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扶桑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4月，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由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第二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这部历史教科书从酝酿、编写到获得审定，其实是日本社会变化的深刻反映。但是，迄今为止多数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仍然仅仅强调教科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歪曲以及对侵略事实的否定，有的批判还力图具体列举出该教科书对历史事实篡改的地方有多少处。《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歪曲确实是严重的，对侵略事实的否定也是相当恶劣的。但是，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还是从深层的思考上，仅仅关注《新历史教科书》在战争历史问题上的表述，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可以从反面证实我们的这一判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渗透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但由于不可能马上编写出新的教科书，为了应付新学期的到来，日本政府规定将原教科书中露骨宣扬军国主义的词句用墨水涂掉而在学校继续使用，就是所谓的“墨涂教科书”。但是，当时日本的教科书从里到外都渗透了军国主义的精神，用简单的“墨涂”方式怎么能改变战前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体系呢？而这一体系不改变，军国主义思想又如何清除呢？所以，随后便开始了教育领域的重大的改革。
同样，对《新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也不是制造一本新的“墨涂教科书”，而是要从历史观上分析《新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所在，这是非常必要的。
一 关于《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那么，《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教科书的前言是如何表述的。
与2001年版的《新历史教科书》相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依然提出：“所谓学习历史，其实是要看过去的人们在发生的事件中是如何思考、如何烦恼，如何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是学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注：本文所引用的《新历史教科书》中的内容，均为扶桑社2005年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送审本。）这句话看似抽象，但如果结合编者的一贯思想，就会看得很清楚。其实，在该教科书2001年的送审本上，关于这一意思表达得更加露骨，明确强调“历史不是科学”，而是“故事”，强调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注：扶桑社2001年向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送审本。）
当我们把这本书通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确实在支撑着《新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结构。因为这本书为了夸大日本历史的悠久和独立性，使用了很多的篇幅介绍毫无根据的日本的神话传说，原封不动地刊载天皇的“教育敕语”，形象生动地表现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狂热的支持，甚至不无遗憾地表达对日本的“特攻队员”的感情。编者把许多必须加以批判的历史问题以“了解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为名，进行所谓“客观”的描述，故意不予以评论。在“客观地”、“不加判断地”叙述“过去的人是如何活动，如何思考的”的过程中，把深深浸透了“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潜移默化地传达给读者。不难看出，这就是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的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史观。
《新历史教科书》是通过精心选取的历史资料，按照编者设计的叙述过程，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其唯心主义史观的理论体系。
第一步，《新历史教科书》在讲述日本的远古历史的时候，突出地强调日本文明的悠久与独特，竭力回避日本与亚洲大陆文明的关系，力图突破传统的日本文明受中国古文明影响的定论。该教科书在这一部分使用了相当多的资料与图片，其实是为证明后面的日本国的优秀所做的铺垫。
第二步，在上述基础上，教科书以栏目的方式肯定性地叙述所谓的“神武天皇东征”，其实，神武天皇是否存在本来是有相当疑问的。相反，对于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中国历史文献《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的记载，该教科书却表示怀疑，因为与神武天皇相矛盾。
为了在学生的印象中建立天皇始终拥有绝对权威的印象。教科书处心积虑地使用了多种方法。特别是回避日本中世纪的天皇的势力虚弱而且被架空的历史事实。例如：镰仓时代幕府本来是胁迫天皇承认设立“守护”、“地头”等拥有实权的官职的，而《新历史教科书》却将这一事实称为：“赖朝得到了朝廷承认。”又如，1221年天皇的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冲突，史称“承久之乱”。此后，幕府压制朝廷势力，将鸟羽等上皇流放。《新历史教科书》则将“流放”记为“被转移”，显然是为了减弱对上皇受到处罚的印象而鼓吹天皇制的所谓的“万世一系”。
