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情研究 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张巨武
(西安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65)
摘 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多为非通用语言。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仍然存在语种单一、“通心”小语种开设院校过少、纯外语教育比重过大等问题，难以适应“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语言服务需求。根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情分析，需要从外语教育政策制定、外语教育国际视野、外语语种和专业设置、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外语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完善和创新。
关键词： “一带一路”；语情；语种和专业设置；外语教育
自2013年中国向世界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已经走过五个年头。五年来，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现阶段，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经贸、工程建设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商务部相关数据，仅2016年中国企业就与“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签订了8 158项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额达1 260.3亿美元。2017年前4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5个国家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40亿美元。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截至2016年9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77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涵盖36个国家和地区。[1]2017年5月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形成广泛国际合作共识。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有关决议或文件都纳入或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规模从小到大，范围由线到面，领域由浅入深，建设的广度、深度和成果都远远超出预期，“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全球经济最值得期待的亮点之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之亲在于心相通。”[2]“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是顺利实现“五通”的基础，心相通需要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理解和融合。而语言又是不同文化交流合作、文明互鉴、实现民心相通和包容互惠的根本保障，“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服务需求，提出我国外语教育和对外汉语教育的方针策略，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情分析
早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界定为64个(不包括中国)，包括东盟10国、中东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七国和中东欧16国。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落实，不断有新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行列之中，现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远远超过64个，但为了研究资料的一致性，本文仍将沿线国家定义为64国。在全世界约6 600多种语言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就占了1/3多，高达2 480多种语言，分属印欧语系、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亚非语系、高加索语系、和达罗毗荼七大语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中，除中文、英语、俄语、阿拉伯语四种通用语言外，其它官方语言达50余种，且多为非通用语言。[3]在64个“一带一路”国家中，以英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总计26个。每个通用语种都代表一个相对独立且不可或缺的语言服务区。其中，阿拉伯语服务区涵盖沙特、黎巴嫩、巴林、也门、叙利亚以及巴勒斯坦等14个使用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非和北非。英语语言服务区涵盖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7个官方语言为英语或包含英语的国家，这些国家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亚。俄语语言服务区涵盖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5个将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中亚和东欧国家。中文服务区涵盖中国、新加坡和部分东南亚国家。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
首先是东亚的中国、蒙古国和东南亚十一国(共计十三国)，其中东南亚十一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文莱、菲律宾(即所谓东盟十国)和东帝汶。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东盟已成为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兴业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另外，东南亚地处亚洲与大洋洲、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十字路口”，地缘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研究和掌握东南亚国家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十三个国家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参见表1。
表 1“一带一路”东南亚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在这些国家，汉语也有一定程度的通行，而英语可以达到较高程度语言沟通和交流的目的。
