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区:问题与对策_柔性生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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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过去20年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业活动的空间组织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西部和南部新的高科技工业中心的出现,第三意大利小型及中型企业的群集,新工业化国家新工业城市的发展,便是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变化和现存区域性和全国性城市体系畸变的例子。

在这些空间变化和近年出现的“新工业空间”的解释上,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皮奥里(Piore)和萨贝尔(Sabel,1984)及其他一些人强调柔性专业化作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在形成新工业空间中的重要性。同样,作为生产系统主要变化的垂直分化也被强调,它可导致新工业群或集合的出现。尤其是近期关于第三意大利的研究空间认为,基于小型和中型企业合作网络的柔性专业化学派中,当地环境很重要,在当地环境中的小型和中等规模的企业集群网络导致出“工业区”的概念。

另一方面,阿明(Amin)和罗宾斯(Robins,1990;1991)批评了柔性专业化观点。他们强调全球化的力量和跨国公司在经济活动空间组织形成中的作用。他们对通过小型和中型企业地方化而促使工业区形成的区域发展持怀疑态度。斯科特(Scott)在其近期研究中(1992)宣称大公司和小公司在新工业区(如新的高技术中心)中是和谐共存的。

近期关于工业区的争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问题:1)当地或外地介入;2)工业区中柔性生产系统和大宗生产系统的共存能力;3)生产系统和空间系统的关系。第一个问题与地方化和全球化或地方网络和非地方网络的争论有关。第二个问题与小公司和大公司的共存能力有关。第三个问题与空间系统变化是生产系统变化的结果,或地理空间与组织本身联为一体相关联。

本研究将考察当代全球空间经济中,支配新工业区的动力,并将其与新工业区的分类联系起来。之后对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区发展的问题和策略作以讨论。

2.新工业区发展的主要影响力 小企业的地方化是意大利工业区和马歇尔式工业区的主要特点之一。然而,工业区中的小企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会具有某些其它特点。正如斯托波(Storper)所强调的那样,相当多的人一致认为工业区并非不变,它们不断接受一系列内力和外力的作用。意大利工业区可被看作“沿着工业化多种可能途径之一而演化到某一阶段的状态”(Becattini,1991)。如果我们把意大利工业区看作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演化出的一个特殊类型,那么,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应有许多类型的工业区。不同新工业区的发展与许多结构动力有关,而不是仅仅与一种结构力或过程有关。

全球空间经济是如此多样化和动力化。没有一种结构力全部控制全球经济。一方面,柔性生产系统是一个重要趋势;另一方面,大宗生产系统仍然控制着世界大部。甚至可以出现混合生产系统。此外,生产中的垂直一体化与非一体化并存于当代世界空间经济中。工业的地方化进程可以和全球化一起相存。交易的地方性网络也可在交易的全球网络之外部介入下而发展(Scott,1992)。因此,不仅当地介入而且外部介入均为工业区概念中应考虑的重要作用力。大企业及小企业均为工业区形成的主要机构。

考虑区域工业发展中的不同结构力和不同型式,工业区的概念应扩延至含全球空间经济发展中不同结构力和不同类型。控制现行全球空间经济中工业区形成的结构力不是单一的。控制新工业区的多方共存,是当代全球空间经济的典型特点。考虑这一点以及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工业空间,我们将工业区概念定义为“以贸易为主的新生产活动在一定规模和空间范围内集聚,具典型劳动分工、生产网络和地方或外来介入”。新工业区的“新”代表在过去非工业化地区或正在工业化地区新发展的工业区。在我们的工业区概念中,不同生产系统共存,当地和外来介入共存,小型和大企业共存,组成控制工业区和使工业区运行的主要作用力。支持组织的形成对工业区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2.1 柔性和大宗生产系统并存。一些人认为,柔性生产系统在北美和西欧日益重要。按柔性专业化观点,在工业化国家中的新工业区主要是由福特大宗生产系统到后福特柔性生产系统转变的结果。美国硅谷和洛杉矶郊区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工业区便与柔性生产系统的发展有关。然而,许多地域综合体,甚至如卡罗拉多泉和研究三角园之类高技术中心,并不与柔性专业化直接联系。进而,柔性专业化并不在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工业城市中占控制地位,而那里的大宗生产系统十分重要。日本高技术结构调整进程中新出现的生产系统并非基于柔性专业化理论。政府提倡实施的大宗生产工业综合体可以成功地发展为工业区,它们实际上占去了新工业空间的最大份额。

