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_哲学论文

生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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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理性化思维,哲学是借助于概念来表达思想的。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体系,若它并非胡言乱语,也不是随声附和,它就必然有自己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或者是构建这个体系的哲学家创造的,或者是从其他学科“提升”上来的,或者是对原有的哲学概念重新规定的结果。它浓缩着这个体系的精华,展示着这个体系的创新,并对体系中的其他概念提供某种解释。哲学家就是从它出发,诠释现实,揭示历史,解构其他哲学体系的。这样的概念便可称之为一个哲学体系的“基石”(注:应当强调,我们只是为使问题醒目才借用了“基石”这一概念,它与传统教科书对此概念的理解截然不同。传统教科书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即把“基石”当作了可以推演一切的本体。而我们是反本质主义的,我们只是把它看作核心,把它的所指看作一个体系的基本观点。)。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是什么?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认为是物质,当前的实践唯物主义主张是实践,有的学者又提出是活动(注:见王南是的《人类活动论导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概念虽然均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但都不足以成为它的核心或基石性概念。在这里,笔者尝试性地提出“生活”这一概念,认为只有它才能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义。

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什么,首先就应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有一准确把握。教科书把物质作为基石是因为它把马克思的哲学读解为物质本体论,而实践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石是因为它不同程度地将实践本体化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物质本体论,也不是实践本体论,而是一种生活世界观。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学”。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但作为自我意识的哲学并不一定是人学。哲学只是在近代才提升为人学,即成为自觉肯定人、宏扬人的学说。而哲学一旦发展为人学,它便再也无法脱开人。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反映和要求,也是哲学逐渐把自身的累赘之物交付出去的结果。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哲学家,马克思并不关注人以外的世界,而只关心人自身的命运。人的自由和解放始终是马克思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他的整个理论就是为建立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其他人的自由之条件的联合体,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或全面的人,是为实现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那种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人学的空场”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马克思摒弃了近代的“主客二分”的抽象主义思维,转向了一种“主客统一”的现实性思维。马克思之前的近代哲学也是一种人学。此种人学把人与世界二分,把世界看作外于人的、独立自存的、自我封闭的、完全受动的实体,而视人为世界之外、既渺小而又伟大的旁观者或“占有性个体”。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存在难以解脱的困境:原本二分的东西如何能统一起来,外在于自然的人如何能认识自然进而进入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呢?同时,与自然相对的只能是群体,把人的存在归结为占有势必走向理性主义、群体主义和国家主义,必导致对个人和人之个性的压抑,而且在现实中也陷入危机:社会疾病、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危机等。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才发生了由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换。此种转换并非论题——人学——的改换,而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对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摒弃。从马克思开始的整个现代哲学均转向了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用主客统一的思维来考察人。在这里,所谓主客统一的思维是指,不再把人和世界置于主客二元对立关系中来考察,而是超越此种对立,从内在地统一了主客体的或融主客体为一身的存在出发来思考人和世界。这种融主客体于一身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前”主客体统一的“东西”(这里的“前”当然是非时间意义上的,而是逻辑意义上的)或能够把主客体统一起来的“中介物”。马克思之外的现代哲学家认为这种中介物是日常的语言交往或日常生活(于是有了“语言的转向”和对日常生活和交往问题的关注),而马克思则认为应当用能够使主客体统一的所有中介物来说明人、世界及其统一。因为,如若不是这样的话,即只从一种中介物或主客体的一种关系或一种状态出发,就又把人和世界的现实关系给割裂了、抽象了,就不能把握人的真正现实或现实的人,就又会堕入抽象主义。那么,能够融主客体于一身的中介物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用一个概念把所有的中介物以及新的思维方式表达出来,这个概念便当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

第三,主客体的统一和人的全面性的实现是一个过程。主客二分式的思维实际是一种本质主义思维,它把人和世界都看作本质既定、始终如一的东西:人天生是主体,自然先在是客体。在这里,太阳每天都一样,永无新东西出现。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势必压抑人之个性和创造。而现代的主客统一式思维本质是一种“生成性思维”。马克思以及其他现代哲学家之所以转向“中介物”,为的就是消解本质主义,凸显人之个性,释放人的创造性。如马克思所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31页。)。 而这样一种无限生成过程所趋向的正是全面的人或人的全面性,是人的自由个性。

可以看出,马克思哲学并非传统哲学的延续,而是哲学史上、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它虽然谈论的仍然是人这一话题,但它谈论的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却完全改观了,即由主客二分式的本质主义思维转向了主客统一的生成性思维。如此使人也由占有性个体转变为生成的人,由本质既定的自然人、理性人转变为现实的人。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哲学体系中,什么样的概念能够最充分地表达它所实现的变革呢?