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院校开设的外语语种也不外乎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等通用外语，华中师范大学还开设了朝鲜语(韩语)，但其语种数量也限于6种之内。全国其他各层次、类别的高校，除北京大学开设有英语、日语、德语、俄语、法语、梵语、巴利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韩语(朝鲜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泰语、缅甸语、越南语、印尼语、菲律宾语、现代波斯语、现代希伯来语、阿拉伯语、蒙古语等22种外语外(来自于北京大学官网2018年11月资料)，其他高校开设外语语种均不超过6种，且绝大部分为通用类外语。由此可见，我国外语教育和外语类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独立设置的外语类高校(北京大学例外，它开创了非外语类院校外语语种之最)。这些独立设置的外语院校和北京大学基本都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承担了我国外语尤其是非通用语种的语言教育和人才培养重任，为我国外语人才的培养和国际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表 2“一带一路”中东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英文网2017年5月9日报道，以色列政府提出一项争议性法案，“阿拉伯语将不再作为以色列的官方语言之一，以色列将定义为犹太人的国家”。[4]
通过对世界范围内众多语言的研究，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某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之间有对应关系，具有相似之处，他们把这些对应和相似性的具有亲属关系的语言归结为一类便形成了语系。语系又依次下分为语族、语支、语种和方言。
从上述图表的计算结果可知，双排水盲沟中线间距增大，会引起排水量的少量增加，其中有限元计算结果显示最大增幅为4%，而方法一计算结果显示最大增幅为27%。剩余水头高度增加幅度稍大，且方法一的计算结果明显大于有限元计算结果。另外，有限元结果显示：当双盲沟间距大于10～15 m时，剩余水头高度的增长趋势变缓，故在实际工程中若盲沟间距初步设计值大于15 m时，则可考虑再适当增大，以减小工程造价。
表 3“一带一路”南亚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中亚五国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贯通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历来是东进西出和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古丝绸之路途经此地，具有重要的地缘和政治意义。中亚国家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参见表4。中亚五国在国家、主体民族和官方语言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国家官方语言也是该国主体民族的母语(只有吉尔吉斯斯坦例外，其官方语言不是主体民族吉尔吉斯族母语，而是俄语)。中亚五国都是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在独立后虽然都强化国语和“去俄罗斯化”，但俄语在其国内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可以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言。
独联体七国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已退出独联体)、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它们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参见表5。白俄罗斯语和俄语都是白俄罗斯的官方语言，但日常生活交流中多使用俄语，可见这些独联体国家虽然都以自己的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其官方语言，但都通行俄语。
表 4“一带一路”中亚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表 5“一带一路”独联体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中东欧十七国包括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他们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参见表6。毋容置疑，“一带一路”倡议中实现语言便利化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这部分国家的语言交流与沟通，因为这些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种类繁杂。虽然多数语言属于同一语系，但语族、语支差异大，相通性较差，“一带一路”倡议中提供语言自由便利化服务存在的障碍较大，无论是国内的外语人才还是当地懂汉语的人才都严重不足。
表 6“一带一路”中东欧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
根据有关报告，以英语、阿拉伯语、俄语、汉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与中国贸易量的总和达到58%。然而，要真正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交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的远不止这十几种常用语言。周庆生认为语言有“通事语言”和“通心语言”之分。通事语言主要指可以签署国际贸易文本，可用于国际经济贸易交易的语言。[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2 400多种语言，真正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进行跨国经济贸易和工程建设中使用的“通事”语言主要就是英语和俄语两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际常用语言也主要是英语和法语两种；世贸组织使用的主要为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中国外语界通行的主要是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和日语。而“通心”语言主要指易于情感表达和心灵沟通的语言，该语言是交际者的母语。[4]所以从理论上讲，除了汉语母语外，我们只要掌握了英、法、俄、阿、西这五种联合国工作语言，就可以行遍天下。然而通事语言重在达意，轻于达情；易于通事，难于通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通”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民心相通”。所谓乡音易近，只有通心语言才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才能让不同民族真正融合。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非通用语言、通心语言，才能真正实现民心相通和民之融合，从而更好地实现“通事”。
二、我国高校外语设置现状和外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按照时间先后，学校开设语种包括俄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捷克语、罗马尼亚语、日语、阿拉伯语、柬埔寨语等98种。学校坚持服务国家战略，目前已基本开齐175个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用语，预计到2020年，外语语种数量将超过100种。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欧洲语种群和亚非语种群目前我国覆盖面最大的非通用语建设基地(来自2018年3月3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