全球空间经济中的当代工业发展并不由单一的生产组织所控制。柔性生产系统并不是体现现代工业集聚特点的新系统。例如,柔性生产集聚早在大宗生产集聚之前就已在底特律的汽车工业中发展起来。对多伦多服装生产的案例研究表明柔性生产表明柔性生产风格并不是在60年代后期发明的,而是发展于本世纪早期的年代。进而,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家庭形式的柔性手工业在农村区域出现小规模集聚,家庭性柔性传统工业的地方化甚至今日仍可见到。我们至少应该接受,资本主义工业长期以标准化大宗生产和柔性生产形式的结合为特点。这两种生产系统可对不同类型新工业区的发展作出不同的贡献。

2.2 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并存。柔性生产系统的发展引起工业的地方化和地方网络的增长。而当代全球空间经济中国际化和全球网络的趋势不断增强。初看起来,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均在增加的趋势似乎互相矛盾。然而,它们并不矛盾。它们可共存于国际化的进程中。此外,现实中存在着一些类型的全球网络来自地方网络的全球一体化。

地方化的网络系统在外部的突变和严酷的国际竞争环境面前,有时显得脆弱。地方化网络可通过非地方网络或全球网络补充其在技术信息和创新上的不足。瑞士朱拉(Jura)钟表工业的地方化网络便是该网络脆弱的一个典型例子(Glasmeier,1993)。朱拉区集中了大量小型和中型制造业企业,这些家庭式企业间以地方性网络为主体。但是瑞士钟表公司企图进入全球劳动分工,以克服其成本上的竞争不利局面。

过去10年,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经济中呈不断增加趋势。由此带来全球空间经济中许多新工业区的发展。如中国的一些经济特区和新工业化国家的工业综合体,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城市的快速增长。近些年来,来自新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新工业区发展均有重要影响。

正如斯科特(1992)所说,现代全球经济的广泛国际化进程,与工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并存。因此,应该考虑,地方性和全球性网络对全球空间经济中工业区的形成和发展均具有重要影响。在当地和全球网络中,实际发生的原材料、资金和信息联系的社会基础,是与介入状况相关联的。

2.3 当地和外地介入并存。格兰诺韦特(Granovetter)的“介入”(Embededness)概念,已经被强调为形成工业区的关键。介入概念可看作是在当地和外部环境中理解生产实际网络的理论基础。格氏(1985)认为大多数行为嵌着个人间关系网络印记。在供需公司间的联系上,在单位接触之外的非正式联系和信赖似乎十分重要(Harrison,1992)。合作与竞争的结合便被认为是这种介入的结果。信赖可以通过一段时间不断重复进行互相作用而建立起来。由于信赖需要这种重复进行的互相作用,地理邻近性被认为是信赖形成的重要因素。

由于地理邻近性加强个人接触,而个人接触又促使相互作用和信赖,因此,当地介入对工业区的形成和运行具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当代全球经济国际化和跨国公司行为国际化的进程,外地介入对工业区的形成和运行也十分重要。也就是说,长距离的互相作用对跨国公司来说是平常之事,因此信赖可以通过跨地区边界甚至国家边界的长距离来建立。

2.4小型和大型企业并存。在马歇尔式和意大利式工业区中,小企业的地方化被看作形成工业区的关键,基于工业区的小企业与复杂的大型组织是不同的。然而,在当代全球经济中,在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大企业之间以及小企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供需关系;转包关系;战略结盟关系;以及其它类型的使用活动。此外,大公司的让产易股,可作为小公司形成的来源之一。小企业在与大企业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独立存在,或在大企业决策中处次要地位。通过这些相互作用或网络,一些类型的工业区发展起来。

