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生产技术下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生产技术论文,效率论文,区域论文,异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增加了约110倍，并且维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现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此辉煌的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增长奇迹。然而，在这段时期内，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资源环境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经济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当前，作为世界能源消费量最大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的资源耗竭与环境恶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考验。如何顺应绿色潮流，谋求可持续发展，在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实现经济持续、快速与健康发展，已成为中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一项艰巨挑战。
近年来，随着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不断突出，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函数中进行绿色经济绩效的研究，包括对资源与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分析结论。但是，这些研究都假定中国不同区域拥有相似的生产技术，①面临的是同一生产前沿，而这一假定在现实中并不成立。中国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显著不平衡，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政策导向以及制度环境等差异明显，因而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可利用的生产技术集合是不同的。如果不考虑生产技术的区域异质性，而平面化比较各省份、区域间技术效率的高低，则会因缺乏统一的参考标准而无法定位效率缺失的真正原因，使整个研究表面化、简单化，最终可能会误导政策。
本文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在区域异质性生产技术假定下，基于共同前沿分析框架，按照生产技术水平的相似度将中国各省份分为三大区域(组别)，这样不仅可以考察相似技术环境下区域内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高低，还可以分析各省份在可能的共同技术环境下绿色经济效率的整体差异。在此基础上，基于非参数共同前沿分析框架，对中国省份、三大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算并比较其异质性特征。第二，采用“共同技术率”这一指标测度三大区域绿色生产技术水平的差距。第三，将共同前沿下不同区域各省份的绿色经济无效率按照“生产技术”和“管理”两个维度进行解构，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和管理无效率，以进一步理清不同省份、区域绿色经济无效率的来源，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省份、各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提供有效决策依据。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全国29个省份(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为了便于资料整理，重庆归入四川，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不在分析范围内)作为决策单元，将资源与环境因素纳入效率测度框架，以方向性距离函数来测度中国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高低。基于共同前沿的方向性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共同前沿分析框架下，“共同技术率”(meta-technology ratio,MTR)是最重要的指标，也称为“技术差距比”(technology gap ratio,TGR)，其数值等于各省份在共同前沿和组别前沿下绿色经济效率的比值，反映了区域前沿与共同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是考虑不同区域生产技术异质性的定量分析指标。MTR越接近于1，表明该省份所在区域的生产技术越接近全国潜在的最优生产技术，生产技术的异质性程度越低，反之亦然，也即：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采用MTR指标来分析不同区域绿色生产技术水平的异质性特征，也可以考察该省份所在区域的绿色生产技术与全国潜在的最优绿色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但是，我们据此还是无法判断不同省份、区域绿色经济无效率的真正来源，从而给政策制定及实施带来困难。为此，根据Chiu等(2012)的研究，本文将全国共同前沿下不同区域各省份的绿色经济无效率值(MGEI)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也即：
其中，TGI是由不同区域生产技术环境差异导致的无效率，在同一时期，这一因素是外生的，是外源性阻力，而GMI则是因特定区域内省份的管理失误使较低的经济产出伴随较高的污染排放而导致了绿色经济无效率，这一因素是内生的，是内源性阻力。通过这种分解方式可以进一步理清我国各省份、不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制约因素，有效提高研究的层次和维度，为科学制定分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变量和数据。本文以中国29个省份为决策单元，时间跨度为2000－2009年，以资本、劳动、能源为投入，以省份GDP为“好”产出，以环境污染排放为“坏”产出。投入产出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如下：(1)“好”产出。采用各省份GDP作为“好”产出指标，以1952年为基期(下同)。(2)劳动投入。以各省份年末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指标。(3)资本投入。采用以“永续盘存法”估算获得的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作为资本投入的代理指标。(4)能源投入。由于能源利用是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来源，本文将其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并以各省份能源消费总量来度量，数据直接来自200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并对不同类型的能源进行了折标煤计算。(5)“坏”产出。以环境污染为“坏”产出指标。本文选择
排放量作为污染排放的代理指标。另外，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证实了全国整体、三大区域的投入产出变量数据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满足“等张性”，即投入产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满足了DEA建模的基本条件。
(二)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分析。中国地域广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经济实力、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差异明显，导致生产技术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只有充分考虑这一差距，才能准确定位各省份、不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缺失的真实根源。因此，本文运用“跨时期前沿”方法，将样本期内研究对象所有投入产出变量数据作为当期的参考技术集，以实现对不同研究对象的效率进行跨期比较。见图1、图2和表1。
