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质量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基于深圳市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市论文,实证研究论文,质量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4)02-0101-1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个人生存于社会的必要条件。就业首先为人们带来了经济收入，满足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安全需求。除了为人们提供物质保障之外，就业还是人们建立社会关系、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因此，就业质量的高低成为影响个人在社会中获得尊严和融入社会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和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融合也在面临巨大挑战，而城市居民的就业状况势必对社会融合产生较大影响。本文拟以外来人口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移民城市深圳市为例，以城市居民的就业质量作为切入点，探讨城市居民的就业质量及其对社会融合程度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城市居民既包括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人口，也包括在该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外地人口。
一、就业质量概念的提出与相关研究
就业质量对于国内学术界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因为长期以来国人一直存有的观念是：中国人口众多，就业压力巨大，因此政府的就业政策目标主要是扩大就业数量，实现更高的就业率。在此背景下，学术界虽然密切关注就业问题，但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却很少。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体制转轨对就业状况的影响，近年来也有学者开始探讨就业质量及其指标问题。马庆发(2004)①提出从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四个方面来衡量就业质量。李军峰(2005)②将就业质量归纳为工作性质、工作条件、稳定与安全、个人尊重、健康与福利、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劳资关系和机会平等九个方面。刘素华(2005)③对我国如何建立就业质量的具体指标进行了详细分析，把就业质量的衡量指标量化为工作时间、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职工培训、物理环境、安全环境、心理环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劳动合同、民主管理、工会组织、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社会对话等17个维度，然后把每个维度细化为多个指标并赋以不同的分值。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研究报告，这是国内首部以就业质量为主要关注点的劳动力市场报告。该报告的作者认为，就业质量指数涉及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报酬、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六个方面的内容。④
国外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相对较早。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体面劳动的概念，认为体面劳动包含四个支柱，即就业促进、劳动权益和劳动标准、社会保护以及社会对话，并强调“就业是劳动者个人谋求发展，为家庭和子孙带来幸福，走向美好生活的一个意境和途径”。此后，国外的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开始了对就业质量问题的研究，重点是通过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进行评估性研究。学者Beaston(2000)⑤就业质量的相关指标分为两类：一类为外显就业特征，其中包括经济收入、工作时间、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就业安全、提升机会等等；另一类为内隐就业特征，主要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紧张感、疾病/伤残风险、同事关系等等。他强调发展机会应该成为就业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
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也提出了两个衡量就业质量的维度，其中包括16个指标：第一个维度为就业特征，包括工作满意度、薪资、非薪资性奖励、工作时间、技能和培训、职业前景、工作匹配度等指标；另一个维度是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衡量指标，包括性别平等、健康和安全、安全性与灵活性、就业的可获得性、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社会对话、员工参与以及多样性和非歧视性、整体经济表现和生产率等；⑥而欧洲基金会(Europe Foundation)将就业质量的测量划分为四个维度，包括职业和就业安全、健康和福利、技术发展、工作和非工作生活的和谐。⑦欧洲基金会提出的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体系在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得到了广泛的应用。⑧
社会融合概念出现较早。一般认为有两个概念与其涵义特别相近：一个概念是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其从社会功能角度来探讨社会融合及其作用，关注的焦点是社会团结。源于欧洲的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大都与社会排斥理论紧密相关，对于社会融合的研究是建立在社会分层理论、社会弱势群体理论以及社会距离理论三大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阶层分化强化了各个阶层的阶层意识，当这些阶层意识处于对立状态的时候，社会的融合程度就会降低，社会矛盾和冲突就会发生。社会弱势群体理论强调，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某种不足，其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缺乏必备的竞争能力，在社会保障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他们最可能被社会排斥。社会距离理论强调，社会距离是存在于集团与个人之间的亲近程度，测量的是个人对社会关系的理解及个人与其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⑨
