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侧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侧记论文,诞辰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大会论文,金岳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我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金岳霖学术基金会于今年8月24日至26 日举行了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
在纪念大会上，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作了书面发言。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谈如何科学地评价金先生的哲学思想的问题。他说，金先生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一个转变过程。他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写成的重要著作《论道》和《知识论》，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这不但在旧中国哲学界是凤毛麟角，而且在国际哲学界也有一定影响。他说，对金岳霖的哲学体系，我们要认真研究，吸取其中的一切合理内核，比如在哲学研究中所应用的逻辑分析方法，肯定客观世界的独立实在性，对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所提出的许多精辟有力的反驳，肯定客观世界的可知性，肯定事物的不断变化，肯定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事物的规律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及“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辩证思想，等等。吸取金岳霖哲学体系中的精华，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他还说，金先生在后半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写出了一些好的论著。《罗素哲学》一书标志着他哲学思想产生了飞跃，跃进到马克思主义。在这部书中，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批判了罗素的逻辑哲学、感觉材料论、从直接知识到间接知识的“推论”学说、逻辑构造论以及中立一元论，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部书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罗素哲学的专著，为全面系统地研究罗素的哲学开了先河。
此外，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汝信、刘吉，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著名学者于光远、张岱年、任继愈、唐稚松、周礼全，民盟中央主席叶笃义等，先后在大会上发了言，对金岳霖先生严谨治学、虚怀若谷的好学风，刻苦钻研、探索创新、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坦荡做人的好品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纪念大会上还举行了金岳霖学术颁奖活动。
纪念大会之后，紧接着召开金岳霖学术思想研讨会。有60多名学者与会，提供论文50多篇。现将研讨所及的几个主要问题和主要观点概述于后。
一、《论道》与中国哲学
《论道》（1940）是金岳霖先生的“元学”（本体论）著作。不少学者认为，《论道》一书很能代表金先生本人的哲学世界观，最能充分体现他哲学思想的特色，读后使人深感其思想深邃、体系严密、方法独特。
与会学者对《论道》中的几个基本概念：“道”、“式”、“能”以及“无极与太极”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在此基础上，进而讨论了《论道》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陈宗明认为，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一个核心范畴，然而在中国哲学中道是多义的。金先生的道，既有明显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也有远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而独树一帜。《论道》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写道：“道是式一能”。然而道非式，道非能。式与能的综合才是道。《论道》以这对最抽象的范畴为起点，随后讨论了可能与现实、共相与殊相、时与空、几与数、理与势，乃至无极与太极等一对范畴所构成的范畴序列，从而展现了现实世界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的无穷过程，而这总规律就是道。由于作者对于每一对范畴及范畴间的关系都进行了严密的论证，一环扣一环，因而显示出独特的系统性。陈宗明还认为，金先生的道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其中最明显的是道家老子的道论。
胡军认为，金将其形而上学思想体系题名为《论道》的深层原因也在于他竭力要把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道”内化于自己的思想与生命之中，成为自己思想与生命的原动力。胡军还指出，在《论道》一书中，天道和人道是合一的，金在《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点是天人合一，“最高最广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而西方人则不一样，“西方对自然的片面征服似乎让人性比以往更加专断，带来更大的危险”。由此可见，金把客观性的道同时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的思想应该说主要来自中国哲学。同时，把道看成是人生境界本来就是道家哲学的特色。道在庄子哲学中不仅有作为万物本原意义上的最高本体的含义，而且已被内在化而成为最高的人生境界。金先生喜欢庄子哲学，认为庄子哲学是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着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金的天道与人道合一的思想实渊源于庄子哲学。最后，胡军的结论是：金的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中国哲学一往情深，表现出了强烈的认同意愿，他以西方的逻辑意识来改造中国传统的道论（如《论道》中已包含有从西方哲学中引进的“式”这一思想成分），构建出了一个富有现代意识并富有中国哲学特色的新道论。