《新历史教科书》以相当多的篇幅叙述“日本的神话”，包括日本天皇与神的密切的甚至是直系的关系，日本国受到神的护佑的故事等等。尽管这些内容是放在辅助阅读的栏目中，但因为前面对日本文明的悠久与天皇的绝对权威已经进行了介绍，所以，不管天皇是否真的是神的后代，“神风”是否真的存在，但毕竟给读者确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日本国的优秀的认识基础。这是该教科书在古代历史教育中所努力表达的思想。
第三步，在进入到日本的近代社会的描述后，该教科书继续沿着上述脉络进行推论：既然日本是神的后代，所以它在亚洲的领袖地位就是不容置疑的。《新历史教科书》在近代的开端就力图建立如下的逻辑关系：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日本引起极大的冲击，但是中国和朝鲜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中国仍固守着传统的中华思想，认为自己的文明是世界的中心，而把世界包括英国看作是野蛮民族。中国与朝鲜都没有觉察到西洋的威胁，而日本从幕府的后期就已经觉察到了。所以日本能够独立，而中国和朝鲜都没有可能。
这种逻辑关系与教科书的古代部分的神国日本的铺垫恰好形成了呼应。但是，当人们注意一下战前日本的教科书，就不难看出，《新历史教科书》其实与战前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如出一辙。战前最后的教科书就说：“在与欧美列强的对抗中，我国是东亚的领袖。但清朝与朝鲜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情况，清朝还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第一，根本不是那样。”
第四步，关于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新历史教科书》对当时日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幕府与各藩的权力衰退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求开国的压力都进行了极为简单的处理，当然也竭力否认维新过程是要求改革统治权力的倒幕派下级武士利用民众斗争推翻幕府权力，相反，却强调所谓武士道的“为了公共利益而活动的”的立场，强调“全国的武士，最终是站在为天皇献身的立场，以皇室为统一整合日本的中心，所以使得政权的转移比较顺利地进行”。也就是说，《新历史教科书》将明治维新的核心问题归结为武士的对天皇的献身的“忠义”精神，将导致日本近代社会巨大变动的事件的原因归结为所谓武士的精神的力量。
正是在这样的铺垫下，所以该教科书便毫不掩饰地歌颂明治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摘要刊载鼓吹为天皇献身的“教育敕语”（这一点与2001年的版本略有区别）。而“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本来是在战后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膨胀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五步，前面已经为日本比亚洲优越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所以接下来《新历史教科书》对战前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叙述便都围绕这一核心进行了。
如明明是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都成了“确立日本安全保障的战争”，成了“正当的战争”。又如日本之所以合并朝鲜，是因为朝鲜像是从大陆刺向日本的一把匕首，一旦被敌国控制，是日本的最大的危险。再如对中国东北乃至华北地区及全中国的进攻，是因为中国的“反日”运动危及了日本在这里的“合法”的权益。
《新历史教科书》的逻辑就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在亚洲的活动，当然包括战争，都是围绕保护日本在亚洲的当然的领袖地位，都是合理合法的行动，即使发生过屠杀与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本方面的自存自卫所必须的行动。日本人应当关注日本人的整体意识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在这些活动与战争中确立了献身国家与天皇的意识这一精神层面的问题。
以上的五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构成《新历史教科书》的理论体系。从另一个角度，这一理论体系也可分解为两个系统，即在日本的独特文明的基础上，日本国家的系统和日本天皇与国民的系统。而这两个系统，恰恰构成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所竭力维护的所谓的“国体”。
神的国家→亚洲领袖→侵略有理→走向战争
独特文化天皇神代→万世一系→献身天皇→投身战争
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就是通过以上的五步（当然，也可以将这五步细致划分）将读者渐渐地引入其编织好的理论体系，也就是它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战前的所谓的“国体论”。而一旦进入这一理论体系，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问题，人们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就都已经被彻底地转移或充分地淡化了。有人想指出《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军队残暴行为历史事实是如何歪曲的，却感到难以找到相应的证据，其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我们看不到《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的问题或其理论体系的问题，就等于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
二 《新历史教科书》对侵略战争责任的描述
在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进行分析后，我们对这本教科书关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描述上的问题就不感到奇怪了。
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称呼，仍然沿用了战前历史教科书，即当时日本政府的提法，称为“大东亚战争”。但是，所谓的“大东亚战争”，是站在当时日本政府与军队的立场，强调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义。