与社会融合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社会适应(social adaptation)，这个研究视角强调的是过程，强调以和谐为目的，个体或群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因此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融合、社会文化生活融合等等。我国学者研究社会融合问题主要聚焦于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这类迁移群体，关注这类群体的社会适应过程。⑩田凯(1995)(11)较早提出了我国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具有稳定的工作；第二个阶段是工作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交往的生活方式，进而能够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第三个阶段是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与当地人的接触使外来者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基于以上三个阶段的描述和分析，他把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分为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融合。朱力(2002)(12)在对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的研究中也提出了相似测量维度，指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是从经济层面到心理层面的递进关系，认为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那么将不利于农民工阶层素质的提高和城市发展的需要。张文宏、雷开春(2008)(13)通过对上海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利用职业稳定度、本地语言掌握程度、熟悉本地风俗程度、接受本地价值观程度、亲属相伴人数、身份认同程度、添置房产意愿、拥有户口情况、社会满意度、职业满意度、住房满意度等14个指标提取因子，从文化、心理、身份、经济四个维度对上海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测量和分析。杨菊华(2010)(14)在对社会融合理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指标体系以及测量方法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认为社会融合可以分为经济整合、行为适应、文化接纳、身份认同四个维度，涵盖了就业机会、职业声望、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居住环境、教育培训、人际交往、生活习惯、婚育行为、行为举止、社区参与、价值观念、人文理念、心理距离、身份认同等16个指标。
从以上学者关于社会融合的研究来看，他们都把外来移民作为研究焦点，以户口来源作为群体区分的标准，研究外来移民怎样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中，而从就业质量视角研究社会融合问题的学者很少。本研究拟以就业质量作为群体划分的依据，探讨就业质量对相关人群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与指标操作化
国内直接关注就业质量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的学者比较少，但是相关研究有几篇文献，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研究失业如何使失业者成为社会排斥的边缘群体。曾群、魏雁彬(2004)(15)的研究表明，失业者首先遭到劳动力市场的排斥进而导致贫穷及消费市场排斥；其次劳动力市场排斥与社会关系排斥密切相关；最后，贫穷会加剧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彭国胜(2008)(16)对长沙市青年农民工的调查表明，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都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产生显著影响，青年农民工对“城市中间阶层心态”的认同有利于他们进一步融入城市，成为推动其市民化的一个强大动力。
国外学者比较关注就业与生活满意度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比如Winkelman(1998)(17)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就业是个人获得收入与认同、建立社会关系和获得社会尊重的重要来源，非就业者因为无法获得收入、缺少社会联系以及对自我价值产生否定性评价而导致幸福感降低，失业对个人的社会生活产生消极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物质贫困、社会网络的切断以及社会排斥等。Layard(2004)(18)研究发现，相比于那些有一份好工作的就业者来说，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更低，社会生活更加困难。也有学者探讨了工作对个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如Johri(2005)(19)通过对新西兰人的工作价值观和就业质量的研究表明，新西兰人倾向于在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归属感、获得信任和人际关系的工作场所工作。Tucker(2002)(20)则从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说明工作时间与社会融入之间的关系：工作时间过长特别是工作时间超出法定劳动时间的就业者，他/她与家人和朋友的互动大为减少，这对他们的个人健康、家庭福利和社会生活均产生不利的影响。
(一)概念界定与测量操作化
综合已有研究并结合本研究需要，本文对就业质量和社会融合概念界定及测量操作化如下：
就业质量的核心是关注就业状态好不好。既然涉及状态好不好，那就应该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即实际好不好(doing well)和感觉好不好(feeling well)。因此我们认为，就业质量分为客观就业状况与主观心理评价两个层面。客观就业状况主要包括职业类型、工作条件、工作薪资、工作保障等一系列客观反映就业状态的指标；主观心理评价主要包括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期望(即个人对自己工作前景的预期)等指标。综合而言，本研究所指的就业质量其测量包括九个具体指标：就业状况(是否就业)、就业类型、职业分层、工作薪资、就业培训(是否参加过培训)、失业风险、社会保障参与度、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期望。
社会融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融合包括人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即个人的政治融合(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经济融合(体现个人与其他经济组织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社会融合(反映个人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心理融合(反映个人对其他群体的身份界定以及对其他群体的文化/习俗的认同程度)、生态融合(反映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狭义的社会融合主要指个人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联系，包括个人对其他群体和社会机构的信任程度、个人的社会交往或社会联系程度，个人社会关系的数量和质量等等。本文从广义的角度探讨社会融合问题，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即一个人首先要从经济层面融入社会，然后才能上升到社会及心理层面。