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化背景下的刘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因(1249-1293)，元代著名理学家、文论家和诗文作家，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生于儒学世家，初学经学，后从砚弥坚学性理之学。有《静修文集》十二卷。
我们强调，研究和认识刘因，必须充分重视当时他生活的北方的学术、文学等方面的风气和传统，也即形成刘因学术和文学特点的文化背景。因为忽视了这一背景，而只从理学传人这一角度认识刘因，则很可能对刘因产生曲解或误解（这种误解现实地存在着），对刘因身上的一些矛盾，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刘因是在北方学术背景下接受朱熹理学的，这应该是我们认识刘因的基点。在这一基点上，才能对刘因的学术思想、文学理论、诗文成就和特点，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一 北方学术背景与刘因之学
刘因对北方学术的接受，主要是通过家庭，即他的父亲刘述对他的影响，也就是说，家学或说家教是刘因学术的一个重要渊源。刘述是北方文化学术滋养出来的学者。据刘因《静修文集》卷五《祭杨待制文》，知刘述曾从金末名士杨恕学。刘因《先世行实》（注：三贤集本《静修文集》卷四，又见《全元文》卷四六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9册第420页。）述其父刘述治学说：
……刻意于学。大难之后，无书可读，求访百至。十年之间，天文、历数、阴阳、医方之书无不通，性学、史学尤所喜者。其书皆手所誊录。往来燕赵间，交游皆父行之天下名士也。
通过读书与交游，刘述无疑深得北方学术的熏染与沾溉。而刘述又特别希望用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自己的爱子。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1页。）记刘述：
壬辰北归，刻意问学，尤邃性理之说。独好长啸，尝游西山，当秋风木落，时做一曲，而感慨系之。
看来他有很深的人生遗憾。于是，他把自己难以实现的理想，都寄托在了爱子刘因身上。苏天爵接下来谈到刘因自幼的非凡以及刘述对他的精心培育：
先生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十岁能属文，落笔惊人。故国子司业砚公弥坚教授真定，先生从之游，同舍生皆莫能及，独中山滕公安上差可比。砚公皆异待之，谓先生父曰：“令子经学贯通，文词浩瀚，当为名儒。”初先生之父四十犹未有子，乃曰：“天果使我无子则己，有子必令读书。”故自真定还居保定，谢绝交朋，专务教子。
刘因受学家庭在先，从砚弥坚受南方之学在后。他在接受南宋理学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的北学基础。
还应该明确的是，前人说刘因“亦出江汉之传”（《宋元学案》卷九一《静修学案》）也似不确。刘因之理学得之于砚弥坚，而不得之赵复。砚氏之学与赵复所传朱熹之学并不完全相同。苏天爵《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七，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7-108页。）述砚氏之学说：
年十四学词赋，……十六从乡先生王景宋学。景宋名登，以进士起家，……为人卓荦奇伟。公学得其梗概，慨然有志于事功。年十八，又从袁州刘仁卿学议论。年二十四，来归圣朝。公学问淳正，文章质实，务明道术，以敦世教，其为人亦然。自少至老，清苦严重，士咸服其学，推其行，曰老成君子云。
这与赵复所传朱学有些不同，其特点是重事功，重文章，又比较求实。这些特点，也与北方学术相近。北方学术的影响，使刘因之学在一些根本的或重要的方面与程朱理学不同。我们就此略做剖析。
1.关于为学次第
宋儒非常看重为学次第，因为这是理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体现。二程反对由经到子的读书顺序，强调治学应从《论语》、《孟子》、《大学》等入手。程颐论进学之阶说：“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语》、《孟》。”（注：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二二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页。）朱熹也说：“《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但刘因并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这是颠倒了的为学次第，因而给予尖锐的批判，他说：
