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序列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三个层次可以称之为“高发展经济”。在前一个阶段之中，传统经济获得了最为显著的发展，如耕地的大规模开垦，以及高水平的精耕细作等，从若干方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成就及其特点。在许多人心目中，也大体就是从这几点来衡量传统经济的发展，或以为其发展高度也不过就是如此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果真是这样的么？如果不仅于此，它又是怎样的？本文的后两部分，将对此做出部分的回答，无疑问的，“发展中阶段”在中国经济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从一个“不发展”状态起步进入发展之中，并实现了一个标志明显的目标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它毕竟是发展的一个较低的、中等水平的阶段，虽然它在某些地区持续已有上千年之久。与之相比，以下两部分讨论的是传统经济更高一步的发展；就此而言，这两部分有着一致的地方，它们或许可以称为不同的高度发展的形态；不过，因为二者之间毕竟有着重大的不同，我们还是把它们分开讨论。
高发展经济仍主要表现为农业本身的发展。请继续观察四川的例子。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之后，四川人口不断增加，耕地基本得到垦辟，生产也已接近传统技术技术水平的顶点。在这种局面之下，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人们做出了种种新的尝试：
珙县，前曾“修浚渠堰、多种小春，山头地角、悉令垦种”，致使粮产“几倍于昔”；藉此提出注意蚕桑、蔬菜、果、木等生产的发展。①
江津，“农事颇勤，独桑、棉之利，尚待兴起”，蔬、果、木、畜皆可发展。如“往时无茶”，康熙末始栽，“遂得其利”。若能照此办理，“治田外兼园圃树畜，《货殖传》姜韭千畦、果菜千锺、木千章、竹竿万个、枣栗荻若干树，牛马羊彘若干蹄足，其人咸拟素封，然则致富无难也。”②
罗江，前经“筑堰开塘、颁刻农书”，“收获倍多”，若再“多种桑以饲蚕”，“饲猪售卖以佐杂费”，“艺植木棉以资纺织”，“做得一件即有一件之利”。③
双流，近日“勤于农事，即树桑饲蚕亦比前益多”，可再种麻绩麻，若纺棉货卖，“其利视绩麻尤胜”。④
乐至，“从前田多末辟，人工因无暇及，近日人民渐稠，地土渐开，如因其故有而经理“蚕桑诸业，“所补岂浅鲜哉！”⑤
达县，“山多田少，产材之盛尤为甲于川东”；“八政”之序“货与食并重”，若能“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称善为政者矣。”⑥
綦江，“现在人稠地少”，农人岂可“只知沾体涂足？贤良宰若能时时劝勉之，其于厚生之计，岂特小补而已哉”；邑产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稍本省及楚、黔等地，“皆綦之物产。易外属之线不可以数计也。”⑦
南川。“邑产除稻梁菽麦黍稷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维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⑧
以上情况表明，四川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的主要做法，即是在发展本地原有优势产品（如稻米生产）的同时，抓住时机（如十八世纪前叶米谷普遍“供过于求”和存在潜在的增长中的新需求新需求），因地制宜（如桑植于墙边田畔、菜子属于小春、棉花种于旱地、果木产于山区；或于不宜种粮之地改种较为适宜之物，或于收益较低之处种植高收益产品），拓展新的物产以形成新的生产优势。
这样，在乾隆、嘉庆及其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在稻米等粮食优势之外，四川出现了若干具有一定规模的优势生产：
蚕桑，是四川的传统物产，清代扩展到岷江、沱江、嘉陵江流域，尤其是在潼川、顺庆、保宁、眉州、嘉定等府，生产更为普遍。“养蚕不过一月之劳，工省而获利甚速”；⑨因此蜀中“以为常业”，产丝多者可二百斤，少者十余斤。“每斤价自八九钱至一两不等”。⑩往往成为养蚕农民的主要货币收入。据说当雍、乾之际，“嘉定、保宁、成都每岁所出之丝、获利不下数百万金。”(11)
麻，也是四川相当普遍的物产。主要产区在成都府，资州以迄隆、荣二昌一带，其次为沱江以东嘉陵江中下游地区。麻“利厚而种植易”，故“人家多种之”。(12)麻布则以隆昌、荣昌最为有名。该地“比户皆绩”，乾嘉以还“百年以来”，为“富商大贾贩京华，遍逮各省。”(13)
染料，蓝靛集中产区在成都、潼川、顺庆、绥定以至忠州一带，“其利倍于种谷”；(14)红花主要产在简州及其以东一带地方，“远商多有来购之者，其利甚大”。(15)
菸草，主要产区在成都平原，如新津“良田熟地种之殆遍。六七月邑中菸市，堆积如山”；(16)郫县“出产最多”，销路“上通蛮部，下通楚、豫”。(17)比较而言，“大约岁终获利过稻麦三倍。(18)
此外具有一定优势的还有菜油、某蔗、药材、茶叶、蔬果、猪以及纺织绵织、竹木制品等，在重点发展这些产品的同时，四川稻米生产的优势仍获得很大的发挥。自十八世纪初四川开始稻米的输出当时只有几百万人口；到一个世纪以后，人口已达到数千万，成为全国第一大省，仍有大量粮食输出，估计每年不下上千万石，运往长江下游地区，对清代中国跨区域的经济交流起到重大作用。(19)
通过上述努力，四川盆地的土地利用几乎达到了传统经济条件下的最高水平；这一点，正是“高发展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土地的高水平利用，就是要按土地所能取得的最大经济收益来安排生产（而不仅是要使各种土地和所有人力都得到充分利用），即在不同作物的收益间作出比较和选择；；而且这种比较，也并不是局限在一个极小范围或狭小的地区之内，而是在较大的区域范围甚至是在跨省区的范围进行的。换句话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商品生产（或形式上售出的部分）也愈为扩展，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
高发展地区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发展中阶段之后）人口仍能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虽然其速度已不如前一时期为快（如以四川的乾、嘉时期和康、雍时期相比）；而由于有着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其他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从而在一定时期后不能不放慢步伐的地区相比较，在一个连续的较长时期之内，高发展地区又往往成为人口增加最快的地区（如清代四川与各省比较增加速度最快）。这一点十分重要。相比之下，传统经济发展的第四个层次“发达经济”，虽拥有最大密度的人口，增长速度却远不如高发展地区之高。
