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习理论，研究哲学，应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这是毛泽东早在1941年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后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也应该如此。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一理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有着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这些突破和创新是全面的、系统的，其中最突出的体现是四个方面：思想路线的新阐释；“三个标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的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新发挥；改革方法的新创造。本文拟着重就前面两个方面作些探讨。
一、思想路线的新阐释
一个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党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立党的哲学根据。但“思想路线”一词却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才正式提出来的。他说：仅仅依靠本本，“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抗战时期，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七大制定的一系列文献，从总路线、总方针及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又提出了我们党的一系列主张，特别是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为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而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为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为顺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前提，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对冲破“两个凡是”和长期“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重新确立并且重新阐释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划时代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贡献表现在诸多方面。
第一，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在整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P278)。“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2](P143)。“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2](P126)。在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这一体系的基础和精髓，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对于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极大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第二，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和结构作了完整科学的概括。邓小平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查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2](P278)。这个新的概括和阐释在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上首次对党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这个规定，首先告诉我们：“实事求是”，是整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和归宿。
其次告诉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本本”出发，也不是从外国的模式或经验出发，更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主观愿望出发，这才是思想路线的唯一出发点。
再次告诉我们：“理论联系实际”，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其中最关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新回答。
复次告诉我们：“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思想路线的运动发展过程、检验标准及最高目标。因为，通过前述三个主要内容和主要环节，探求到了的“是”，到底是不是“真是”（真理），还必须最终由社会实践去检验、去判断。用实践肯定对的，纠正错的，并在实践中促进认识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第三，科学地阐述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一致性。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内在要求，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本质规定。“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P279)。“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2](P324)。还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
第四，深刻阐述了坚持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和坚持正确政治路线的意义。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2](P143)思想路线“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2](P19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充分说明，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定和阐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纠正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入贯彻，我们才能不断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逐步形成“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警惕右，主要防止‘左’”，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坚持马克思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相结合，反对一切割裂这个结合的右的和“左”的错误。
第五，明确地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为了创造民主条件，要让人敢于讲话，敢于讲真话，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2](P144)。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就是鸦雀无声。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的解释。
二、“三个标准”的新运用
注重实践，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重人民利益，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对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评价尺度。邓小平在总结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为了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在方法论上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作了新的运用。
邓小平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将这三条标准统一起来了。实践标准属认识论范畴，是思想前提和科学基础，其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的再认识确定正确的思想路线；生产力标准属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本体论范畴，是核心和主体，其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寻求突破性的理论创新；人民利益标准属价值论范畴，是落脚点和归宿，其任务是寻求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在社会主义社会再认识中的外化和具体化。这样，三个标准就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为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践标准讲的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即评判一个认识正确与否只能以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一般地说，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实践标准作为总结和深化社会主义理论认识曲折中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从1978年开始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而拉开序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邓小平采取层层深化的方法，引导我们的认识逐步深化。他首先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搞“两个凡是”。接着高度评价并一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2](P28)后来又把实践标准上升为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环节。这样他就把实践标准当作方法论武器，否定了长期盛行的三个错误的立论“标准”，实现了人们思想上的“三个大解放”。
一是否定了本本主义的标准，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本本主义的巨大危害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适合于一定条件下的个别词句和论断作为评判以至裁决社会主义现实实践是非的唯一标准，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词句和论断作为普遍真理，给从实际出发而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同志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提供理由和依据。这就不仅从根本上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活力，而且使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一步一步地脱离现实实践，陷入盲目和空想的深渊。确立实践标准，树立实践的绝对权威，就能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置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真正做到一切从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出发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