因此，本文采用探索因子的方法，把住房满意度、家庭经济地位、外地人是否应该成为本地的政治领导者、外地人是否可以成为本地的企业家、外地人是否应该享受本地的教育资源、外地人是否应该享有与本地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待遇，以及个人是否感到被社会所抛弃、是否感到被人看不起、是否感觉生活很迷茫即没有方向感、是否感到不被人所认可等10个变量进行因子提取，构成本研究关于社会融合的三个测量指标：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然后分别分析就业质量对上述融合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的问卷调查。问卷以城市化程度作为分类依据，将城市社区分为老城区、商品房住宅区、单位住宅区、社会保障房住宅区和城中村住宅区等五种类型，然后对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配额抽样。在二级抽样中，根据每个社区的住户地址进行等距随机抽样。课题组成员于2011年7～10月在深圳市进行调查并选取部分社区住户进行了深度访谈。本文主要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0份，回收问卷1010份，符合本研究需要的有效问卷717份。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一)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的因子构成
我们对前述10项社会融合指标进行了相关矩阵分析，检验结果证明这10项指标可以作为社会融合程度的衡量指标。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还要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以确保测量项目的一致性和量表内部结构的良好性。因此，我们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测量，检验后，α系数为0.732，可见，量表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接下来，我们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这10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极大法进行旋转后，抽取了三个因子，其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8.38%，说明这三个因子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方差，10个社会融合的指标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并且具有一定的合理结构。根据因子提取可行性检验，KMO值为0.788，Barlett球型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nricity)的卡方值为2869.777(df=45，P=0.000)，通过球型检验，说明这10个指标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根据本文对社会融合概念的界定以及各项指标的负荷值，我们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融合因子、社会融合因子、心理融合因子。因子分值越高，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的情况就越好，社会整体的融合程度就越高。
(二)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现状
在衡量就业质量的指标中，就业类型为全职人员、兼职人员、个体户和退休的被调查者在经济融合因子的得分上，分别高于无业者0.430、0.313、0.202、0.150分，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显著。从收入水平来看，薪资对个人的经济融合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薪资越高，其经济融合情况就越好。从职业分层上来看，职业对于经济融合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从主观评价来看，工作满意度对于个人的经济融合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工作满意度每增加一分，其经济融合水平就会增加0.34分。此外，工作稳定度对经济融合产生了极为显著的影响，失业风险越高的人其经济融合程度就越低，失业风险每增高一分，经济融合程度就降低0.144分。社会保险参与度也对经济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参与的社会保险每增加一项，其经济融合水平就会增加0.88分。从整个回归模型来看，自变量对经济融合因子的解释度达到了显著水平(R平方=0.211，P＜0.0001)，模型拟合度为21.10%，因此是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模型。
就业质量的多数指标对社会融合程度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就业类型来看，以个体户作为参照变量，不同的就业类型(全职人员、兼职人员、个体经营者、退休人员)对社会融合因子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134、0.327、-0.190、-0.077，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职人员、兼职人员的社会融合程度分别高于失业者0.134、0.327分，而个体经营者和退休人员分别低于失业者0.190、0.077分，但是这一差异并未达到显著。从职位分层来看，相对于无业者，体力劳动者、服务业劳动者、专业技术及行政人员、高级管理人员的社会融合程度分别低于无业者-0.004、-0.135、-0.351、-0.735分，从数值上来看，职业分层越高，其社会融合程度就越低，相对于无业者，专业及行政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社会融合程度方面的差异比较明显。从模型中，我们还观察到，工作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工作满意度越高，社会融合程度越好，工作满意度每提高一分，社会融合就提高0.47分；此外，工作期望对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非常显著，越认为自己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人，越具有强烈的社会融合意愿，工作期望每提高一分，其社会融合程度就增加0.160分。从整体来看，模型调整后的R平方值为14.40%，具有良好的拟合度，模型检验达到了显著水平。
就业质量的各个指标对心理融合的影响比较复杂。从就业类型来说，以无业者作为参照，就业类型为全职人员、兼职人员、个体经营者、退休人员的被调查者分别高于无业者0.371、0.760、0.756、0.621分，但是这种区别并不显著。从职业分层角度来看，以无业者作为参照变量可以发现，体力劳动者、服务业劳动者、专业及行政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对心理融合因子的影响系数为0.053、0.036、0.169、0.006，但是职业分层对心理融合因子的影响也不显著。然而，在模型中我们发现，失业风险对于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失业风险每增加一分，其心理融合程度就提高0.123分。此外，模型数据显示，工作满意度对心理融合因子的回归系数为0.78，也就是说工作满意度每增加一分，其心理融合的程度就会增加0.78分，这种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在就业质量对心理融合因子影响的统计模型中，就业质量的其他指标，如薪资、社会保障参与度以及工作期望并未对城市居民的心理融合产生显著影响。从整个回归模型来看，自变量对心理融合因子的解释度达到了显著水平(R平方=0.1570，P＜0.0001)，模型拟合度为15.70%，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模型。
四、讨论与结论