高发展地区人口增加相当迅速，从这一事实可以推论出这一时期人口增加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四川的例证也可看出，这一时期所着力拓展的经济作物种植等，大抵多要求较多地投入劳力（同时也要求在生产上多投资）；而且也正因为这样的经营而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例如乐至“从前田多未辟，人工因无暇及。近日人民渐稠”，便可“因其故有而经理之；(20)”安岳男女勤力，致使“布帛菽粟多售之于邻封”。故称“庶而易富”；(21)永川“烟户虽增，家食常足”；(22)都是由于这样的道理，显然，高发展经济较之发展中经济能够更为有效地利用日益增多的人力，并由此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
这使我们终于可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何清代四川等省能有最快的人口增长？(23)事实上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清代人口增加最快的几省（如四川、广东、湖北，但不包括东北），已跨入或部分跨入了高发展的行列；反过来也可以说，高发展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最为昌盛和最为发达的阶段，是它的最高表现和精华所在，因此这类地区可以容纳较其他地区较为快速的人口增长。
广东也是清代人口增加较快的省份之一。但是广东——这里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方式，与四川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它们同样是不再依赖耕地的增加和耕作水平的提高，并同样是进入了高发展阶段。
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这一发展是从明代后期开始的，到清代得以继续和完成。从明末开始，“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24)至十八世纪初叶，据说“岁即丰收而乞籴于西省者犹不下一二百万石”(25)。当时广东北部、西部都不缺粮，沙田区也以粮产为主要经营；所谓广东缺粮，主要是指珠江三角洲一带，正是坐镇广州的督抚大吏备为关切之地。
在这一肥沃的三角洲的西南部南海县九江乡，明末清初已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26)乾嘉以后，稻米生产的这种地位亦不复能够维持：“民多改业桑、鱼，树艺之夫百不得一”，“居人业鱼、桑”，“无田可植”，不再种植稻谷。道光年间，“九江乡落为南海冠，男女二十余万，日需谷二千石有奇”(27)正合人均日食一升之数，所需米谷几乎全部需从外地输入。九江北邻为顺德县龙山、龙江。龙山“乡田原倍于塘”，乾嘉之际，“皆弃田筑塘，故村田不及百顷”；(28)咸、同年间，全乡只剩“有民田数十亩。”(29)早在嘉庆初年，全乡“通计土客，复不下十余万人，其口食尽仰给于他”(30)龙江乡到光道年间，亦是“旧原有田，今皆变为基塘；”“乡无耕稼，而四方谷米云集。”(31)其西部鹤山县坡山、维敦等地与九江隔江相望，“几于无地不桑、无人不蚕。”(32)综计上述以九江为中心的基塘地区，道光年间人口当不下五、六十万。其日食所需几乎完全依靠外地输入，其数量每年可达米谷二百万石。
在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桑基鱼塘生产区并不仅在九江一带，它包括西起高明、鹤山东部的沿每地带，中经南海、顺德南部，南至新会、香山北部，这样一个宽广的地区。在它北面顺德陈村周围数十里大片的果基鱼塘区，南海平洲东接番禺大石、以至增城沙贝的荔枝、龙眼产区，东面番禺、增城、东莞“连岗接阜”、“望若芦苇”的甘蔗产区，南面香山、新会等地数十里相连的柑、桔以及成围成顷的蒲葵产区，无疑都是不种或很少种植稻谷的。到光绪年间。顺德县“禾田多变基塘，莳禾之地不及十一”；(33)拥有大量沙田的东莞早在雍正年间已是“蔗田与禾田略等”。(34)这些表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昔日的优势生产稻谷，早已不居农业生产的主要位置，而降为主业的某种补充；该地区的粮食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主要依靠外地的输入而获得得解决的。
这样广东的发展就与四川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四川是在米谷生产优势发挥的同时（这是根据反映一定期间供需状况的市场讯息来决定的，并非追求产量的“最大”才是发挥优势），发展了其他一些作物种植和形成几个并列的优势。就四川整体来说，米粮这一生活必需品是不缺乏的（当然有许多农民不种粮和有些州县粮产不足）(35)但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却已几乎完全放弃米粮生产这一原有优势，而以其他优势生产取代。无疑问的，四川与广东代表了不同的发展 模式；但若把它们随意地附会为“副业”型和“专业化”型，或以“半自给自足”与“完全货币经济”来区分，却是不合适的。前者尤与四川的情况不符，而勿宁说是较为接近发展中地区的状况。这些，也使我们对于理论的应用问题，对于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提起更大的关切。
广东之所以会出现农业结构的这种转变，应从较大的地域范围和较长的历史时期去加以了解。大约从宋代以来的一个很长的时期之内，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的主要农产品稻米就在互相争夺市场。互相冲击。以致各自的生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压抑。在这种供需状况之下，要想谋求经济的继续发展，其可能的途径，一是找到稻米的新的销路，从而使生产扩大；一是抓住时机，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否则，做为当时主要销地的闽、浙等地的需求若不再扩大，这些省份以米粮为主的经济将如何发展？这是一个“需求制约生产”的典型例证，也是千百年来的经济现实。但在实际历史之中，谁能实现转化和如何实现转化，确也决非易事。不错，无论是在江西还是在其他省份，在粮食主产作物之外，并不是没有其他也能获利的作物可以生产，实际上各省多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了这种经营、不过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前述的“副业”型。它们多也没有珠江三角洲那样的地区优势，和感受到问题的尖锐 ，并像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其结果是中南四省中只有广东做到了这点，但也由此使这些省份所处的地位与相互关系。都已与前大为不同。
珠江三角洲新的农业经营较之原有的稻米生产，收益要高得多。就此而论，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经营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水平；在这点上就是号称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也不能与之相比。这是高发展经济的一大特点。