世人往往以《语》、《孟》为学问之始，而不知《语》、《孟》圣贤之成终者。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约者也。圣贤以是为终，学者以是为始。未说圣贤之详，遽说圣贤之约，不亦背驰矣乎？所谓颜状未离乎婴孩，高谈以及乎性命者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叙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这无疑是对程朱学派的批判，也可以说，是对宋代理学批判汉儒的反批判。我们不可轻视这一分歧，它事实上标志着两种学术倾向的差异。宋代理学家提出的为学次第，与他们强调义理的阐发，轻视对经书本身的钻研，贬斥汉儒对经学文本的传注有关。刘因显然对此不满。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传注与义理的关系问题。
2.关于传注与议论
后世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刘因这里已经提出来了。汉学与宋学之别，源自宋代理学家对汉学的批判。宋代程颐曾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于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注：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八，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7页。）他说的“训诂之学”，即后人所谓的汉学。他说的“儒者之学”，又称义理之学，也即刘因所说的“议论”，就是后人所说的宋学。从一些传记资料看，刘因治学似乎是由传注训诂入而又否定传注训诂，终归于义理之学的。如《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载：
初学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故谓当有是也。”
此后弃旧而从新，服膺义理之学。这些资料带来的是对刘因学术很深的误解，以至至今还有人如此谈论刘因。但是，在关于刘因生平传记的最原始的资料中，是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的。刘因对于传注训诂与议论之学的看法，也决非如此。他在《叙学》中说：
近世学者，往往舍传注疏释便读诸儒议论，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论耳。传注疏释之于经，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铲伪以真，补其三四而备之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刘因对宋代理学的这一评价，与宋代理学家的自我评价相去甚远。宋儒自认为是“得圣人不传之妙”，是“为往圣继绝学”。但既是“不传”，他们又是如何“得”到的呢？如何“继”承的呢？按照宋儒的说法，是他们自己“体贴”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要完全否定汉唐儒者对“经”的传注疏释。但较多地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北方学术，是既重经文，因而也重传注疏释的，刘因学术也体现了北方学术的这一传统。刘因站在北方学术背景下来评价汉唐之传注疏释和宋儒之议论两者的价值高下，认为前者对圣学的贡献是十之六七，而后者只有十之三四。
当然，刘因并没有否定义理之学，他是强调，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这就确定了两者的关系。我们清楚，刘因的这一说法并不十分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他想借此说明的不外两点：第一，与宋儒贬斥传统儒学不同，他重视传统儒学；第二，与宋儒否定汉唐儒学史不同，他认为宋代儒学不过是汉唐儒学史的发展而已。这也是北方学术传统在刘因身上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刘因为什么会与宋代理学家有如此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刘因是以儒家六经为学问根本的，而宋代理学家则不是。这又需要探讨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经”、“书”轻重问题。这一问题，也从“为学次第”上体现出来。
3.关于“经”、“书”轻重
刘因论学，以“六经”为本，这与宋代理学家重“四书”不同。他论为学说：
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然后以《诗》《书》《礼》为学之体，《春秋》为学之用。一贯本末具举，天下之理穷。理穷而性尽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后学夫《易》，《易》也者，圣人所以成终而成始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叙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传统儒家经典是所谓的“六经”，宋儒则在“六经”之外，合《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中庸》、《大学》而成“四书”，在宋儒看来，“四书”比“六经”更重要。