江怡则认为，《论道》中的“道”概念与老子之道有大的差别。他对《论道》的道作了具体分析。《论道》的道是式一能，这里的“能”为命名之根本，万物皆变，唯“能”不变。“式”是“包举无遗”的一切“可能”。《论道》中关于道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其一是“道”有“有”而无“无”。所谓道的“有”就是式一能。道无“无”，这里的“无”并非“空”，而意指“无无能的式，无无式的能”，即式一能不可分离。其二，道非“式”非“能”而为“式一能”，金先生还举了式与能的许多差别。但若“式”与“能”存在如此差别，作为两者结合之“道”如何体现这些差异呢？“道”既非“式”亦非“能”，那么两者合一之“道”究竟为何物呢？接着江怡又分析了老子之“道”。依《道德经》，道为“无”为“空”，而此“无”“空”却为“有”“实”之基础，是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处一语道出“道”非“象”非“物”，但为“象”“物”之本。常言道：“有自无来”、“无中生有”。这种生“有”之“无”即为道。由此老子引出“道常无名朴”、“道法自然”等说法，皆在表明“道”、“朴”、“自然”等都为“生长”之源之本，并使后来之“生长”成为可能。这样，老子的道就自然地蕴涵着“可能”的概念。因此，《论道》中的“道”概念与老子的道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由此，他还认为，如何澄清中国传统哲学概念术语的意义，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二、关于《知识论》
1948年完稿的《知识论》是集中体现了金岳霖认识论思想的代表作。这次会议讨论和提交的论文中，多数内容是探讨这本著作的。
1、对《知识论》的评价 不少学者认为，《知识论》一书的特色是以在西方学术框架内创新为主，它所达到的成就使金先生和西方近现代知识论大家如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相比，毫不逊色。
郁振华认为，《知识论》接上了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优秀传统，是传统认识论的积极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换。他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使金超越了西方文化中的人类中心观和自我中心观，抛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的知识论和有明显缺陷的唯主的出发方式，满足了他对普遍的知识论的追求，也为他给知识寻找一个实在主义的出发点奠定了基础。他还指出，金岳霖在正觉的所与上统一外物和呈现的努力，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体用不二的思想。金认为，在正觉的所与上，外物和呈现，对象和内容不是分立的二个项目，而是直接同一的，这样就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的问题作出了圆满的回答。郁振华并认为，金所以能较好地解决“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就在于他对意念和所与之间既“得自”又“还治”的关系作出了合理的阐明。所与和意念的关系，即通常所说的感觉和概念或感性和理性的关系。西方近现代知识论一直没有把这二个环节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中国传统哲学在感性和理性的问题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即在感觉和概念的动态平衡中去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既承认感觉到概念的飞跃，也不忘概念的经验来源，两者之间保持巩固的联系。郁最后说：金深刻检讨了西方近现代正宗知识论的得失，既对认识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又避免了片面化的弊病，在实在论的立场上，辩证地阐明了外物与呈现，所与和意念的关系，对“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和“普遍必然的知识何以可能”等问题作出了合理的解决，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了向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优秀传统的复归。
郑家栋认为，真正代表金岳霖哲学及其精神的是《知识论》。若站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看，《知识论》对于哲学的理解及其所讨论的问题，无疑是一种“歧出”和“背离大道”。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和未来发展，着眼于中国哲学在融会中西、大开大合基础上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超越，则此种所谓“歧出”就是很必要的。郑还认为，《知识论》这类概念演绎系统，乃是一种高超的理性思维训练，此类训练正是我们民族所缺少和需要的。《知识论》分析之精密，论理之谨严，不仅在4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无人相敌，就是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然可以独步于中国哲坛。
王靖华也认为，《知识论》对知识、求知、真理等问题的鞭劈入里的分析，的确体现了作者对现代西方实证科学之缜密分析方法与求实精神的批判继承，又颇具新意。从内容上分析，该书体现了探求知识和追求真理的辩证统一；从方法论上，该书在论证真理过程中，科学的方法和严密的论证体现了真理探索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从哲学家的品格上，金先生在追求真理时所体现的学贯中西又不拘传统、博学众家之长又处处独立思考，批判地认识世界、认识真理，对待知识那种唯物的辩证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不愧为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实施改造的典范。
2、关于真与假、真理与假理 以往一些学者在研究知识论时，论“真”多而论“假”少。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研究假比研究真还重要。因为在现实中，既无纯真，亦无纯假（理想状态除外），假是一种比真更复杂的现象。且真假总是相互关联的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与演化着。