由于小企业与大企业间的相互作用和网络,我们同意斯托波、哈里逊的工业区定义。在该定义中,工业区“并不是仅限于它们包含小生产单位或大的生产单位,它们可以是大小单位的混合”(Storper和Harrison,1991)。斯科特(1992)也建议,大生产单位常在维持工业区的增长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它们并不一定预示工业区的持续生存力。

大生产单位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工业区形成和持续增长中起重要作用。如斯科特所说,“在现今的许多高技术工业部门中,大生产单位在‘柔体库’的幌子下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一些工业区中,大的和小的生产单位在互相依赖的网络中布局在一起(Scott,1992)。在当代全球空间经济中,工业区不再是小企业地方化的单一结果。

除了以上4种力之外,地方和国家政府、工会、大学及其它公共机构也是工业区的形成和演变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的作用将在以下各类工业区的特点中讨论到。

3.新工业区的类型及其特点 十分清楚,存在着许多类型的工业区,基于小企业的意大利工业区仅是其中之一。斯托波和斯科特划分了3种类型的工业集聚,其中柔性生产起控制地位:1)高技术制造业及相关服务业;2)工商业和金融业;3)工艺或设计密集型制造业。斯科特还谈到由柔性制造业系统产生的新工业空间,“包括:(a)在老制造业区内的一些飞地;或(b)与资本主义工业化地理边界延伸相一致的系列区域”(Scott,1988)。按照斯科特的观点,大都市区的一些具新的活力的工艺业的内城区,以及郊区高技术工业综合体应包括在第一类型中;而北美和西欧多种多样的阳光地带区和第三发展带则属于第二类型。尽管斯科特和斯托波关于工业区概念以及其垂直分化的理论分析十分清楚且逻辑严明,他们关于工业区类型的划分却仅仅考虑柔性生产系统,其分类逻辑并不清晰。

近年来,斯托波和哈里逊(1991)企图在考虑劳动分工程度(互相联系程度)、等级规模状态以及这些联系的地方性或地方性基础上,划分工业区。他们划分了6种类型的工业区,并每每举例。两人对基于投入—产出系统类型的生产系统划分以及系统的管理是系统化的和具逻辑性的。然而,他们对工业区的划分并没清楚地与这些生产系统分类以及工业区的其它结构力相联系。进而,工业区的发展轨迹并没有在工业区类型中显示出来。

在我们的工业区类型研究中,劳动分工、生产的供应者和顾客网络以及地方和非地方性网络被用作工业区正式类型的分类标准。接着生产系统、介入(当地或外地)、系统的管理、合作和竞争以及机构因素在各类型特点描述和动力分析中予以考虑。

尽管对单一企业来说,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生产系统,但是工业区的一般网络型式仍可通过区内单一企业的聚集加以概括判定。网络可以分为供应者网络和顾客方网络。每一个工业区均具不同强度的地方性和非地方性供应者网络。地方性供应者网络可弱可强,非地方性网络也可强可弱。同样情形也可出现在顾客网络中,因此,一区域的网络形式可为供应者和顾客双方地方或非地方性的强、弱网络的结合。这种组合可分为16种类型(见图)。

图1 产业联系与工业区

第一排的4种类型代表每一区域本身为原材料的来源,生产的劳动分工并不十分发达。第一列的4种类型似乎显示每一区域本身是一个最终市场,生产的劳动分工很差。此外,第一排各区域的供应者联系均很弱;而第一列各区域的顾客联系则很弱。由于生产的劳动分工和企业间的网络联系在我们的工业区概念中十分重要,因此第一排和第一列的区域型式将被排除在工业区类型研究之外。这样,可以判定出9个正式的工业区类型。9个类型中,前4种为独具特点的工业区类型;其它各类则可从前4种发展演变而来,它们被称作混合型工业区。