从上面我们对马克思的读解看,传统教科书把物质作为“基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特质,即马克思确实强调人即其对象化活动的实在性。然而,物质显然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原因非常简单,物质并非融主客体于一身的东西,它不是能够把主客体统一起来的中介物。仅仅由于物质是时间上先于精神的存在而把它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石”,这就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了科学常识、生活常识,消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就无法把它与近代的机械唯物主义区别开来。进言之,一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于物质本体论,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的成了人学的空场,成为一种马克思所批判的“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的、本质主义的、见物不见人的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6页)。

在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的意义上,把实践或活动作为其核心概念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因为,能够使主客体统一起来的中介物必须既具有主体性,又包容客体性或客体的内容,能够满足这一条件的当然只能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同时,人的活动总是一种对象性活动,这不论感性的活动还是精神性的活动均是如此。而在人的活动系统中,实践又处于基础性地位,它制约着其它活动的发展。而针对他生活的那一时期唯心主义盛行的情况,马克思也的确特别强调了实践的基础性。所以,把实践或人类活动总体作为说明人及其世界的出发点在总的方向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只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或一定内容,它并不能包容人类活动的全部。以实践为“基石”容易导致实践本体论,容易走向基础主义、还原主义。当前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已证明了这点(注:见拙文:《突破实践本体论思维方法》,《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8期,第21—23页。)。

而如果用活动或人类活动总体来取代实践,它虽然避免了实践的“偏狭性”,具有了一种整体性因而是现实性的视界,但又产生了其他的困难。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一定意义上,活动是一个“中性”的词汇,它既可以用于人,也可用来说明动物。以活动为“基石”体现不出人的自主性、自为性,体现不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学性质。而如果把活动改换成人类活动总体,则失去了概念的简洁性。同时,活动并不能用来指称人的世界:“活动世界”或“活动的世界”只能使人如坠云雾。

那么,有没有一个合适的词来“浓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我们认为它就是“生活”。

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一般的人只大致知道这个词的适用范围,但并不、也不需要追究它的深义。在理论中,在哲学上,我们也把生活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但一方面,它只是一个从属性的词,附加在其他概念之后,并未获得自己独立的意义;另一方面,当我们这样来使用它时,它的含义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生活不仅没有被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而且根本就没有成为一个概念,因为我们从未给它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现在,要把它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概念,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它的呢?

我们把日常对生活的使用与哲学的使用范围分开并不意味着生活有两种意义。事实上,如同价值概念一样,生活一词并不具有与其日常用法截然不同的哲学用法,其哲学含义无非也就是其日常用法的本义或应当具有的意义。因此,对其哲学意义的探讨还是应从日常生活开始。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实际是非常不同的活动或情况,那么,衣食住行是为了什么?我们何以要用生活一词来统一它们、称谓它们?这个衣食住行所指向的东西或把衣食住行统一起来的东西显然就应是生活的本义。

人类是天生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人的一切活动均指向人自身,或者说,以人为价值和意义之源。表面来看,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似乎只是为了人能够生存。但是,动物的一切活动也是围绕着生存展开的。如果认为衣食住行等活动仅仅是为了生存,这就把人等同于了动物。而人显然又超越了动物,人也不甘心混同于动物。那么,人的超越性何在?人的衣食住行除了在手段、花样等方面的差异外,在本性或目的上与动物有何不同?

