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中蒙民族国家观念差异研究 *
——基于对1911年库伦独立事件的分析
秦泊良*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兰州 730020)
[内容提要] 民国初年，中国正处在由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向建设民主共和的大转型时期，传统封建王朝的“天下观”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彻底打破，新兴的中华民国也开始了建设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初步探索，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本文试图以1911年库伦独立事件为切入点，结合谈判争论点及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分析这场独立事件背后的中、蒙民族国家建构观的冲突，从整体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在由帝制到共和变化中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观念的差异。
[关键词] 中蒙 民族国家 国家建构
一、问题提出
近代中国对“民族”与“民族国家”概念的认识与建构是影响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中国由帝制转向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重要阶段，民国初期(1911—1915)(1)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帝制—共和—帝制—共和的多次反复。 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而对于这一时期外蒙古独立问题的研究，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对外蒙古独立过程(2) 孙才顺：《外蒙古独立过程述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2009年10月；张保丰：《外蒙古独立过程的历史考查》，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6月；王英维：《1911年外蒙古独立过程中的黄教因素》，《阴山学刊》2013年第1期等。 、独立原因(3) 海纯良：《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范丽君：《外蒙古“独立”前后俄蒙关系俄文史料浅析》，蒙古史研究(第九辑)，2007年6月；田志和：《1911年12月我国外蒙古“独立”有什么政治背景？经过怎样？》，《历史教学》1982年第4期；苏利德：《外蒙古独立之前后的货币流通情况》，《内蒙古统计》2015年第6期等。 、大国政治角逐(4) 杨微：《北洋政府时期中俄(苏)关于外蒙古问题的交涉》，黑龙江大学，2015年3月；陈春华：《俄罗斯有关蒙古问题研究述评》，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第二辑)，2009年10月；侯典芹：《外蒙古独立与大国的政治角逐》，贵州师范大学，2002年5月；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 以及民族上层精英对此事件认识与表现(5) 苏日塔拉图：《西盟王公对1911年外蒙古“独立”的态度——以勒旺诺尔布、阿尔宾巴雅尔为实例》，内蒙古大学，2008年5月；刘大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7月；樊明方：《海山与1911年外蒙古“独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4期；周学军：《民国元年袁世凯与哲布尊丹巴八世往来电报日期考》，《西部蒙古论坛》2013年第1期等。 的研究。也有冯建勇(6) 冯建勇：《“政治博弈”与“国家建构”——辛亥革命场域的外蒙古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冯建勇：《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之历程——民国中央政府统合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探讨》，《社会科学》2014年2期；冯建勇：《清季近代国家观念之构筑及其在边疆地区的适用》，《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冯建勇：《重构国家认同：民初中央政府对蒙藏边疆地区之统合——以1911—1915年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4期等。 、赵逸妍(7) 赵逸妍、彭武麟：《中国近代政治重建与国家转型中的危机与挑战——以1911—1921年的外蒙古问题为中心》，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八辑)，2014年11月。 等少部分学者从近代中国政治重建与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出发，探究作为边疆地区之一的蒙古地区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中的统合问题。
苏杭一带的菊花暖锅，火锅汤汁为鸡汤或肉汤，并辅以肉、鱼、鸡等薄生片与菊花一起涮着吃，清香爽神，风味独特。
而笔者在阅读原始史料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意到，在恰克图会议结束前，中蒙间从局部热战到电报相传、激烈的关于年号、统治者称号、外蒙内政自主权等等问题的争斗与博弈，体现出中、蒙两个族群向近现代民族转变和如何建构其民族国家的观念意识上的差异。因此本文试图以1911—1915年库伦独立事件为切入点，结合谈判争论点及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分析这场民族独立事件背后的中、蒙民族国家建构观的冲突，基于整体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在由帝制到共和变化中近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观念的差异，对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民族政治实践以及外蒙古独立事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得出自己的思考与认知。