高发展农业的收入高，生产投入也较大，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如地价昂、地租高（葵田“岁之租每亩十四五两”(36)、人工投入多、资金投入大（蚕可六七造，“自春至秋不患无业，有赀本则鱼桑之利转毂如轮”；(37)或有“春月以糖本分散种蔗之农，冬则课收其蔗”者(38)。这些，都远远超出了发展中阶段。
高发展地区经济的另一特征是工商业更为发展。如上述各种经济作物经营，大多离不开其产品的工业加工，如蚕茧之缫丝、蔗之制糖、葵之成扇等等。
在清代进入高发展阶段的，除了四川盆地、广东珠江三角洲以外。可能还有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浙江北部地区，以湖北和华北的棉花中心产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棉业历史做一考察。
从新的生产的生产、发展以及对经济结构演变的影响这一角度观察经济发展问题，也许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法。这样从全国看来，在近几百年中所形成的规模最大的、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新的生产项目，舍棉花种植外无相埒者。
棉花种植在中国也许很早即有，但多是在边远地区、生产又少，对全国经济结构并无什么影响可言。棉花种植在中国得以大规模传布、并终使中国成为今日世界第一大产棉国，及从宋代开始，在明代以后才获得较大的发展。
明代棉作已传入中国大多数省区。但与一般论说相反，有几方面的原因使得棉作不可能全面撒开或在各地“普及”：第一，是棉花的需求总量毕竟较小，使它远不需像粮食那样占有那么多的地亩；第二，与粮食相比，棉花对土壤和气候等条件要求较苛，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顺利种植或取得较好收获。因此棉花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区位选择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这一可能愈来愈显得必然，这样就开始了棉作向较适宜地区转移、集中的过程。
在棉作传布的旱期阶段，它主要是依靠自然地理条件的便利，如从西南传入粤、闽，又从福建传入江苏等等，当时广东、福建都是棉花的重要产区，但到明代，闽、广的棉作即已衰落，到清代已是出产甚微。同时有一些新的棉产区发展起来，如今日的华东江苏、华中湖北、华北鲁冀三大优势棉区，到明末已初步形成(39)。由此可见，棉作的转移和集中过程，至今已持续了数世纪之久。
到清代，中国人口较明代有很大的增长，耕在面积只有较小幅度的增加，农业技术的利用也接近了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如何使用现有耕地，以及安排粮食与其他作物的种植，就成为一个愈趋严重而不能任意为之的问题。而在粮食以外的各种作物中，无论在占地数量和集中程度方面，第一重要的就是棉花；其他油料、蔬菜和绿肥等，虽种植面积不少，但多数是副产品，可与其他作物分茬种植，生产又极为分散。因此就耕地的利用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粮食与棉花的安排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一向存在着这样的选择：或是不管什么条件。每一地区或农家每样都要种植，从粮食到棉花以及其他作物样样都有一点，面面俱到，无所不植；或是打破这种农家或狭小地区的限制，根据土地的适宜与否来安排生产，乃至从较大地域范围甚至全国的角度出发来作出这种调整。众所周知，对于任何作物来说，都有土地是否适宜的问题，但这一点在中国经济史中曾得到怎样的发挥和获得何种成就，却还很少为人所注意。举例来说，在南方许多地区的土地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产出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40)民国初年广东亩产只有几斤(41)），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的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42)；山东衮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43)，而粮食亩产则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如前所述。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
中国传统经济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处于上述选择的某一端点之上，而是处于二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但从近几百年的史实来看，显然是越来越向后一点发展了，有清一代，中国耕地虽有相当的拓展（如西南、东北、台湾等地的开发），土地利用水平也颇有提高，但所有这些措施的相乘结果，并不能与经济的增长相抵，要想全面地解释清代的经济成长，必须看到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各省区间的经济交流和比较优势的发挥。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在清代所取得的一个最大成就；其意义丝毫不在土地的全域性开发之下。
这样看来，棉花的传布不仅为中国经济增加了重大的有长远价值的生产项目，和改善了人民的衣用状况，它还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使得不同的省份得以发展各自的优势生产：一方面适宜棉作的地区挟其地利之便，捷足先登，获得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那些粮食生产的优势省份，则可集中力量发展自身的优势，并把其产品运销到那些缺粮省份，以与那些地方的棉花和其他产品互相交换。正是在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跨省区的大宗粮食贸易，其意义实不一般。这与过去从政府财政需要的单向调拨不同，是建立在并非政府征发而是社会自行安排的双向贸易的基础上的。它所形成的显然是一种较一般消费者剩余所带来的对贸易双方乃至整个社会都更有利益的交流局面。
数百年来棉作向适宜地区转移，使昔日曾在各省推行的棉作，到清末已是相当集中。据民国初年统计，仅江苏、湖北、河北、山东、河南五省棉区即占有全国棉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则分散在东北和十八直省中的其他十三省之内。(44)
清代人口增加最快的首推四川、奉天、湖北、广东等省。其中东北发展较晚，尚属发展中地区，(45)故以十八直省计，主要便是四川、广东和湖北三省。再从人口密度来看，综合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叶的数字，人口密度较高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安徽、湖北、河南、广东、福建、四川等。其中四川和广东等上文已有所交待，而湖北之所以人口增加较快，山东、河北、河南之所以成为密度较高省区，主要的一个原因即是由于该省区内棉业的发展（江苏另见下文）。