二是否定苏联高度集中管理模式的标准，把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从这一传统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一直是“以俄为师”，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在特定的国内外条件下一度实行了“向苏联学习”、“一边倒”的政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直是人们心中的潜意识。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作为我们的样板。历史地说，斯大林创立的这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确曾起过进步作用，有其巨大功绩。但是，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加上这一模式是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又受到超域社会发展阶段的“速成论”的影响，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民主法制欠缺，所有制过于单一，忽视市场机制等等缺陷，故而早已暴露出严重的不足和弊端。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霹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借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P720～721）。据此，毛泽东还进行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
三是否定“两个凡是”标准，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毛泽东晚年“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1957年反右斗争被扩大化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逐步发展起来，其突出表现是三个方面。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二是超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不停顿地搞生产关系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发展模式，搞“穷过渡”、搞贫穷社会主义。三是企图用“大跃进”的方式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结果欲速不达。这种“左”的错误思想和带有空想色彩的发展模式，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3](P141)。“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3]（P10～11）。对于上述“左”的错误和危害，人们早有意见，可是毛泽东去世，粉碎了“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无视上述现实，却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按照这个方针和标准，上述“左”的错误思想和方针，政策，不仅不能动摇，反而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这就完全堵塞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因而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僵化状态，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就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P141)。
生产力标准讲的是一种行为，一种实践好坏得失的标准问题。所要解决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实践手段、目的和结果的评判尺度问题。由实践标准进而提出生产力标准是逻辑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和深化。
纵观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论述，他之所以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首先是因为生产力标准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一个必须解决的要害问题。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首要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不仅是生产方式而且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基础的东西。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如何，决定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邓小平一再讲“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道理也就在这里。
可是，多年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却恰恰忽视了这一基本点。我们总是离开生产力标准去看待社会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超越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不停顿地搞所有制的变革，脱离生产力标准去评判所有制变革的优劣。因而使得我们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越来越严重地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提出生产力标准就是要提供一把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金钥匙，用“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的“压倒一切的标准”[2](P314)。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正因为有了这一个评价的客观标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才逐步地由高调转向低调，由空洞、抽象议论转向从实际出发，由教条、僵化、呆板转向求真务实，从而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发展机制、社会主义本质等问题的认识上，取得了真正的重大突破。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取代并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还因为这是彻底摆脱姓“社”姓“资”争论的怪圈，进入全新的视野，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关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上。而社会主义特征的概括大都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特征的设想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的情况下预测的。可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产生的。两者面临的根本任务和历史前提不同，对社会主义的特征的认识和概括也必然会有差异。无视这些差异，教条式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特征的描述，并且用这些特征机械地要求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干出一些“削足适履”和“拔苗助长”的傻事。在所有制变革问题上的过高过急，过于公有化；把一些本来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东西硬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把一些本来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如经济管理、市场机制、股份制、资本市场等）硬说成资本主义的，人为地造成姓“社”姓“资”的困惑，就是这方面的一些明显例子。如果我们立足于生产力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禁锢人们思想的上述障碍便将烟消云散。邓小平说得好：“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3](P372)
邓小平之所以反复强调生产力标准，还因为这能为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确立一种全新的理论逻辑。邓小平说得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根本问题。”“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这个问题”[3](P116)。怎样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呢？依据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主要的是应以生产力标准为基础去看待社会主义，弄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途径与方式、方法。邓小平正是抓住这样一个思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引申出如下一些重要的结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消灭贫穷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2](P314)。
——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平均主义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理想目标，但共同富裕绝非同步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裕起来，从后富赶先富中产生发展的动力，有差别地走向共同富裕，才是我们波浪式发展的前进道路。但我们绝不能搞两极分化，搞两极分化就说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失败了。
——闭关自守搞不成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高。这是长期历史发展造成的不平衡，闭关自守、拒绝开放，搞不成社会主义。只有顺应世界潮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才能赢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人民利益标准讲的是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如何处理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处置方式不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处置方式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让极少数人占有生产力的成果。社会主义生产成果的处置方式是让绝大多数人共同占有生产力的成果。因此，讲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只有抓住了这三个方面，特别是第三个方面，才算讲全了，才算抓住了方法论的本质。如果丢掉了人民利益标准，即使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很快，也可能因生产力发展成果的处置不当，而导致两极分化，使社会主义最终变质。所以，人民利益标准问题，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外化和具体化。“三个有利于”标准最核心的也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最终都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离开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富裕、民主、文明就不能实现，即使某些指标达到了，也最终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性质。
纵观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标准的论述是全面而又深刻的。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最本质的区别。第二，人民利益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邓小平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压倒一切”的根本标准。第三，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
深刻领会邓小平建构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当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也有着重大的意义。江泽民提出的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就是对邓小平上述三个标准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的杰出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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