二、清蒙关系与蒙古独立建国观念的历史背景
对于蒙古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管辖控制无疑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中最紧密有效的。由于蒙古各部归附清朝的时间、方式先后不同，清政府将蒙古归附部众大体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外札萨克喀尔喀蒙古以及更西北方向的准噶尔蒙古、唐努乌梁海、乌里雅苏台等地方。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治蒙策略，在中央初设有蒙古衙门，与六部平行，直属皇帝，专门处理蒙古各部事务，1638年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治蒙古诸部事”(8) 《清史稿》卷3《太宗本纪》。 。在地方上施行盟旗制度，以蒙人治理蒙事，并设有驻库伦办事大臣、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等代表中央监管蒙事。同时清朝皇帝又采取“满蒙联姻”和“推崇黄教”措施，宣传“满蒙一家”，进一步加强了满蒙间的关系，使蒙古地区成为清朝北方稳固的屏障。
然而，随着十九世纪沙俄势力的步步侵入以及清政府对蒙统治力不断下降，尤其是清政府各级驻蒙官员与蒙古地方贵族、宗教团体间利益冲突的日益加剧。清蒙间的裂痕不断扩大，西方近代物质、技术、思想文化不断刺激着蒙古民族意识的觉醒。在蒙古社会内部，依靠知识分子和贵族阶层的宣传推动，并冠以号召本民族全体成员“救亡图存”的集体观念最为内驱力，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作为确定自己的革命行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依据。(9) 参考程凯：《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现代交际》2017年第6期。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蒙古是被满清武力吞并的一部分，清政府将蒙古民众视作可随意驱使的奴隶，而蒙古内部却始终存在着对成吉思汗时期横扫亚欧大陆、建立广阔帝国的历史记忆，这也形成了凝聚蒙古民族精神向心力的核心动力。
“我外蒙古因被清国官吏虐待，不堪其苦，客岁阳月初旬，公议保种保教保全领土，大众起义，……冬月初九，共戴活佛，尊为君主，国号蒙古，朔方江山土地，业已收归原主保全，……前接南京来电，始悉大清帝已辞政，统治之权，公诸全国。”(26) 见唐在礼、唐在章著：《蒙古风云录》，吕一燃：《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第25页。
自然资源都是以一定的“质”和“量”在一定的时间具体于一定空间的，展示着自然资源随时间变化、因地域不同的时空特征[5]。耕地变化现象也是具有一定的时空变化特征的。时间性反映耕地变化过程随时间变化的属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耕地变化的时间尺度变化；二是资源质量的变化；三是耕地变化速率的变化。空间性则反映耕地资源非农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在文中具体用耕地变化的相对变化率的区域差异来体现。目前，我国耕地资源的数据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统计部门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二是国土资源部门提供的土地利用详查数据。本文以1999-2009年间浙江省统计局所提供的浙江省统计年鉴为准，社会经济数据亦来自统计年鉴。
1911年10月起，库伦城内独立的形势日益严峻，12月27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外正式宣布独立。对于爆发独立事件的原因，库伦政府在1912年3月12日发给北京的电报中表示：
三、清末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观念的发展变迁
“真是太感谢乡亲们了，大家能来的都来了，这下不仅解了存储的困难，还有一大笔资金周转，为年底进货仓储攒下了丰厚的资金实力！”渔需店主老张看着一沓沓现钞，高兴地给还在老岳父家的妻子汇报着。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西方势力的冲击下，传统中国基于儒家文化之上的王朝国家观念被完全突破。以梁启超、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开始形成。(13)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民族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演化的产物，是一种以民族为基础的，体现其主体民族具体性、统一性和公民性的国家形态。而中国近现代国家的变迁史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民主共和的民族国家取代封建王朝“天下帝国”的过程。其中，“民族”作为一个历史的、政治的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自西方产生并使用以来，该词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逐渐与“国家的概念或者至少是一定程度的自治相关联”。(14) 宁骚：《民族与国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 而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体系中，本没有“民族”这个词，即使偶尔会把“民”和“族”字连起来使用，也大多是指古代社会组织或群体等的复数概念，很少用来指称某个具体民族或是某种抽象含义的族类共同体。(15)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即使是对那些不服王化，不同于中原的四夷之民，历代中央王朝也始终坚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方针，建立起一套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天下”王朝观，同时随着中原与周边族群的交流，这一体系不断被碰撞整合，“夷狄”、藩属逐渐被纳入华夏的范畴，并以华夏中心为基础建立了“天下”体系的秩序格局。冯友兰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时，他们所指的是‘世界’，不过他们当时所知道的‘天下’只限于中国范围。”(16)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广州：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58—159页。 钱穆先生论证道：“中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念里，他们只把民族或国家当做一个文化机体，并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的国家观，民族和国家都只是为文化而存在。”(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影印本，1998年，第19页。