现行海岛垃圾外运处理成本高，海路运至珠海费用高达2 000元/t，镇政府每年支付压缩类垃圾的运费就要花费约190万元。就地焚烧，焚烧尾气排放不达标，污染海岛环境；生活垃圾经简单分类投入焚烧炉中，未经干燥的垃圾含水率高，燃烧过程不稳定，燃烧温度低；当燃烧温度低于800℃，烟气在氧气、烯烃、氯条件下易于产生二恶英等剧毒物质［12］。焚烧站刺鼻的烟气随海风传播，扩散半径可达500 m，常年在垃圾站的工作人员和附近居民的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以我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八所高等外语类院校为例，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外语98种，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外语39种，天津外国语大学32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6种，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26种(另拟增5种语言，全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塔吉克语、土库曼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西安外国语大学24种，四川外国语大学16种，大连外国语大学13种。
同样，风险分析、评估也存在难点。沈崇德举例称，如风险指数到底是多少？因认识的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其次是中东十七国，包括西亚十五个国家和北非的埃及、欧洲的塞浦路斯，它们分别为：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塞浦路斯和埃及。西亚因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交界，与阿拉伯海、红海、地中海、黑海和里海之间，被称为“五海三洲之地”，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是联系亚、非、欧三大洲和沟通大西洋、印度洋的枢纽，因此，西亚这些国家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对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和深入落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除了伊朗(波斯语)、土耳其(土耳其语)、以色列(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塞浦路斯(希腊语、土耳其语)外，其他中东国家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均为阿拉伯语(现代阿拉伯语或标准阿拉伯语)，参见表2。
以上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和通用语言状况，这也是我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需要通晓的服务语言。那么我国目前外语教育现状又是如何，能否适应“一带一路”倡议中语言自由便利化的需求，下文将做一探讨。
根据中译语通·译世界联合察哈尔学会、语言大数据联盟共同发起的《“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市场全景式分析与行业及政策建议(2017)》报告，截至2017年上半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中，俄语、阿拉伯语、泰语、越南语开设的院校在25所以上，印尼语、德顿语、蒙古语的开设院校在10～15所之间，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柬埔寨语(高棉语)、波斯语、老挝语、印地语、缅甸语、马来语的开设院校在5～10所之间，开设院校在1～5所之间的语种有阿尔巴尼亚语、爱沙尼亚语、保加利亚语、波斯尼亚语、捷克语、克罗地亚语、立陶宛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拉脱维亚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泰米尔语、土库曼语、乌克兰语、达里语和普什图语、波兰语、菲律宾语、尼泊尔语、斯洛伐克语、乌兹别克语、乌尔都语、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塔吉克语、马其顿语(29种)。仅有1所高校开设的语言至少有20多种，其中我国尚未有高校开设的语言至少有4种：宗卡语、黑山语、迪维希语、摩尔多瓦语(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2018年3月公布的数据，迪维希语已在北外所开外语语种之列)，而且已开设的一些语种也存在人才储备不足的情况。[5]
首先，借助大数据资料和实地调查，弄清楚“一带一路”倡议中我国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区域，了解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服务需求。在此基础上，教育部组织专家确立外语教育关键语种，论证专业设置和布局。最后，根据国家“走出去，引进来”整体发展规划，适度划分全国不同区域高等院校外语教育语种、学历层次和人才培养规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国外语教育目前在语种和专业设置方面存在以下问题：高校外语语种较为单一；某些外语专业设置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重复率高，造成这些语种人才饱和或者过剩；非通用外语或者所谓的“通心”语言开设数量较低，开设院校较少，这些语种数量和人才培养规模远不能满足我国当前大开放时代背景下“走出去，引进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对语言人才和语言服务的需求。不妨看看其他国家外语教育的情况，美国仅哈佛大学就开设了70多种外语；莫斯科大学能够讲授90多种外语，莫斯科语言大学开设了35个语种；莫斯科外交学院能教授54种外语，外语教师就有600余名[6]，远超其他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和高校对外语教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根据图纸设计，土方开挖采用放坡形式大开挖，放坡系数为1∶0.75。土方开挖采用两台反铲挖掘机挖土，当挖至距基底标高300 cm时，人工配合进行清底。
目前我国某些外语语种尚处于空白阶段，急需相关院校填补空缺；外语语种的区域分布不甚合理，针对性不强。虽然我国已经基本上开齐了与中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种或通用语言，但大部分非通用语言却集中在极少数高校，许多“通心”小语种语言全国只有一所高校开设(北京外国语大学开设的98种外语中至少有40种语言是其独有的)，不利于专业竞争和学科发展，难以在短期内规模化培养国家发展需要的语言服务人才；对于外语语种设置和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的全局性考虑欠缺，外语教育和语言发展缺乏宏观战略规划。
三、对外语教育的启示
1.制定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
外语教育政策是国家语言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隶属并服务于国家语言战略。外语教育政策对于一个国家的外语教育事业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政治外交能力、国防军事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外语教育政策包括外语语种的确定、外语教育的起始阶段、外语教育的年限、外语教育的人才培养层次和规模、外语教育的师资来源、外语教育的法律法规、外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国家对外语教育的投入和保障等。我国外语教育起步于清朝末年，关键外语语种经历了从英语到俄语再到英语，从精英化到普众化，从弱化甚至取消再到极度重视的发展变化。每一次变化都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密切关系，服务于国家不同阶段的战略需要，但每一次都存在语种单一化的问题。当前适应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需要，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应该做出以下调整：第一，以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为根本，外语语种实现多元化。第二，外语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实现外语教育的跨界，外语教育由“外语+人文、社科专业”复合型向“外语+理工科(多学科)”复合型转变。第三，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宜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外语教育政策体现差异化和动态化特点。第四，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有前瞻性、全局性和计划性。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社会等因素，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制定体现大国风范的科学合理的外语教育政策。