湖北、山东、河北以及河南是清代仅次于江苏的大棉产区。民国初年，四省棉田约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如直隶在乾隆间种棉之地已“约居什之二三”，与山东所产棉布一起输溉大河南北、关外、边塞等地；湖北的棉花、棉布除满足本省外，可销往陕西、山西、河南、湖南，特别是四川以及西南诸省，正是凭籍着棉业的兴起，这几省的棉花中心产区才跨入了高发展的阶段。(46)
如上所述，高发展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仍有较迅速和大幅度的增长；虽然速度不及前一阶段，但由于经济有持续的增长，它此仅仅处于发展中阶段地区人口增加幅度要大，这点在清代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二、耕地基本不再或很少增加，耕作技术也接近传统时代的最高水平；换言之，经济的高发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所取得的。
三、土地利用达到最高水平；这主要依靠发展新的生产项目和优势生产，这与前一阶段的欠发展状况有鲜明的对比。从全国角度来看，一种不同省区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经济格局的出现，在不增加耕地和技术不再提高的条件下，进一步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就此而言，高发展是传统农业经济的最为发达的表现；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等，是不能仅用“精耕细作”一辞来概括的。
四、工商业相当发展；这主要是与上两类地区比较而言，虽然与下一类地区相比，它们在经济中还只有一个较小的份额。
五、生产投入增加；随着生产发展，边际收益下降，以及新的生产经营的开辟，这都需要增加农业投入，不但资金投入增大：“情安者盖少”(47)，人工投入日益增多。
六、风俗奢丽、消费日高；如四川南溪“力道以来，户口寝盛，家给人足”，“仓储公所会演祠庙皆盛于是时”；(48)广东顺德“官室日夸其壮丽，衣服日尚其鲜新，饮食日陈其丰美，侈甚矣。”(49)社会愈益由俭而侈，由质而文。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第三个层次——高发展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清代处于这种状态的地区，有四川盆地、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沿海部分地区及浙江北部），华中湖北、华北山东、直隶和河南的中心棉产区可能也已进入了高发展的阶段。
但是，即使在经济的高发展地区，生产的潜力和优势仍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发挥。这仍可从棉作情况中得到了解，如据民国初年统计，中国南方棉区尚保有全国约百分之二十的棉田。它们多是并不适宜植棉，或从小的地区或从一省范围看似适宜，但从更大区域范围来看植棉并不经济的地区。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棉田才大为缩减，使它只占有全国棉田百分之六左右；与此同时，棉作在华北优势区进一步获得大规模的扩张和集中。(50)
这些表明，直到清代末年或二十世纪前叶，中国经济还有很大潜力，和存在现实可行的发展途径，认清这点可能具有重要意义。而就以上三个阶段的情况来说，似乎都含有欠发展或发展不充分的一面；因此或许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欠发展和发展不充分是传统农业的“通病”，或传统经济本身就具有发展不充分这一个特性。
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来说，高发展是其农业增长的最高阶段。也正是因此，它才能养育较其他两类地区更为大量和密集的人口。就此而言，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农业是一种能够大量养活人口的经济；所以它越为发展，在人口方面也越有出色的表现。清代十八直省内四川、广东、湖北诸省人口增加最快，就是因为该地区经济实现了这种发展，而并非是别的什么原因。相反，快速的人口增长也为这类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助力。人口增长并不是只在发展中阶段对经济有推动作用；如前所述，所有高发展地区人口都较为稠密，其农作方式及经济作物等生产，往往需要较多的人手，例如江苏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囊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51)广东钦州“雍正初地尚荒而不治”，乾隆以后，“人力既集，百利俱兴；山原陵谷皆垦辟种植甘蔗”；(52)对生产发展有正面的贡献，故曰“庶而易富”(53)“生齿繁则庶功兴”。(54)因此，人口的增加，对于中国传统农业的各发展阶段都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使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追求单位面积产出和收益的道路。在几千年历史里，亩产量不断有所提高，亩均收益逐渐有所增加，结合着耕地的渐次开垦，从而使国民收入总值在长时期中续有增长，一直葆有旺盛不衰的活力。
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经济的高水平发展时期，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大量的快速的增加，就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形成生产上的扩张、地区转移和“规模经济”，便也没有地区间比较优势的交换可言。由此看来，清代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无论是土地的全域性开发，还是跨省区优势交换格局的形成，如果没有清代人口的增长，都是不可想像的。
与惯见的中等发展阶段相比，高发展阶段显示出意义重大的突破和提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是经济的高品性发展。另一方面，鉴于清代进入高发展阶段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地区（它们的发展也不够充分），可以看到，清代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便不可能舍弃这一行之有效的途径（当然不排除其他技术和组织的改进）。因为已有的成例，已为之画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前景。这，也许正表现了它特有的价值。
四