王雨田在讨论会上作了“假、假相、假理”的专题发言。他首先对亚里斯多德的定义从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双重层次上对定义真假作了深入细致的逻辑分析，据此认为，即使在本体论的层次上，“有”或“无”本来就是相互关联着的，由此而从知识论上定义“真”或“假”也必然是相关联着的，都是有着共性一面的，不是绝对对立与分立的。然后，他又评述了近代逻辑学家塔斯基关于真的理论，并据此指出，除二值情况外，若真为一，则其假为多；若真为多，则其假呈幂次增长，以至无穷，这是种复杂的现象。那么，究竟怎样定义假？王雨田指出，通常以为，断定了真，也可定义假，假是真的否定。实则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当逻辑基本规律成立、且命题只能取二值的条件下，才能以真的否定来定义假，反之亦然。就一般情况而言，对假是真的否定要作具体分析。真假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由认知系统所选定的参照系和目标及其相应的认知背景与支持度等作为一种集体效应，所认定或确定的。可以认为：根据给定的真，满足一定目的与条件的相关性差异，就是其假。假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就决定了假相的必然性。而不应从本体与现象的二重化将现象与假相必然地联系起来。此外，他还提出，长期以来，把假只看作消极的、破坏性的，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他认为，假也可与真一样，在一定条件下起积极作用，并不只是负面效应。工具论与实用主义真理观不仅对真理成立，对假理也成立。鲁迅说过：《三国》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多伪，这种伪对其目标是起积极作用的。他还说，为什么人类为了保真，却几乎总是堵不住逻辑与科学中出现的种种怪论、悖论与佯谬呢？应当变革原有的思路，真正认清真假的相互关联。纯真与纯假，只在还原论的原子事实层次才存在，是种理想模型。对于稍复杂的事物，不存在绝对的真假与符合，总是有真必有假，有假必有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亦真亦假，亦假亦真；由真到假，由假到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科学史也可充分说明这个事实。真假之不可分，颇似月面与月背面、手心与手背之不可分。
董华新从逻辑学的角度也探讨了“假”、“无效与谬误”等问题，提出了富有启迪性的见解。
此外，关于《知识论》，与会学者还分别研讨了金先生的归纳问题、主体间性问题、因果论及语言哲学思想等。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三、关于金岳霖的哲学思想转变
金岳霖的哲学思想在我国解放后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转变的问题，也是这次研讨的主要内容之一。与会者围绕如何评价这种转变及转变的原因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分析转变的原因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建国后特定的政治环境是很重要的外因，而金先生的思想、情感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所以，他的转变是自觉的、愉快的、真诚的。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转变的内因。
黄楠森认为，金的思想实质在许多方面与辩证唯物论相近，这是他转变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知识论》为例作了具体分析。第一，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承认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它的存在不依赖于认识主体。金在50多年前就十分自觉地坚持这个观点。金说：“被知的底存在不是知识所创造的。”“实在总是硬性的。”硬性就是“我们拿它没有办法”“我们对它无可奈何”“凭我们的心思意志我们不能改变它。”金还明确区分了认识对象的存在对意志的依赖和意志对认识对象的改造，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是非常深刻并很有现实意义的。第二，承认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金在《知识论》中大力支持的符合说就是反映论。金认为真理是与经验融洽的、有效的、彼此一致的，但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不在于此，而在于与事实或实在符合，符合是真理的定义，而融洽、有效、一致只是真理的标准。金不仅正面论证了符合说，而且反驳了与今天相似的否定反映论的观点。第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辩证的。《知识论》到处显露出辩证法的因素。例如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上，西方哲学长期陷入两种片面性，而且形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大对立的流派，金则明白宣称“本知识论既不主张经验主义，也不主张理性主义”，而是“经验与理性并重”。全书的“主要的思想是所谓知识就是以抽自所与的意念还治所与”。这个论断十分精炼地概括了他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既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
羊涤生也认为，金先生的哲学思想中本来就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受过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他高昂的爱国主义政治热情推动下，便很自然地成为一位辩证唯物论者。
郑家栋则认为，金岳霖的根植于千百年历史传统的强烈入世精神和对现实的关怀，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具体的分析了金的《了解〈实践论〉的条件》一文，认为此文是了解金思想转变及思想发展的一把钥匙。文中谈到：“我从前常说哲学不在发现真理，而在安排已经发现了的真理。这就是说，它的任务是把基本概念整理出来，调和起来，把基本概念之间的空白，用唯心的、形式主义的、没有实践可能的概念去填补起来，使所有的基本概念成为一套形而上的思想体系。别人的经验我不敢说，我个人从前差不多只在这种体系上用功夫。”这不难看出金先生是真诚地感受到自己早年的哲学系统是无用的，是脱离实际的。他再也不能安心于此，故自觉地放弃自己的哲学体系，而将过去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学问来研究，转为以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为现实需要服务。
在讨论对转变如何评价时，与会者作了高度的评价，赞扬这种转变是理想的转变，是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李曦以金先生思想转变后的代表作《罗素哲学》为例，阐述了该书在细密地分析罗素哲学体系中做出了若干新的哲学贡献：指出了罗素“歪曲了形式逻辑而导致形上学”；提出罗素的“存在论”的特点是否认“存在”占有“时空位置”，这正暴露了他的“存在论”的唯心主义本质；批评罗素的“感觉论”的要素是把感觉看作“脱离了社会实践的感觉”等等，可以看出金先生的哲学，正沿着马克思主义方向继续前进，创造了辉煌的成就。
郑家栋在肯定金先生的思想转变的同时还提出，从民族理论思维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来看，我们不仅需要以改造世界为目的的哲学，如《实践论》等；也不仅需要以德性修养和提高人性境界为终极旨趣的哲学，如传统的儒家哲学；同时也需要从事于知性分析和概念演绎的哲学，如金的《知识论》等，这方面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是我们今后应当关注的。
（《哲学动态》199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