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文澜“失误”的辨析——向李新先生讨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文论文,李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第5 期《百年潮》发表李新先生《范文澜的几个“失误”》一文，批评范老强调过的三个观点：1、古为今用；2、外行领导内行；3、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文章说范老这3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不能不表态而提出来的。“这种表态，在今天看来，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那些运动本身就常常是错误的。”此话有理，搞“左”的运动显然是错误的，适应运动的要求提出的观点，势必受错误运动的影响，也有错误。有错误，就有必要来纠正。这是完全应当赞同的。但是，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种错误，应当怎样恰当地评估这种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从而拨乱反正，也是需要具体分析讨论的。因为史学观点上的错误与政治运动本身的错误毕竟有所不同。否定某种政治运动，是从政治上做评价，而否定在运动影响下的史学观点，就不仅应从政治上做评价，而且还要从史学理论上做评价。何况以往不少的运动常常是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的。像这种复杂情况，就更应具体分析。这里，就李新对范老3个观点的批评谈一点不同的看法。
关于“古为今用”
50年代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范老立即响应，也在历史界讲“古为今用”。他列举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例子，说这些史籍的目的均在“古为今用”，指出我们今天学历史、写历史，“目的就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治久安”。
范老的这些话错了吗？我不知道李新还有什么独家之秘的背景材料，只能就李新文章反映出的内容来判断。我以为，仅就李新所论谈“古为今用”之正误，范老的观点不仅没有错误，而且直到今天也是正确的。“古为今用”诚然是毛首先说的，但这个原则却是中国史学一种古老的优良传统，研究历史当然要为现实服务，为今所用。如果历史无助于今天我们从事的事业，那历史还有什么价值？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左”的严重错误，必须纠正，但不等于他讲“古为今用”也错了。李新也认为，古为今用“就一般的以史为鉴的意义来理解，还可以说得过去。”只是“到后来被说成‘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按照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样一来，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可能被改变了，还有什么真史、信史可言呢？”李新说，这种做法，与范老一贯的治史方针即要写真史、信史的要求，是有矛盾的。
从李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提到了三个命题。一是古为今用，二是历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三是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这显然是三个内涵很不相同的命题。我以为三个命题中，不仅第一个命题没有错误，第二个命题也没有错误。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无产阶级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政治服务，向来是史学最重要的职能，以往社会的一切史学均然。无产阶级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毫不含糊的，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问题只是在于，无产阶级史学为什么样的政治服务，怎样去服务，而不在于应当为政治服务本身。在“左”的路线下，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只是少数人专权政治的旗号，而所谓史学的服务也堕落为影射史学，如“四人帮”评法批儒之类，这里错误在政治本身，在史学服务的方式上，因为这个政治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阶级的政治），这个服务方式不是历史的借鉴而变成了历史比附、历史影射（如以武后、吕后比江青）。此外，应当明确历史的功能不仅是要为政治服务，它还可以有为经济服务、为思想文化建设服务、为军事斗争服务等方面的功能。在“左”的路线下，历史的功能被单一化，只能限定它为政治服务，这也是片面的、错误的。但这些错误均不能证明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同样是错误的。这里的是非，应当说是清楚的。要说错误，应当说第三个命题即按某种特定的政治需要去写历史才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事实是既定的，史学家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史实真相，而不能按什么政治需要去改写。这向来是一切正直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随意改写历史、歪曲历史，是史德之败坏，为史家大忌，这也是史学家的共识。但是，这第三个命题在李新文章中是没有用引号的，那么，究竟是不是范老的原话，就成了问题。李新在用引号引述了范老说的第二个命题后，又用“这就是”三个字，把第二第三命题等同起来。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第二第三两个命题，前者是正确的，后者是错误的，怎么能用“这就是”将两者等同呢？如果说第三命题是范老亲讲的，那就错在范老，李新应明确表述之。如果第三命题是其他人认可的，或者是李新从第二命题引申推论出来的，那么就成了给范老“栽赃”。如李新这样做，就反而说明李新本人的史德有问题。范老地下有知，灵魂也会不安。李新先生对此应当自省，我们不可以在当事人辞世后给他肆意抹黑。这应是基本的为人之道。
关于“外行领导内行”
“外行领导内行”，显然是一个有悖常识的错误命题。所谓外行与内行的关系，起初是被毛泽东用来比喻党的领导者与各项具体业务工作的关系。毛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这个比喻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标准，谁不赞成就是反党，完全脱离了当时批评者帮助党整风的原意。范老对此加以阐释，认为科学家是某一门类科学的“小内行”，共产党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是“大内行”，党对科学的领导是“大内行”领导“小内行”，因此拥护毛的主张。如同李新所说，范老这种阐释是“强词夺理”，不足取。
不过，往细里想，说共产党就是要外行领导内行，固然是错误的，但是要反过来说，共产党必须成为每一门科学的内行，才有资格领导那么多内行，这恐怕也一时办不到。那么，共产党就不应当领导科学了吗？这确实是一个应当弄清楚的重大问题。因为由这一问题还引申了政治与业务、经与专、党的领导者与群众、党的领导者与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等一系列重要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国家中，共产党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是执政党。党必须领导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一切事业。这是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的。这个规定并非由什么人的意志决定的，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人民群众的共识。所以，问题不在党能不能、该不该领导科学上，而在于如何实现党对科学的领导上。这里，首先要明白，所谓党的领导是指什么？在我们看来，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它的领导作用主要是指政治上的领导，故而不是指业务上的取代，也就是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是确保科学和各业务部门的政治大方向的正确，而不是要共产党在具体业务上去随意干预。所以，一定要分清政治领导和业务领导这两个概念的不同涵义。
以上这些原则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即外行与内行的区别总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一般而言，在政治领导上，共产党是内行，作为政治领导内行的共产党不可能在科学等业务上也都是内行。科学家专家学者在科学等业务上是内行，在政治领导上却未必是内行。但不可否认，共产党内也有不少科学等业务上的内行；同样，在科学家专家学者中也往往有懂得政治领导的内行。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共产党和科学家专家学者之间就应当力求做到团结一致、优势互补，尽可能消除劣势共长的效应。两方面都应遵循一个最高原则，即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个党的根本宗旨、这个一切工作的最高原则，抽象谈论“外行”、“内行”谁能否领导谁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