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层次可以称做“发达经济”。它与“高发展经济”同属于传统经济的高水平发展阶段，但后者主要表现为农业方面的发展，而发达经济则主要是针对传统工业的发展水平而言。对于这两个层次的关系，似也不必要做一环扣一环、步步推进式的理解。
正像对高发展经济存在着许多疑问一样，中国有无这种“发达的”经济？怎样识别这类地区？为什么要把它称为工业发达地区？这工业指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本节内都要做出一个回答。
首先需要明确，本文所讲的工业是从较宽的意义而言，它既包括传统工业，也包括现代机器工业。(55)并不是只有后者才能称为工业。在中国传统工业已有悠久的历史，也常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尽管它与现代工业还有若干重大的区别，但它们都同属于工业的范围，是古老的经济行业之一。
在农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为什么要着重地发展工业？这种发展表现为哪些特点，具有什么意义，又给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影响？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先观察具体的例证。
如前所述，中国经济的重心原在华北黄河流域，以后逐渐南移。到宋代，江南取代了原先的华北，成为一个新的“基本经济区”，葆有近千年之久。明、清时期，江南达到“全盛”和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其原因仍与棉业有关。
在中国棉花传布的早期阶段，棉作的重心地区是闽、广等地，自宋代传入江南，才进入中国靠北纬度合宜的优势地带；同时从广东等地传入的先进棉纺织技术，与江南本地旧有的丝、麻纺织技术结合，使得居南北交汇的江面，不但在棉花种植上，也在棉布的手工业生产上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独具优势的地区。因此到明代，夙有“嘉禾一稔江淮之为康”之称的松江等地的粮食生产，已为棉业所取代；江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棉花和棉布产区。同时，昔日的“苏湖熟天下足”被代之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也成为江南与前此的基本经济区的一大不同。如果没有包括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有内的棉业的兴起，江南也许就不可能如此长期地保持其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但明代仍是中国棉业发展不够充分的时代。到清代，由于人口大幅度增加而带来的需求的巨大增长，使棉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也反映出明、清经济发展的差距）。江南棉作也发展到包括松江府、太仓州、苏州和常州府的沿江地区、以及通州和海门厅大部在内的广大地带。同时，这一地区之内所生产的棉花加上部分外来原料，都被用来纺纱织布；其所产布疋多被销往北方诸省，数量大约居全国省际棉布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清代江南虽不复保有明代那种“鹤立鸡群”的优越地位，但无论在棉花还是棉布生产上，仍保持有全国第一的位置。
这一发展不但提高了江南地区特别是江南棉区的经济地位（清代棉业在全国贸易中的地位仅次于粮食），也改变了它的经济结构。在将近一千万亩的土地上，所生产的棉花几乎全被用来纺纱织布，其最后收入形式，基本上是棉纺织业即传统工业所得，这种局面的开创，至少就规模而言，在全国还属绝无仅有。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将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工业部分和农业部分做一区分，可以发现，每匹棉布中的纺织所得（布价扣除花价）与棉花价格之比是：明末，二点三比一；康熙初，三比一；康熙二十年代，三比一；十八世纪后叶，一点九比一，总起来说，前者一般为后者的二至三倍。
在江南棉区以外的稻作区域，其人口密度与棉作区大致相同，稻作的收益也与棉作相差无多，在与棉作区大致相等的总收入中，也有一大半为棉纺织（如无锡及苏、常二府多数州县）、丝织（如苏州府）、麻织（如太仓、苏州等）以及酿酒、窑作、织席、五金、土木、造船、造纸、刻书等传统工业所构成。
明末徐光启说：“（松江等地）不过百里而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紵，嘉、湖之丝纩，全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亩之收，则必不可办”，(56)已对这样现象作出指陈。它到清代更为发展，成为“工作之丛萃”、“商贾之会归(57)”。这是江南与其他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也是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民所经营的不仅有农业，还有传统工业，而且后者早已不是什么“农村副业”，而是正业和主业；这样的农民，也可以说正是兼营农业的工人。这使长江三角洲成为清代中国“工业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为任何一省区所不能及。(58)清代的成都平原和珠江三角洲也有密度很高的人口，但所依据的主要仍是农业经营；而长江三角洲虽然土地的利用水平有所不及，却主要是依靠传统工业，并以此达致了全国最高的人口密度。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确知长江三角洲是当时中国的最发达地区。在清代中国存在一个主要依靠工业经营的相当广大的地区这一事实，实应引起新的足够的重视。
江南经济的上述发展，不但使本地区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更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正是由此首先引发了区域间较大规模的经济交流。从明代中叶以后，一种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出现，并在清代终于定型。这就是江南将棉布及其他工业品输往其他省区，那些输入地区如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等地则通过长江、运河和沿海航运，将数以千万石计的粮食和初级产品输往江南。在其稍后，相似的情况发生在珠江流域。如前所述，这种跨省区的比较优势交换，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但是如若没有江南“传统工业区”和棉制成品贸易的出现，中国经济的这一发展便无从设想。(59)
如上所述，中国传统的“发达经济”的基本特征是：
一、人口继续增加，虽然其增长速度不及前两个阶段；同时相比之下，它拥有最高的人口密度。这是因为这类地区原有发展程度既高，人口也较稠密，而今又进入更高的经济发展层次。