1903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梁启超通过对伯伦知理民族概念的解释，廓清了国民与民族的关系，淡化了血缘在民族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历史文化和现实整合因素。(18)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以此为基础，梁启超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清帝国治内的各民族群体应合为一“大民族”，此大民族即为中国的主体民族。这一观点对后来的“五族共和”说提供了理论基础，是依照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理论模式来认识和表达近代“中国”。后来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实践了这一观念，其至少在形式上体现了民主国家所应具备的制度规范，在客观上也为民国继承清帝国的法统提供了理论依据。“五族共和”一词，最早见于1912年1月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源于满清中晚期的“五族大同”，(19) 参考李陵：《我们的中国·第一编·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辛亥革命虽以暴力而起但以和平成功离不开原满清官吏的思想转变。因此，这一提法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阶级性。
进入这一阶段的谈判，由于“自治”所涉及的权力范围复杂、内容繁多，在这里就不再展开赘述。但是如何在外蒙古实行“自治”，怎样进行“自治”，这开创了中国迈入近现代化国家后对“民族地方自治”理论的首次实践探索，而外蒙古地区独特的历史政治环境，又使这一“自治”兼具地方性、民族性、国际性与复合性。
综合比较这两种观念，其实质都没有摆脱以“民族主义”为基础建构“民族国家”的理论道路依据，都在探索建立一个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所不同的是建立以具体客观存在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还是建立一个概念上逐渐趋同的多元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其本质是是一种倾向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23) 参考范可：《边疆与民族的互构：历史过程与现实影响》，《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
跨年龄人脸识别是一个重要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实际生活中对护照验证、寻找失踪儿童、追捕在逃嫌犯等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1]。人脸老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人的老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基因、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种族等，因此任何两个人的老化过程都不是完全相同的[2]。另外，图像采集的环境也是非约束的，在实际应用中识别的准确度也会受到光照、姿态、表情等因素的影响[3]。近十几年来，人脸老化吸引了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其中研究工作多集中在老化过程的模拟、年龄估计等，跨年龄人脸识别或验证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
可见北方库伦之独立，与南方武昌之独立，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库伦政府所谓“保种保教保全领土”，即保蒙古之种族自立、之宗教自主、之领土自守，人口与土地是建国的基础，宗教则是自清代“崇黄教以安蒙古”对蒙古整体政治、社会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在框架，而后文其拥立活佛为其“蒙古国”君主，证明其政治、社会结构是在原清政府治蒙体系下基本框架不变的脱离体，可见库伦政府此次独立并不涉及对社会制度的改变，只是将代表清政府的统治蒙古的外部势力去除。库伦政府所要求的独立是蒙古民族彻底与前清政府脱离关系，其人口与土地是独立的基础，现有的宗教制度将继续作为独立蒙古的基本政治、社会框架而存在。基于此，库伦方面的活佛、王公认为自己有独立建国的基础。
四、中蒙两方对蒙古能否独立建国冲突的分析
就像罗布桑却丹在其所著《蒙古风俗鉴》一文中说：“印度、西藏、唐古特、额鲁特、宝日亚得、蒙古这些地方的位置是：从印度马克得，到蒙古部的布日亚特贝加尔湖，三万里远，从西南东北方向。蒙古人就是这样从西南到东北的迁移中发展起来的。从印度的玛哈萨木地然萨皇帝，到蒙古的成吉思汗，经历了四千五百年，这是印度历书上写着的。从成吉思汗到外蒙古吐西耶吐汗秦王之子吉不孙旦巴建国，系清朝宣统三年革命领袖孙文造反，建立北蒙政权，为六百五十七年……”(10) 罗布桑却丹著，赵景阳译：《蒙古风俗鉴》(汉译本)，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8页。 “(罗布桑却丹)完成其在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讲学后回国不久的1911年10月发生了辛亥革命，而外蒙古也趁机宣布脱离清朝统治，欲建立独立的蒙古国。罗布桑却丹积极投入并鼓动哲理木盟各旗王公支持蒙古独立运动。他的这一举动虽然并未得到蒙古王公贵族们的赞许和认同，然而恰恰是这一次革命的结果成为他后来决定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11) 小军：《民族主义与多元文化论之间——论罗布桑却丹撰写<蒙古风俗鉴>的动机》，《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在王公贵族、活佛僧侣、民族精英等民族上层思想意识的不断转变中，对蒙古民族、蒙古国家等观念的构建不断完善，清末新政的失败则成为了煽动这些王公贵族为保住权利而战的导火索。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库伦独立事件的行动独立性和利益自主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库伦独立的爆发时间甚至早于辛亥革命。