圣人之道原本以心传心，“六经”之类的文献，不能表现圣人心传之妙，真正得圣人心传之妙的是人，是他们崇奉的子思、孟子。程颢说：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息矣。（注：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一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宋代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心、道、性、命、义、理、诚、明等，都源自这一派的典籍。明于此，便可知宋儒的重“书”而轻“经”，并不奇怪。但刘因与他们不同，刘因所重的依然是传统儒学，他不会像宋代理学家那样重“书”而轻“经”，只能强调以“六经”为本。这也是当时北方学术背景使然。
刘因也并非不重“四书”，他曾编《四书精要》三十卷，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载：“初，朱子之于四书，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于一而卒。或者辑为《四书集义》数万言，先生病其太繁，择为《精要》三十卷，简严粹精，实于《集注》有所发焉。”（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3页。）只是他强调，“六经”为学问根本，一切学问只能建立在这一根本之上。这便是他与宋儒的根本区别。
4.兼综各家的学术取向
清代翁方纲概括宋金对峙时期南北学术之大别为“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注：翁方纲《石州诗话》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与《谈龙录》合订本，第153页。）。在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概括是对的，他抓住了最主要的东西。但就严格意义上说，这一概括是不准确、不全面的。应该说，那时的南方是朱、陆抗衡，朱盛于陆，北方则是兼综北宋诸家。南方强调道统的正宗正传，金华学派为其代表，北方则强调融通各家。这才是当时南北学术之大别。前人以刘因为朱学传人，《元史·刘因传》载，刘因评两宋各家学术之所长说：“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袁桷《真定安敬仲墓铭》说：“皇元平江南，其（按指朱熹）书捆载以来，保定刘先生因，笃志独行，取文公书，荟萃而甄别之，其文精以深，其识专以正……”（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第453页。）事实上，刘因论学尊崇朱熹，但决非简单的分派程朱。他论宋代诸公之学说：
宋兴以来，诸公之书，周、程、张之性理，邵康节之象数，欧、苏、司马之经济，往往肩汉唐而踵三代，尤当致力焉。（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叙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兼综北宋各家，这是当时北方的学术传统。刘因的这一学术取向，是北方学术背景在他身上的体现。在北宋各家中，刘因所重的周敦颐、邵雍、张载，其中最重的是邵雍，这可从《静修文集》卷一《希圣解》中明显感受到。前人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就说：“其学术诸周、程，而于邵子观物之书有深契焉。”（注：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八，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0页。）《宋元学案》卷九一《静修学案》引明人刘宗周的话说：“静修颇近乎康节（即邵雍）”；今人则说：“他所以推崇邵雍，是因为他也深契邵雍的象数学和‘观物’思想。”（注：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05页。）其实，在北宋诸家中重邵雍，在《易》学中重象数，玄象之学盛行，这也是北方学术风气的重要方面。我们从当时北方学者的著述目录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千顷堂书目》卷一一《儒家类》录金元之际至元初北方学者四家书六种，分别是：耶律楚材《皇极经世义》；许衡《鲁斋遗书》六卷；杜瑛《极学》十卷，又《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安熙《续皇极经世书》。（注：《千顷堂书目》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9页。）除了许衡一家书一种外，其他全是与邵雍《皇极经世》有关的书。这与南方的情况大不相同。北方学者也多通玄象之学，不少人以此知名，如李俊民等。据郑元祐《侨吴集》卷一二《汤阴岳铉字用臣第二行状》载，岳铉之祖岳熙载，当金正大间以精通玄象登科第。金亡后，入觐蒙古窝阔台，推验无不应，授天文管勾。可见其学在北方之盛行。刘因的近邵雍，也不仅仅是前人说的深契“观物”之书，他也重象数且精于象数。在北宋诸家中，就《易》学言，程氏重义理而批象数，邵雍则是象数之学的代表。在南宋，尽管朱熹等人也接受了象数之学，但两者相较，仍重义理。在南方，邵雍的地位难与程氏同日而语。在北方，邵雍则占有很高的地位。这便是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南北学术的不同。
