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全国目录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登——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兼论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中西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发展现状论文,选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优化选择的过程。我们认为，目录学的发展，也是基于这种意义之上，以目录学为研究对象，揭示其运动变化规律，并探讨它与其它社会因素的内在关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深层次理论研究，它是目录学的一种自我认识。本文通过对中西目录学发展现状的历史考察，试图揭示目录学发展的规律性，增强目录学服务于社会的能力，不揣浅陋，特在此向专家和学界同仁求教。
二、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追思
目录学发展史告诉我们，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它便既是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被作为一种认识现象来考察的。因此，一部目录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研究主体认识层次不断深化、完善的过程。中国古典目录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中不断选择的结果。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中西文化碰撞，直接影响着中国封建道德为标准的传统价值观，目录学既作为一种认识现象，开始新的选择也是必然的，基于当时在认识上的差异，目录学家们凭着理论直觉，形成了当时的诸多流派，[1]并且出版了一系列目录学论著，姚名达的《目录学》和《中国目录学史》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对目录学对象，范围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首创了目录学论、史、法的理论体系结构，拓宽了目录学已往的研究领域。在此特别值得提及的还有黎锦熙的“四化一元”[2]的目录学思想，黎氏之目录学观点，无疑是受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在目录学领域开出的一朵奇葩。由于当时社会认识水平及技术条件的限制，势必影响到目录学研究的接受能力与水平，而使这种思想游离于目录学体系之外，由此可见，发展中的选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只要该理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那么，社会的视野拓展宽之后，这种选择的社会基础确立了，重新被选择成为一种历史之必然。换言之，目录学研究的能动作用，要受到一定的社会能力条件的制约。由此可见，目录学在近代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自我认识能力尚处于学科发展的童年。
三、对当代目录学的考察与分析
以新生产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迫切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局面。书目工作的新进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目录学理论作指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建立新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设想[3]便应运而生，目录学自我意识开始增强，目录学发展规律问题开始受到重视，真正意义上的目录学发展研究自此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目录学对象问题的热烈讨论。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认识，有所不足的是，争论的某些概念问题，未在同一逻辑意义上展开，未能达成共识，通过这一目录学理论交锋，我们可以看出，一门学科能否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不仅要树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要有更具体化的科学方法论的指导，并且成为影响学科科学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随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录学也在劫难逃。严冬过后，迎来科学的春天，科学研究再度呼唤目录学，目录学更需要科学化。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八十年代初，彭斐章、谢灼华率先站在目录学研究队伍最前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发表了《关于目录学研究的几个问题》[4]，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较为模糊的认识，并指出了目录学发展的路径，创见性地提出了五大主要发展方向，(1)目录学的研究对象；(2)目录学对现代技术的应用；(3)专科目录学体系的建立；(4)在比较目录学、计量目录学、书目控制论方面发展目录学新学科；(5)强调目录学研究方法运用。即从宏观上提出了目录学在新形势下应“发展什么”的问题，使目录学研究模式变为可规划，有目的的定向研究活动。这一转变，实质上是目录学自我认识继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又一次深化，无疑加快了目录学发展进程。随后是《目录学概论》的面世，新著在总结多年目录学理论与实践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提出了新的观点，刷新了目录学的理论体系，此后，上述几个发展方向成为广大目录学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促进了目录学研究的定向化运动，加快了目录学发展的进程。随之，在目录学研究领域战略研究热此起彼伏，研究成果成倍增长，据统计，[5]在整个八十年代，共出版论著17种，论文1,695篇，其中目录学基础理论14%，目录学史28%，二次文献工作52%，国外目录学理论和方法6%，是建国三十年发表论文总和的6.1倍。迄今为止，事实表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成为中国目录学发展中最革命的阶段。包括目录学经典文献[6]在内的一系列重要事件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目录学的特点与规律，成绩与问题，是我们关注目录学发展研究的人应特别重视的目录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历史阶段，分析综合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史料，也是目录学发展研究的重点和最有希望取得进展的突破口。