答案必须到人类历史的长河或人类活动的总体中去寻找。黑格尔断言,对需要的考察涉及到人类的整个生存(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5页。);马克思认为, 只有历史的总体才是现实的、具体的范畴,只有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视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在此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才能达到对事实本质的真理性认识(注: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6—57页。)。因此,仅仅抽取人类活动的一定阶段、一个方面或一种形式不足以说明或“发现”人真正超越动物之处。若超越衣食住行而从人类活动的总体来看,人不仅有衣食住行、围绕衣食住行展开的物质生产以及指向物质生产的理论活动等,而且有不以生存为直接目的的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纯精神活动;人之活动也并不只是几种形式的重复和发展,而是活动能力不断增强、活动样式不断增多、活动的产品日趋多样的过程。迄今为止人类的发展史就充分说明了这点。这样一个过程所指向的只能是无限高的活动能力、无限多样或全面的活动样式和无限丰富的活动产品。而所有这些均意味着人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因为,一方面,活动的能力无非是人自身的能力,活动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人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活动样式及其产品之所以会日益多样化根本在于需要的满足又会引发新的需要,所以,活动的多样化即说明人之需要的丰富,意味着人自身的完善。正如马克思所言:“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25页。)。同时,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对象无非是人的他在或对象性的人,在此意义上,人之活动产品的丰富本身即是作为对象性的人发展。从人类的活动总体看,生存并非人之活动的最终目的,人的活动所追求的根本是人自身的生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的全面发展或全面的人。人的生成是内蕴于人类活动的背后、支撑着人类活动无限向前的东西。这才是人、人的活动真正超越动物之处,也是生活的真实目的。甚至日常的生活经验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我们也许在一定时间内会因为生存的压力而追逐生存,但不论结果如何,在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一段时间后,我们肯定会感到无聊、乏味,感到自己低下、卑微,其原因正在于我们不是以人的方式而是以动物的方式来“生活”的。

马克思也是在上述意义上来理解生活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30页)。这里的生活就是指人的生成。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既非纯精神存在,也不是动物式的自然存在,而是对象性存在,即在对象化活动中创造自我和对象即对象性的人的存在,而人的对象化活动所指向的就是人的生成。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我的生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63页。)。 他进而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5 页)。显然,马克思并未把生产、生活、生成(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分开,在他的哲学中,这三者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对一个过程的不同描绘。所以,他不仅使用“生活生产”这样的字眼,并把劳动这种“生命活动”或“生产生活”直接称为“类生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96页。),而且曾经给人的“生活过程”和“现实生活”下过这样的“定义”:所谓生活过程是指人们“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44页); 所谓“现实生活”即“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9—30页)。事实上, 当马克思使用诸如“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国家生活”、“个人生活”、“日常生活”等概念时,这些“生活”也是指人的生成:如若生活只是指衣食住行,何来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呢?也正是基于对生活的此种理解,马克思才做出了如下断语:“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31页)。试想一下, 如若生活等同于衣食住行,生活决定意识就只能被理解为物质欲望或生理需求决定意识,人就沦为围绕“生存”旋转的动物。这显然不是马克思的意思,简单地读一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劳动和人的需要的异化的论述就不难发现这点。换言之,所谓生活决定意识根本是指人的生存或发展决定意识,意识只能是人的生成过程的产物并只能指向人的生成,我们不能也不应脱离人的生成过程抽象地谈论意识或者反过来认为意识决定人的生成。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把生活置于了其哲学的中心位置。