二 体现北宗色彩的文学思想
在元代，刘因可做理学名家而兼著名诗人的代表。在元代三大理学家中，刘因的诗文成就最高，在观念中，他也是最重文的。这也与北方的学术背景有着极深的关系。翁方纲所谓“苏学盛于北”，指的主要是苏氏辞章之学。自金以来，北方便有重文的传统。元好问是苏氏文学思想的继承者，他在金元之际的数十年中，为北方之宗师，所谓“收有金百年之元气，著衣冠一代之典型。辞林义薮，文模道程，独步于河朔者几三十年”（注：郝经《陵川集》卷二一《祭遗山先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31页。），他谈文章之功用说：
千金之贵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时之权，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顾此握管，铦锋虽微，其重也可使纤埃化而为泰山，其轻也可使泰山散而为微尘。其柄用有如此。（注：王恽《遗山先生口诲》，《全元文》卷一七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册第280页。）
这种观念在北方文人中深入人心。刘因也仰慕元好问并深受其影响，曾有诗云：“晚生恨不见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静修文集》卷一一《跋遗山墨迹》）所以刘因的重文，也是北方学术背景的体现。他作为一位哲学家而兼诗人，对文学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有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今就其大处。概括为以下几点。
1.对道、艺关系的新阐发
这里所谓的“艺”，指技艺，诗、文、书、画之类统归于艺。重道轻艺，是儒家的传统，特别是宋代理学家，他们将道、艺对立，认为艺必然妨道。程颐有“作文害道”之说：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
又有“作诗妨事”之说：
或问：“诗可学否？”曰：“既学诗，须是用功，方合诗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诗云：‘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又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当。”……“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
又有“好书妨道”之说：
子弟几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注：以上分别见《二程遗书》卷一八、卷一八、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239、8页。）
程颐的这些理论，影响很大，自然也给宋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程颐是在相当的理论高度上阐发他的观点的，要清除其影响，也必须借助理论。刘因也正是站在理论的高度，从道、艺统一的角度，来论证艺之重要的。他把历来为儒者贱视的“诗、文、字、画”所谓“末技”、“小道”与孔子重要的教育内容“六艺”也即礼、乐、射、御、书、数等同，以“六艺”为“古之艺”，而诗文书画则是“今之艺”。“六艺”对古人有多重要，诗文书画对今人也就有多重要。他说：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者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之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述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按此处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述而》，原文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所谓的“艺”，不仅是治国平天下不可少的才能，而且对于修学成德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礼记·学记》曾谈到“游艺”对于学“道”之重要，说：“不兴其学，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可见“道”不可离“艺”。刘因在《述学》一文的最后，又谈到了“艺”对人才成长、对日后的大有作为的极端重要性：
……如是而治经治史，如是而读诸子及宋兴以来诸公书，如是而为诗文，如是而为字画，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底于成，则可以为君相，可以为将帅，可以致君为尧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