类型1表示地方供应者和顾客网络均强,而非地方性网络则十分有限。这是典型的马歇尔式工业区,与意大利的普拉托(Prato)和卡普里(Capri)等工业区十分相似。该类型区内小企业占主要地位,他们或作为顾主、或作为供应者而互相发生联系。柔性生产系统、让产易股和转包是企业间劳动分工的主要作用力。转包活动和让产易股有时与生产过程的垂直分化相联系。区内小企业中并不存在主导企业,它们之间并无等级规模。企业主要根植于当地,与当地社区相融合。地方政府、工会、大学和其它公共组织机构,提供工商业服务、培训、市场经销等,以维持和发展该工业区。这种支持可节省旁置成本,尤其是起动和累积旁置成本。

类型2和类型3为“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类型2的地方性供应者联系和非地方性顾客联系较强,而类型3的非地方性供应者联系和地方性顾客联系较强。类型2中,中心(或主导企业)是供应者,而类型3则以顾客形式在生产网络起主导作用。中心企业控制着地方经济,它们具有较强的地方和非地方网络。类型2中的地方顾客和类型3中的地方供应者均主要是小企业。浦项(韩国)是类型2的典型例子,其中浦项钢铁公司在该区起控制作用;而新工业化国家中一些汽车工业城市(如韩国的蔚山)可作为类型3的例子。该类型区内中心企业和地方小企业间的联系具某种等级规模式的交易关系。这些“中心和辐射”型生产系统为柔性和大宗生产系统的混合。地方小企业间的合作相对并不重要,而主导企业和地方小企业间的使用则十分明显。当地和外地介入具等同重要性,但随着当地工业系统的发展,当地介入变得更为重要。由于主导企业在网络和地方工业系统形成中起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和其它机构的作用则相对变小。

类型4中非地方性供应者和顾客网络均强,而地方性网络则弱。这是典型的“卫星”工业区,它可在发展中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外围(如韩国的昌原和龟尾,日本的熊本,美国的科罗拉多)发展起来。该类型区内的企业主要是大型多区域公司或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长距离(甚至跨国界)网络发展起来的大宗生产系统在该区内起控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国家政府在该类卫星区形成和发展中起十分重要作用,而地方政府或机构则起次要作用。在该类型工业区中,可通过提供基础设施、培训劳动力、税收优惠和供应廉价工业用地来减低旁置成本。由于多数生产联系是非地方性的,大多数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来自本区之外,本类型区中外地介入的作用较为重要。尽管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起着同等作用,但本区内企业间的合作并不多见。

类型5和类型6为“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其中类型5是类型2的发展,而类型6为类型3的高级演化。随着转包和企业间关系的发展,类型5中出现了较强的地方性顾客联系,类型6出现了较强的地方性供应者联系。类型区内新企业的建立或让产易股而分划出新企业,和企业的发展一起,对地方性网络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垂直分化则影响着地方性和非地方性网络的发展。也可以说,“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可源于类型1马歇尔工业区。在这种情况下,类型5中供应者型主导企业和类型6中的顾客型主导企业是基于该工业区的小企业通过垂直一体化或某些企业的成功增长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类型区的主导企业具更多非地方性联系。西雅图可被作为类型6,具有很广泛地方供应者网络的化学企业可发展为类型5。柔性可被引入生产中以适应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剧烈的竞争,但是大宗生产仍十分重要。如果这些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中从类型2或类型3演化而来的,当地介入比在类型2或类型3具更重要意义;如果这些工业区源于类型1,外地介入则变得更重要。在主导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存在着交易等级结构,但合作和协作更为重要。

类型7和类型8被称作“成熟卫星”型工业区,该类型区是从卫星工业区(类型4)演变而来。随着外围区的工业发展进程,技术和管理技巧向地方性区域扩散,新的企业在地方性区域内建立或分划出来。这些新的小型企业主要与本区中的大型企业在交易上相关联。苏格兰和奥斯汀、德克萨斯的硅格伦(Silicon Glen)可作为典型的成熟卫星工业区。成熟卫星工业区的这种发展,还可在新工业化国家卫星工业区的演化中找到。大宗生产系统和外地介入仍为该类工业区的主要特点。然而,在新建小企业中柔性和当地介入可见于一些地区,如爱丁堡的黑里奥特,沃茨(Henot watt)研究园,以及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分化发展等。大小企业间存在等级交易关系。一开始,国家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而在之后的工业区运行中地方政府及有关机构的作用逐渐变得更为重要。

