人的必要功课。有学者认为, 由父子连名形成巨大的家支网络与亲戚家支网络, 构成彝族传统社会的主要结构体系(王明贵, 王小丰, 2017)。
姓名亦具有重要认知功能。姓名影响人对个体的认知和期望(Erwin, 1993; 李前程, 2017; Mehrabian & Piercy, 1993), 影响他人对个体吸引力的评定(张积家, 刘红艳, 叶倩仪, 2006), 也影响个体的自我期望和自我认知(Garwood, Cox, Kaplan, Wasserman, & Sulzer, 1980; Hensley & Spencer, 1985; Mehrabian & Piercy, 1993)。名字影响个体的学业成绩(Bruning, 1972)、人格发展(Emma, 1997)和自尊心(Carlin, 2004)。研究发现, 自己的名字会被优先加工(郑伟, 2014), 并且激发出特殊的脑电波幅(Berlad & Pratt, 1995; Holeckova et al., 2006)。昏迷病人在听到自己名字时诱发了P300 (Fischer, Dailler, & Morlet, 2008; Pratt, Berlad, & Lavie, 1999)。P300与注意有关, 说明自己的名字容易引起注意。与名人名字或陌生名字比, 自己的名字显著激活左侧前额叶与颞上皮层(Carmody & Lewis, 2006), 说明自己的名字与自我密切相关。由于维吾尔族人父子连名, 父名与本名同在, 父亲便与自我密不可分。在自我建构中, 父亲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提取诱发遗忘中, 父亲参照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具有相似的优势。对汉族人而言, 自己的名字包含了父姓和本名, 父姓是父亲们的集合, 它更容易使人将自我与列祖列宗和族人联系起来, 而不仅仅局限于与父亲联系起来。古代汉族人无论做什么事, 首先要考虑是否对得起“列祖列宗”, 是否能够“光宗耀祖”, 是否会“殃及子孙”, 反映汉族人的祖先崇拜。因而对汉族人而言, 父亲参照加工并未表现出加工优势, 父亲亦未出现在个体的自我建构中。
小波域信号重构算法应用到地震资料特殊处理中，使得目的层地震分辨率明显提高，储层横向连续性增强，同时延续了地震资料的保真度，为地震资料的精细解释和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小波变换作为信号处理的一种新方法，其本身固有的算法优势，已经在地震资料处理中得到了验证。小波变换无论在新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地震勘探应用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姓名所以具有重要认知功能与自我归类有关。姓名是一种特殊词汇, 是个人的标签。《礼记·檀弓上》：“幼名, 冠字”。孔颖达疏：“始生三月而加名……年二十, 有为人父之道, 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 故冠而加字。”人类认知具有范畴化特点。人类在客观世界中发现不同事物的相似性, 据此分类, 形成概念, 这一过程就是范畴化(王文斌, 2008)。范畴化从差异中找出相似, 从而减轻认知负担, 实现认知经济。自我归类就是自我认知的范畴化。例如, 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孩子？我属于哪一个群体？自我归类离不开归类标准, 这些标准一般由表征概念的词汇来承担。语言由词汇组成。姓名是语言标签, 而语言标签对类别学习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是分类的重要依据。语言标签促进类别归纳过程(Freedman & Assad, 2011; 胡诚, 刘志雅, 陈琳, 莫雷, 2010; 龙长权 et al., 2012)。刘思耘和孟健欣(2015)发现, 语言标签的表征程度越高, 类别知觉加工就越快。语言加工自动化会使语言不可避免地参与到其他认知过程之中。属于语言符号的姓名激活促进了自我概念表征激活, 从而影响了自我归类(赵艳芳, 2001)。对维吾尔族人而言, 受父子连名制影响, 倾向于将自己与父亲归为一类, 通过姓名反复地提醒自己, 也提醒他人, 我是父亲的子女。对比之下, 汉族人却倾向于将自己归类到姓氏中, 姓氏并不特指父亲, 而是包含宗族中所有父亲和所有族人, 即“列祖列宗”以及在世的他们的所有的后人。
总之, 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可以通过语言来实现。作为语言标签, 姓名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归类。父子联名(父名与本名共现)对自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然而, 在我国, 在姓名结构除了父子连名、姓+名等形式外, 在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族)的姓名中既无姓也无父名, 只有本名, 如“德德玛、腾格尔”等。对这些民族而言, 父亲在个体自我中又具有怎样的地位？采用脑电或脑成像技术研究具有不同姓名结构的民族, 分别呈现自己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和一般他人的名字, 是否会激活不同的事件相关电位或脑区？另外, 母亲作为集体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他人, 在个体的自我中具有重要地位, 在维吾尔族人的自我建构中, 母亲参照效应如何？①本研究重点考察维吾尔族被试和汉族被试在父亲参照下的语言与文化差异, 对母亲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进行考察, 也是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