总之，异烟肼血药浓度的水平可能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可能与患者体表面积、白蛋白水平有直接相关。本文还有许多与其相关的问题和因素有待深入研究。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民族主义无疑成为‘建国独一无二之法门’，中国要想强大，必然要走建设民族国家的道路。”(24) 孙军：《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观念的确立》，《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不论是蒙古还是中国，都是19世纪中叶后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影响下，逐渐认识世界政治格局，在革命行动之时亦都打出了“民族独立”的口号。在本民族内部，都有知识分子和士绅贵族阶层的宣传推动，并冠以号召本民族全体成员“救亡图存”的集体观念最为内驱力，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作为确定自己的革命行动“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重要依据，(25) 参考程凯：《基于民族主义视角的近代中国国家意识建构》，《现代交际》(月刊)2017年第6期。 并且在辛亥革命与民国初年的社会变迁中予以实践碰撞。
而北京政府给库伦政府的回电中则表示：
高校应完善对于基层行政工作者的心理定期辅导和引导政策。对于新进入职场的工作者做好工作内容讲解和培训工作；对于那些存在但并不严重的职业倦怠工作者应适当加以引导，尽量化解这种倦怠现状；对于那些重度职业倦怠现象患者应暂停或换岗，并辅以心理治疗，以缓解这种现状。
急性心肌梗死(AMI)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急性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重、死亡率高等特征,患者常伴有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以及休克等现象,若没有及时予以正确的护理措施,患者极易发生其他并发症,最终影响患者的预后效果、增加其经济负担[1]。本文主要分析优质护理干预与常规护理干预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中的实施价值,具体分析如下。
“……蒙古地面虽广，人数过少，合各蒙计之，尚不能敌内地一小省之数，加以蒙民生计窘迫，财赋所人至微，……政治则沿贵族之制，行政司法，以较各洲强国，万无可企，更难自立。……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27) 见唐在礼、唐在章著：《蒙古风云录》，吕一燃：《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北部边疆卷，第25页。
“民族国家”的概念，是伴随着近代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是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乃欧洲在19及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12) 杨晓丹：《近代民族国家的特点及其未来》，《改革与开放》(半月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期。 民族主义是先于民族的，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创造了民族这一政治群体。
从北京政府回电库伦的内容看，北京政府认为蒙古独立并无可行条件。首先对于立国的基础——人口与土地，蒙古虽众而不足以守，经济匮乏、民生而不足以用，政治仍袭贵族政体则难以自新自立。在以北京政府为代表的中国政府看来，库伦独立是外蒙古王公贵族伙同宗教活佛的一场为保存自身利益的贵族体制的闹剧，他们并非不知近代民族国家是什么，而是企图以建立民族国家的形式，在蒙古地区保存自己的统治权益。
由此可知，当“民族”这一概念传入中国后，民族观、国家观的建构都是作为政治斗争附属的产物。任何现代的民族都不是无根之源，它必然脱离于一个原有的政治秩序，在原有秩序的基础上出于某种政治诉求而构建新的独特的文化符号，而接受这一文化符号并通过教育不断强化和稳定这一特色性的群体则组成了新的民族。换言之，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民族国家又被称为族群民族国家，是公民族群国家崛起强盛后，刺激政治实体内部某部分或利益群体意图脱离原有政治秩序，建立新的政治实体的文化符号、族群情感的过程。可以理解为公民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众对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而族群民族国家的基础是建构与强化民众对族群特征与文化符号的认同。因此，可知辛亥革命后建立起的中华民国彻底废除了帝制，建立了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而库伦独立的大蒙古国却仍属于宗教领袖与贵族联合的阶级制政体。
五、从“独立建国”到“地方自治”的外蒙古
前文笔者分析了库伦地方政府与北京政府冲突的本质在于政治权力的划分，因此，当库伦政府在军事行动受挫、内蒙古“输诚内向”、世界各列强态度并不支持其独立建国后，在1914—1915年的库伦谈判中外蒙古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国家观念层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世界上不会存在一个叫做“蒙古”的国家，但是作为中华民国统治内的一块特殊政治区域，所谓的“地方自治”即对中蒙间政治秩序与权力范围的确认。喀尔喀蒙古作为一个蒙古部落的利益在争取自治权的问题上开始行动，这就是自治的“外蒙古”。