二、如同高发展地区一样，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依靠耕地的增辟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但与前者不同，它所追求的也并非土地利用水平的最大限度提高，它的发展是表现在别外一些方面。
三、发达经济所依赖的，是该地区普遍存在的，以农户为主体经营的各种传统工业。如同清代江南地区所表明的，这类地区“农民”的基本收入表现为工业品形式；如果细加分析，也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为工业所得，农业所得只居一个小的比重。这样的农民，实际是更接近于兼营农业的工人；这种地区也不妨称之为“传统工业区”，所谓发达地区，正是这样取得经济的特别发展的。同时，这类地区的工业经营，从一开始即不是自给性的，而主要是为出售而生产，并大量进入省区间的贸易。这表明发达经济更有赖于商业的活跃及较高层次的发展。
四、投入“饱和”，在基本生产投入之外，社会上仍有大量“余资”，做“无益”的花费或不知该如何利用，相对而言，劳力也获得更为充分的利用。
五、风俗繁侈，这在明清以来即以江南称最；同时人们的消费方向，多是追求基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奢侈型”消费。
以上即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序列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发达经济的几个基本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处于这种发展阶段的地区只有长江三角洲一个。因此它显得格外特殊，和易于引起各种疑问和误解。
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江南经济与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何种关联？在中国史学界有不少学者认为，明清经济的类似发展，就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初步发端或“萌芽”的表现，它通过一种阶段性的渐次的进展，在达到某种程度之后，便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完成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化。对此也存在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而形成一场历时数十年的争论，内中牵涉到不少重大的问题。
应该确认，中国江南经济的发展与以近代机器工业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及现代经济成长有着重大的区别，因此它在人口方面也是一样，不能像其他工业化中国家那样出现一种比以前更为快速的增长。这也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以其他国家的成例来看，工业化往往带来人口的较快增加；然而为什么在中国，“此时被认为萌芽最显著的江南地区，其人口增加远比其他许多经济上较为落后地区缓慢”，占全国人口比重也相应减少？它出于什么原因？是否还应该把它视为“萌芽”？(60)
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属于传统经济的一个段落，因此其经济增长是按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正表明在中国传统经济中人口增加的作用，它对各阶段发展，都起到不可缺少的推动作用，这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各发展阶段的第一个共同的特征，——但若不从一个时期，而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阶段来看，并不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61)这样是否就可以把中国传统经济理解为一种“不合理”的、“错误”的发展呢？正是在这样基本的问题上，学界恐怕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和偏见。
如果纵观人类已有的几种“食物获取方式”，即狩猎——采集、畜牧和农业来看，人们很容易把它按水平高低排成一个顺序。但是认真检讨起来，所谓的优、劣指的是什么呢？是否较高级的方式如农业即谋生较易、较为安全、或更有闲暇、为人喜爱？事实表明并非如此，往往反而是一些比较落后的获取方式才具有上述优点。那么为什么人们认为这里有着水平的高低之分呢？从一种历史的事后观察可以看出，这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土地范围内能养活的人口多少而言；而在这样一个顺序里，确实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排列，其中以“集约农业”人口密度最高：
不同食物获取方式社会的一般特征(62)
狩猎采集初农生产 畜牧集约农业
食物短缺不常见
不常见 常见 常见
贫富差别一般无
一般极少一般极少 有差别
人口密度 最低 偏低低
最高
如果加上工业文明，其位置当在集约农业之后，人口密度的最高一席自然也非它莫属了。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从不发展，到发展中、高发展以至发达阶段，其人口密度正是同样逐步增加的，而以江南为最。如在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63)江苏人口密度已达到每平方公里二百七十余人（长江三角洲可能已超过四百人），这是其他各省在一世纪甚至一个半世纪以后都望尘莫及的（除浙江外）。与正处于工业革命之中并于1801年始有第一次人口统计的英国相比，同期中国人口的密度要高得多。当时英国只有极少数地方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百人以上，而中国每平方公里百人至三百人的省份已占有一半之多。(64)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不但是正常的而非异常的，典型的而非变态的；而且，如果说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话，那正是它在一条正规的农业文明的发展道路上达到高度的专化和高度的发展水平；其人口密度，甚至比正在工化革命中的英国要高出许多。对于这样一种文明及其发展，不应该只是从反面观察。
当然，这种成功的专化发展带来了其他一些问题。即一方面如同乾隆初年江南人口已相当稠密，却同时还期待着它的继续增加所表明的，(65)中国传统经济需要这样密集的人口，它与高密度人口间有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工业化以前”、或不如说在进入传统经济的发达阶段以前，许多地区就已拥有相当稠密的人口，这对于机器的发明，或新技术发明后的使用和推广，是十分不利的。正是这一类现象，使中国人口众多几乎成为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其中最令中国学界执着不放的就是中国未能“自行进入资本主义”了。
