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招商政策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宋朝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在中国古代外贸发展史上，是一个积极对外开放，广泛招徕蕃商的历史时期。其海外贸易往来遍及太平洋、印度洋及波斯湾等地区的五十多个国家。在宋朝的沿海城市和港口，不仅聚集了无数往来贸易的蕃舶，也云集了大量衣冠各殊的外国商人。南宋时的泉州港，曾出现了“涨海声中万国商”[1]（《方舆胜览》卷12《泉州》）的盛况。宋朝外贸盛况的出现，是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绥抚蕃商政策的一个积极结果。宋朝在招商中实施了哪些积极的政策？在绥抚蕃商中采取了哪些有益措施？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积极招徕蕃商 盛情款待蕃客
在宋朝，由于“商舶之利，颇助国用”[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外贸利润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所以，宋朝统治者一直把“招徕远人，阜通货贿”[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作为一项重要国策积极实施。
宋朝初期，为了“招徕外夷”，“来海外之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7），宋太宗于雍熙四年（987年）五月，“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南海诸蕃”[3]（《宋史》卷186《食货八》）。宋真宗朝马亮知广州时因陈进乱，海舶久不至，马亮遣使“招来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货大集”[3]（《宋史》卷298《马亮传》）。南宋高宗时，为了措置市舶之利，令知广州连南夫，劝诱已在广州取妻定居的大食商人蒲亚里归国，以“往来干运蕃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如此积极主动遣使亲赴海外勾招蕃商蕃货，这在中国古代外贸史上是不多见的。反映了宋朝统治者对招商的重视，对积极推行招商政策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了更多地招诱外商，宋朝统治者还采用封赏、补官等奖励办法。在宋朝，无论是出海贸易的中国船舶纲首，还是来中国贸易的蕃国舶主，或是长住中国的蕃长，只要能招徕外商，使宋朝官府增加货贿，都会受到封赏。如宋神宗时大食商人辛押拖罗，因能招徕舶货，被封为“归化将军”[4]（《萍洲可谈》卷2）。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蕃舶纲首蔡景芳，由于“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被“特与补承信郎”[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又有大食蕃国蒲罗辛，由于“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亦被“特补承信郎”，以示“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而且，朝廷要求蒲罗辛回本国后“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2]（《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4）。宋朝统治者如此关心重视招商，对宋朝广来蕃客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朝为了表示对远人的怀柔之意，对涉洋浮海来华贸易的蕃商一直采取盛情款待的政策。据周去非讲：宋朝“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愬（同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5]（《苓外代答卷3《航海外夷》）广南市舶司亦讲：“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费用不多，所说者众。”[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2）。为了统一各地市舶司犒设蕃商的排宴标准和规格，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提举福建路市舶的楼
就广州与福建市舶司犒设蕃商的差别提出了建议。他说：“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止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因此他提出：“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可见热情款待蕃客是宋朝的一贯政策，这对招徕蕃商必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二、适宜措置舶利 净化招商环境