在生活即人的自我生成的意义上,生活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基石”的优越性便充分展露了出来。1.只有人才有生活,生活是专属于人的。动物的存在只是“生存”,它们没有生活。同时,生活是一个最能体现人之自主性的字眼儿。因为,在生活中,人是自主的、自由的,或者说,人总是把自主、自由的活动或过程称之为生活。迄今为止人们之所以更“愿意”或倾向于把生活界定为衣食住行,就在于至今的劳动仍然是被迫的、强制性的异化劳动,人们在那个领域感受不到自主和自由。而只是在吃、喝、性行为时才觉得自己是人,才感受到些许的自主和自由。而马克思恰恰是由于透过劳动的异化性质看到了劳动与人的本质性关联——即劳动是人的生成过程,他才能超越日常对生活的理解,揭示其“本真”的意义,并将其提升为哲学概念。“生活”一词的上述特点就使得以生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能最充分地体现马克思哲学的“人学”性质。2.对人而言,生活是一个包容性最大的概念。它涵盖了人的一切活动和过程,涵盖了一切属人的东西。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精神生活;既包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闲谈杂聊,又包括非日常生活——自觉的、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既指人们的生活过程,而且又包括过程的结果。这样的概念或者说它所指才能称得上是“基石”:作为“基石”的概念或概念的所指必须具有最大的包容性(范围和思维特性上的包容性),如此才能解释其他概念和存在。同时,以这样一个概念或所指为核心的哲学才能避免陷入唯心主义,又不至于落入物欲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才是真正的现实性思维。因为,现实的必须是总体的,或者说,总体的才是现实的,把从具体的总体中抽取出来的一个方面或片段作为基石性的东西,用它来解释其它方面,势必堕入唯心主义。3.也是由于生活的“无所不包”的性质,如此使得“生活世界”这样的概念才不觉得“拗口”,使得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称之为“生活世界观”。马克思认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78页。)。 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是指和人相关的、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对人有价值和意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当然是由人的生活开展出来的、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可以称为生活世界,而把世界只看作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就可以称为生活世界观。这又一次说明马克思哲学的人学性质:只关注人自己的世界,只关心人自身的命运。4.生活是永远流动、无限生成的,用生活来说明人和世界,则人便不再是近代哲学中的本质既定的单子、自然人或占有性个体,而成为追求超越、不断创造的生成的人;世界也不再是永恒不变、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成为经由人的劳动而无限生成之过程。也就是说,以生活为“基石”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本质主义的生成性思维的特质。5.在生活中,主客体才是真正内在统一的:一方面,日常生活中主客体是混沌未分的(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回归“日常生活”的原因,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生活世界就是日常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正是在生活即人的生成的意义上,非日常生活即自觉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生产(文学艺术、哲学等活动)中的主客体才是内在统一的,或者说,只有在把非日常生活理解为生活的情况下,作为人的活动对象的客体才是人的他在或对象性似的人,而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实体。近代哲学之所以把主客体二分正是因为它未把劳动理解为人的生活。进言之,只有从生活出发,只有在把人的活动理解为人的生活或生成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摒弃主客二分的思维,回归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

正是由于生活的上述优越性,所以,“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注:《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页。), 应该是马克思的整个哲学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

生活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现代哲学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这并非一个“价值性判断”,而是“事实性描绘”。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由于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如胡塞尔、舒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明确提出了各自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而是因为现代的每一位哲学家,只要他是现代的(非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思维情趣上的),他就在以自己的方式由近代的“科学世界”向人的生活世界回归,或者说,他就必然摒弃近代的本质主义思维,而转向某种生成性思维。

近代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世界观(简称为“科学世界观”),它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自然观的哲学化。此种世界观所包含的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主客二分的本质主义思维。它把人和世界均看作本质既定、彼此外在的实体。这样一种世界观或思维方式由于其理论困境和现实危机而被从马克思开始的整个现代哲学所抛弃。马克思身后,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均“拒斥形而上学”,这里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科学世界观和本质主义思维。在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之后,人文哲学家们仍然试图建构另外一种形而上学体系,但这却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追求,是“导致产生世界意义和人类存在意义问题”的形而上学欲望在推动着这些现代形而上学者(注:施太格穆勒:《当代哲学主流》,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5—26页。)。即是说,现代形而上学者均摒弃了对外在于人的科学世界、理性世界的追求,而转向描绘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述说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发掘现实生活的意义。如考夫曼对存在主义的评价:“将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验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它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注:考夫曼:《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页。)。而在回归生活之后, 人文哲学家们发现,人不再是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受权力意志所支配的不断超越自己的存在(尼采),是永远在“变易”的、在虚无的画布上绣出存在的花朵的“生命冲动”(柏格森),是存在先于本质的“自为的存在”(萨特),是不断创造的“能在”(海德格尔)。

