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进路、议题与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议题论文,视角论文,群体性事件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形成“断裂的社会”①，社会阶层正在经历解构与重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这给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互联网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发展和网络民意表达的蓬勃兴旺，又给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贡献了“营养”。互联网背景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数量不仅逐年骤升，还实现了形态转变。网络群体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非传统群体性事件所能比拟，一些原本属于区域性的普通事件，迅速演化为轰动全国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在新世纪以来陡然增多，并迅速成为备受多学科关注的热门研究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建构了全新社会空间——网络社会——的前提条件下，网络群体性事件与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呈现方式、动员机制和社会影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试图梳理互联网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脉络，希望对推进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国内外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命名与学术视阈
国内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国外的研究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词汇。从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来看，国外对相当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活动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就已逐渐展开。国外在研究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对象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有：集体行动/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社会动乱（social unrest）、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大众抗议（popular protest）、大众抵抗（popular resistance）、大众抗争（popular contention）、不满/争议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甚至直接以具体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不服从等冠名。西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社会冲突理论、群体心理理论以及社会风险理论为基础，对集体行动/集群行为（collective action）与社会运动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
外国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新热点。在这些围绕中国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以对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为主，同时也兼顾近年来城市的群体性事件，比如研究区域政治经济在下岗工人的群体性事件中的影响。而西方从网络媒体和新媒体的背景出发来审视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并不多见，仅仅偶见于少数研究集体行动或危机传播的文章。由于国内外文化、历史与社会等背景的差异，西方对网络的使用状况以及个人表达的媒介偏好都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社会中并未借由网络的飞速发展而出现集体行动的快速增长，关于网络背景下集体行动的研究也未出现中国式的骤然增加。因此，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性事件并不是西方研究的热点问题。
我国对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称谓。可以说，“群体性事件”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称谓，是基于我国政治生态、媒介生态和社会历史的独特语境而形成的独有概念。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从2007年开始，西方集体行动研究的理路开始被国内的研究者借鉴，运用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之中。这一部分研究沿用了西方上述领域的研究概念，使用“网络集体行动”（或互联网集体行动、网络集体行为等）来指称“网络群体性事件”，并试图使用西方集体行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搭便车理论”、“议题管理理论”等各种理论和范式，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和讨论。从理论上讲，尽管“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集体行动”这两种称谓不同，但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基本一致。为行文方便，下文将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作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集体行动和网络集体行为等不同概念的统称。
二、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基于对于“中国知网CNKI”搜索结果的统计与分析，统计数据截止到2011年2月18日。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对于互联网背景下群体性事件和集体行动的专门研究，始于2003年徐乃龙《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一文。在中国知网上以“网络”AND“群体性事件”、“网络”AND“集体行动”、“互联网”AND“集体行为”、“网络”AND“集体行为”为“题名”（包含字段），对2003年到2010年间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博硕士论文和重要会议论文进行检索，共得到检索结果137个，剔除不符合研究主题的文章8篇，共有相关研究文章129篇。从论文发表的年份来看，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呈现出逐步上升到骤然增加的趋势。② 如图1所示：
图1
大体上，国内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8年，是起步阶段；2009年到2010年，则是发展阶段。
在起步阶段，研究内容较为单一，主要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进行描述，并尝试提出防范策略。由于互联网对于整个社会的重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骤然增加对政府管理形成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因此，从2003年开始的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体现了当时研究者和社会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担忧。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这一阶段的研究者多数来自公安政法系统，如上文提及的最早的研究者徐乃龙就是来自警官学院治安系，揭萍等是公安专科学校侦查学系的教师，另外还有研究者是来自政府、军队等单位。这些研究者多半站在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的角度，以一种“对立”和“否定”的立场看待网络群体性事件，这是作为国家机器中强制力体现的公安政法系统的必然立场，也是政府管理者面对骤然来临的新挑战的反应与应对。因此，研究者大多倾向于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非常危险”③、“难以监管”④、“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构成极大威胁”⑤。基于上述认识，一些初步的“防范”、“监督”、“控制”等策略被提出。由于研究涉入程度的粗浅和研究阶段的局限，这些对策都相对笼统、宽泛，充满了战斗思维。这些文章使用了诸如“别有用心”、“加强监控”、“警、军、民联合共同防范”、“坚决打击”、“平战结合”等语句。