(一)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分为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
社会融合是分层次的，并且层次间是逐次渐进的。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就业都是生活在城市的人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只有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一定水平的收入才能满足一个人/一个家庭在城市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这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实现任何形式融合的物质基础。而就业不仅是经济融合的基础，同时也是心理融合的重要途径之一。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职场是人们获得自信心和心灵安慰的主要场所，是否有工作以及能否胜任工作岗位的要求对个体自我价值的肯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不同的工作及不同的岗位对个人的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要求，对个人心理融合的影响程度亦不相同。城市居民不同的职业体验培养了他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能力，并借此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21)社会融合以经济融合为平台，通过经济平台建立起城市居民的人际交往和对当地社会的认同和依赖。当社会融合达到一定程度时，在此工作和生活的人就会对城市社会产生进一步的要求，希望融入当地社会。对于当地人而言，当地居民对于外来务工并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外地人口一般会经历一个观望——摩擦——冲突——缓解——接纳——尊重的过程；而外地人通过在本地工作、生活以及与本地人的不断互动，逐渐对所在城市产生归属感，渴望全面融入到所在城市的生活中。因此只有双方在心理上达成共识，通过社会互动相互影响，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融合。
(二)人口学特征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相对较小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不论是经济融合、社会融合还是心理融合，个人的人口学特征并没有对社会融合的各个层面产生太大影响。
首先，从性别来说，男性和女性在经济融合方面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但是两性在心理融合和社会融合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从经济融合的角度来看，男性的经济融合水平低于女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虽然从男女的平均工资来看，男性(4217.17元)高于女性(3156.14元)，但是男性对于自己在经济上的要求往往比女性更高，因此在衡量自己在城市中所处的经济地位时，男性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地位偏低。
其次，年龄没有对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只对社会融合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即年龄越大，社会融合程度越强。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阅历逐渐增加，社会交往和接纳程度逐渐增强，因此融入社会以及被他人认可的愿望也会随之增强。
再次，婚姻对于城市居民的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具有不同户籍的人在经济融合和融合意愿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在经济融合方面，本地人比外地人具有更高的融入能力。本次调查显示，当地人的平均月收入为4501.18元，明显高于外地人(2936.87元)，经济收入直接影响到个人/家庭在城市生活的购买力，比如住房和其他日常消费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进而影响到个体/家庭对自己经济地位的定位。而从社会融合层面来看，具有当地户口的被调查者具有更强的融合意愿，我们认为这与深圳这座城市的经济特区性质有关，因为许多拥有深圳户口的人并非是深圳的原住民，他们大多数是通过在这里工作、经商以及与当地人通婚而获得了深圳户口，他们具有从外来人到当地人的身份认同的转变经历。这种经历有助于这些曾经的“外地人”对于新移民的接纳。随着深圳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加，一批又一批的外来务工人员不断涌入深圳，这些新移民与已经拥有深圳户籍身份的“老居民”有着相同的“社会记忆”，因此，这些拥有深圳户籍的当地人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具有更高的包容性，老居民对新移民的包容性更强。所以，在一个城市生活时间的长短对于融合意愿具有较大影响。初到一地的最新移民由于在生活习惯、使用的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家乡记忆”更多更强，其社会融合意愿在短期内一般会低于当地人。
(三)就业质量对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程度具有较大影响
就业质量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融合具有以下影响：
第一，收入对城市居民的经济融合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收入增加带给城市居民更强的购买力，收入是决定城市居民物质生活能否得到满足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人/一个家庭经济地位的基本标准。因此，城市居民的经济收入越高，越有可能负担得起如房产、汽车这些巨额/大额消费品的开销，对自己经济地位的认可程度也越高。
第二，职业分层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职业分层与社会融合的关系比较复杂。本次调查显示，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行政人员的融合意愿都比无业者低。我们认为，社会融合与职业特征具有很大的相关性。无业者虽然在经济融合方面比其他职业类型的人具有更少的机会，但是无业者在初次或再次求职的过程中，必须通过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实现就业，因此，在社会融合意愿上，失业者更希望融入社会，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而对于专业人员、行政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而言，首先，职业带给他们相对稳定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因此在经济上他们没有无业者为了谋生必须融入社会的紧迫感；其次，相对较高的职业分层不仅为他们提供了经济保障，而且也给他们带来了较高的社会声望。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职业分层中处于较高层次的人不仅生理和生活这些低层次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且高层次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得到了较大满足，因此，与无业者相比，其社会融合意愿相对较低。