宋朝通过招徕远物“抽解”关税、“和买”蕃货，独占了大量的外贸利益。宋高宗曾于绍兴七年（1137年）讲：“市舶之利寝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所以说“抽解”关税、“和买”蕃货是否合宜，蕃商利益能否得到保护，有没有一个宽松的贸易环境，是能否实现“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的关键。因此，宋朝统治者一直非常重视对关税标准的调整，维护蕃商的合法权益，净化贸易环境。
北宋初，对蕃货曾以十抽其二的标准征收关税。宋太宗时，为吸引更多蕃商，将海关税征收标准降为“十先征其一”，对抽解后的蕃货，“官尽增常价买之”[3]（《宋史》卷186《食货八》）。如此措置确实对蕃商具有吸引力，但却使“官益少利”，所以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又诏：“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此后，“大抵海舶至征其什一而给其余价值。岁入以数十钜万计”[6]（《广东通志初稿》卷30《番舶》）。宋神宗熙宁初，为招徕更多海外之货，又将抽税标准降为“十五取一”，而且“宽期纳税，使之待价”[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7）。这次税率的调整，更促使蕃商涉洋负贩，往来不绝。但到宋徽宗时，由于又恢复了十取其一的旧制，而且，蕃货尽由官市，蕃舶前来者日少。南宋初的统治者，明知“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但因国用极度穷困，市舶之税又十取其二，甚至一度“措置抽解四分。”由于抽解太重，蕃商多不肯前来，宋高宗不得不于绍兴十七年（1147年）再诏调整税率：“依旧抽解一分，余数依旧法施行。”[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自此之后，南宋的关税基本上稳定在“十抽其一”的比例标准上。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朝蕃商来华的多寡，是随着关税率的高低及和买状况的变化而波动的。
宋朝地方官府对蕃货重复征税和非法抑买，亦是影响蕃商前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宋朝亦曾立法严禁，凡蕃商“舶船物货已经抽解，不许再行收税”，“应抽解物不出州界货卖更行收税者，以违制论，不以去官赦降原减”[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6）。但在实际运作中，既“抽解”又收税，既“和买”又抑买的情况屡有发生，南宋时尤为突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臣僚讲：“近来州郡密令场务勒商人，将抽解余物重税。却致冒法，透漏所失倍多。”[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6）隆兴二年（1164年）臣僚又说：“迩来州郡官吏趣办抽解之外，又多名色，兼迫其输纳，货滞则减价求售，所得无几。”[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7）地方官府的这些行为，既损害了蕃商的正当利益，也严重影响了蕃商负贩前来。因此，宋孝宗在重申旧法的同时，又于乾道七年（1171年）再降诏旨：凡对“抽解”、“和买”以外的蕃货“违法抑买者，许蕃商越诉，计赃罪之”[3]（《宋史》卷186《食货八》）。其后此类诏禁亦有行下。严禁苛剥蕃商，既是对蕃商合法权益的保护，自然也会提高蕃商来华贸易的积极性。
宋朝官吏利用职权贪求蕃商物货，是影响蕃商前来贸易的严重问题。北宋初，市舶官吏、海关监官、海防巡捕等，无不利用职务之便苟循蕃货。其他官员及经过使臣，亦“多请托市舶官，如传语蕃长，所买香药，多亏价值”[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为了创造良好的贸易环境，防止官吏在苟循蕃货中苛剥蕃商，自宋初就严禁官吏私买蕃货及违禁物品。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五月诏：“敢与蕃客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至道元年（995年）六月太宗又诏：“市舶司监官及知州、通判等，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如违，当重置之法。”[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如有收买，其知通诸色官员，并市舶司官并除名，使臣决配，所犯人亦决配。”[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9）这些禁法，对制约官吏贪求蕃货，净化贸易环境，都起了积极作用。但到北宋末期，官吏强买“香药不还价钱”的情况进一步严重，宋徽宗虽然再诏：“乞取置买，以自盗论”[2]（《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2），但仍难以禁止。