中国香港学者赖恬昌先生用一副对联更加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诗歌翻译尴尬：“中译英诗，如着马褂长衫，带红领拖翎，醉跳华尔兹舞，西翻韵句，如穿燕裁礼服，佩黑身蝶结，闲看三叠飞泉”[6]。经过多年实践，国内外学者们现在也普遍认为诗歌翻译大致有四种情形：全可译，大半可译，小半可译和不可译[7]。因此，古代诗歌在翻译过程中诗意损失是必然的，只不过损失有大有小。举以下实例说明：
埃克森美孚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产品营销活动，其产品以高效、创新和专业而著称。作为合成润滑油领域的行业领先者，埃克森美孚可为汽车、商业及工业部门提供拥有门类齐全的润滑油产品。埃克森美孚认识到商业成功与社会责任密不可分。因此，埃克森美孚为其经营场所所在社区提供密切支持，并保证维持最高的道德标准，遵守当地法律，并尊重当地和所在国的文化。
体视显微镜，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多功能酶标仪，帝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生化培养箱，上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高速离心机，江苏捷达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恒温培养箱，上海科学仪器有限公司；高压灭菌锅，帝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电子天平，沈阳科瑞永兴化玻仪器有限公司；一次性培养皿，青岛金典生化器材有限公司。
5 结论
(1)对维吾尔族被试而言, 父亲参照加工与自我参照加工均未引起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说明在维吾尔族人的自我中包含有父亲; 对汉族被试而言, 父亲参照加工与他人参照加工均引起提取诱发遗忘效应, 说明父亲并未整合进汉族人的自我中。
(2)语言是文化影响自我的重要途径。名字作为语言标签影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归类, 父子联名对自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机心领域的另一家公司Dubois Dépraz（据说该专门改装机心的品牌也被日本西铁城收购），正在延续着一项持续了100多年的家族传统。这家位于汝山谷的专业计时码表品牌专注于机心和复杂功能。
参 考 文 献
Alexopoulos, T., Muller, D., Ric, F., & Marendaz, C. (2012). I, me, mine: Automatic attentional capture by self-related stimuli.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6), 770–779.
Anderson, M. C., Bjork, R. A., & Bjork, E. L. (1994). Remembering can cause forgetting: Retrieval dynamics in long-term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0(5), 1063–1087.
Anderson, M. C., Bjork, E. L., & Bjork, R. A. (2000).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Evidence for a recall-specific mechanism.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7(3), 522– 530.
Arnell, K. M., Shapiro, K. L., & Sorensen, R. E. (1999). Reduced repetition blindness for one's own name. Visual Cognition, 6(6), 609–635.
Berlad, I., & Pratt, H. (1995). P300 in response to the subject's own name. Electroencephalography &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96(5), 472–474.
Bruning, J. L. (1972). The effects of connotative meaning on the learning of nam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86(1), 105–110.
Cai, Q., & Brysbaert, M. (2010). Subtlex-ch: Chinese word and character frequency based on film subtiles. Plos One, 5(6), e10729.
Carlin, F. (2004). Hello my name is unique. Psychology Today,37(2), 44–46.
Carmody, D. P., & Lewis, M. (2006). Brain activation when hearing one's own and others' names. Brain Research, 1116(1), 153–158.
Chen, S.X., Benet-Martínez, V., & Ng, J. C. (2013). Does language affect personality percep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esting the Whorfian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2(2), 130–143.