在拒斥传统形而上学之后,早期的科学哲学虽然仍沉于本质主义——追求理想语言,但它回到经验,转向对语言和命题意义的分析,这就是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因为,相对于内在的意识和理性,经验和语言更为接近现实和生活。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在狭义的语言分析哲学领域(指专注于语言探究的分析哲学,包括维特根斯坦及其弟子),关于语言意义的解释问题离开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句法——语义学模式而走向彻底语用化的“语言游戏”模式,走向以生活形式为语境的语用学模式;而在同样狭义的科学分析哲学领域(指着重探讨科学发展和发现的“正统”的科学哲学,主要包括库恩、劳丹、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等),哲学家们的兴趣逐渐离开了那种发端于数学的辩护主义而转向关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的增长问题,转向科学知识与社会环境,科学增长与生活(尤其是科学家的生活)之关系的探讨。而一旦把语言的意义归于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一旦把科学发展与生活情景相联,这意味着科学哲学也回到了生活。

科学哲学回归生活的过程实际是现代哲学两大思潮合流的趋势明显化的过程。目前通行的说法是,合流是20世纪中期以后才发生的,合流的标志是语言的转向。此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什么是合流或合向何处?合可以在多种意义上进行:论题、观念或思维方式。现代哲学的合流属于后一种即思维方式的趋同,是从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因此,所谓合即合到回归生活世界之流中。在合流的此种意义上,现代哲学在其初生之际,虽然两大思潮相互攻讦,但当它们共同拒斥形而上学、消解传统思维时,合流便已悄然开始。当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研究、科学分析哲学转向后经验主义时,两大哲学便已合到一处。而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合流不过是合流的延续、拓展和深化,是从思维的一致到论题的合一,是从精神的交融到肉体的合一,是前面合流的必然走向。进言之,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语言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运动本质是现代精神的接续,是现代精神的极端化,是向生活世界的进一步回归。

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是现代哲学中比较明确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哲学家。胡塞尔后期认为,近代科学和哲学所说的科学世界只是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抽象之物,它是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前科学的、非主题化的、可经验的或可直观的生活世界为基奠的,是生活世界主题化的结果,因而其意义源于生活世界。前期追求理想语言的维特根斯坦后期也认为,世界并不是按照一种特定的客观方式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语言表达才产生、由语言来认定的。而语言的意义并非源自外物,语言的意义即其用法,语言经由语言游戏或日常的语用获得其意义。这样,不同的语境便有不同的意义,语义随生活形式的变迁而改变。海德格尔是明确反对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他认为世界是人“在之中”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是“单子”的总和,而是事物可能存在的条件。海氏强调,此种世界与人有独特关联:动物和植物没有世界,一个农妇却有自己的世界,一件艺术品也建立了一个世界。换言之,只有人才有世界,世界就是指人居住于其中、逗留于其中、与之熟悉和交融的生活世界。人和世界根本是一种不分彼此的生活关系。对于哈贝马斯而言,生活世界是一个由语言交往所开展出来的、作为交往活动之背景的、前反思的、奠基性的世界,它是理解、知识和社会批判理论的意义基础和价值之源。由于胡氏、维氏、海氏和哈氏分别代表着现代哲学的几大运动:现象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这几大运动几乎是现代哲学的全部内容,所以,他们均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无疑为我们对现代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从上面我们对现代哲学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哲学并非如施太格穆勒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各派之间的差异愈来愈大的过程,而是一个有统一的思维方式,有一条明确的线索的过程。这条线索就是由科学世界观转向生活世界观,由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回归。而既然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那么,生活的观点当然也就是它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生活”一词因而也就成为它的核心概念。

当然,虽然同为生活世界观,但对于生活或生活世界,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理解存有相当大的差异。前者所说的生活不仅包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而且包括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同时,马克思还把非日常的物质生活即实践视为基础性的生活样式或生活世界的基础。而对于后者来说,生活只是指日常对生命的体验和日常的语言交往,日常的物质生活和实践则被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这样,现代西方哲学便由于否定了生活的实在性、确定性而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并最终导致精神危机。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和生活世界的现实性,说明马克思所理解的生活世界才是回归哲学之应当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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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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