南宋时，官吏贪求蕃商物货的情况更突出。如福建“舶司远朝廷而多奇货，吏鲜自洁，商人亦围于侵牟，公私两弊”[7]（《毘陵集》卷13《鲁詹墓志铭》）。泉州蕃商的“异货禁物如山，吏私与市者十一二”[8]（《鸡肋集》卷62《杜纯行状》）。广州市舶司，“法椽吏乾没市舶物直数千万缗”，“监者积习为奸，贪纵自如，至有八仙之目”[9]（《北海集》卷35《季陵墓志铭》）。可以说南宋官吏贪求蕃货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南宋时亦屡降禁诏。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高宗诏：凡私买外商细物“有亏蕃商者，皆重实其罪”[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1）。绍兴五年（1135年）再诏市舶司监官及现任官，凡“诡名买市舶司及强买客旅舶货，以违制论，仍不以赦降原减，许人告，赏钱一百贯”[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但是蕃船抵泉、广舶司后，“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讬”的情况仍然很严重，致使“蕃船颇疏，征税暗损”[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3）。因此，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再次申饬泉、广市舶司：蕃货“照条抽解、和买入官外，其余货物不得毫发拘留，巧作名色，违法抑买。如违，许蕃商越诉，犯者计赃坐罪。”[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4）。宋朝以严法惩治官吏贪求蕃货，是其净化招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这对招诱蕃商，稳定宋朝市舶之利的来源，发挥了重要作用。
保护蕃商生命财产安全，亦是宋朝招商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受到宋朝统治者的重视。如绍兴四年（1134年），大食商人蒲亚里的金银财物在广州被贼人掠劫，亚里被杀伤，四名蕃牧被杀死。对此宋高宗首先对“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进行处罚，而且专降诏旨：“令安抚提刑司督责捕盗官，限一月须管收获。如限满不获，仰逐司具名闻奏，重行黜责。”[2]（《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93）从这一案件的处理中可以看出，宋廷为稳定蕃商，对保护蕃商的安全和利益是非常重视的。
三、抚慰漂来海船 体恤死商遗产
宋朝时，屡有外国海船因风不幸漂至中国境上者。宋廷为表示自己的柔远之意，皆采取抚慰政策。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冬，明州、登州屡言有高丽海船漂至境上，朝廷皆“诏令存问，给渡海粮遣还。仍为著例”[3]（《宋史》卷487《高丽》）。此后，一直坚持这一定例。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五月十二日又规定：“蕃舶为风飘着沿海州界，若损败及船主不在，官为拯救，录物货，许其亲属召保认还。”为防止蕃船物货被盗窃和冒领，并专门制定了“防守盗纵诈冒断罪法”[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8），这项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存恤远人”的法律。此法在南宋亦得到认真实施。如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年），日本海船被风飘至明州，孝宗降诏有司：“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淳熙十年（1183年）又有日本船飘泊至秀州，绍熙四年（1193年）日本船风泊至泰州及秀州，庆元六年（1200年）日本船飘至平江府，嘉泰二年（1202年）日本船飘至定海县等，皆依诏“给钱米遣归国”。所以史称“日本舟为风涛飘至者，悉厚给之。”[10]（《东西洋考》卷6《日本》）宋朝对飘至中国的外国船采取抚慰和保护政策，既展示了宋朝的柔远之意，也展现了宋朝的上国风度，这对“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政策的实现，必然产生积极影响。
宋朝对身死蕃商遗产的处理原则，在《宋刑统》增创的“死商钱物”门附诸蕃人及波斯条中已有明确规定。凡来中国的波斯及诸蕃人身死，其资财货物等，依诸商客例处理，即“如有父母、嫡妻、男女、亲女、亲兄弟原相随，并请给还。如无上件至亲，所有钱物等并请官收，更不牒本贯追勘亲族”。如“有同居亲的骨肉在中国者，并可给付。其在本土者，虽来识认，不在给付”[11]（《宋刑统》卷12《死商钱物》）。这项处理外国死商遗产的原则，基本上与中国的商客例相同，凡随行及在中国的死商亲属，都对死商遗产享有继承权。这是宋朝处理蕃商遗产一直遵循的法律依据。这项法定原则，表现了宋朝在处理死商遗产时对死商继承人的同情和照顾。但宋朝官员在处理死商遗产时，有时表现得更宽厚。如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真理富国大商死于（明州）城下，囊赉巨万，吏请没入。”即请依户绝法没官。而知明州赵伯圭讲：“远人不幸至此，忍因以为利乎？”不仅没有没入其财，而且“为具棺敛，属其徒护丧以归”[12]（《攻媿集》卷86《崇献靖王行状》）。这件外蕃死商遗产的处理，虽然使宋朝官府放弃了巨万财富，但其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岛夷传闻，无不感悦”，同样宣示了宋朝“存恤远人”的上国风度。