Criss, A. H., Malmberg, K. J., & Shiffrin, R. M. (2011). Output interference in recognition memory. Journal of Memory & Language, 64(4), 316–326.
Emma, O. (1997). Assigning a name to a child: Gender differences in two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31(2), 133–140.
Erwin, P. G. (1993). First names and perception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127(6), 625–632.
Fischer, C., Dailler, F., & Morlet, D. (2008). Novelty p3 elicited by the subject's own name in comatose patients.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9(10), 2224–2230.
Folmer, R. L., & Yingling, C. D. (1997). Auditory p3 responses to name stimuli. Brain & Language, 56(2), 306–311.
Freedman, D. J., & Assad, J. A. (2011). A proposed common neural mechanism for categorization and perceptual decisions. Nature Neuroscience, 14(2), 143–146.
Gao, M. K., & Shi, A. S. (1963).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Beijing: The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高名凯, 石安石. (1963). 语言学概论. 北京: 中华书局.]
Garwood, S. G., Cox, L., Kaplan, V., Wasserman, N., & Sulzer, J. L. (1980). Beauty is only “name” deep: The effect of first-name on ratings of physical attraction.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0(5), 431–435.
Han, H. W. (2016). The paradox of patriarchal belief ––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on the marriage customs of the uyghur "tarak". Journal of Yili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1), 131–135.
[韩宏伟. (2016). 父权主义信仰的悖论——对维吾尔族“塔拉克”婚俗的批判与反思.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 131–135. ]
Han, S. H., Ma, Y. N., & Wang, G. (2016). Shared neural representations of self and conjugal family members in Chinese brain. Culture and Brain, 4(1), 72–86.
Harris, C. R., Pashler, H. E., & Coburn, P. (2004). Moray revisited: High-priority affective stimuli and visual search.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7(1), 1–31.
He, X., & Zhu, Y. (2010). Social cognitive neuroscience studies on the self.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46(6), 1021–1024.
[贺熙, 朱滢. (2010).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 北京大学学报, 46(6), 1021–1024. ]
Hensley, W. E. & Spencer, B. A. (1985). The effects of first names on the perceptions of female attractiveness. Sex Roles, 12(7-8), 723–729.
Holeckova, I., Fischer, C., Giard, M-H., Delpuech, C., & Morlet, D. (2006). Brain responses to a subject's own name uttered by a familiar voice. Brain Research, 1082(1), 142–152.
Huang, L. L. (2017).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Ability,(17), 222.
[黄理漓. (2017). 浅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才智,(17), 222.]
Hu, C., Liu, Z.Y., Chen, L., & Mo, L. (2010). The role of labels in children's inductive reasoning.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8(2), 224–242.
[胡诚, 刘志雅, 陈琳, 莫雷. (2010). 儿童归纳推理中的标签作用. 心理科学进展, 18(2), 224–242.]
Huddleston, E., & Anderson, M. C. (2012). Reassessing critiques of the independent probe method for studying inhibi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38(5), 1408–1418.
Huff, S., Yoon, C., Lee, F., Mandadi, A., & Gutchess, A. H. (2013).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and encoding in bicultural individuals. Culture and Brain, 1(1), 16–33.
Hulbert, J. C., Shivde, G., & Anderson, M. C. (2012). Evidence against associative blocking as a cause of cue-independent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59(1), 11–21.
Koole, S. L., & Pelham, B. W. (2003). On the nature of implicit self-esteem: The case of the name letter effect.In S. J. Spencer, S. Fein, M. P. Zanna, & J. M. Olson (Eds.), Motivated social perception: The Ontario Symposiu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Lévi-Strauss, C. (1995).Structural anthropolog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995). 结构人类学.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
Li, Q. C. (2017). The influence of Names perception, pronunciation and referencing subject on interpersonal initial trust level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李前程. (2017). 名字的字义和字音以及参照主体对人际初始信任水平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湖南师范大学, 重庆. ]
Liu, S. Y., & Meng, J. X. (2015).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labels and self-reference on new object categorical perception.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3), 285–299.