随着现实社会中网络群体性事件由“间歇式爆发”到经常“上演”，社会各界和学术界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也呈现“井喷”状态，公开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方面的论文由每年不到十篇骤增至每年数十篇。2009年以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研究的突破不仅体现为研究数量的剧增，更重要的是研究进路呈现出多方面的转向。一方面，研究立场由相对单一的官方立场逐步走向官方、学界等多种立场，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判断而走向科学。这就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拓展了新的研究视阈。这一阶段的研究论文，大部分来自高校等研究机构，直接来自政府的研究者非常罕见，来自公安政法系统的研究者的比例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另一方面，研究心态由刺激－反应式的紧张趋于缓和，客观的学术研究态度得到广泛认可。尽管仍有研究者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秉持负面与否定的价值判断，但是早期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战斗思维”、防范导向和过度意识形态化的研究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客观和中立的学术态度。更有研究者提出，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过程和结果来看，“网民不仅表现出理性和缜密的思维，而且富有积极性和建设性”⑥；“网络群体性事件体现了网民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而且“大多网络群体性事件反映的要求是具体的，主张是建设性的，在对政府管理能力特别是基层管理水平提出了挑战的同时，反而强化了国家权利”。因此，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⑦。
三、我国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主要议题
随着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地不断拓宽和逐步深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主要议题也日益多样。从现有文献看，涉及较多的研究议题主要有：
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这一方面的文章主要出自公安政法领域和政府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从治安管理角度出发，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非正常”的“社会秩序”，甚至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暴力事件”⑧，并就此提出了加以“抑制”、“遏制”，甚至“打击”的主要应对策略。其中，揭萍和熊美保的观点代表了早期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安学研究视角，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网络和现实世界同时造成极大危害。在贯穿全文的“治安”、“作战”思维的引导下，两位研究者认为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遵循系统性”和“平战结合”等原则。⑨
从第二个阶段开始，有研究者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风险社会来临的正常社会现象”⑩，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政府会“经常遭遇的一种危机”(11)，或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只是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形态(12)，并试图提出较为积极的应对策略。例如，裘伟廷等所撰《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考》一文首先从根本上摒除了“群体性事件都是负面的”预设偏见，通过一些具体案例分析，提出要重新认识和考量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尤其是其积极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常规应对方式和根本应对方式两种应对方式。(13)
在研究视野不断拓展的过程中，有研究者从网络信息传播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现有的网络管理模式，认为“政府移植了对大众传媒的管理模式，但其规制作用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表现有限”(14)，从而提出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政府不应该消极对待，而应持主动积极的态度。在宏观上“完善网络立法”，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迅速反应、及时发布相关信息”(15)。从风险社会的研究视角来看，可以用“法律的形式保障民意诉求的制度化”(16)。
2.网络舆情和网络集体行动的诱因和形成要素。网络舆情与网络集体行动有着必然而复杂的关联，这一点也体现出研究内容上的勾连和交汇。这一主题下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网络舆情的研究和网络组织动员的研究。
网上网下的个体聚集离不开信息的传播和舆论的形成，因此关于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研究成为网络集体行动研究的热点。有学者指出，在网络集体行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传统媒体与网络的有效而良性的互动来实现对舆论的有效引导。(17) 网络舆论强度、网络舆论恒度和网络舆论发展动力，是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18) 根据网络群体性事件诱发模式的不同，可将网络群体性事件分为四种类型：网络舆论引发模式、由网络谣言而恶化或失控模式、利益受损群体网络发动模式以及境内外敌对分子发起模式。(19) 网络舆情传播“容易导致人们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增加”(20)，但是，同样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舆情的管理，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解”(21) 群体性事件。
个体的聚集与动员是集体行动的核心，从第二个研究阶段开始，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诱因的探析走向深入，逐渐形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组织动员的研究主题。有研究者认为，现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分为四种动员模式：“焦点型动员模式、诱发型动员模式、泄愤型动员模式、公关型动员模式”(22)。从“网民个体、‘e见领袖’、网络群体3个层面”(23) 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网络群体极化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普遍存在。而刺激性公共事件、网民共同经验、活跃的关键人物、大众传播媒介和相对隔离的网络空间五个方面(24)，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和组织的关键要素。还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生成过程作了分析，认为网络舆论的生成经历了“公共话题聚合→舆论场出现→意见领袖出现→网络与传统媒体间互动”的过程，结合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等四种公共行政领域的行动模式，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设计出不同的处理方案，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决策机制。(25)
3.网络集体行动的涵义与特性。正如上文提及，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渊源一方面来自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在后期又引入了西方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范式，再加上政治禁锢的惯性，这些导致了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进行讨论过程中面临研究对象界定模糊、特征不明的困境。为了从根本上廓清研究范畴、厘清研究范式，一些研究者近年来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网络集体行动”等基本概念作了专门的探究与辨析。这一方面表明研究者对明晰研究范畴和规范研究范式的希冀和努力，另一方面也说明该研究领域离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有文献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延续我国特有的“群体性事件”的思路和范畴，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纳入“群体性事件”的范畴之内，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26)，是群体性事件在网络中的“映照”(27) 或延续(28)。这一类界定大多强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影响，认为其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第二类是从“集体行动”的概念出发，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只是集体行动的一种，是经过网络进行动员或聚集的集体行动，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其纳入治安范畴或视为负面事件(29)。第三种界定认为网络集体行动从本质上是一种舆论现象，是公众舆论在网络上的聚集或形成，是网民就某一议题在网上进行群体性讨论(30)，是一种“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31)。也有学者认为网络舆论本身就是一种网络集体行动(32)。另外，有学者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泛指在互联网上有较多网民参与讨论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狭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则特指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网民群体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相关目的，利用网络进行串联、组织、呼应，乃至可能或已经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群体性非正常事件。(33)