四、绥抚住华蕃人 尊重远人习俗
绥抚蕃商，尊重远俗，亦是宋朝招诱和稳定蕃商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蕃商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民事权利，甚至蕃商有些权利超过了中国人享有的范围。这对吸引蕃商来华贸易，亦具有积极的推动力。
1.准许蕃商在华居住。中国古代还没有国籍法，但外商在中国长期居住已成为历史事实。尤其是宋朝积极推行“招徕远人”，盛情款待蕃商政策的实施，使大量“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2]（《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21）。而“来往蕃商不著户籍者”更是不计其数[13]（《舆地记胜》卷130《泉州》）。这就在宋朝的主要港口城市，出现了蕃商聚居的“蕃坊”或“蕃巷”。如广州西园附近的蕃坊，早在唐朝时已经形成，到宋朝有了更大的发展。泉州城南晋江沿岸，亦成为蕃商的聚居区，“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1]（《方舆胜览》卷12《泉州》）。据明末顾炎武讲：“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留寓海滨湾泊之地。筑室联城，以长子孙。”[1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海外杂蛮》）可见宋朝时长期在华居住的外商已相当多。
宋朝为了便于对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进行管理，在蕃人聚居的蕃坊和蕃巷中选择有名望的蕃人为蕃长，“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其“巾袍履笏如华人”[4]（《萍洲可谈》卷2）。实际上蕃长是代为宋朝官府管理蕃人事务的地方长官。这对“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7）是颇为有益的。
依照宋朝法律规定，蕃人只能居住在蕃坊或蕃巷中。既不准城居，更不准与中国人杂居。但随着宋朝蕃商住华人数的增多，禁网的疏阔，“蕃商杂处民间”[12]（《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已很普遍，南宋时更为突出。如知泉州吴洁曾把“民夷杂居”视为郡县难治的首要原因[15]（《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制》）。在广州，最富的藩商蒲姓亦开始“定居城中”，而使者以其“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其非吾国人，不之问”[16]（《桯史》卷11《番禺海獠》）。泉州亦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者，因“贾资钜万，上下俱受赂，莫肯谁何”[17]（《朱文公文集》卷98《傅公行状》）。这些情况说明，宋朝蕃人的居住地点已经冲破了法律规定，而且地方官府对此亦未依法禁止。
2.允许蕃人在华婚娶。宋朝对蕃人之间在中国结婚不加干预。对蕃人与中国人结婚亦不加限制。据《宋会要》中记载：南宋绍兴初年，有个叫蒲亚里的大食商人，“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后来宋高宗为措置市舶之利，才劝其归国，以“往来干运蕃货”[2]（《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0）。对其娶中国妇女为妻并没有干预。朱
的《萍洲可谈》中亦载：宋哲宗元祐时，广东刘姓蕃人娶宗女，“刘死，宗女无子，其家争分财产，遣人挝登闻鼓院，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4]（《萍洲可谈》卷2）虽然这方面的记载不多，但可以看出宋朝为“阜通远物”，是允许蕃商与中国人结婚的。但严禁蕃商带中国人出境。《宋刑法》中已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妻妾，并不得将远蕃内。以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11]《宋刑法》卷8《卫禁律》）《庆元条法事类》中亦规定：“诸蕃商娶中国人为妻，及雇为人力，女使将入蕃者，徒一年，将国中生子孙入蕃者，减一等。”[18]（《庆元条法事类》卷78《蕃蛮出入》）这项规定，又使蕃商的自由权利受到限制。