战前，日本军部为说服国民参战，就制造了所谓“ABCD包围圈”的理由，声称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是因为受到国际孤立与包围。而为了亚洲的解放，日本只能进行战争。而在《新历史教科书》中，为了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描写为日本与欧美之战，也着重宣扬苦于白种人数百年殖民统治的东南亚当地民众对日本的支持，称“正是因为得到了那些的协助，才能取得的胜利”，而日本的首战告捷则“培育了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对于独立的梦想和勇气”。这些叙述显然是要证明日本所发动的不是侵略战争，而是所谓“自存自卫，并将亚洲从欧美支配中解放出来，以及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
但是，这本教科书对日本把朝鲜作为殖民地的问题却不置一词。同样的殖民统治，难道日本对朝鲜就是“解放”的意义，而欧美对东南亚就是统治的问题？正因为难以解释这样的矛盾，所以《新历史教科书》故意将人们的关注重心转到东南亚，引用马来西亚的一位议员的话证明，“日本开战的胜利给东南亚与印度的许多人燃起了独立的愿望”。而且称“日本的行动鼓舞了亚洲人”，还举例说“印度尼西亚的人们欢迎来自日本的解放军”等等。其实，日本占领亚洲，在亚洲各地掠夺石油、橡胶等资源，强迫当地居民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劳动，强制大量的妇女作为性奴隶，这些与亚洲的解放的目的完全是背道而驰。
再看《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的加害历史事实的描述。
日本与国际社会都很关注的慰安妇问题，而且这也是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普遍认可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不见了踪影。
国际舆论普遍关心的南京大屠杀问题，在2001年版的正文中还有记载，而这一次则从正文移到了注释中，而且仅仅提到发生了“南京事件”。至于事件的性质与内容，则在注释中说“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在资料上有许多的疑问”，其实这是一种否定论。
关于劳工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掩盖了其强制的性质，只笼统地提到“征用”。而所谓“征用”，是与“征兵”并列使用的，也就是说，在编者看来，当时无论是参加军队还是参加劳动，都是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
《新历史教科书》全面否认侵略战争的责任，回避侵略的历史事实的问题确实是很明显的，但是，有一种现象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在这本书中关于日本的战争被害也描述得相当的简略，而不象有的历史教科书那样，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日本的战争被害。例如，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问题，在《新历史教科书》中仅有简略的说明，对原子弹被害的实际情况几乎没有描述，对原子弹被害的人数也没有涉及。而对导致15万人死亡的冲绳作战的问题，在这本教科书中也只有两行短短的文字。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这本教科书否认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当然要强调日本的战争被害，但为什么会是目前这样一种情况呢？其实，即使是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与分析，也要结合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来进行，而不能过于简单。由于这本教科书的历史观是建立在日本是神国，是解放亚洲的立场上，建立在日本人为天皇与日本献身的立场上，当然要强调战争中的日本“军人发扬了敢打敢拼的斗争精神”，强调平民也“为了战争的胜利而在困难中劳动、战斗”，至于由于战争带给日本人民与国家的灾难，则是不能渲染的。
在“战时下的生活”的名下，仅在两页中就使用了6幅照片，描写当时的学生们是如何“支持”战争，如何为战争献身，同时又如何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以至被迫转移到城市以外的地区，这样的描写下日本简直成了战争的被害国，而根本不引导日本学生思考日本政府不尊重人的生命把日本引入战争，以至拖到灭亡的边缘的责任问题，也不能让日本的学生思考战争的性质与战争的善恶，相反，要力图给青少年的头脑中灌输战争的意识。
三 《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与日本政治的右倾化
在对《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的问题进行深层剖析后，我们会发现，这本教科书其实已经完全回到了战前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由国家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基本立场。这是与日本战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的，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大倒退，也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很有历史渊源的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日本有的学者已经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最前沿的政治性课题是围绕历史认识问题开展的斗争。这一斗争与90年代开始的政治状况有密切关系。（注：[日]小森阳一：《天皇的玉音放送》，五月书房2003年版，第7页。）右翼和保守势力利用了日本国民在向国际化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从“国粹主义”出发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找到了突破点。