2.外语教育的国际化视野
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大开放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正在稳步推进，需要具有国际视野的外语人才。而我国当前的外语教育着力点在语言本身，培养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较好的语言交际和沟通能力，但对于语言本体之外的研究和教学不够，造成外语专业的学生政治敏感性不够、国际话语意识不强、职业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今后我国外语教育要把国际视野落实在外语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除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学习之外，应开设更多的有关世界历史、地理、文化、国际关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的课程，加强区域和国别研究。我国外语专业培养的学生应该放眼世界，具有开放心态，通晓世界政治、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国际关系、国际法、世界经济发展等知识，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承担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3.完善语种、专业设置和布局
外语语种和专业的设置、布局要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依据学科特点和教育规律而为，不可凭一时兴起，想当然地确定外语语种、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规模。外语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要全国一盘棋，统一规划，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和配置；避免专业设置各自为政、急功近利、盲目跟风、一哄而上，造成专业设置失衡，人才培养过剩和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
如果现场有未完成的整改项，涉及的车间不会通过GMP认证，企业将获得4个月的整改时间，之后INVIMA会再次进行现场检查。
全体人员还参观了中共五大会址、毛泽东旧居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回顾革命历史，重温入党誓词，缅怀革命前辈在艰难岁月创造丰功伟绩的革命精神，接受红色教育和洗礼。参观中，大家驻足凝视、用心聆听，通过大量的图片、文字、实物，体验当年五大会场简朴而庄严的场景，深入了解中共五大召开的重大意义，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曲折艰辛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由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贯通英语教育的发展，在校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英语水平足以应对日常交际的需要，只要通过特殊用途英语(ESP)的学习和培训，就能胜任毕业之后专业领域的语言交流和信息沟通的工作，所以国家应该限制甚至减少英语语种和纯英语专业的设置；在合理确定联合国六大工作语种比例的基础上，适度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通用语种的数量和招生人数。在外语语种和外语类院校的布局上，原国家层面独立设置的外语类专业院校可以根据国家发展需求和整体规划，不受地域和语种限制，全面设置外语语种(英语除外)，而其他综合院校、专业院校、地方院校则根据所处区域、院校专业特色，有针对性地设置外语语种(包括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大学外语)和专业。例如：东北地区院校，宜以东北亚语言为主，诸如俄语、日语、韩语(朝鲜语)、蒙古语等语种；处于丝路起点和节点城市的西北内陆地区高等院校，则以中亚、中东、东欧区域性语言为主，诸如俄语、阿拉伯语、中亚非通用语言等语种；西南地区院校，宜以南亚国家非通用语言为主，诸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缅甸语等；华北地区院校，主要针对东欧、北欧、北非等非通用语言；华南地区院校，选择东南亚地区、南部非洲、南太平洋岛国等语言，诸如越南语、泰国语、马来语、印尼语等；华东地区院校则以西欧、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区域性语言为主。
4.根据语系特点进行外语教学
南亚八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尼泊尔和不丹，它们的官方和通用语言参见表3。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南亚国家除了以主体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外，普遍以英语作为通用语言。
语系理论为我们培养多语种语言复合型人才和跨境语言的应用提供了依据。根据语系相亲相近的特点，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时要善于利用同一语系语言相通的特点，学生在选择和确定多语学习时尽可能地学习同一语系、语族下的几种外语。另外，利用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的特点，充分利用少数民族跨境语言的优势，选择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同族语言，例如，维吾尔族学生学习土耳其语，哈萨克族学生学习哈萨克语，藏族学生学习不丹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这样就能更快捷、高效地培养全球非通用语言人才，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传播中国文化。
5.创新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一带一路”项目多集中在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在提供语言服务时需要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背景。因此，我国外语教育要改变单一语种的人才培养模式，大胆创新，做好通事语言(基本上是联合国六大工作语言)和通心语言的合理搭配，理性互补，采取“通用外语+非通用外语”或“主体外语+辅修外语1+辅修外语2+辅修外语n”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俄语专业的学生同时学习乌克兰语，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同时学习希伯来语，英语专业的学生同时学习乌尔都语，通过这种模式培养的多语人才才能真正促进民心相通，并以此带动中国与各国之间的经贸和人员往来。
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时代，高校英语必须学会跨界，探索“英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充分考虑到语言服务的不同行业和领域，大力提倡“英语+”，即“通用外语+ESP”的人才培养模式。同一语言教学应该侧重于不同的语域，例如法律外语、商贸外语、旅游外语、娱乐服务业外语、体育艺术类外语、建筑工程外语等，实现外语人才的相对专业化。