如图1所示，如果以全国共同生产技术前沿作为统一的比较基准，考察期内我国平均绿色经济效率严重偏低，仅为0.3411。这意味着如果每个省份都能够采用全国潜在的最优绿色生产技术，在保持资本、劳动、能源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在经济产出增加65.89％的同时，污染排放可以同比例减少65.89％，充分表明我国绿色经济生产能力还有巨大改进空间，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长期“粗放型”增长的特征仍未得到根本改观。从区域角度看，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差异巨大，东部地区最高，为0.6347；其次是西部地区，为0.2022；中部地区最低，仅为0.1112。中西部地区效率指数远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彰显了我国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如图2所示，虽然绿色经济整体效率较低，但是除了个别年份外，样本期内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效率指数一直呈提升态势，说明我国经济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不断增强。
由表1可见，大多数省份在共同前沿和区域前沿下的效率值存在明显差异。以共同前沿为参照基准，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不足0.5，但基于区域前沿，东部地区省份效率指数变化不大，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的效率值都达到0.7以上。而这种差异性经检验在统计上是显著的。以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为例，在共同前沿下，其在2009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值仅为0.2457，而在区域前沿下的效率值为1。这表明，如果该省份能够利用全国潜在的最优生产技术，在维持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其经济产出与污染排放还可以同比例增减75.43％，而以中部地区最优生产技术为参照，其处于生产前沿上，已不存在增产和减排潜力。从单个省份看，辽宁、上海、海南、云南、江苏、山东等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较高，均在0.7以上，这些省份基本上都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贵州、山西、新疆、江西、甘肃等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最低，均不足0.1。以区域前沿为参考基准，三大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均值分别为0.6456、0.9705和0.8638，与共同前沿下相比，东部地区变化不大，而中西部地区则大相径庭。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技术参考标准不同，效率指数不存在可比性。同理，检验这两种技术标准下三大区域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的差异性，发现东部地区差异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在1％水平上存在明显差异。见图3。
图3 共同前沿与区域前沿下中国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均值③
如图3所示，东部地区除了极少数省份两类前沿下的效率值有微弱差别之外，其他省份两类效率指数几乎完全重合，主要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代表了我国绿色生产技术的潜在最高水平，在全国绿色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引领者”和“先进者”的角色，而中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份两类前沿下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差异则十分明显，表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生产前沿远低于东部地区，绿色生产技术远未达到最优，绿色生产能力的提升还存在巨大空间，是全国潜在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追赶者”和“学习者”。
(三)绿色共同技术率与绿色经济无效率的来源分解。如图4、图5所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共同技术率分别为0.9824、0.1138、0.2134。其中，东部地区的绿色共同技术率最高且非常稳定，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98％以上，代表了全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最优水平。这也说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较为和谐，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共同技术率远远低于东部地区，两者之间的差距巨大，均值都没有达到0.3。以共同前沿为参考基准，两大区域只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11.4％和21.3％，分别还存在89.6％和79.7％的潜在改进空间。这种现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东部地区具有优良的沿海地理位置优势，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容易引进国外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再加上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发达的基础设施、先进的管理模式，为其发展绿色经济创造了优越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均属于内陆，对外开放度低，基础设施欠发达，教育水平落后，市场化程度较低且市场分割严重，从而导致东部地区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管理模式无法向中西部地区有效转移与扩散，阻碍了其绿色生产能力的提高。在三大区域中，中部地区的绿色共同技术率最低，仅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11.4％，这与近年来该地区疲软的经济发展势头相吻合。作为我国主要能源与制造业基地，中部地区以资源环境密集型行业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特征明显，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产品附加值低，二元经济特点鲜明，经济转型难度较大，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但随着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正式实施，中部地区发展形势开始好转，绿色共同技术率已在不断提升并在2008年超越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一直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特别是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西部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给当地资源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可持续发展形势日渐严峻。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使西部地区很多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牟取经济利益，在引进内外资、承接产业转移时不加甄别，盲目上马众多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导致外界污染向区内迁移，再加上不少地区热衷于重复建设，大搞“政绩工程”，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形势不断恶化，绿色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其绿色共同技术率在2008年已被中部地区超越，这应该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