事实上，在农业向工业文明转化的问题上，人们对历史演进的方式和道路想像得也许过分简单了；在历史上，它可能并不是由“萌芽”逐步成长，由量变引出质变。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也没有一位早被注定了要做“上帝的选民”，各个文明也都有一定的机会和可能性；这中间的区别，可能只有难易的不同，在这里谁更具有优质呢？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说明，工业文明的产生并不是通过那些经济最为发展、通常来看水平最高的文明来实现，而是经过具有“进化潜势”的变异、由另外的看来是当时较落后的文明实现的。(66)这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事例。不过，就那些成功的例证来看，它们“一般都极困难，改革的时候也都旷日持久，我们轻率的以为它容易”，也是一个误解。(67)因此，任何绝对化的结论，在这里恐怕都是不妥当的。
工业文明的产生，已经历史证明，只是由一个国家带头，从一点出现，然后传遍全球，这与农业文明的产生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体系一经形成，继起的国家则都处于一种“追随”或“学习”的地位，对于世界上那一百多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再谈独立发生的问题也就丧失了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它也并没有提供理由把其他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一笔抹杀。相反，不但工业革命借助了多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在工业革命发生以来，已有多个国家和多种文明实现了工业化，显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还有许多国家正走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在这里，一、两个世纪或几十年的时间，用历史的尺度去衡量，都不过是一个“瞬间”。
因此，无论是对历史上的经济发展还是人口问题，都不应因当代或眼下的若干问题，就连带把历史都看错了。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在传统经济发展与现代经济成长间不管有着怎样的不同，但二者间决非是绝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关系，它们实在有着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它们都同属于经济发展的范畴，面临许多共通的问题；前者的某些发展，往往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先决条件，或至少在发展的连续性上显现出特有的价值；传统的许多制度性因素，在本国的现代化中也往往发生出人意表的作用，而刻意“改造”或“更替”它们的尝试却多遭致失败，……对于这些，可能是愈具有长远的宏大的眼光，愈可能得到贯通而明晰的认识。
经济发展的不充分，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各阶段的又一个共通特征，也可以说是整个传统经济的一大特点。以棉纺织业为例，如同棉花种植中存在许多不经济的现象，在棉纺织方面，分散的程度也很严重。如果像估计的那样全国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户纺纱织布，其中必然有着大量的不经济和低效率（其中最不经济的是各地大量存在的手工纺纱）。传统中国也不是没有某种机会，如清代中叶，曾有一个时期，是将进口棉花纺织成布再行出口。(68)说明当日中国在国际间拥有一定的工业生产优势，和拥有工业品的海外需求；同样的，中国还有技术发明的潜在能力（如大纺车等），和相当数量的社会余资。显然地，这是一个仍有很大潜力的经济。
在中国传统经济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方面，无论是初级产品还是较高级次产品的生产上，都存在着这类现象。而且，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只要领头一方的优势未能发挥，相对的一方也不会发挥充分。因此，认为清代后期或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或“劲已用光”的论点，都值得重新检讨；与其那样说，也许不如说“有劲没处使”较为帖切。
如前所述，中国在清代以前人口从未超出二亿，只是在清代两百年间才增为四亿；中国在十八世纪以前还拥有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如西南、东北等），其数字甚至可能接近于中国原有的耕地面积，它们多是在清代才得以开发；在相同时期，中国推广了美洲作物等新的作物品种，各种高水平技术也在各地得到普遍应用；特别是有一批地区进入了高度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一种跨省区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上产生工业文明以前、或“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不久以前刚刚在中国发生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第一，中国传统经济不是“长期停滞”的；第二，它的发展可以说是循序渐进的、有步骤、有规律和合理的，并非什么错误道路；第三，正是在这种逐渐的、但是全面性的拓展和提高过程中，中国经济制度中的许多优点都得到发挥，并创造了世界所有农业文明中几乎是最高的水平和成就；第四，这一传统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现代的经济成长并非不是相通的，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但在经济发展上重新与清代接续起来，同时若干传统因素在农村变革中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在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一种流行的观点，既不承认中国传统经济的真正成就，对其发展也认为多是被动的、迫于压力不得不为的，如迫于天灾、迫于官府或地主压迫、迫于粮食紧张等等。如此一路被动消极下去，其结局必为“走投无路”是不言自明的。本文的观点恰恰与之相反。中国传统经济缓慢（但不知哪家农业文明发展不缓慢）然而循序渐进的合理的发展过程，到清代才呈现出前述的发展状况，在这个过程中，正是人口的增加，每每给予中国经济以新的活力，推动它向前拓展和“升级换代”，如此看来，这并非什么被动应付，而恰是一种积极的进取，是充满生命力、活泼向上的。
