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路径研究
刘洋，李军，罗永常
（凯里学院旅游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摘要： 文化振兴是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路径，是实现少数民族村寨经济转型、乡村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需要：对少数民族村寨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梳理、解构与重构，这是文化振兴的前提和基础；围绕可利用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构建民族特色产业体系，这是文化振兴的关键和症结；将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再经过市场交换转化为经济资本，完成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这是文化振兴的持续动力和保障。
关键词： 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文化重构；文化资本化
1 研究起源与问题提出
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 的战略构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深入，其内涵和意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17年10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而且是全面的小康社会，不是片面的小康社会；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不是惠及少数人口的小康社会。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全面”，短板在贫困人口。 众所周知，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而少数民族地区是贵州省内的贫困集中区，是贵州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据统计，目前贵州全省共51 个扶贫重点县， 民族自治地区就有42 个， 占比82%；14 个深度贫困县，民族自治地区就有10 个，占比71%；20 个极贫乡镇， 民族自治地区就有19 个， 占比95%。 可以说，贵州是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在， 少数民族地区是贵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所在。 因此，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路径的探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2018年，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指出，乡村兴则国家兴， 乡村衰则国家衰。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习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方面的全面振兴。 该文件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提供了基本思路和政策支撑。贵州地处我国西南，地形复杂，山长水远，交通不便，自古又是多民族辗转迁徙、五方杂处、相互交融、发展之地，民族文化复杂、多元、神秘、独特且保存完整，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此外，据国家发改委统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文化消费逐渐成为人民的消费新热点。2013—2016年， 全国居民人均文化消费从576.7 元增至800元，人均绝对值增量223.3 元，年均增长率11.53%。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近9 万亿，约占全国GDP 总量的十分之一，营业收入增速8.2%也远高于全国GDP 增速。 根据这些数据不难发现，我国文化消费市场增长空间巨大，且将保持较高增速。由此，国家政策、贵州州情、市场需求互相关联、“三位一体”、达成统一。因此，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可以充分借助“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东风，以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为“原始资本”，逐步实现文化振兴、乡村振兴，进一步实现脱贫，并最终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那么，如何走好第一步，如何通过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振兴， 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的意义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意义重大。首先，民族文化振兴需要对自身民族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的普查、梳理和了解， 然后结合市场需求以及少数民族村寨人民的心理期愿对可利用的文化资源进行再次选择、解构与重构， 在全民参与对传统民族文化空间或民族文化载体进行重构的过程中， 村民自然地加深了对传统民族文化内涵的了解、认识和认知，使得内在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以及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性不断被激发、培养和重构[1]，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维护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性以及主流文化、 现代文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化生态平衡；其次，文化振兴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不断被挖掘、被应用，内隐的民族文化资源不断外显和物化为民族文化产品并加入市场经济的行列， 民族文化资本化的完成促进民族文化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助力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转型发展[2]，提升少数民族经济实力及其在我国甚至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最后，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与关键， 文化振兴的实现为少数民族村寨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内源性动力，助力民族村寨乡村振兴、地区脱贫，促使贵州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完成我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3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路径探索
3.1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路径的总体构想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首先需要对各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资源进行普查、梳理， 绘制民族文化资源分布地图， 了解文化资源现存量、质量以及整体空间分布格局。根据各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数量、结构、空间分布，结合村民自身文化需求以及市场需求，选择具有标志性、象征性、开发价值高的文化资源，进行资源优选、解构，并从内容上、空间上和主体上对文化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和开发利用，努力重构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文化系统， 这是文化振兴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围绕民族文化资源，结合文化消费市场动向和趋势，构建相关产业框架体系，并形成文化资源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这是文化振兴和关键和症结所在；最后以产业为依托，促进民族文化资源要素与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市场需求彼此关联、对接，促使民族文化资源完成生产与交换的统一[3]，由文化资本转变为经济资本，实现文化资本化，这是文化振兴的持续动力和保障。