为了改善党的领导，以期进一步加强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要尽快使自身由政治内行转变为业务内行。只有实现了这个转变，共产党也才能更好地实施政治领导，而不能长期自满于政治内行的角色而甘当业务外行。诚然，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共产党内业务内行相对而言比较少，这同时对实施政治领导也是不利的。因此有人批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有合理性和现实依据的，批评者的动机并不是反党，反对党的领导，而是强烈希望党改变上述不适应状况，诚心帮助党整风。问题是对于这样的诤言，由于“左”的思想作怪，毛泽东讳疾忌医，没有接受这一中肯批评，反而把批评者打成右派。实践证明这是错误的。在这种气氛和背景下，范老却大谈“外行领导内行”的合理性，并且强为辩护，当然也是错误的。但是，鉴于上述内行与外行的复杂关系，抽象谈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不是也有可能削弱党对科学等业务的领导作用呢？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深思的。
外行内行的争论，实质上反映的是领导与被领导者的矛盾问题。领导者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党尤应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如果共产党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那么矛盾就容易解决，事情就好办，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能兴旺发达。在我们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今天，这个问题特别需要注意。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就是服务。”一语道破了解决矛盾的要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如果一切党员领导干部都懂得自己的职责就是服务，以公仆的要求自律，那么他必定会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也会尽快地努力使自己变为内行，这样，内行领导内行，岂不是人人舒畅、皆大欢喜吗？人们还会有什么不满呢？相反，党员领导干部不以公仆自律、不以服务为职责，而是满足于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唯我独尊、乱干预、瞎指挥，那势必会激化矛盾，引起众多不满，最终败坏党的事业。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很多的，实在不应再重复了。李新批评范老宣扬“外行领导内行”，是正确的。但是仅仅简单化地抽象地宣布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也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只有把领导的职责定性在服务这一原则上，才能抓住矛盾的实质，进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李新认为范老说“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错误的，进而认为毛泽东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错误的。他举例说，颐和园虽然是工人建造的，但指挥者是西太后。可见，工人不是主人。
我以为，李新的看法才是错误的。因为，不能由颐和园由西太后主持建造这样的具体事件，来推论比附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历史主人这样的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反过来说，当今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是能由此认为我国一切重大项目工程都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吗？像三峡水库的兴建，只能是高级行政部门通过少数专家学者科学论证决定的，不可能是由老百姓说了就算的。因此才有领导责任制一说。但能够依此来否认我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吗？不能。可见，用小事件来论证大道理，是不妥当、行不通的。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句话并不错，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同这句话在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诚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是由少数人统治的，他们垄断着一切国家行政事务，作威作福。人民群众作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社会地位和管理国家大事的起码权利。在阶级压迫关系上，少数统治者是主人，而人民群众是奴隶。这对有历史常识的人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但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他们探讨的着重点不是一些历史上某件事务曾由谁人主持决定这类现象问题，而是要了解历史大趋势，把握历史的深层规律，以便进行历史借鉴，旨在彰往知来，指导现实社会的未来发展，看清历史的大方向。这同在谁人决定重大事务的问题上进行历史比附式的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二者的意义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李新作为史学界的著名专家对此不可能没有认识吧。自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来，历史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有了全新的正确的导向，这恐怕也是李新不能不承认的吧。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的进步从根本上看，首先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而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群众，准确地说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任何社会的文明进步只有基于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劳动才是现实的客观的。以往的英雄史观、贤人史观忽视或无视这一历史事实，从精神上、观念上追寻历史动因，都是荒谬的。这对李新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于理解的观点吧。因此，从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言，劳动人民是主体，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比如，历史上的秦始皇要修长城、隋炀帝要开运河、西太后要修颐和园，在这些工程上他们是决定者，是主子，但是倘若没有人民群众付出奴隶般的血汗的物质生产劳动，这些工程还不是一纸空文吗？所以，唯物史观认为，从最终的决定性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应当指出的是，上述唯物史观的观点，是从大量历史事实中进行正确的科学抽象而得来的认识，是一种本质的认识。这同讨论某件个别的历史事务由谁人决定与主持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后一种讨论并非不必要，但它毕竟处于较低层次研究领域，是对历史现象正误的辨析、考证，而不是对历史深层规律的本质上的概括总结。李新把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研究混为一谈，企图以个别事例来否定普遍性的规律，是不妥当、不足取的。李新这样做，暴露了他对唯物史观信念的动摇。这对一位多年治史的专家来说，损害将是致命的。我们以为，对极“左”路线影响下的史学理论、史学观点的清理批判是极其必要的，舍此则不能拨乱反正，使史学研究走上正路。但这种批判清理应当是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如果仅仅从个人的反感来一番情绪化的谴责，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导入以“左”批“左”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