随着研究的推进，持第二、三类观点的研究者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第一类界定存在着两点局限性：一是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纳入原有的群体性事件的范畴，无视网络空间特殊的社会结构和网络动员机理，僵化套用原有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和策略；在将网络集体行动进行类型学分析后不难发现，网络集体行动“大多可以被解析为性质迥然不同的法律和社会行为。因此在定性网络群体性事件时，不宜用行为失控、行为失当来标签，而应该用‘社会失范’为其阐释，并藉此形成科学的治理观念”(34)。二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论述都以意识形态作为潜在和显在的前提，带有先入为主的负面价值判断，从而损害了对此类事件与现象进行讨论的客观性，同时也压制了探讨的学理性和科学性。
4.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和精神层面研究。从心理研究的角度来看，在“缺乏归属感与认同感”(35) 等宏观转型期的社会心理背景下，网络群体性事件更容易发生。作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推动者，网络群体的心理呈现如下几个特征：竞争心理、渴望领袖、感性与理性的合力等。(36)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意见领袖”和一般参与者的心理特点有所不同。“意见领袖”在网络上一呼百应，一般参与者主要表现为宣泄与诉求心理、看客与游戏心理、盲从与暴虐专横心理。(37) 在网络集体行动的不同参与层面，分别存在着“利他行为”、“从众效应”和“去个性化”(38) 等心理行为现象，应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心理特点进行心理疏导，以正面舆论影响网络心理群体，以宽容的态度面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加强心理干预，有效预防和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
在这些心理因素之外，网上网下涌动的社会思潮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譬如，在近年发生的网络事件中体现出的“民粹主义”倾向(39)，就相当显著。尽管如此，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搭建的新的公共空间仍然体现了“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身份的认同”，重构了“社会结构中的媒体权力”(40)。
四、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立场、视角与方法
客观地说，早期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所持有的消极评价和负面价值判断非常明显。譬如，徐乃龙的《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一文认为，网络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容易发生不真实和不恰当的报道，给事件的处置增加困难，甚至致使事件恶性发展。(41) 揭萍和熊保美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中提出了更为激烈的观点，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网络和现实世界会同时造成极大的危害，并严重影响党和国家的形象，威胁社会安全(42)。在这一类文章中，研究者是将对现实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关注推移到网络，价值评判也同样照搬至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完全忽视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背景差异，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在组织动员形态上的变化。
随着对网络背景下群体聚集现象研究的增多，从2008年开始，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管理学、图书情报学和政治学等研究视阈被相继引入该领域的研究，并于2009年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学术走向。这种学科背景的扩展和研究视野的拓宽，使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渐淡化，政治价值判断的倾向有所褪却，相对客观的学术立场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尽管仍然不少研究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持否定和警惕的态度，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不再简单地将网络群体性事件视作洪水猛兽，而是尽力与简单化的对立价值判断保持一定的距离，认为“作为社会转型中秩序重建的产物，网络群体性事件本身并不可以简单地做‘善’或‘恶’的定论”(43)。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形成挑战的同时，也“折射了常规民意表达渠道的不通畅”等社会问题，并及时“发挥了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44)。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和公民社会建设的分析、对事件中民间舆论群体的探讨等论题，也相继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不言而喻，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特点使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呈现出相对丰富的研究视角与路径。公安政法学者着重关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安影响和社会控制；管理学科则侧重于从公共管理、议题管理等角度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各个环节进行建模研究并提出管理对策；新闻传播学者更擅长于从信息传播机制的视阈追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传播动员和舆论分析，并从多种路径进行类型分析；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者倾向于从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的建构的角度加以观照。
与研究视阈的开放和研究角度的多样不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方法却相对单一，相当多论文的研究方法都是对现象的描述、对文献资料的疏理和对理论的归纳与推演。只有少量的量化研究用于对网络群体基本特征的初步调查(45)、网络群体性事件内涵研究的文本聚类，(46) 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事件的特征、内涵与网民诉求等。应当指出的是，对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过度的描述、定性与判断，往往使人们对这一领域还未真正深入了解就贸然作出解读与判断，这不仅阻碍科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而且阻碍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
研究方法的相对粗浅和单一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急速发展状况不相适应。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不足，试图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有学者提出了一种结合HowNet的语义相似性、人工评价统计期望值方法计算词语观点倾向度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本观点倾向度的定量计算方法。(47)《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一文则在网络舆情分析方面给出了文本挖掘的方法。该文介绍了文本挖掘的技术主要包括体征提取、文本分类、文本聚类、关联分析、文本总结和趋势预测。文本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可以用于对网络舆情进行描述、对网络舆情的关联性进行分析、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判断分析、对网络舆情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预测和推理网络舆情信息的产生和变化趋势。该文还以山西黑砖窑事件为例，阐述了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步骤和作用。(48)