既然“艺”对于修德成业，对于“道”如此重要，自然就不能“重道轻艺”。在刘因这里，“艺”的价值在这样的理论层次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在这篇文章中，刘因还特别谈到，由于这些“艺”已经形成了专门之学，“众人所尚，不得不专力”，这就更让人感到，他的话是针对程颐之论而发的。
2.对形似与神似关系的阐发
“形神”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和古典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大量的探讨，其中宋代苏轼的论述较为充分而深刻，也引发了长时期的争论。刘因加入了这一争论，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我们可以把他的主张概括为“神寓形中”，“由形求神”，它不同于六朝以后盛行的“遗形取神”说（如南朝谢赫《古画品录》所谓“拘于形体，未见精神”，“取之象外，方厌膏腴”；署名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所谓“离形得似”，“如觅水影”，“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元方回《瀛奎律髓》所谓“状貌之外观精神”等），也不同于“以形写神”说（如唐志契《绘画微言》所谓“传神者必以形”；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谓“以形写神”）或“形神相即”说。
苏轼论“形神”关系的文字，除了《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流布极广外，影响大的还有《传神记》一文，该文发展晋代画家顾恺之“传神写照”之说，提出以形传神的关键在于“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即突出能够传神部分之形；又强调传神之“形”，要得“其人之天”，即最自然、最能显现其天性之真态。刘因《书东坡传神记后》一文，说：
形，神之所寓也。形不同焉，而神亦与之异矣。……予谓惟是形则有是神，于是形而求是神则得之；不于是形而求是神则不得也。……即其形而求其形之精神。……夫画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者，必至于形似之极，而后可以心会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谓“意思”者也。亦下学而上达也。予去岁题一画卷云：“烟影天机灭没边，谁从毫末出清妍。画家也有清谈弊，到处南华一嗒然。”此又可以为学形似而不至者之戒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9页。）
他又有《田景延写真诗序》一文，其中有与上引大致相同的文字，并说：
清苑田景延，善为写真。不惟极其形似，并与东坡所谓“意思”、朱文公所谓“风神气韵之天”者而得之矣。（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无疑，他要追求的是这“意思”与“天”也即得其神似之“妙”处，问题是这“意思”与“天”与形似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苏轼的观点是对顾恺之的阐发。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第二十一》载：“顾长康（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苏轼《传神论》发挥顾恺之“以形写神”的思想，指出：“凡人意思所在，或在眉目，或在口鼻。”刘因则在苏轼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他的阐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神寓形中，不能离形求神，要求得神似，必须通过对形似的极力追求，当形似达到极致，才有可能实现质的突破与飞跃而求得神似；第二，指出离形求神、遗形取神的思想根源于玄学清谈虚无之说，是绘画理论之一弊，这一批评确实符合“遗形取神”说发展的实际；第三，指出神似是建立在形似基础之上的，它不可能脱离形似而求得，但是，神似是更高境界的“似”，又是超乎形似之上的，其关系就如“下学而上达”：正像由具体知识的学习而领会普遍的、高超的、规律性的“道”一样；第四，他强调形似与神似的统一，批判将形似与神似对立起来的观点。毫无疑问，刘因的这些见解是高超的，是精到的，又是辩证的。
3.“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为有用之文”
刘因在学术上兼取各家成一家言的主张，也体现在为文上。在文学思想上，他主张转益多师，融会贯通，而自成风格。他论散文说：
学者苟能取诸家之长，贯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袭縻束，时出而时晦，以为有用之文，则可以经纬天地，辉光日月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取诸家之长”云云，也是金末文论“泯去门户，不主一家”（注：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0页。）风气的反映。而要求“为有用之文”，则是当易代之际，元初北方文论崇实尚用精神的体现。我们要理解他这段话中蕴含的文学思想，还应该具体了解他这所谓“诸家”都是哪些家。在《述学》一文中，他历述了先秦至宋“可学”之文，也就是他说的“诸家”：