图4 全国及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无效率均值及其分解
图5 三大区域共同技术率(MTR)的演变
通过共同前沿下我国各省份绿色经济无效率的分解(表2)，可以进一步剖析我国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由此提出不同省份及区域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重点策略及路径。如表2所示，从单个省份看，东部地区的北京、河北、辽宁、浙江、山东、福建、广东七个省份的TGI均为0，GMI对其绿色经济无效率的贡献度都达到100％，表明这些省份拥有优越的绿色经济发展环境，代表了全国最优的绿色生产技术。这是绿色经济效率领先于其他省份的根本原因，外源性动力占据主导地位，内源性动力相对较弱，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应该成为这些省份今后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策略。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吉林、云南、安徽等绝大多数省份的绿色经济无效率均来自技术差距无效率，TGI对绿色经济无效率的贡献度大多在90％以上，这些省份外源性动力严重不足，今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将主要依赖于外生绿色生产技术环境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贵州、新疆、青海等少数省份MGEI中TGI与GMI均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而必须内外兼备、双管齐下，同时注重改善生产技术和提高管理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地区TGI仅为0.0110，而GMI则达到0.3543，表明东部地区绿色经济无效率主要来自管理方面。从动态视角看，中部地区自2005年以来TGI一直保持下降态势，绿色生产技术逐年改善，这主要是因为2006年“中部崛起”战略的正式实施驱动了中部地区绿色经济的发展。而西部地区TGI自2006年则一直维持上升趋势，绿色生产技术环境越来越恶劣，这也印证了前文的观点：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也严重破坏了原本较为和谐的自然环境。另外，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GMI始终高于中部地区，表明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绿色管理能力更为低下，内源性动力更为不足，资源环境保护意识淡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先进的节能减排管理模式向偏远的西部地区转移与扩散的难度更大。
四、结论与政策涵义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绿色经济效率偏低，距离全国共同前沿还存在65％以上的改进空间，不同省份、三大区域的效率指数差异巨大，绿色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三大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绿色共同技术率分别为0.9824、0.1138和0.2134，东部地区实现了全国潜在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98％以上，中西部地区与全国的差距则非常明显，分别还存在88.62％和78.64％的改进潜力，其中中部地区的共同技术率在不断改善，而西部地区还存在进一步下滑的危险；从“生产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对共同前沿下各省份的绿色经济无效率进行解构，将其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和“管理无效率(GMI)”，发现不同省份及三大区域绿色经济无效率的根源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管理无效率，技术差距无效率则是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制约因素。其中，中部地区TGI一直高于西部地区，但近年来已在不断改善，而西部地区TGI有持续上升态势，绿色生产技术环境趋于恶化。此外，西部地区GMI高于中部地区，显示其绿色管理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改善。
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区域发展的永恒竞争力，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资源。各区域应始终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战略高度，切实重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与循环经济，推动绿色消费，弘扬生态文化；改革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尽快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并制定和完善与之配套的政策法规和评价标准，将绿色经济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中，为各地区提供发展绿色经济的制度激励；由于不同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绿色经济无效率的根源不同，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整体目标，必须要注重不同区域的分工与合作，科学制定分区域、差异化的绿色经济发展政策。东部地区是我国最优绿色生产技术的代表，在进一步引进国外先进节能减排技术、优化绿色生产环境的同时，也必须要增加内源性动力，注重绿色管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作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东部地区还应积极与中西部地区进行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实行对口援助，不断加大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扶持与帮助，带动其绿色经济的发展，这对提高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整体水平非常关键；中央政府要关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大对其财政资金的投入，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深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为中西部发展提供政策倾斜支持，吸引高级人才流向中西部地区，推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其绿色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此外，由于具有选择技术方式的“后发优势”，中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模仿、购买和学习等方式吸收采纳东部地区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与管理经验，以驱动绿色经济发展。同时，强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消除市场分割，改革落后的制度模式，加强软环境建设，在引进内外资、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要合理设置高能耗、高污染项目的准入条件，有效防止污染向区域内转移，这些举措也是推动中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
注释：
①本文的“生产技术”是广义上的生产技术，表现为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知识与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教育水平等众多因素对生产技术影响巨大。
②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③其中1－11代表东部地区省份，12－19为中部地区省份，20－29代表西部地区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