当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一些关键论题或核心论题亟待深入。网络政治参与、网络资源动员、网络群体形成等这些涉及网络群体性事件内核的研究领域，迄今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尽管众多的研究都试图提出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方法，但是基于上文所提及的社会背景和倾向，现有的策略研究的思路受限是显而易见的。“健全信息发布制度”或“设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似乎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如何“健全”和如何科学“发布”却成为了难以深入的棘手问题。在笔者看来，只有科学而深入地弄清上述关键论题或核心论题，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对策研究才能真正具有科学性与有效性。
注释：
①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
② 事实上，关于网络集体行动和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不止上述数据，由于该研究领域的稚嫩，有少量的研究文章的研究领域与此重叠但是却使用了其他的术语指代，例如《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生成及管理》等文章。
③(41) 徐乃龙：《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④ 邓国锋：《网络时代的高校师生关系与校园网络群体性事件》，《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⑤ 王玲、王东：《防范基于网络组织群体性事件研究》，《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⑥ 杨频、李涛、赵奎：《一种网络舆情的定量分析方法》，《计算机应用研究》，2009年第3期。
⑦ 杜鹏：《基于聚类分析的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内涵研究》，《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8期。
⑧ 杨久华：《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群体事件及其治理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王伟亮：《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与危机传播》，《新闻记者》，2008第8期。
⑨(42) 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⑩ 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基于网络的视角》，《求实》，2009第2期；罗锋、王权：《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年第8期；陈阳：《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7期。
(11)(31) 王扩建：《网络群体性事件——一种新危机形态的考量》，《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12) 毛启蒙：《隐性的权力，现实的回归——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视角论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13) 裘伟廷、林亚斐等：《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新思考》，《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4) 芦何秋、秦志希：《论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管理的理念转变》，《新闻传播》，2010年第9期。
(15) 姚伟达：《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征、成因及应对》，《理论探索》，2010年第4期。
(16)(43) 罗锋、王权：《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10年7月。
(17) 黄月琴：《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论疏导与媒体责任》，《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8) 林凌：《网络群体事件传播机制及应对策略》，《学海》，2010年第5期。
(19) 杨久华：《当前我国网络群体事件发生的模式、趋势及其防范策略》，《江西公安专科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0)(21) 曾润喜、徐晓林：《网络舆情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影响与作用》，《情报杂志》，2010年第12期。
(22) 何国平：《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员模式及其舆论引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年第9期。
(23) 戴松、王小杨：《论诱发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的主观因素》，《科技传播》，2010年第3期。
(24) 陈强、徐晓林：《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要素研究》，《情报杂志》，2010年第11期。
(25) 汪建昌：《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
(26) 李金龙、黄峤：《挑战与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7) 孙晓晖：《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执政公信力的流失及其防范——基于社会动员的分析视角》，《理论与改革》，2010年第4期。
(28) 郑大兵、封海东、封飞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对策略》，《信息化建设》，2006年第11期；杨久华：《试论当前我国的网络群体事件及其治理思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7期。
(29) 秦彤：《从“范美忠事件”看网络集体行动》，《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2月（上）；郝强：《网络集体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对网民“反CNN事件”的分析》，《延边党校学报》，2010年第6期。
(30)(34) 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
(32) 王雪：《网络舆论、集体行为与社会控制》，《探求》，2007年第1期；万颖：《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理性反思》，《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8期。
(33) 李苏楠：《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年第5期。
(35)(36) 邬心云：《网络群体事件的心理分析》，《新闻记者》，2010年第7期。
(37) 孙静：《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心理特点与疏导》，《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38) 黄蜺、郝亚芬：《社会心理学视阈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电化教育研究》，2010年第7期。
(39) 王君玲、石义彬：《网络事件中的民粹主义现象分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40) 师曾志：《沟通与对话：公民社会与媒体公共空间——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机制的理论基础》，《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12期。
(44) 康德颜：《浅析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管理》，《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
(45) 吴树鑫：《沿海地区大学生网络群体的调查分析》，《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6) 杜鹏：《基于聚类分析的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内涵研究》，《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8期。
(47) 杨频、李涛、赵奎：《一种网络舆情的定量分析方法》，《计算机研究》，2009年第3期。
(48) 黄晓斌、赵超：《文本挖掘在网络舆情信息分析中的应用》，《情报科学》，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