而在清末的革命派看来，清帝国是满洲统治者压迫本民族的产物，是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写照，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即是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辛亥革命成功前，孙中山始终致力于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努力，甚至在认识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后提出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原清朝境内的各民族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20) 林齐模：《从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的发展》，《云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这在历次革命起义和辛亥革命中都有所展现，其核心内容即是“反满”，“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我汉人为亡国之民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21)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页。 辛亥革命成功后，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以及中华民国和平继承清政府遗产的稳定性考量，孙中山接受了“五族共和”的主张，“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治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斯为积极目的也”。(22) 孙中山：《论三民主义》，孙中山文集(上册)，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39页。 毕竟在那个民智大都未开的环境下，“五族共和”比起“中华民族”更容易得到人民和边疆民族团体的理解和认知。但是这并不代表在这个国家中人口占绝大多数，发展又处于相对领先的汉族社会都放弃建设汉族单一民族国家的观念。这一“狭义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样影响着清帝国内部的其他民族群体，并在少数极端分子的鼓吹下披上“合理性”的外衣。
所谓地方性，即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其政治地位为中国一地方政府；民族性，即外蒙古为中华民族组成之一的蒙古族所自治之政府，其统治民众主体是中华民族之蒙古族；国际性，前文涉及较少，主要因沙俄政府通过与库伦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中华民国政府在库伦协约中予以承认)，将俄国在蒙的地位与权益与中国做平等处理，使得俄国在外蒙古具有特殊地位；复合性，在于此自治的外蒙古政府并不是仅有外蒙古地区组成，它还包括了前清时科布多等地的一部分。而这些部分并不由外蒙古地区的贵族统治，是库伦政府武力征服的结果。
前文提到，民族国家的概念中最基础的是“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作为“民族”这一群体参与国际政治的重要载体“民族国家”，其以“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理论作为阐释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随着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民族自决”成为一种阐述和协调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思想和原则。(28) 刘园园：《多民族国家中“民族自决”理论应用的矛盾性研究》，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4年5月。 由于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曾提出过“民族自决”的相关口号，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处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问题产生了不良影响，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家作为民族分离主义的法理依据。但是随着恰克图会议上外蒙古追求“独立”企图的失败后，如何依靠“民族自决”理论在外蒙古地区获得最大的“内政自治权”，成为了库伦政府在这一阶段谈判中的重要目标，将中央政府试图影响和联系外蒙地方的种种政治措施阻隔在外蒙古“内政”范围之外，中央政府无法干涉外蒙古除“涉华事件”外的一切外蒙事务，严重侵害了中国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权完整。
在之后的谈判中，由于已经使外蒙古从原先中国主权完整的一部分变成了中国领土内一个特殊的“行政区域”。这已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羁縻府州”和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不同于我国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它是在近代“民族国家”理论下的一个新型的族际政治关系。这导致“内政自理”的外蒙古在中华民国内获得了类似于“国中国”的政治地位，实现了虽无“国家”之名而有“国家”之实的充分“自治”。究其本因，在于“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现象，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中最普遍、最复杂、比较基础的一种社会身份关系，它与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发展建设、文化表达、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融合难分。
从最初的争取“民族独立”到最后以“地方自治”收尾，外蒙古地方最终承认了其不是“国家”，而是中华民国统治下的领土中实施自治的一部分，这有其贵族政治体制利益狭隘性的影响。但这毕竟是近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探索史上一个特殊的产物，是民族主义对政治影响的一种表现形式。这表明在民国初年的社会转型动荡中，“中国”作为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为境内外的群体组织所认可，中国境内的任何一个民族群体都不能脱离中国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实体”。