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减少纯外语人才的培养数量，加大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教学力度，培养懂外语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采取“专业+外语”“专业1+专业2+辅修外语”或者“主体外语+辅修外语+专业”“通用外语+非通用外语+专业”等人才培养模式，例如：“英语+印地语+电子专业”“俄语+哈萨克语+种植业+畜牧业”“英语+斯瓦希里语+道路桥梁”“英语+西班牙语+园林业+酿酒业”等模式，加强多元复合型人才培养。
最后，利用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倡导和鼓励当地华人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通心语言，弥补通事语言的不足，服务于我国大开放时代“走出去，引进来”的发展战略。
6.“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师资来源
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内涵已经发生了转变，尤其是英语教育，必须进行转型和跨界，探索“英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然而，目前从事英语教学的大多数教师都是人文学科出身，最多也只有高中阶段的理科基础，如何去培养所谓的新理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等“新专业+英语”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专业+外语”型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难题。
肝动脉造影显示血管瘤供血动脉稍增粗迂曲， 或可见大小不等的“树上挂果征”或者“早出晚归”的血管湖征，供血动脉注入平阳霉素碘化油乳剂之后，有不同程度碘化油在病灶中沉积，并且有肿瘤轮廓的显现，其分布区域的形状大小与部位等与血管造影一致。肝动脉栓塞之后进行动脉造影显示流体血窦及供血动脉完全闭塞，肿瘤没有显影。所有病例中14例栓塞一次成功，有5例患者共行2次介入栓塞治疗，2例患者行3次介入栓塞治疗。
目前要实现外语教师向“外语+专业”型教师的华丽转身，其一，从本科阶段就开始着手“专业+外语”型人才培养的论证和试点，调整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专业+外语”型人才培养的课程和教学体系，对于这方面的优秀毕业生再进行更高学历层次的教育，为下一步全面转型“外语+专业”或“专业+外语”人才教育提供和储备高素质师资队伍。其二，利用长时间在国外进行科研或教学的中国学者，聘请他们回国执教，依靠其熟悉两种语言和文化、专业功底深厚的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合格的复合型外语教育师资人才。其三，大力引进世界顶尖级外国专家和学者来华任教，这些专家学者利用全外语进行专业知识教学，也会培养出一批“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这批人才再加以“复制”或“繁殖”，就会解决我国“专业+外语”或“外语+专业”教育的师资问题，从而转变我国外语教育理念，实现外语教育的质性转变。
四、结语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并积极参与，成为助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引擎。“一带一路”倡议需要强有力的语言服务和大量高素质的语言服务人才，而外语教育又是培养语言人才和提供语言服务的基础保障。外语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的重要一环，关乎一个国家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对于实现国家战略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情以及国情文化，可以更好地制定、调整和完善我国当前外语教育政策，使我们的外语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目的性，提高外语人才的培养时效，更好地服务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和工程建设，促进世界各国的文明互鉴、人文交流和包容互惠。
中段音乐之后是对前面音乐的全部反复，即又重复了A和B段的音乐。奏完B段之后，音乐直接进入“结尾”（Coda）。结尾的八小节音乐，完全重复引子的音乐，在弱音量中结束全曲，结束在温馨甜美的意境中，余音绕梁。这是真正的“首尾呼应”。
另一方面注意考察每个知识主题的连续情况，如图13所示．不难看出，中国是唯一代数思维知识主题全部仅“涉及一个年级（阶段）的国家”，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也是唯一小学阶段按照学段进行课程内容设置的国家，故无法深入考察知识主题的连续或中断情况，英国、新加坡没有仅“涉及一个年级（阶段）”的知识主题．英国、新加坡是“年级（阶段）间连续”所占比重最大的国家，各有3个知识主题连续．澳大利亚、美国是“年级（阶段）间中断”所占比重最大的国家，各有两个知识主题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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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nguage Study on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Zhang Ju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Xi ’an University ,Xi ’an 710065，China )
Abstract :The languag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various and mostly non-universal language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such as single language, too few schools for “small” languages and too large proportion of only-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s along the B&R"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our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developing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making,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and professional settings,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innov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teacher resourc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nguage Conditi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Professional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19-04-30
基金项目： 2019年西安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一带一路”视域下西安国际人文交流路径和模式研究(19Z14)。
作者简介： 张巨武(1968—)，男，陕西富平人，西安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与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77X(2019)03-0093-07
[责任编辑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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