3.重视对蕃商子弟的教育。在宋朝，随着大量蕃商携妻带儿来中国居住人数的增多，蕃商子弟的受教育问题也突显出来。这亦是能否吸引和稳定蕃商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知广州程师孟在宋神宗熙宁时就开始大修学校，而“诸蕃子弟皆愿入学”[13]（《舆地记胜》卷89《广州》）。以笼络蕃商之心。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广州、泉州等蕃人聚居的地方，皆开始“请建蕃学”[19]（《铁围山丛谈》卷2）。即开始为蕃商子弟创建专门学校。蕃商子弟无论在“蕃学”学习，还是进中国地方学校学习，都使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这对稳定蕃商和招引蕃客亦是一项积极的措施。
4.尊重蕃商习俗。在来中国贸易的蕃商中，有不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宋朝为尊重蕃商的信仰自由，准许阿拉伯商人在其聚居的蕃坊内设教堂，立教主，“依回回教风俗，朝觐礼拜”[4]（《萍洲可谈》卷2）。这项尊重蕃商习俗和信仰自由的政策，对绥抚远人、招徕远客也是非常有益的措施。
宋朝绥抚远俗还表现在对蕃商丧葬的照顾上。《宋刑统》中规定：诸蕃客“欲依乡法烧葬者听，缘葬所须亦官给”。又[准]建隆三年敕：若是远路归葬的“蕃人之类，听许焚烧”[11]（《宋刑统》卷18《贼盗律》）而愿葬“吾地者”，亦允许在中国修建公墓。据《诸蕃志》中记载：“有蕃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士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20]（《诸蕃志》卷上《大食国》）“凡绝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于是葬焉”[21]（《拙斋文集》卷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这项政策，亦表现了宋朝怀柔远夷，绥抚远俗之意。
五、外蕃在华有犯 依“本俗法”治之
宋朝对蕃人在中国相犯适用的法律原则，因袭了唐律中的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11]（《宋刑统》卷6《化外人相犯》）即同一国家的蕃人在中国境内相犯，依相犯人本国的法律处理。不同国籍的蕃人在中国相犯，蕃人与中国人相犯，皆依中国的法律制裁。这项法律原则，既尊重蕃人所属国家的本俗法，也维护中国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但是，这项法律原则，既没有区分刑事与民事，亦没有说明适用“本俗法”的具体内容，仅以国别作为适用“本俗法”或中国法的依据，显然是既笼统也不严密，在司法运行中往往会出现偏颇。尤其是宋朝推行“宠绥蕃商”，“绥抚远俗”政策以后，这一弊端更加突出，不仅蕃客为匿税者寄物不坐罪（注：《庆元条法事类》卷36《商税》中原敕条：“诸寄物于品官或蕃客及押拌通事人（应干办并随行人同）的匿税者，杖九十，受寄者加一等，受财又加三等，（蕃客并不坐）。
），往往“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即由蕃长依其本俗法责罚，多是“缚之木梯上，以藤枚挞之，自踵至顶。每藤杖三下，折大杖一下……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4]（《萍洲可谈》卷2）。这显然有损于宋朝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因此，南宋时不少人对蕃人有罪适用“本俗法”提出了异议。如汪大猷知泉州时讲：依旧法，蕃人“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寝以难制”。他对众人说：“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12]（《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又如王涣之知广州时，“蕃客杀奴，市舶使据旧比送其长（蕃长）杖笞，涣之不可，论如法”[3]（《宋史》卷347《王涣之传》）。仅此二例即可看出，宋朝一些官吏对有罪蕃人皆用“本俗法”处理是不满意的。但宋廷在处理涉外案件中，为“宠绥蕃商”而丧失原则的情况亦不乏例。如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倭船火儿滕太明打死了中国人郑作，这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一起异类相犯的杀人案，本应依中国法律由宋朝官府对杀人犯就地审判，但宋孝宗却“诏械太明付其纲首归，治以其国之法”[3]（《宋史》卷491《日本》）。即将杀害中国人的凶首滕太明交给倭船长带回其国，依日本国的法律处理。这显然是丧失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尊严，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和义愤。宋朝的此类案例虽属个别，但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即在处理涉外案件中，不可以为宠绥远人而丧失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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