那么，为什么历史问题会成为中日关系中的最前沿的问题呢？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定激起了亚洲许多国家的强烈不免，日本政府在亚洲各国以及本国国民的抗议浪潮中感到焦虑，也意识到教科书问题已经发展为国际性问题的严重性，便由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对于我国来说，出于同亚洲近邻国家的友好和亲善，应当倾听这些国家的批评，政府有责任纠正这些教科书的记述。”宫泽还表示：今后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应当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这就是所谓的教科书审定“近邻国家原则”。然而，这样的原则导致右翼与保守势力耿耿于怀，伺机进行反扑。
1997年，家永三郎先生持续了32年的教科书诉讼终于结束，同时也由此带来了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前所未有的改善，重要的标志是当年通过审定的教科书全都记载了慰安妇问题。右翼与保守势力立即意识到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的主要思想家藤冈信胜在批评战后日本历史教育的时候就把日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称为是“集中了世界上一切反日的资料而对日本进行惊人的颠倒黑白的描绘的产物”。（注：[日]《保卫日本议会》机关杂志《日本的息吹》，1996年9月号。）他在1996年11月26日在东京大学教育学部学生研讨会上还提出：“教科书的目的是把下一代日本人培养成日本国民，日本的年轻人不应当以日本为耻辱。培养民族主义意识是国家教育的最基本的义务。所以不能让与日本的国家目的相反的教科书流行。对教科书的审查关系国家的尊严，所以必须坚持。”（注：[日]《诸君》，1997年2月号。）于是，包括藤冈信胜在内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开始了与教科书改善趋势的尖锐的对抗，并导致了2001年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第一次面世。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崩溃，从而过去曾狂妄地鼓吹“战胜美国”的神话也破灭了。相反，中国已开始崛起，直到现在，中国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仍然相当的明显。这对过去曾藐视中国的一些日本人来说是有刺激的，这种刺激近年来越来越强烈。而在海湾战争后的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社会普遍有紧张与焦虑的情绪。战后日本人致力于复兴经济，一度确立了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强国地位。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许多日本人总觉得在什么地方缺少了自信，有人认为当年战争失败的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历史上“大亚细亚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回潮，推动编写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鼓吹军国主义，鼓吹战争的教科书。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在成立之际发表的宣言中曾说：“我们编写的教科书，是要把日本国与日本人的形象与品格均衡地展示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我们的祖先们奋斗不息、努力追求，经历失败与痛苦，那就是我们日本人。我们的书不仅要在学校的教室中使用，而且要成为父母们向孩子讲授历史故事的教科书。”（注：[日]大月宽隆等：《新的日本历史开始》，幻冬舍1997年版，第314页。）而这种教科书是对日本战后教育制度的反动，是向战前教科书体系的回归。这本教科书的危险性在于其仍然在建立一种战前那样的走向战争的理论体系或历史观。
我们也注意到，针对扶桑社的教科书，一部分有良知的日本人也在进行批判，并且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日本历史学者永原庆二教授曾在《新历史教科书》2001年被审定通过的时候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新历史教科书”采用偏颇的意识形态，使用歪曲与修改在历史学上已经得到国内外证实的历史事实的手段，是对尊重史实的战后历史教育原则的蹂躏。永原教授指出：该教科书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历史观的自由的层次，而审查当局仍然以历史观上的自由为理由，不阻止这种歪曲历史的教科书，说明了当局是其“共犯者”，必须对此负起一定的责任。（注：[日]永原庆二：《历史教科书没有歪曲史实的自由》，《朝日新闻》2001年4月26日。）
一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不懈努力的俵义文先生认为，海湾战争后，日本一直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但无论是挣脱美国的军事保护扩大军事力量还是向海外派兵，日本政府都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那就是战后制订的日本和平宪法。因为和平宪法是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的国民意识之上的。若修改和平宪法，就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历史认识。由于战后出生的人口已占日本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远不及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所以通过教科书改变国民历史认识的机会已经到来。而日本近年来的许多活动和议案，也对改变历史认识起了推动作用，如右翼和保守势力鼓动的“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运动，国会通过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等。《新历史教科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军事大国日本”，就是使日本获得进行战争的主动权。（注：[日]俵义文：《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学习之友社2001年版，第97-98页。）所以，这本教科书的最大的问题是导致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