在八十年代中前期，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危机”尤为引人关注，也发人深思，问题似可以从一组统计数字中折射出来，据统计[7]，从1977～1982年五年间，共发表论文342篇，其中原理占51%，目录学史占32.5%，书目方法占26.3%，专科目录学2%，其中显示，专科目录学研究比重偏低，目录学史的研究比重相对较高，国外目录学研究比例偏低，形成了两低一高的倒马鞍型结构，如何看待这些数字所反映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段时期，我们的研究内容尚停留在关注自己本国范围为主，并且同时把研究的注意力较多集中在挖掘目录学史的方面，以拯救文革时期厄运当头的目录学宝贵遗产，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处在拨乱反正，理顺关系阶段，另外，十年文革动乱，使我们被迫与外界隔绝，对国外的状况知之甚微，与国外发展的差距形成强烈反差产生了危机感，也成为笼罩在各门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之上的阴影，于是形成了哲学危机、史学危机、情报学危机、目录学危机等，因此，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社会现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目录学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可面对四千余门新的学科，目录学研究中的专科目录学研究显然不能满足科研的需要；对国外研究缺乏了解，缺少资料，缺乏新的研究手段，一句话，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均显不足，后进的研究方法与工作手段使目录学力不从心。随着《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8]的发表，掀起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中方法研究的热潮，他们运用目录学的一系列方法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了一系列文献研究的新领域，而目录学在整理遗产与开辟新领域方面及运用新方法方面侧重选择了前者，于是在旧的研究方法不完全适应新的需要，在新的方法论体系未能建立起来的理论过渡阶段，出现了“危机”，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在传统继承与发展创新之间，未能保持必要的张力，而这种危机，恰恰是目录学呼唤科学方法的信号。
及至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目录学研究开始注意到针对前期研究的问题，在书目控制论、比较目录学、计量目录学、国外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大胆尝试，就总体研究上来看，制约目录学发展的学科本身的因素有：目录学的科学基础问题，目录学理论体系要素与结构问题，书目统计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书目检索现代化的技术理论与方法等问题，从这些问题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明确，目录学需要总结与创新自己的专门研究方法，拙作《当代目录学方法论体系探讨》[9]中进行了有关讨论。
以上从认识的角度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国目录学发展轨迹，不妥之处，恳请指教。就目前的分析来看，目录学的发展轨迹是在特定的时空横向扩展与纵向延伸的，一方面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一方面还要受到学科发展内在逻辑的制约，这种制约与现实需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两方面协调时，目录学获得加速发展，并且需将社会的需要转化为目录学本身所能接受的方式才能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目录学发展的可规划性质，遵循其发展规律，制定目录学研究纲领，促使目录学各研究领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研究纲领，只能起到影响目录学发展进程的作用，但不是决定因素，其决定因素，仍然是目录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目录学的可规划性质可以通过制定研究纲领来体现，纲领的制定既要面向社会需要，也要满足学科自身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需要，而忽视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纲领都不能很好地起到促进本学科发展的作用，甚至是阻碍作用。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研究纲领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必然要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及制定者认识水平的限制，因此，研究纲领的制定应是多元化的，需要经过社会的检验及同行专家组的审议，使之不断调整发展目标与速度，达到真正促进目录学发展的目的。
四、西方目录学发展脉络分析
从西方目录学（以欧美为代表）发展史可知，与中国古典目录学兼学术史任务不同，西方目录学更偏重目录学的技术传统，1977年版《英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目录学是描述图书的技术或科学。”书目起着“图书清册”的作用，并以揭示图书的外形特征为主，英目录学家福开森在《目录学概论》中认为“目录学这个名词，就广泛方面讲，是指‘书的记载’和书的内容最初是不相关涉的。”二战后，美国目录学情报学家陶伯(Mortiner Taube)[10]在《书目组织的功能方法》（收录在谢拉、伊根主编的《书目组织》（1951年版）一书中），探讨了当时正被人们认识到的关于“收集特殊性情报以便为专业性越来越强的某些用户团体的需要服务的必要性”，并最早提出了“书目协调”的概念，随后又提出“协调索引”的概念，成为“在索引和检索理论上最有建树的早期探索者。”此后，西方目录学“循着以图书为对象，以‘关于图书的描述’为核心，以方便检索为目的的思想发展。[11]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路径与发展特色，随着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在西方目录学领域的最早运用，使先进的技术不仅改观了传统的手工编目工作面貌，而且使技术的方法在认识领域得到了运用，而“使人自身发明各种信息设备为其认识服务，才提高认识率效与能力的”[12]。
