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现象的反思--兼论“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困境、危机与对策_科学论文

对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现象的反思--兼论“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困境、危机与对策_科学论文

对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现象的思考——兼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困境、危机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人文学科论文,困境论文,对策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1]13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20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1]14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1]15”。有一种说法,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是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5)马克思主义——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②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从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History,theory,text: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向”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二、“语言转向”背后的动因:人文性的回归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他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

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他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地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

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③。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有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就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18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19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17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18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到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④”。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⑤,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

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⑥。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

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34]161。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33][36][37]。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的,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在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用某些具体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

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来的,“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经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⑦。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

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⑧。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43]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推翻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果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方面进行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⑨。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的问题都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人们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两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44]。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⑩。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是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他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去换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40]5。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己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四、结论:人文回归与三种文化并存

当代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三种文化,这三种文化在历史上是曾经是“三合一”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影响如日中天,导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笼罩在其阴影当中。随着社会科学地位的上升和后现代主义对于基于叙述的种种主张,使得人文学科日渐式微。杰罗姆·凯根[43]227-233疑问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我们是否比两百年前活的更幸福了?作者没有回答,但从他的分析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人类自身放松了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因此,在人文学科日渐衰落的今天,当代学者极其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振兴人文学科。

但“人文”回归是否就是要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呢?完全不是。“人文”的回归是要求研究中充分考虑人的价值、道德、思想、情感等诸多人的因素。如果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排出“人”,这样的研究是一种极端。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是要做到“人文”与“自然科学”的圆融。没有人文的自然科学研究,对人类来说可能是场灾难。没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科学研究,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当代学术研究提倡的多元化道路是这三种文化都无法避免的。不过有各自的核心领域,在自己核心领域上,需要大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方法。

本文认为三种文化可以而且应该结合起来。三种文化成员显然需要彼此间有更多的了解,借用康德的术语“超越”,自然科学家、社会学者和人文学者应该有着更为博大的胸怀和志向,为各自学科的超越做出贡献,每种文化的研究都需要借鉴,需要包容,需要超越,这样才能达到康德所说的“圆善”。

注释:

①有人译为“语言学转向”,但这种翻译不准确。“语言学转向”和“语言转向”差别较大,“从语言出发,不关语言学体系什么事,它只是从现实世界的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出发,研究其对哲学、文学,也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各门学科的影响;从语言学理论出发,就离不开某家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框框,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往其他学科上套……”(潘文国,语言转向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外语》,2008(2):68-73)。因此,本文认为应该译为“语言转向”。

②可参见支振锋,百年哈特——哈特法律思想及研究的主要文献.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681873/。

③关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的各自定义和区别,具体可参考网络版大英百科全书.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 cked/topic/276026/humanities,以及其他在线百科全书,如维基百科等。

④详细参见王国席,《人文科学概论》(pp.61-107)(2007,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⑤可参见潘春葆,孔德的历史哲学述介.《哲学动态》,1989(5):43-46。王康,孔德与他的实证理论——纪念社会学的创始者孔德诞生200周年.《社会科学战线》,1999(1):226-234。

⑥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⑦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2011-01-04 B3国际)(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http://gfb.sjtu.edu.cn/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⑧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决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41][42]。

⑨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

⑩西方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人文学科的危机,这和西方社会的反思精神有关,虽然对人文学科的危机表述不同,但危机的表现可以总结为:大学传统文科专业如文学、历史、哲学等在萎缩,学生更喜欢经济和管理等专业;人文学科的专任师资在减少,财政上对文科的资助减少;文科学生毕业难、薪酬低、前景不明朗。原因可能是日常生活越来越受行政和经济系统的支配,仅仅从人文学科角度难以解释。人文学科根植于生活世界,对生活世界和其个体的更新起着教养作用。因此,克服人文危机的解决办法之一是与社会结构性学科携手。在JSTOR中键入“crisis in the humanities”最早出现在1922年,1940年后文章非常多,在西方世界讨论人文危机的文章和专著很多。西方社会一直都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对潜在的危机非常敏感,甚至挑剔。相关相关的代表作品有:Plumb(1964),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Levin,Nietzsche and the Modern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Furrow,Rants and Reasons; Soeiro & Tavares,Rethinking the Humanities; Ricoeur,Humanities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Steiner,Humanities at Twilight?; Perloff,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Wolin,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Skirbekk,人文学科的危机?(译文)。相比中国,人文学科危机意识不强,相关研究非常少,比起社会科学的反思,显然太少了。因为该问题异常复杂,本文只能做某些抛砖引玉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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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科学“语言转向”现象的反思--兼论“社会科学”与“人文”的困境、危机与对策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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