最后,类型9为“首创高技术”工业区。该类型可随着地方网络和地方介入的重要性增强,从类型5或类型6演化过来。类型9也存在着从类型7或类型8演化来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很低。硅谷可作为该类型的典型例子。该类型区内的地方性网络和非地方性网络的供应者联系和顾客联系均很强。区内在生产、工商服务以及技术发展方面还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全球网络。柔性生产系统在小型及大型生产单位中均发展良好。系统库正在地方和非地方网络中发展起来。地方介入为该工业区形成的基础。不管企业规模如何,企业之间合作网络相当复杂,如联合进行研究与开发,联合在生产、服务以及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投资等。区内企业之间及区内与区外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也并不少见。由于这些合作和广泛的供应者和顾客网络,企业边界有时变得很“模糊”。尽管大企业和小企业并存且互相联系,它们之间的交易并不存在明显的等级规模。贸易协会和当地其它组织在企业合作和提供工商服务方面起重要作用。

4.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战略 前述9类工业区的前4种是独具特点的新工业区。这4种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它们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其网络的复杂性会不断增加,新生产组织会不断演化。这是因为,随着时间变化,一些小企业增长为大企业,一些小企业与大企业建立网络或被大企业吞并,一些企业会面临生存困难,同时也会出现企业让股易产分化,出现具一定技术的企业家。马歇尔式工业区可变为“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类型5或6)。中心和辐射型也可发展为“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卫星型也可发展为“成熟型卫星”工业区(类型7或8)。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工业区也可发展为“首创高技术”工业区。然而,应该指出并非所有的高级中心和辐射型可变为首创高技术工业区。如果我们把马歇尔工业区作为传统规范工业区的标志的话,那么首创高技术工业区可作为在高技术和国际化时代现代工业区的标志。仅仅考虑形成和支配工业区运行的动力,暂不考虑工业区内供应者和顾客网络的差异,前述9种工业区可概括为6大类:马歇尔式;中心和辐射;卫星型;高级中心和辐射型;成熟卫星型;首创高技术型。

在发展中国家,卫星型工业区是最基本类型的新工业区。韩国的龟尾和昌原新工业区是发展中国家卫星型工业区的典型例子。中心和辐射型也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而马歇尔式工业区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常见,这是由于地方网络和介入的发展均不够。

地方信息基础设施、地方性企业家以及地方劳动力市场发展不足,是不能发展马歇尔式工业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发展中国家卫星式与中心和辐射型新工业区不可能发展为成熟卫星型或高级中心和辐射型新工业区。外来介入、创新潜力不足、企业家缺乏以及欠缺多样化的当地劳动力市场,是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由于和当地介入及地方网络相关的这些问题存在,首创高技术工业区在发展中国家很难发展起来。

针对发展中国家新工业区向高级类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下提出新工业区发展的三点策略。第一,应当促进地方创新文化或技术基础设施的发展。区域创新因素对地方创新文化十分重要。电信网络、劳动力训练、技术和科学教育、企业的特殊服务等,对提高企业的发展能力,节约中小型企业建立的旁置成本均十分重要。

第二,易股转产分化和新企业建立应该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从长期观点看,分化和新建企业对地方经济的作用要比大宗生产企业的分支工厂更大。为了促进分化和新企业建立,在新工业区应建立孵化中心。旁置成本的减少可通过在促进中心提供低廉场地、通讯网络、计算机服务和其它办公服务来实现。地方大学和研究机构应采取灵活措施培养革新企业家,应该为企业分化提供多样激励。还应该为企业分化和新企业建立提供资金支持。

第三,应促进创新网络的形成。技术创新是社会创新的产品之一,因此,汇集学习过程是十分重要的。地方联盟、合作、信赖关系以及社会团结对新工业区地方网络和地方介入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组织间关系(如大学和工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工业和工业的联系)应该建立起来,以通过网络联系建立创新环境。经济活动越来越全球化。因此,外差因素应该包括全球网络以及地方性的集聚经济,如硅谷即是一例。

李小建译自《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Problem and Strateg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4th CICEA,1-4August 1994,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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