长时期中历史学界还存在一种倾向，即过于看重生产组织的功用，如传统中国的“黑暗”，似乎都集中于土地私有——租佃制和小农经营之上；对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也几乎全寄托在劳动组织的演变之上。中国传统的生产组织，既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复成为阻碍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祸根”；然而，这样一个制度方面的单项因素，是否能够负得起如此的重担？它又是否具有那么高的“层次”和“决定性作用”？对于经济发展和地区发展的研究，我们究竟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框架和顺序？
责任编辑注：前一部分见本专题1994年第6期。
注释：
①乾隆《珙县志》卷4。
②乾隆《江津县志》卷6。《货殖传》即《史记·货殖列传》。
③乾隆《罗江县志》卷4。
④乾隆《双流县志》卷6。
⑤雍正《乐至县志》《风俗》。
⑥嘉庆《达县志》卷49；“八政”云云，见《汉书·食货志》。
⑦同治《萘江县志》卷10。
⑧光绪《南川县志》卷2。
⑨乾隆《罗江县志》卷4。
⑩李拔：《养蚕说》，《皇朝经世文编》卷37。
(11)杨灿：《风广义·原书》；此几处当为川级的主要销售中心。
(12)道光《江北厅志》卷3。
(13)光绪《荣昌县志》卷16。
(14)道光《仁寿县志》卷2。
(15)乾隆52年《遂宁县志》卷2。
(16)道光《新津县志》卷29。
(17)乾隆《郫县志》卷2。
(18)彭遵泗：《蜀中菸说》，见嘉庆《四川通志》卷75。
(19)以上参见拙作《关于清代四川农业的发展》。
(20)雍正《乐至县志》《风俗》。
(21)道光《安乐县志》卷2。
(22)光绪《永川县志》卷2。
(23)1987年1月17日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李中清教授曾提出这一问题。当时未及展开讨论；不过这与仓储的多少，我认为关系是不大的。
(24)《广志绎》卷5。
(25)《碌批谕旨》，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鄂尔泰奏。
(26)顺治《九江乡志》卷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27)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3、卷4。
(28)嘉庆《龙山乡志》卷4。
(29)民国《龙山乡志》。
(30)嘉庆《龙山乡志》卷4。
(31)道光《龙江志略》卷1。
(32)道光《鹤山县志》卷2。
(33)民国《顺德县续志》卷1。
(34)雍正《东莞县志》卷2。
(35)如南溪农民“依山”多种粮食，“临河”多“栽烟植蔗”等，见嘉庆《南溪县志》卷6。
(36)《广东新语》卷16。
(37)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3。
(38)雍正《东莞县志》卷4。
(39)见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
(40)道光《仁寿县志》卷2。
(41)见许道夫编《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42)《农政全书》卷35。
(43)万历《衮州府志》卷4。
(44)见许道夫书，页203-210，并参考其他数值对1914-15年数的调整。
(45)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朝东北和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可能是由传统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而可能是源于一种新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见李中清等：《1772-1873年奉天地区粮价与人口变化》，1987年清史讨论会论文，1987年12月，深圳。
(46)参见拙作《中国棉业历史和中国农村经济结构》（未刊）。
(47)咸丰《顺德县志》卷3。
(48)民国《南溪县志》卷2。
(49)嘉庆《龙山乡志》卷3。
(50)参见拙作《中国棉业历史和中国农村经济结构》。
(51)郑宪祖：《一斑录杂述》卷2。
(52)道光《钦州志》卷1、引自郭松义《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五辑，页121、133（中华书局，1984，北京）。
(53)道光《安岳县志》卷2。
(54)隆庆《仪真志》卷7。
(55)关于工业的定义，“我们应当认清，就历史的意义来说，即使是狭义的工业，也不仅限于现代的制造及机械生产，还要包括在现代工厂制度建立以前的工艺或手工业”，见张培刚：《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农业与工业化》上卷），250页，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武昌。
(56)《农政全书》卷35。
(57)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卷1。
(58)过去几年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或所谓“资本主义发展”的希望，在于内地的山区厂矿。似是无视区域划分的应取范围，以特殊的点代替社区；过于看重经营体内的组织关系，忽视宏观和整体分析，据说后来已为其持有者修正。
(59)以上参见拙作《关于清代的江苏经济》（末刊）。
(60)见王业键：《明清经济发展并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3。
(61)相对于“现代经济成长”而言，这种发展可称之为“广泛性增长”，见王业键：《近代中国农业的成长及其危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1978年，台北。
(62)以上参见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第六章，杜杉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沈阳。
(63)这是清代自乾隆初有人口统计以来较为准确的一年。
(64)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页284，杨人便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及本文附表。
(65)见前引《一斑录杂述》卷2。
(66)参见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第五节，韩建军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67)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页246，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台北。
(68)见赵岗、陈钟毅：《中国棉业史》，页103-106，联经出版公司，1977，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