[刘思耘, 孟健欣. (2015). 语言标签和自我关联对新颖客体类别知觉的影响. 心理学报, 47(3), 285–299.]
Long, C. Q., Li, H., Deng, X. F., Yuan, Y., Li, J., & Lei, Y. (2012). What’s in a name? Similar and indentical labels in Chinese children’s inducti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28(3), 239–247.
[龙长权, 李红, 邓小凤, 袁颖, 李军, 雷怡. (2012). 相似和相同语言标签对幼儿归纳推理的影响. 心理发展与教育, 28(3), 239–247.]
Luna, D., Ringberg, T., & Peracchio, L. A. (2008). One individual, two identities: Frame switching among bicultura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2), 279–293.
Macrae, C. N., & Roseveare, T. A. (2002). I was always on my mind: The self and temporary forgetting.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9(3), 611–614.
Marhaba, M., & Wu, Y., 2017).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 of self-construal: A polycultural perspective. Advances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7), 1229–1239.
[买热巴·买买提, 吴艳红. (2017). 聚合文化视角下自我构念的动态性特征. 心理科学进展, 25(7), 1229–1239.]
Marian, V., & Kaushanskaya, M. (2004). Self-construal and emotion in bicultural bilingual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51(2), 190–201.
Markus, H. R., & Kitayama, S.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98(2), 224–253.
Mehrabian, A., & Piercy, M. (1993). Affective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ferred from length of first nam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6), 755–758.
Moray, N. (1959). Attention in dichotic listening: Affective cues and the influence of instruc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1(1), 56–60.
Mu, Y., & Han, S. (2010). Neural oscillations involved in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Neuroimage, 55(2), 757–768.
Ng, S. H., Han, S., Mao, L., & Lai, J. C. (2010). Dynamic bicultural brains: fMRI study of their flexible ne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significant others in response to culture prim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2), 83–91.
Northoff, G., Heinzel, A., de Greck, M., Bermpohl, F., Dobrowolny, H., & Panksepp, J. (2006).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in our brain––A meta–analysis of imaging studies on the self. Neuroimage, 31(1), 440–457.
Pfister, R., Pohl, C., Kiesel, A., & Kunde, W. (2012). Your unconscious knows your name. PLoS ONE, 7(3), e32402.
Plaut, V. C., Markus, H. R., Treadway, J. R., & Fu, A. S. (2012).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elf and well-being: A tale of two c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38(12), 1644–1658.
Pratt, H., Berlad, I., & Lavie, P. (1999). 'Oddball' event- related potential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during REM and non-REM sleep. Clinical Neurophysiology, 110(1), 53–61.
Qi, J. L., & Zhu, Y. (2002).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3), 275–278．
[戚健俐, 朱滢. (2002). 中国大学生的记忆的自我参照效应. 心理科学, 25(3), 275–278．]
Sun, X., Li, X., Jia, L., Zhang, Q. L. (2013). The relative uniqueness of personal names: Evidences from the RSVP.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1), 72–77.
[孙晓, 李肖, 贾磊, 张庆林. (2013). 自我姓名加工的相对独特性: 来自RSVP的证据. 心理科学, 36(1), 72–77.]
Tacikowski, P., & Nowicka, A. (2010). Allocation of attention to self-name and self-face: An ERP study. Biological Psychology, 84(2),318–324.
Tacikowski, P., Brechmann, A., Marchewka, A., Jednoróg, K., Dobrowolny, M., & Nowicka, A. (2011). Is it about the self or the significance? An fMRI study of self-name recognition. Social Neuroscience, 6(1), 98–107.
Tacikowski, P., Brechmann, A., & Nowicka, A. (2013). Cross-modal pattern of brain activ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ing of self and significant other's name. Human Brain Mapping, 34(9), 2069–2077.
Tulving, E., & Arbuckle, T. Y. (1966). Input and output interference in short-term associative memory. Journey of Experiment Psycholoy, 72(1), 145-150.
Uchida, Y., Ueno, T., & Miyamoto, Y. (2014).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he importance of “significant others” in the attenuation of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in Japan.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6(3), 263–274.