六、结语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经历了从“天下王朝”观的“帝制”中国向“民族国家”观的“共和”中国转变，是中国由封建时代转向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型期。如何理解建设这个“共和”中国，是生活在这片富饶大地上每个群体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过去，“天下王朝”的统治者是世袭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其统治基础是“君权神授”。而转型为近现代化意义上的国家，是以民权统治为基础的，族群转为政治上“民族”的概念参与国家活动，所以能否保证本民族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族际政治重要的话题之一。“民族主义”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推动这一过程的强大动力，如果爆发民族主义的国家国力向强盛发展、人民的利益已上升为共同的国家利益、内部统治强而有力，那么会促进政治上建构统一民族体从而建构其民族国家，例如日本、法国与意大利等国；反之则会有国家解体、民族仇恨的危机，例如奥斯曼土耳其和奥匈帝国。对于进入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成为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设的强大武器，这个新的历史纪元，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以“民族国家”的形态重构国家。
具体来看，不论是民国政府主导的“民族共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民族国家”，还是库伦独立之初提出的建立“蒙古人民”的“大蒙古国”，其路线方法是相类似的，其差异主要在于是建立一个多民族为主体组成的“中国”还是建立一个由蒙古民族组成的“蒙古”国，本质上都是向民权政治转变的政治诉求。最终外蒙古取消了“独立”接受“自治”，表明在当时“蒙古”并不具备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影响力，长久以来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蒙古地区在民国初年对“中国”始终保持着向心力，各民族普遍接受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破坏“共和”的行径都终将失败。再加上由于库伦地方政府阶级成分的局限性，其所打出的“民族主义”大旗并不能得到民族内大多数人尤其是下层群众的理解，库伦独立后期实际上演变成了外蒙古上层自导自演的权力争夺闹剧，俄国对外蒙古政治、经济的挟持不断打击库伦上层的独立热情。所以在1915年恰克图协约签署后，民国政府与外蒙古经历一段和平、交流密切的时期，随着中蒙间交流互信不断深入，1919年外蒙古宣布“取消自治”，中国终于实现了辛亥革命后对全部中国领土的完全主权。
另外，我们还需看到“外蒙古”一词从区域名向政权名的一个转变历程，清代的外蒙古其所指是区别于靠近统治核心以及与清朝皇室联姻的“内藩蒙古”而言的，其本质是一个区域的代名词。而库伦独立中以喀尔喀蒙古为中心的独立政权其基础与范围超过了喀尔喀本部，但是又无力达到建立以喀尔喀蒙古为中心的“大蒙古国”，其无法做到所谓的“泛蒙古民族主义”，因此以“外蒙古”一词来称呼这一即将自治的地方政权既是形容其地理位置，又是将这样一个多部落组成的蒙古民族政权的形象称呼，使其脱胎于过去的蒙古部落国家。
库伦独立事件的解决对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因为这是清朝灭亡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地区分裂企图活动失败，更是因为其最终解决的重要保障之一在于“中国”这一传统国家观念对地方民族群体的强大向心力。历史上周边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使华夏的“范围”不断扩大，中国历史上历代少数民族政权都在入主中原后汲取和弘扬中华文化，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观念与国情深深影响着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而最终事件的解决给予了外蒙古以“自治权”，开创了中国向近代化国家转型后对待民族问题的新方式，这不同于帝国朝代里的“羁縻”统治，是近代化国家的产物。这种方式亦存在诸多弊端与不利影响，不利于外蒙古向统一的“中国”的国家认同的趋向，但这毕竟是在近现代中国体制下“民族自治”制度的最早尝试，对恢复和加强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交流互信提供了稳定途径，对由帝制向共和转型的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进行了初步探索，为之后国民政府“国族”观念的建构和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2.2 两组治疗前后尿失禁患者比例以及尿失禁患者24 h平均尿失禁次数的对比 两组治疗前尿失禁患者比例以及尿失禁患者24 h平均尿失禁次数均无差异(P>0.05)，治疗后研究组尿失禁患者比例下降了55.81%，差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尿失禁患者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研究组治疗后尿失禁患者24 h平均尿失禁次数明显下降(t=5.235,P<0.05)，对照组治疗后尿失禁患者24 h平均尿失禁次数无统计学差异(t=0.947,P>0.05),研究组尿失禁患者治疗后24 h平均尿失禁次数低于对照组(t=6.927,P<0.05)。见表3。
[中图分类号] K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3067(2019)04-0090-08
*本文为兰州大学2019年中央基本科研业务费校长专项基金——人文社科种子基金项目“边境口岸在军民深度融合战略中的作用”(批准号：2019jbkyzy0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秦泊良(1996-)，男(汉族)，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9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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