第三，从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来看，社会保险的参与度对社会融合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从数据模型中我们发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险参与度越高，其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程度就越高。社会保险从制度层面为居民提供了收入保障，使居民在面临相关风险时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制度化的经济支持，这些制度化的支持更容易促进城市居民的经济融合。尽管社会保险是国家、企业(用人单位)和个人(劳动者)三方负担，但在许多普通百姓的心目中，社会保险更多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公民身份”：许多人会把社会保险视为国家提供给居民的一种福利，当个人被纳入这种福利体制之内，他们就会感到自己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保护，对所在的城市产生更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提高了他们的心理融合程度。
第四，失业风险对于城市居民的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都有显著影响。首先，失业风险对于经济融合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失业风险越高，其经济融合程度越低。造成失业风险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公司运营不佳，或者劳动者本身的技术和能力不能满足所在企业的发展要求等都会产生失业风险。失业导致个体经济收入减少、物质生活水平降低，进而使其经济融合的程度降低。
其次，失业风险对心理融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调查结果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我们认为原因可能是：失业风险并不是失业事实，而是个人对失业可能性的评估，当一个人认为自己存在失业的可能性时，他一方面会为挽留住这份工作而努力，另一方面也会为失业后的出路做好筹划，因此，具有较大失业风险的人具有更强的心理融合意愿，更倾向于通过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拓展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第五，工作满意度是促进城市居民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工作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的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工作满意度是个人对其主观就业质量的衡量，这种主观的衡量首先建立在自己的客观就业质量基础上，比如薪资、工作条件、工作职位以及工作提供的福利等，客观的就业质量促进了个人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其次当个人对自己的工作有了积极的评价之后，他会更加努力工作，从而带来更高的满足感。除此之外，工作满意度能够提高人们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同，认为自己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被社会所需要，这种被需要的心理促使他们积极地进行社会互动，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
第六，工作期望对个人的社会融合程度具较为显著的影响。工作期望是个人对自己工作前景的预期。认为自己能够通过努力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人，一般会强调入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自致因素而非先赋因素获得，这样的人在求职和就业过程中往往具有积极的心态，相信社会是公平与公正的。所以他们认为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地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权力和机会融入现代社会。这种价值观和人生观是提升社会融合程度的关键因素。
总体来说，就业质量对社会融合的各个层面都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客观的就业质量如薪资水平、社会保险参与程度等是社会融合的基础，是在城市谋生的人基本生活的物质保障，没有这些保障，城市居民就会因为贫困陷入生活困境，社会融合亦就成为奢谈；而职业分层不仅带给城市居民不同的经济收入，更能为其带来职业身份的认可和接纳，职业及其身份成为影响其心理融合的主要因素。主观的就业质量对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和融合意愿的各个维度都有影响，因此，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城市居民的工作满意度，全面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对促进城市居民社会融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马庆发：《提升就业质量——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视角》，《教育与职业》，2004年第12期。
②李军峰：《中国非正规就业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刘素华：《建立我国就业质量量化评价体系的步骤和方法》，《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6期。
④赖德胜：《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包容性增长背景下的就业质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⑤Beatson M,2000,Job Quality and Job Security,Labor market Trends,October.
⑥European Commission.2001."Taking Stock of Five Years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Communication 7.
⑦European Foundation.2002."Quality of Work and Employment." 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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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5年第5期。
(12)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
(13)张文宏、雷开春：《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5期。
(14)杨菊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心理融合的指标体系——基于心理融合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人口与经济》，2010年第2期。
(15)曾群、魏雁滨：《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16)彭国胜：《青年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阶层认同——基于长沙市的实证调查》，《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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