Wang, F. (2014). Processing priority for one’s own name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王芳. (2014). 自我名字的加工优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Wang, H. D. (2016). The study of na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names on genealogie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王慧冬. (2016). 社会建构视角下的姓名研究——基于族谱录姓名的调查分析(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Wang, M. G., & Wang, X. F. (2017). The study on pedigree of Yi people’s patronymic linkage naming system.Journal of Sichuan Minzu College, 26(2), 21–24.
[王明贵, 王小丰. (2017). 彝族父子连名制谱系研究.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26(2), 21–24.]
Wang, W. B. (2008). A cognitive investigation of "one classifier for multiple object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40(4), 257–261.
[王文斌. (2008). 汉英“一量多物”现象的认知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 40(4), 257–261.]
Watson, R. S. (1986).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 American Ethnologist,13(4),619–631.
Wittgenstein, L. (2013).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Beijing:Commercial Press.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2013). 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Wolford, G., & Morrison, F. (1980). Processing of unattended visual information. Memory & Cognition, 8(6), 521–527.
Wood, N., & Cowan, N. (1995). The cocktail party phenomenon revisited: How frequent are attention shifts to one's name in an irrelevant auditory chann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1(1), 255–260.
Xia, R. X., Niu, B. L., Kou, M. J., & Jin, R. J. (2016). The self study and prospective from cultural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9(5), 3–8.
[夏瑞雪, 牛百灵, 寇明娇, 金瑞秸. (2016). 文化视角下的自我研究及展望. 心理研究, 9(5), 3–8.].
Xu, D. H. (2008). The cultural contrast of Han and Uygur Nationalities. Journal of Hetian Normal College, 28(5), 121–122.
[许多会. (2008). 汉维起名文化对比.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8(5), 121–122.]
Yang F. Y. (2006).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implicit self-estee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杨福义. (2006). 内隐自尊的理论与实验研究(博士毕业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
Yang, H-S. (2013). The role of familiarity in cognitive advantage for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6(5),1058–1065.
[杨红升. (2013). 自我信息加工优势中的熟悉性问题. 心理科学, 36(5),1058–1065.]
Yang, H. S., & Huang, X. T. (2007). On the uniqueness of self-information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researches on name recognitio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0(5), 1127–1129.
[杨红升, 黄希庭. (2007). 论自我信息处理的唯一性——来自姓名识别研究的证据. 心理科学, 30(5), 1127–1129.]
Yang, H. S., & Zhu, Y. (2004). The self and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6(2), 154–159.
[杨红升, 朱滢. (2004). 自我与提取诱发遗忘现象. 心理学报, 36(2), 154–159.]
Yang, X.M. (1956). The personal naming system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Journal of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3, 311–340.
[杨希枚. (1956). 台湾赛夏人的个人命名制. 中央研究院院刊, 3, 311–340.]
Zhang, J. J. (2015). Language relevance theory: Language influences cogniti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Today, 2015-11-3.
[张积家. (2015). 语言关联性理论: 语言影响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1-3.]
Zhang, J. J., Liu, H.Y., &Ye, Q.Y. (2006). The impact of names on perceptions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2(2), 127–134.
[张积家, 刘红艳, 叶倩仪. (2006). 名字对个体吸引力的影响.应用心理学, 12(2), 127–134. ]
Zhang, J. J., Liu, L. H., & Tan, L. H. (2005).The hypothesis of linguistic reality: New evidence and view.Linguistic Science, 4(3), 42–56.
[张积家, 刘丽虹, 谭力海. (2005). 语言关联性假设的研究进展——新的证据与看法. 语言科学, 4(3), 42–56.]
Zhang, K. (2014).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report of the chapter in “Name tracing: The influence of a name”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张凯. (2014).《姓名追溯:名字的影响力》章节汉译项目报告(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大学, 南宁.]
Zhao, Y. F. (2001).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Zheng, W. (2014). The effect of self-related information on conflict task processing (Unpublished master dissert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郑伟. (2014). 自我相关信息对冲突任务加工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Zhou, A. B., Zhang, F., Ma, X. F., & Xia, R. X. (2015).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Imam-reference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retrieval-induce forgetting paradigm discussed.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7(6), 757–764.