集成SSH框架的系统从职责上分为四层：表示层、业务逻辑层、数据持久层和域模块层。其中Struts2作为系统的基础架构，负责MVC的分离，控制业务跳转。Hibernate对持久层提供支持由Spring管理Struts和 Hibernate。具体做法［3］是：用面向对象的分析方法根据需求提出一些模型，将这些模型实现为基本的Java对象，然后编写基本的DAO（Data Access Objects）接口，并给出 Hibernate的DAO实现，采用Hibernate架构实现的DAO类来实现Java类与数据库之间的转换和访问，最后由Spring做管理，管理Struts2和Hibernate。
产业兴旺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吸引文化主体回归的前提，是留住本土人才的关键，更是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的内源性动力支撑。 少数民族村寨产业兴旺，不能只发展旅游业，而应充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民族特色文化资源如山地农业文化、 稻鱼共作生态文化、梯田文化、蜡染银饰等手工艺文化等，挖掘多种文化功能和价值，同时发展旅游业、农业、民族特色手工业等多种产业，多业并举，促进少数民族村寨产业结构多元化、经济形态多样化，在增加村民收入来源的同时为村寨文化振兴提供较为稳定的产业结构体系和经济支撑。
图1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振兴路径示意图
3.2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梳理、解构与重构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多位于贵州深山， 交通不便，原有的民族传统习俗保留较为完整， 与主流文化相比具有鲜明的异质性、特殊性。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逐步落实，贵州各地交通路网得以逐渐完善，少数民族村寨的山门逐渐打开。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下，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必然需要经过市场的洗礼、创新与重构。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 旅游业具有天然的优势。其一，贵州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此外，贵州位于我国西南边缘，远离中原，少数民族村寨一般又位于深山，交通不便，与外界缺乏沟通，因此其文化保留着浓厚的民族色彩，与大众文化、中原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吸引力较强。 与此同时，旅游本质上就是游客对异文化的消费。 少数民族村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资本；其二，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相比，综合性强、关联度大、产业链长、 带动效果明显且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 能较好地保护少数民族村寨。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旅游从业者每增加1 人，可增加4.2 个相关行业就业机会。 旅游产业每收入1 元， 可带动相关产业增加4.3 元。因此，发展旅游业能有效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文化消费与发展， 加快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的步伐；其三，根据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国内旅游规模达到50 亿人次，年人均出游已达3.7 次， 旅游已成为衡量现代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刚需。预计到2020年，我国国内旅游规模将达到68 亿人次，人均年出游5 次以上，旅游将覆盖更多的中国人口。到2050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将超过140 亿人次， 人均年出游10 次以上，旅游将成为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广阔、潜力巨大，这意味着每年几十亿甚至上百亿人次的旅游市场， 将会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后盾力量。
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文件提出以来，贵州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文化馆、图书馆、数字广播电视建设、公益电影放映，鼓励文艺工作者推出反映农民生产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 鼓励各级文艺组织深入农村地区开展惠民演出活动等，努力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助力少数民族村寨文化振兴，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具有明显的政策推动性、被动性和短时性，是政府外在力量、外生动力的阶段性产物。 文化振兴需要外生力量的带动、引导，更需要内生力量不断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支持。内生力量的培育，民族文化的“携带者、传承者”——村民是核心，村民的回流是关键。 要想吸引村民回乡，必须创造就业，为村民提供多种就业机会，构筑职业发展前景， 而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产业。 有产业才能提供就业，有岗位才能吸引村民，有村民才能发展产业，产业兴旺才能留住村民，有村民文化才有生命力，文化与产业不断循环、互哺、运作才能真正逐步形成内生力量，为文化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后续动力。
3.3 产业框架体系构建
此次开发出的SOLOTEX OCTA在SOLOTEX所拥有的伸缩性、形态恢复性、弹性等特性的基础之上，还具备蓬松感与轻量性、伸缩性与形态恢复性，通过将SOLOTEX做成中空结构的8翼型超异型断面形状，让纤维间产生空隙，既实现了超出以往的蓬松感和轻量性，同时也兼具更为优异的伸缩性和压缩后的形态恢复性。短纤维通过发挥超异型断面带来的刚直性保持线圈状的卷曲结构，将SOLOTEX原有特长的伸缩性和压缩后的形态恢复性、弹性等提升到更高水平。制成面料后，通过超异型断面形状让纤维的表面积变大，还能发挥吸汗速干性和防透视性、隔热、绝热性等功能。
文化重构是指文化的重新构建， 即对某个已有文化现象进行再加工、再创造，将有用的内容有机置入固有文化之中，使该文化结构重组、运作功能革新[4]。文化的市场化重构是指在对文化资源进行重新构建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关注市场经济环境、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主动适应市场消费需求， 推动文化体系的深入重组与改革。 贵州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重构需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第一，文化内容的重构。 选择少数民族村寨原有文化系统中积极向上的、 优秀的文化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利用，将零碎的、散落的文化资源要素进行搜集、整理， 并形成相对完整的、 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文化系统；第二，文化空间的重构。文化是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产物，并同时内化、体现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看不到、摸不着，具有明显的无形性、内隐性。因此，少数民族村寨“无形”的文化内容需要依赖“有形”的文化空间外显、物化、可视化，需要以农田、水车、民居建筑等有形载体为依托， 需要借助一系列象征民族文化的实物景观共同构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空间， 让文化有所依、有所感；第三，文化主体的重构。文化振兴既要有形，更要有魂。人是文化的缔造者、执行者，更是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是行走着的、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是文化振兴的灵魂所在。 没有人，文化振兴就是空谈。目前，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年轻人多外出打工，老人、儿童留守村中，文化传承主体缺失。 因此，需要借助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吸引乡贤、村民回归，回乡创业，构建老中青结合的多元文化主体， 优化民族文化主体结构，全民参与，重构民族文化生机和活力。