六经之又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学矣：《左氏》、《国语》之顿挫典丽，《战国策》之清刻峻峭，庄周之雄辩，《榖梁》之简婉，楚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汉以下，其文可学矣：贾谊之壮丽，董仲舒之冲畅，刘向之规格，司马相如之富丽，扬子云之邃险，班孟坚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学矣：韩文公之浑厚，柳宗元之光洁，张燕公之高壮，杜牧之之豪缛，元次山之精约，陈子昂之古雅，李华、皇甫湜之温粹，元微之、白乐天之平易，陆贽、李德裕之开济。李唐而下，陵夷至于宋，其文可学矣：欧阳子之正大，苏明允之老健，王临川之清新，苏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开阖，司马温公之笃实。下此而无学矣。
今人也许认为，在刘因这段话里，并没有什么高明之见，惊人之论。但如果我们放在当时文学思想发展的具体背景下来考察，就会有不同的认识。自北宋程颐“文章害道”之论出，道统、文统遂分而为二，且相互对立。到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花了很大工夫编成一部《文章正宗》，以建立理学家的文统，当然，他只能是理学家眼光而非文章家眼光，清人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文章正宗》提要就尖锐地指出它“主于论理而不主于论文”的实质。文章家也用同样的方式建立他们的文章统绪，先后有吕祖谦的《古文关键》，李耆卿的《文章精义》，谢枋得的《文章轨范》问世，他们以欧、苏、王、曾为文章正传，上接唐代韩、柳，上推六经、四书、《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等，形成一个与道统相抗衡的完整的统绪。在南宋文章家经过如此艰难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文统”，在刘因罗列而出，竟然轻而易举，这也是南北不同的学术背景使然。因为在北方，没有经历道统与文统的矛盾对立，宋及其以前的文章发展史没有经过南宋理学家的歪曲。元代文学承金之绪，刘因的文章发展史观，对元人建立正确的文章史观，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提到。当经历了宋代文统与道统的分裂、矛盾之后，人们深刻地认识了文、道之分带来的文、道俱弊的危害，于是南北的论者，都提出了融会文、理的要求。在北方的金末，以王郁为代表。《归潜志》卷三载王郁之论云：
其论为文，以为近代文章，为习尚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绝世之人奋然以古作者自任，不能唱起斯文。故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合而为一，方尽天下之妙。（注：刘祁《归潜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页。）
刘因在北方，无疑是理学家而兼诗文作家的第一人，按说，他是最有资格发表融会文、理意见的，但他没有说。论理学时，他是一位儒者，按元儒虞集的评价是：“国朝混一之初，北方之学者，高明坚勇，孰有过于静修者哉！”（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六，《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14页。）论诗文，他又是一位纯然的文学家。也就是说，在当时复古思潮冲击之下，在文学观念倒退的时代，在文学与学术的界限被模糊的时期，作为学者而兼诗人的刘因，他的文学观念是十分明确的，他没有混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没有像同时代许多论者那样取消文的独立性而将文道合一。这一点非常可贵。
今人对刘因的文学思想有一定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刘因的论诗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元好问的论诗主张，实际上是提倡诗要有风骨，要高古，要富有沉郁悲壮和清刚劲健之气。”（注：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他的文学思想依然是沿着北方一绪发展的，体现出鲜明的北宗色彩，并没有随着他对朱熹理学的接受而改变。这一点与北方另一大儒许衡显然不同。
三 “派继中州”的诗文