[周爱保, 张奋, 马小凤, 李建升, 夏瑞雪. (2015). 阿訇参照效应的文化差异: 基于提取诱发遗忘范式的探讨. 心理学报, 47(6), 757–764.]
Zhu, Y., Zhang, L. (2001). Research on self-reference effect. Science China, 31(6), 537–543.
[朱滢, 张力. (2001). 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 中国科学, 31(6), 537–543.]
Zhu, Y., & Zhang, L. (200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elf-reference effect. Science in China Series C: Life Sciences,45(2), 120–128.
Zhu, Y., Zhang, L., Fan, J., & Han, S. (2007). Neural basis of cultural influence on self-representation. Neuroimage,34(3), 1310–1316.
①本研究收集了母亲参照加工条件下的数据, 所以未报告有两方面考虑：(1)本研究主要关注父亲作为与个体联系紧密的重要他人在自我建构中的地位, 由于维吾尔族与汉族关于父亲的最重要文化差异是姓名结构差异, 母亲不是主要考察因素。(2)数据不甚理想, 汉族被试在母亲参照条件下, Rp–和Nrp差异边缘显著(p = 0.065), 维吾尔族在母亲参照条件下, Rp–和Nrp差异不显著。这意味着在汉族人自我中不包含母亲, 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 维吾尔族人的自我中包含母亲, 又难以用“共现频率”来解释。因此, 报告时未涉及母亲参照加工。
The language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father-reference processing: Based on the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YANG Qun; FENG Yiran; ZHANG Jiji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anguage, Cultural, and Psychology;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Remembering some material can cause forgetting of related information, which is known as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RIF), but it has some boundary conditions, such as “self” in western culture and some important others such as mother in Chinese. In such boundary condition, RIF was eliminated when material was encoded to be related to self (known as self-referential) or significant others. Name is a symbol and important to the self, but it has different constitution forms in different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Uygur nationality culture, the name constitution is known as father and son joint, that is after the first name is the father name, which is different form the Han nationality. In Han nationality, the first name comes after the family name. All these differences may lead to the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the self, so this study intend to compare self-referential, father-referential and others-referential for the two nationalities.
90 Ugyur participants and 90 Han participants from Xinjiang district took part in the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 was a 3 (Conditions: Self-reference, Father-reference, Other-reference) × 3 (Retrieval Factor: Rp+, Rp−, Nrp items) design. The condition was manipulated as a between-subjects factor, while the retrieval factor was manipulated as a within subject factor. The study has four phases: (1) Study phase: the participants were show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computer of a series of 32 category exemplars in a random order with the form of “category–exemplar” and were instructed to memorize the exemplars while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e paired category; (2) Retrieval-practice phase: The participants were sequentially presented with word pairs form of 8 cues that probed their memory. Each cue comprised a category name and a first initial character of an exemplar and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for written recall of the target exemplar in response to each cue; (3) Distractor phas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perform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within 3 minutes; (4) Final test phase: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retrieve written recall as many exemplars as possible in response to each presented category name. And the self-inflation test was used for more accurat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Uygur culture contexts, RIF was not observed under the self-referential and father-referential but in other-referential encoding. While in Han culture, RIF was observed in father-referential and the other-referential but not in the self-referential.
All these indica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s of self are different for Uyg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For Uygur nationality, father is included in the self; but for Han nationality, though father is important, but it is not included in the self,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others is significant. Thus, language is the way how culture affect the self, such as patronymic linkage naming system, religion culture and kinship terms.
Key words retrieval-induced forgetting; self-referential processing; father-referential processing; patronymic linkage naming system
分类号B842; B849:C91
DOI:10.3724/SP.J.1041.2019.00304
收稿日期:2018-07-17
*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语言影响人格：来自双语者与双言者的行为与生理证据” (项目编号：17XNL002)阶段性成果。
注：张积家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 张积家, E-mail: Zhangjj1955@163.com
标签：提取诱发遗忘论文; 自我参照加工论文; 父亲参照加工论文; 父子连名制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国家民委民族语言文化心理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究基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