此外，对于建立在现代手段基础上的书目情报活动，有文章[13]认为“它根本的方法论是不同的，这在目录学理论上则表现为更高层次的理论结构，成为新的目录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性部分，而那种手工操作的方法论及原则只是此理论诸形态中的一个低级因素，是目录学理论进化中赖以产生的原始胚胎”，这说明认识的过程，也是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而不断进化的，文中实际上是提出了目录学新的科学性基础的问题。因此，循着存储检索，利用为发展模式的思路，西方目录学情报学领域产生并取得重大进展的书目控制论和书目计量学的理论与实践，也决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与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传统与人文科学传统的大背景也是分不开的，外部相应的技术支持与迫切的社会需求，加之奠定的科学基础，就成为新学科成长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在借鉴相应的科学方法论创新自己的学科体系时，也不能忽略其科学思想基础，脱离了这些条件，先进的目录学思想也会失去其生长的土壤，而黎氏强调以“部类”去控制一切文献在当时中国未能实现，除了其它社会因素之外，以上因素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综上所述，目录学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书目情报活动在信息社会地位的变化，目录学也必然受到重视，在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过程中，目录学也向着这一方向发展，这个发展是建立在丰富的经验积累和书目情报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认识的深化，而使目录学理论不断向前发展基础之上的。但因东西方文化之差异，其理论观点的差异也是必然的，其发展规律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找出目录学的规律，重自己的研究特色，这也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传统，但我们也并不排斥一切好的、先进的国外目录学理论及相关学科领域的理论。例如，由书目计量学产生了四大著名的反映文献规律的经典定律：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齐普夫定律、文献增长与老化规律，以及引文分析法，它们奠定了西方目录学的科学基础，也同时成为当代目录学情报学的重要方法论。
由此可见，西方目录学将数学、三论、以及数理统计等现代先进的科学方法及理论与当代科学技术相融合植入目录学领域的发展模式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五、当代中国目录学发展的能力问题
我们把目录学发展能力理解为目录学随时代进化的内应力与外部推动力之合力：包括目录学发展内在动力（目录学自身的规律）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形成的合力（相关学科的方法与发展速度、目录工作者的素质、结构、目录学所运用的技术手段、财力支持等）。这里我们就其中与学科自身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问题进行尝试性探讨。
首先从目录学发展过程来看，目录学发展具有波动性，仅从建国以来研究成果的波动起伏可以看出，在良性社会环境中，目录学研究出现高峰的几率增大；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中，目录学发展的步子明显缓慢甚至停止。其次，目录学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目录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学科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不均衡，如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内部结构变化，新的概念的产生，新的方法的运用等。再次，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具有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相关性特征，为目录学与其它学科方法相互渗透，彼此促进，我们只要善于运用这些规律，采取相应措施，就能加快目录学发展，也是提高目录学能力的关键之一。
关于目录学研究群体，统计表明[14]我国的目录学已形成完整的学术梯队，但我们从发表多篇论文的主力研究者来看，合作度不高，知识结构相近，呈共轭型，这种结构适合于专业性很强的课题攻关[15]，目录学发展也证实了这点。随着目录学知识的综合化与深化，往往要求研究群体超出原有领域知识结构，形成互补型结构，近年来，这种趋势在本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且学术带头人在目录学整体化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目录学研究对于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可以极大地提高研究的效率和质量，与此同时，运用于书目情报活动中，也可使服务效率成百上千倍地增长，并且在理论认识上具有方法论意义。西方目录学在二十余年来其发展速度与研究分析手段远远超越了五十年代与我国相近的研究水平，无疑是从这次意义深远的计算机革命中大获益处，无论从工作内容到工作方式及研究手段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也极大地提高了目录学为社会服务的效能，因此，我们对以书目数据库为主体的计算机情报检索理论的研究、借鉴与新的探索，将成为当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各种科学数据的统计分析、应用，成为新技术支持下的评价目录学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和科学依据，使目录学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并使目录学与系列相关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当今条件下，无论是目录学、情报学或图书馆学等系列研究文献不同层次的学科，各自都不能成为关注文献发展一切方面的全权代表，而成为研究各有侧重点的分工协调的多层次有机体，目录学也只有在科学的相互促进、影响下，用新技术手段开发目录学宝贵遗产，更好地发挥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虽然说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嫌迟，但只要方法对头，在原有基础上，坚持不懈研究下去，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和现代化水平的书目情报服务系统是完全可能建立与健全的，这也是增强目录学能力以及产生对其它学科吸引力的必要措施，让各行业相关领域关注目录学的发展，让目录学服务于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