孔子虽然倡导礼，但他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是原本意义上的周礼了。在礼的实践上，孔子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对个人而言，礼是道德主体道德实践的规范和准则；对于社会而言，礼是道德主体实践和谐有序的家庭、社会结构；对道德的主体的实践域（伦理场或道德域）而言，礼是推动道德主体境界、伦理整体的发展的工具和纽带。
3.4 民族文化资本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迅速增长， 文化消费能力快速提升，并已成为消费新热点。文化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挖掘和体现，俨然已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悄然兴起，并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有效路径。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本化运作即民族文化资本化， 是指将各类直观的、 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化事项以商品的形式投入到市场交换与运作过程中，从而获得经济资本的过程，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一种社会情境[5]，是少数民族地区参与市场经济活动、 促进地区脱贫的重要方式与途径。
据统计，2018年贵州213 个少数民族村寨被国家民委命名为“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 为民族文化资本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条件与基础。 民族文化资本化为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地区脱贫提供了可行的路径。 第一，将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民族文化产品， 包括实体民族手工艺品、民族服饰等，虚体民族演艺产品、节庆产品等，通过产品使民族文化资源进入市场，与市场对接，转化为民族文化资本。 民族文化资本参与市场交换与运作，完成生产与交换的统一，生成经济价值，转变为经济资本，实现民族文化资本化[6]；第二，将已得经济资本投入到民族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提高村民适应市场的能力， 加快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变速率，提高民族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快民族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效率， 促进经济资本及其增量的再次获得， 完成民族文化资本化过程并逐步形成文化资源、 文化资本以及经济资本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与转化[7]。
乔木林平均碳密度39.63 t·hm-2，低于李海奎等[3]基于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连续清查资料用生物量经验(回归)模型估计法计算的全国乔木林碳密度(42.82 t·hm-2)和云南省乔木林碳密度(51.18 t·hm-2)的水平。
4 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是全党实现对人民历史承诺的最后期限，时间紧、任务重。 贵州是我国全国范围内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其中又以少数民族地区为主。 在2020年实现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民族地区是贵州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 是全省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乡村振兴是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核心。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消费异军突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将持续保持稳步增长，市场潜力巨大，为文化振兴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少数民族村寨文化资源丰富，是彰显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立足乡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来文化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 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持。 此外，贵州是我国少数民族大省， 少数民族种类仅次于云南位居全国第二，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因此，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可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为“原始积累资本”， 结合市场需求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解构、优化与重构， 结合民族文化资源构建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体系， 在各文化产业内部将内隐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变为外显、物化、可视的民族文化产品，将产品投放市场，完成生产与交换的统一， 完成从民族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再到经济资本的转变， 让村民感受到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提高村民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和文化自觉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推进民族文化振兴，推动民族村寨乡村振兴， 助力民族地区脱贫并最终实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饶平.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5.
[2]彭积春. 民族文化资本化推动下少数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路径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7)：149-152.
[3]李军,罗永常,徐宏.“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民族工艺品产业化道路探讨：作品·产品·商品[J].广西民族研究,2018(2)：127-133.
[4]王生鹏,钟晓焘.全域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重构与保护——以北川羌族自治县为例[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171-177.
[5]马海燕.民族文化资本化研究现状[J].鸡西大学学报,201313(2)：146-147.
[6]王晓艳,孙伟.文化资本化视野下的少数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研究——以云南大姚县松子园彝族村为例[J].民族论坛,2015(3)：64-67.
[7]桂怡芳. 文化资本化视角下民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37(11)：184-188.
中图分类号： G24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07（a）-0038-03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2018年人文社科项目“特色村寨建设视域下贵州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ZC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洋(1992，1-)，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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