邾仲义诗云：“我朝诗派继中州，气节首推刘静修”（注：王逢《梧溪集》卷五《谢邾仲义进士寄题澄江旧稿》附，《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3页。），指出了刘因诗的北宗特色，也就是说，刘因诗文和他的学术一样，鲜明地体现了北方文化的特点，是北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前人研究刘因时往往有一种困惑：他不是宋遗民，也不是金遗民，甚至他还一度仕元。但他却写了不少哀悼南宋的诗。自然，他也写了不少哀悼旧金的诗。其实，他所哀悼的，不是南宋王朝，也不是他的父祖之国金。在他的诗中，表现了对南宋灭亡和旧金败亡的历史批判，《静修文集》卷一一《书事五首》其二就说：“卧榻而今又属谁，江南回首见旌旗。路人遥指降王道，好似周家七岁儿。”对宋的灭亡，以冷眼观之，把它看做是历史上无数次亡国剧的又一次重演。他对南宋灭亡的哀悼，其实是对文化的哀悼，在他的心目中，南宋代表着文化，金也代表着文化，而这文化，在蒙古的攻伐和占领中，遭遇了劫难。请看他的《巫山图》（《静修文集》卷七）：“朔风卷地声如雷，西南想见巫山摧。江南图籍二百年，一炬尽作江陵灰。”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观梅有感》也不见得就是悼念宋朝，诗说：
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居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原不为梅花。（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3页。）
显然，诗中表达的感情，不是怀宋反元，而是担心在元的统治下，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西湖梅花遭到摧残而衰落，也就是担心文化的衰落。他对金的哀悼，也是文化的悼亡，所谓“承平文物记金源”（《静修文集》卷九《七月九日往雄州》）是也。
正像他的学术极富个性一样，他的诗文也极富个性。他极富个性特色的诗，在元代特别引人注目。他诗的特色是他个性的反映，所以我们研究他的诗，就应该认识他之为人。他是一个文化悼亡者，他又是一位关心历史与现实的学者，所以他多感物兴怀寄托深沉的文化失落情怀的诗，多寄托深慨和思考的怀古诗；他是一位理学家，是一位不乏生活情趣的理学家，所以他的诗往往表现出情趣与理趣的融合；他也曾是一位慷慨有大志的人，所以他有奇崛的诗，有大气磅礴的诗；他是一位具有清介之质的孤高绝俗的高士，而他又是热爱生活的，这又决定了他的诗风是冲澹闲婉的，是自然率真的，又是新鲜活泼的。他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因而他的诗意又往往出人意表；他是敏感的，所以他的诗不乏新意。刘因的怀古诗是很多的，他胸中总是有着无尽而深沉的历史感慨。他的怀古诗往往给人以启示，如《白沟》、《遂城道中》等。有时他的情绪深沉、复杂得无可言说，无可名状，但这些诗篇却能给人以很深的情绪感染，让读者和他一样陷入莫名的惆怅之中，如《易台》：
望中孤鸟入消沉，云带离愁结暮阴。万国山河有赵燕，百年风气尚辽金。物华暗与秋容老，杯酒不随人意深。无限霜松动岩壑，天教摇落助清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5页。）
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在感时还是怀古，总之，他眼前的山河，这山河所经历的历史，在某一时刻，一股脑儿袭上心头，使他产生了无以名状的愁绪与失落。他热爱生活，诗中多生活情趣；他又是一位睿智的哲学家，所以，富于理趣自然又成为他诗歌的一个特点。可贵的是，他能将理趣与情趣融合为一，让读者读来会心。如《夏日饮山亭》（《静修文集》卷九）中“空钩忆钓鱼亦乐，高枕卧游山自前”等句。而有时理趣就藏在情趣中，如《故园寒食》、《寒食道中》（《静修文集》卷一一），揭示的是天地间永远的生意，衰亡也掩抑不了的生意。而这些都是充满生活情趣的诗篇。他诗的风格是复杂而多样的，他学杜甫，学李贺，学陶渊明。有时奇崛而雄健，瑰丽险怪，驰骋想象，或大气磅礴。如《登镇州隆兴寺阁》：
太行鳞甲摇晴空，层楼一夕蟠白虹。天光日色惊改观，少微今在青云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风西北天门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载我欲去扶桑东。雯华宝树忽开眼，拍肩爱此金仙翁。……（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他诗中常表现出这种非凡的想象力，如《城楼待雨》（《静修文集》卷九）：“未忧彼岸将为壑，只恐吾山化为云。”有时他的诗风又表现为冲澹闲婉，有时也写得清新活泼，充满生机。在他的诗中，我们感受到的多是生意与真趣。即使表现其穷困潦倒生活的诗，也不枯瘠，不空寂。《山中忆故人》云：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无闻。瑶草正堪种，白云谁共分。屋梁惊落月，鹏翼赋垂云。岁暮一尊酒，高歌如见君。（注：刘因《静修文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8页。）
又《山寺早起》云：
松窗一夜远潮生，断送幽人睡失明。梦觉不知春已去，半帘红雨落无声。（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8页。）
在金元易代之际，离乱中的人往往容易受杜甫诗的影响。刘因一生，总是与北中国的人民一同感受着生活的苦难。所以杜甫诗的沉郁顿挫，也时时体现在刘因诗中，请看他的《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冲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页。）
作为哲学家的刘因，还有很多深刻的、发人深思的诗篇，对于事物的认识，总能表现出哲人的深邃而思过人一等，如《仙人图》三首之一（《静修文集》卷一一）：“千古谁传海上山，坐令人主厌尘寰。蓬莱果有神仙在，应悔虚名落世间。”
刘因散文不如其诗那样受人关注，但也取得了相当成就。今人评价刘因散文，多谈到其文章受理学影响的问题，有人说他的“文章不免道学气味”（注：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24页。）。而有人则说“他作为理学家，但一些散文作品并没有多少理学说教，没有迂腐气息”（注：漆绪邦等《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1页。）。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需要廓清。如前文所述，在刘因的观念中，学与文的区分是明确的。所以我们读他的文章，也应将讲学文字与文章分别开来，有的可做文章读，有的则只能评价其学术价值，如《希圣解》、《叙学》、《河图辨》、《中孚彖》、《节彖》、《太极图后记》（以上《静修文集》卷一）等，我们只能衡其学而不能衡其文。而另一些文章，或叙事或抒情，或论事理或谈感触，则属于我们所说的“文”，这部分写得好的有《庄周梦蝶图序》、《送张仲贤序》、《辋川图记》（以上《静修文集》卷二）、《清苑尹耶律公遗爱碑》、《孝子田君墓表》、《白云辞二章》（以上《静修文集》卷四）、《吊荆轲文序》、《可庵道士真赞》、《横翠楼赋并序》（以上《静修文集》卷五）。这些文章也并非决不论学谈理，但其中所谈之道之理，都是普通人可知可晓之理，语言也明洁畅达，故都可做文章看。
刘因散文的价值，首先在于真实地记录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使后人对那个时代的各个方面，都有具体、形象而真切的认识。诸如蒙古之屠城、大乱中人民的灾难及社会文化遭受的破坏、文人抢救文化之举、汉族世侯之保护地方等。在《孝子田君墓表》中，作者从一个幸存者在屠城中的经历这一特定视角，写了保州屠城的过程：
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而君及其父与焉。是夕下令：老者杀。卒闻命，以杀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余人，而君乃恻然欲代父死，遂潜往伏其父于下，以两手据地，俯而延颈以待之。卒举火，未暇省阅，君项脑中两刀而死。及夜半，幸复苏。后二日，令再下：无老幼尽杀。时君已以艺被选，而行次安肃矣。闻其父死，谓人曰：“吾当逃归葬吾父。”遂归，求父尸而得之，负以涉河。冰伤胫，至血出。发母冢，下尸而塞之，乃还，而众不之觉也。（注：刘因《静修文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
一般的历史记载多宏观的描述和形容，如此微观具体的屠城记载，实不易见。刘因对“金贞祐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陵，众焉寡暴”（《静修文集》卷四《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的记录也一样具体、形象而触目惊心。
刘因的议论文，或雄辩有力，如《辋川图记》等，或恳切周到，如《与政府书》（《静修文集》卷三）等。而其碑铭记传，又颇见叙事写人功夫，如《清苑尹耶律公遗爱碑》记事简而明，碑主之为人与为政，于数百言中已活脱而出，其为人之淳厚平易，为政之简宽严正，一寓目便深印入读者眼中心中，既见面目，又见性情。
刘因为文有意追求清刚之气，以发扬北宗散文之传统。请看他的《吊荆轲文序》：
岁丙寅十月，步自镇州，历保定，将归北雄，息肩于易水之上。草枯木落，寒风飒起。登高四顾，慷慨怀古，人莫测也。“风萧萧兮易水寒”，此非高渐离之歌乎？荆轲与太子沥血共诀，抆血相视，就征车而不顾，望行尘之时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饮燕市，烈气动天，白虹贯日，亦一时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灭燕国，奇谋不成，饮恨而死，独非天意乎！呜呼轲乎！吾想夫子之愤惋，千载不散，游魂于此矣。古称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负此言也，故投文以吊焉。（注：刘因《静修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页。）
序虽短，而肃杀之气，直浸人心；慷慨激昂，又使人热血沸腾。
总之刘因的学术与诗文，均标有北宗特色。他的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也都是在北方学术背景下接受南方之学的逻辑发展。所以要客观评价刘因，就不能脱离当时北方的文化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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